个性化培育：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容忽视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2)01-0108-04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旨在培育个体良好思想政治素质的活动，建构在“现实的个人”基础之上并由社会所主导，其有效性受制于诸多内外因素，其中个性化培育日益成为重要的价值诉求及对教育本质的叩问。正如胡锦涛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十七大报告也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这不仅表达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新变化，也表明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越来越强调对个体的关注。这种关注，正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趋向重视个性化培育的基础上。因此，如何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个性化培育，成为当前亟须深化明晰和探究分析的重要问题。
一、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界定
个性问题是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科对于人的个性有着不同的规定，因而表述也不尽相同。社会学理论认为，个性即个体心理特质和行为特征的总和。伦理学大多从道德视野出发，把个性一般定义为“具体个人人格的道德性规定，是个人的脾气、习性与后天道德实践活动形成的道德品质和情操的统一”[1]286；而人们口头上所讲的个性，则更多的是从心理学角度，侧重于个体的心理差异方面，把个别的心理特征理解为个性。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属的独立学科，对于个性内涵的理解有其深厚的人学思想基础。概言之，就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而言，人的个性范畴主要包括两种相关的本质规定性：即人的个性是个人较为稳定的个体主体性与个体差异性的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开展个性化培育必须把握的精神主旨。
首先，个性是个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人的主体性的个体表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写道：“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2]96这里，马克思立足于人的生命活动性质，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及其产品视为人的主体性、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也把劳动及其产品理解为人的个性的对象化。并指出，“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特点”[2]38。他认为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这说明：其一，人的劳动与动物的生产不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97。所以，人的个性不仅是劳动即实践这一类本质的具体体现，而且是每个人必然追求和实现的主体性，否则人就谈不上拥有什么劳动的乐趣和具有什么个性。其二，正因为人的实践活动具备双重尺度，所以人把自己当成“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一方面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断再生产出自然和自身，从而生活于一个属人的世界当中；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因而，人的个性即个体主体性是指与社会性相对而言的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与人的依附性、被限定性和被奴役性等相对立。
其次，个性又是指个人的内在本质及外部存在方面的特异性，它包括个人的唯一性、不可替代性和独特性等内容。马克思把人的需要和人的独特个性都归结为人的本质内容之一。并强调，“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3]514。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正因为如此，个人被赋予了一定的职责或义务，使之成为了与他人不同的现实的独特个人，而这种使个人同他人相区别、并使个人成为有个性的现实个人之根据，或个人的本质，就是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可见，人的差异性是人的个性的内在本质规定之一。但是，必须反对那种把人的共性和个性割裂开来，一味追求个人的独一无二性及所谓的个性解放，而忽视乃至抹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
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规定，人的个性是个人较为稳定的主体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是个体主体性水平的全面提高，以及个体差异性的增加和丰富的有机协调。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既是指使一种事物符合个体积极的自然和精神需要、合理满足个体的正当社会诉求的实践努力及其过程，也是指使以人为本或个体主体性体现为某种行动的努力及其过程。因此，它本身既凸显了以人为本的实践意识和行动自觉性，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在个人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表达和感性化体现。
二、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与传统教育观的束缚
以观念形态为表现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即思想政治教育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应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为教育活动的开展确立了基本的方向，决定着培养对象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对实际运作中的目标制定提供了批判的根据。然而，从我国长期的、主流的对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价值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在大量的理论著作中一定程度地关注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培育价值，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以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认识的局限，思想政治教育还是较多地倾向于其社会效益。一般认为，“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个人的存在与发展依赖并从属于社会，评价教育的价值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效益来衡量。”[4]102换言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一直以来秉承“社会本位”的传统教育观。
具体地说，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与人的发展理论是形成并确立教育观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较为注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动力等问题的论述，而关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个性思想不够。因此，从人的全面发展即如何充分发挥与弘扬个体主体性的视野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命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所忽略。同时，产生并成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长期担负着“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教育”的重要使命，加之受到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侵扰，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而轻个体观念的影响，“社会本位”的传统教育观自其产生伊始就延续至今。
当然，“社会本位”的传统教育观肯定社会需要与社会价值，主张勇于为社会牺牲奉献，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性与整体性，这是合理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深刻的转型，使得社会成员在思想、行为上渐渐呈现出一种进退失据、相互冲突的状态。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个体间利益关系单一，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也相对简单，遵循“社会本位”的教育观，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教育对象的积极性并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奋斗。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政治斗争问题，而更多地在于人们追求正当利益的合法化所带来的日常生活中的思想问题、道德问题乃至心理问题，因而如何实现“尚公容私”的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即如何把个体的主体性实现和个体的差异性丰富与社会需要有机统一并协调发展，看作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对此，一些学者分析指出：“现代化的困境其实是人的困境，科学技术和现代理性化的科层体制，并不是导致现代化和人的困境的真正原因”[5]143，“个体生成是现代性的标志”[6]22。隽鸿飞博士在《发展：人之生存方式的变迁》一书中阐释道：“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的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经济领域，其次在政治领域，而文化领域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陷入了一种‘迟滞’的状态。”[7]235他认为这种“迟滞状态”主要表现为文化精神的启蒙仅停留在社会精英层面，并未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因而不能促成独立而丰富的个体主体的生成。进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如西方国家那样展开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中，而是随西方世界的挑战而起，因此经历了一个从防御型现代化向追赶型现代化的转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对个体的启蒙始终面临着双重压力，因而“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然是为了改变中国政局和社会面貌”[8]5-6进行，始终没有深入到文化领域和人们生活的底层，完成对个体人的现代精神启蒙的目的。加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封建文化传统的社会，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本身就易受到束缚和压抑，亟待振兴的特定历史环境又使得我们在接纳欧洲启蒙理性之初就产生了变异，即工具理性从一开始就取代了价值理性而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的独立和自主无可选择地服从于国家、民族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服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始终缺乏适合现代工业文明所需的，以科学思维、自由理性、现代知识和人本精神为依托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个体主体的生成，因而也就始终未完成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生存方式的变迁。培养适合现代工业文明需要，具有自主创造意识、理想信念坚定、道德风范高尚和价值立场正确的独立而丰富的个体主体，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显然，这一任务无法由囿于传统教育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承担，而应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指导，以重视个性化培育为目标，这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历史发展趋势、自觉担负起教育历史责任的现实需要。
三、加强对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的和谐引导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正式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继而，探究人的本性，关心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境况和地位，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建构人的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在继续深入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开展实施的基础上，亦日益关注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价值实现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的哲学，它的直接对象是现实中的人，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生意义等本质性、终极性问题正是它所密切关注的”[9]，因而，“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必将使思想政治教育发生重大变革。在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仅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传授”的过程，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将党的意识形态理论、政治思想要求或道德行为规范等内容传授给受教育者，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更是包括传授在内的所有使人的个性自由而充分发展的过程。新形势下，正确理解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化培育，还需要注意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绝不等同于“个人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张。近年来，针对“社会本位”的传统教育观的局限性，有人提出了“个人本位”的教育主张，并将之冠名为所谓的个性化培育目标，力倡以个人为本位，坚决否定社会制度的权威，抵制社会对个人的束缚，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谋求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而在于根据个人的自由意志、精神需要制定教育计划和建构教育活动。其思想渊源最早来自于夸美纽斯、卢梭和斯宾塞等人在教育学中的意见和主张。应当看到，“个人本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个体的主体作用和个人能动性，反对因片面追求社会需要的满足而对个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的压抑，有其积极性。但它否认社会对于个体个性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忽略个性发展的社会性，将个人与社会割裂开来，否定思想政治教育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性，则是应该坚决予以摒弃的。面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足等现实情况，有人甚至提出鉴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名称的种种弊端，在现实开展中应淡化政治教育甚至放松和放弃政治教育的主张，倡议用“思想道德教育”、“思想宣传教育”、“思想教育”、“人文教育”或“心理教育”等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意无意地回避政治、轻视政治，企图使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化、伦理学化乃至所谓的个性化等等，实际上都是倾向于“个人本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变相主张。实质上，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一切教育的根本特点，正在于以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或心理方面的教育。因此，任何“人为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建设分离或割裂开来，以为可以有脱离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或者以为可以有不需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等，都是极其幼稚和错误的，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10]。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个性化培育应强调社会化的教育和引导，必须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发展相和谐的基础之上。裴斯泰洛齐曾说过：“教育的宗旨不是孤立地发展个人，而是把个人放在人类缚在一起的大链条的位置上，使整个人都得到发展。”[11]因此，实施个性化培育，满足现实的个体对于人性发展的内在需要，尽管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但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规定，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也是社会的人，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反之人的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弘扬个体的主体性、增加个体的差异性与促进社会的发展在实质上是等同的，但却不能自发生成，必须建立在个人与社会发展相和谐的基础上。换言之，只有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引导下，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真正达到了互助互利、协调融洽、同生共进，个体主体性的发挥与提高才会成为可能。为此，一方面要进行自我建构，即教育对象通过获取与自身相关的各种知识，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增强对自身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引导，即教育者通过用隐含着教育活动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预设的方法，唤醒教育对象自身的潜能与动力、期望和信心，促使教育对象朝向有利于社会和个性完善的方向发展。正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埃米尔·涂尔干所言：“社会与个体之间虽然往往被认为存在着对立，但这种对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社会与个体，这两者非但不是对立，不是背道而驰，而且是互相有联系的。”[12]14同样，强调教育对象的社会化与重视教育对象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发展也并非是矛盾和对立的。过去那种一味强调个人发展是社会化的结果，却忽视社会要求必须通过个体的认知和内化才能真正转化为个体社会素质的传统教育观，不仅不能在社会与个体和谐统一的发展中起到推动作用，反而会因漠视个体个性发展的需求而导致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思想政治教育不感兴趣、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实效的尴尬局面。
总之，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处于传统与现代的交叉点上。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站在时代高度直面矛盾和问题，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以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个性完善为新的教育目标，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与繁荣稳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