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制品现象学：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框架论文,制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当前，由美国哲学家伊德(D.Ihde)开创的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已经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主流进路之一。在伊德看来，后现象学是一种修正了的、具有杂交优势的现象学，具体表现为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结合及其在技术哲学中的具体运用。后现象学试图利用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来克服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观性和唯心论色彩，同时也充分重视各派现象学家对变分现象(variational phenomenon)、具身性以及生活世界的洞见，通过将两者结合起来，聚焦于生活世界中“具体的”“多维的”技术现象而非“超验的”一般技术，从而试图找到一条探明技术在个体、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调节作用的新路。(Ihde，2009)技术哲学荷兰学派的重要人物维贝克(P.Verbeek)评论说，后现象学把人工制品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朝向实事本身”这个现象学精神，开创了一个关于“物的哲学”或“物的诠释学”。(Verbeek，2005，pp.118-119)因此，后现象学也被称为技术现象学，被看作是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伊德通过分析人工制品对使用者意向和经验的调节作用，揭示了人-人工制品-世界之间存在的四类关系——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和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由此开启了人工制品现象学分析的新视野，以至于被解读为对海德格尔用具分析的超越和补充。(韩连庆) 伊德的后现象学进路激发了一系列后续研究。例如，罗森伯格基于伊德对诠释关系的分析，探讨了科学家们就火星图像发生的争议，表明这种争议是图像拥有多重稳定性(multi-stability)的表现(Rosenberg，2008)，他还依照伊德的具身关系，揭示了使用手机对驾驶员行为及心理的调节和影响(Rosenberg，2010)；维贝克基于诠释学视角，分析了超声波仪器对婴儿、婴儿父母以及医生的行为及心理的调节作用及其对道德主体性的种种塑造(Verbeek，2008a)；考科尔伯格根据他者关系对机器人外观设计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外形的机器人对使用者具有不同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他者关系(Coeckelbergh)。这些研究都基于伊德的思考框架，却很少有人质疑他关于“人-人工制品-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认识。只有维贝克在另一篇文章(Verbeek，2008b)中提出，伊德的四类关系体现的都是“由技术调节的意向性”，除此之外还存在着混合意向性与复合意向性。这大概是目前试图拓展伊德后现象学“基本认识”的惟一尝试，但其讨论的主题是“意向性”而不是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因此并没有触及伊德关于四类关系的分析本身可能存在的不足。 本文试图表明，伊德对四类关系的分析没有充分关注作为用具的人工制品之存在结构中的“指向性”以及人工制品上手与在手之间的转化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打交道”这个动态过程。同时，伊德也没有阐明他关于人工制品的现象学分析究竟有何种实践意义，这对于伊德自称的“实用主义现象学”(pragmatic phenomenology)——现象学与实用主义的结合——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为此，本文尝试将伊德关于人工制品的现象学分析和海德格尔的“用具分析”整合起来，以揭示使用过程中“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表明，伊德的四类关系只是人工制品众多使用状态的四个“特例”，人工制品现象学分析与设计实践之间完全有可能建立起某种建设性关系。 一、伊德关于人工制品的现象学分析及其问题 基于后现象学的思路，伊德将使用过程中的人工制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使用者的知觉经验在使用人工制品时受到的种种调节作用，据此提出了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存在的四类关系。(Ihde，1990)有必要首先简述如下： 1.具身关系 人工制品直接参与、调节使用者的身体经验，并“融入到”使用者的身体经验中，进而一道与世界发生关联。可以表示为：(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比如使用中的锤子、眼镜。 2.诠释关系 世界首先被人工制品“翻译”为文本，由使用者阅读。可以表示为：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比如使用中的温度计。 3.他者关系 人工制品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准他者”(quasi-others)成为使用者关注的焦点和体验的对象，世界则后退为背景或被忽视。可以表示为：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比如，使用中的机器人、自动取款机。 4.背景关系 人工制品停留在背景中或者自身变成一种“切近的技术环境”，此时的使用者被人工制品构成的技术圈(techno-sphere)包围着。可以表示为：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比如，使用中的暖气、路灯。 可以看出，伊德对人工制品如何调节使用者的意向和经验进行了深入分析，被认为是对海德格尔用具分析的某种超越和补充。但是，我们认为，这四类关系表明的只是一种静态的、理想化的使用状态，人工制品的丰富意义在这种视角下并未得到完整揭示。具体理由有： 首先，在人工制品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可能同时存在多种关系。例如，锤钉子时，使用者与锤子之间的确存在着具身关系，但是，在使用锤子时，通过反作用力，使用者对钉子的质量、墙壁的硬度以及锤子本身获得一种身体经验，这种经验反过来调节着使用者的行为并“诠释着”钉子、墙壁以及锤子寓居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了具身关系，锤子的使用者-锤子-世界之间还同时存在着诠释关系。工匠或者侦探有时用锤子敲击墙面，正是基于诠释关系来辨明墙体是否存在问题。当然，锤子并没有为使用者提供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文本”，而是带来了一种身体经验。事实上，从解释学观点看，任何一件人工制品本身都可以看作是对世界进行诠释的特殊“文本”，都可以与使用者形成某种诠释关系，而这种诠释往往是开放的、灵活的，不同的使用者有可能从中体悟到完全不同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诠释关系是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更为普遍的关系。这一点，也正是考古实践和考古学乃至反求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其次，在人工制品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人工制品与世界之间会出现不合用的问题以及相互磨合的过程。伊德讨论的人工制品都是“给定的”“完美产品”，不大关注尚待改进的人工制品或“山寨”制品的不合用问题；即使人工制品的设计和制造都相当完美，但使用者、人工制品与世界之间仍需一个磨合和适应过程以达到某种稳态，这个过程也不在伊德的视野之内。考虑到这类情景就可以看出，特定人工制品的使用状态以及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关系会不断变化。例如，对佩戴眼镜的人来说，开始佩戴时外面的世界变得清晰可见，双眼对镜片的度数并不能立即适应，而且会觉得眼镜架在鼻子上很别扭。此时的眼镜干扰着佩戴者的看，显示出它的不合用、不合适之处。可以说，它是“切近上手”的，即能用，但不合用，并且这种不合用、不合适可能会使眼镜变为“在手”。此时佩戴者-眼镜-世界的关系虽然也可看作具身关系，但与三者磨合之后形成的具身关系相比存在明显差别。对于这种复杂性以及在手和上手状态之间的可能转化，伊德并没有给予适当关注。 最后，在人工制品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人工制品和使用环境本身的变化会改变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里包含三种情况：(1)使用者自身的变化。例如，佩戴者近视程度的加深导致现有眼镜不再适合，原有具身关系被打破；连续长时间驾驶汽车带来的疲劳很可能招致车祸的发生，进而改变人-车之间的具身关系。(2)人工制品在使用过程中的变化。例如，新的功能被发现了、带“病”运行而需要检修了、干脆坏掉了等等，这些变化都会影响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新功能的发现而言，我们知道，人工制品的功能本来就是开放的、多元的，用户常常能发掘出设计者未曾考虑的功能，例如，通过加装软件将智能手机变成“数码医生”、智能驾驶系统等，进而改变了使用者-手机-世界之间的关系。(3)使用环境的改变。例如，戴着眼镜在寒冷的冬天从室外进入室内，一层雾气会出现在镜片上，影响使用，眼镜不再“上手”了。又如，来到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手机无法作为通讯工具使用，只能用做其他，如计时装置，人-手机之间就成了诠释关系。 可以说，伊德只是讨论了“给定”情景下“给定”使用者与“给定”人工制品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使用者与人工制品之间的互动或者“转译”(translation)过程，忽视了用具“上手”与“在手”之间的可能转化。鉴于使用者、人工制品的功能状态以及使用环境都有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进而造成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将使用者、人工制品和使用环境作为三个“变量”，而不是将其视为“给定”的事物，就成为拓展伊德人工制品现象学分析之关键。这要求我们回到海德格尔的用具分析，对用具存在结构中的指向及其存在方式进行重新审视。 二、关于海德格尔的用具分析 海德格尔对用具进行的现象学分析，是对在周围世界中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进行探讨，对操劳活动中被使用的东西、被制造的东西的存在结构进行说明，对“为了作……之用”中形形色色的指向进行揭示，因而是对用具进行的存在论阐释。他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放在中心位置，通过关注使用，展示了以现象学视角“看”事物的研究思路，并且对用具存在结构以及存在状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因此，为了解决伊德的问题，有必要回到海德格尔的用具分析。 1.关于用具存在结构中的指向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在使用中才能揭示出用具的意义，“唯有在打交道之际用具才能依其天然所是显现出来”。(海德格尔，2012年，第81页)这里的“打交道”，就是操作、使用。正是对使用的关注，海德格尔强调，用具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从没有一件用具这样的东西‘存在’。属于用具的存在一向总是一个用具整体。……用具就其作为用具的本性而言就出自对其它用具的依附关系”。(同上，第80页)作为整体中的用具，“是一种‘为了作……的东西’。有用、有益、合用、方便等都是‘为了作……之用’的方式”。(同上) 因为在打交道之际首先照面的是工件，所以海德格尔通过对工件指向的说明，进一步分析了用具的指向结构(referential structure)。(同上，第82页)在他看来，工件指向其可用性，这在“把某某东西用来做某某东西”时已经显现。通过这种可用性，工件揭示出其他指引：(1)指向其构成成分，“锤子、钳子、针，它们在自己身上就指向它们由之构成的东西：钢、铁、矿石、石头、木头”(同上，第83页)；(2)指向自然，揭示着周围世界并供人利用，例如，带顶棚的火车站台考虑到坏天气，公共照明的安装考虑到黑暗，即太阳的位置(同上，第83-84页)；(3)指向“此在”(同上)，总是预设了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乃至维修者等，例如，价格昂贵的游艇、珠宝等，指向的是当下或未来的富人群体；残疾人专用卫生间指向乘轮椅出行的残疾人士。总之，可以说，用具总是揭示着一个世界。(Verbeek，2005，p.79) 事实上，上述指向构成了用具的指向结构，用具的整体性也因此得以呈现。据此可以推断，人工制品的指向具有不确定性。在使用者与某一用具打交道时，生产者或设计者预设的规定和限制并不具有完全的强制性，人工制品的“潜在”指向往往会突显出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伟哥的发现。伟哥原本用来治疗冠心病，但在临床上却意外发现对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效果显著，这样，原本指向的用户从冠心病患者变成性功能障碍患者。既然如此，可以想见，任一用具的可用方式实际上是不固定的，甚至可能有无穷多种。因此，应该将用具“为了作……之用”结构中的省略号，理解为对用具多种用途的省略，以及对多种用途之间可能的相互转化的省略。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使用者、人工制品和使用环境在“使用过程”中可能的改变紧密相关，而这种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拉图尔所谓的转译机制。(Latour)因此，在考察使用过程中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关系时，应看到人工制品、使用者和使用环境的“可变性”：人工制品的特定使用者具有可变性，不同使用者的生理特征、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及其社会属性各不相同；人工制品本身具有可变性，不同场景中会出现不同的功能状态；人工制品的使用环境具有可变性，设计者、制造者乃至使用者无法完全掌控。 2.关于用具的两种存在状态 海德格尔用具分析的另一个关键，是区分了“当下上手”与“现成在手”两种存在状态。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物的原初关系不是认知关系，关于物的反思性意识只是派生性的。正是通过探讨这种共生共发的维度或“前认识”领域，海德格尔指出，当用具作为中介参与到人与世界的连结之中并发挥其组建功用时，它就处于“当下上手”状态。此时，人们只是“浑浑噩噩”地使用人工制品，人与人工制品也最为贴近。而当用具出现故障、毁坏或不合用之时，使用者才会“注意到”用具并对其进行“专题研究”，于是它就处于“现成在手”状态。 处于“当下上手”状态的用具对使用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是丝毫未加注意的。“对锤子这物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就变得越原始……它在其上手状态中就仿佛抽身而去，为的是恰恰能本真地上手”(海德格尔，2012年，第81-82页)；“农妇在劳动时对鞋想得越少，看得越少，对它们的意识越模糊，它们的存在也就愈加真实”(海德格尔，2006年，第364页)。并且，用具本真地上手，具有了“不触目”的性质，与使用者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并由其因缘整体性得以先行描绘。比如，如果在佩戴、咀嚼时感觉不到假牙的存在，它就处于了当下上手状态，佩戴者也因此获得了对假牙的非观念的领会；如果在佩戴过程中感到疼痛、难受，假牙的一些指向会因此得以揭示：是假牙坏掉了，牙龈发炎，还是吃到了坚硬食物？由此引出用具的另一存在方式——“现成在手状态”。 处于“现成在手”状态的用具是对确定用途的不合用或不合适，是上手事物的一种可能存在方式。这种状态在用具上手后出现，“在上手的东西那里把在手性质映现出来”。(海德格尔，2012年，第87页)也就是说，通过对用具的使用，它的不合用、不合适之处得以揭示。用具的现成在手状态是上手的东西来照面的变式，现成在手的东西之现成性在其中暴露出来，促成了用具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同上)在手的用具被揭示为“不能作……之用”或“难以作……之用”，意味着其指引结构受到扰乱。此时的人工制品及其指引联络通常会成为人所操劳处理的东西，从而在使用者与用具之间产生了紧张情势。克服这种状态，通过维修或者创新，重建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的“和谐”，就成为了一种内在要求。 总之，海德格尔对Dasein通过用具与世界相互维持的境域式过程进行的现象学分析，一方面揭示出用具的本质是“为了作……之用”这一结构，并进一步揭示了用具的“指向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揭示出人工制品的上手/在手状态的相互转化，强调了只有通过与用具“打交道”，使活生生的境域中的用具与此在之间的相互关系自行显现，才能通达用具、此在以及世界。海德格尔的用具分析因此成为了人工制品现象学分析的起点。这些很有价值的讨论，在伊德的后现象学分析中反而隐匿不见了。当然，海德格尔并没有对人工制品如何调节人的意向和经验进行深入分析，这也正是伊德超越海德格尔的地方。因此，为了弄清楚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将伊德和海德格尔的有关分析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架构，并将其拓展到对“创新过程”的现象学分析。 三、人工制品现象学分析：一个新思路 尽管伊德在海德格尔用具分析的基础上，将人工制品现象学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他未能将人-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描述清楚。可以说，伊德既超越了海德格尔，又遗忘了海德格尔。为此，需要整合二者关于人工制品的重要思想，进一步讨论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 我们利用常用的“雷达图”方式，构造一个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关系图(图1)。图中的E，H，A，B四个维度分别表示具身关系、诠释关系、他者关系和背景关系。原点0表示人工制品处于在手状态，无法正常使用，功能无法实现；每个维度的最大值设定为1，代表用具本真地上手，使用者、人工制品与世界三者之间完全适应，这时候使用者只是在“浑浑噩噩”地使用人工制品；0～1这个区间表示用具在上手后，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适应程度。按照程度和关系类别的不同可以分为：具身关系适应度、诠释关系适应度、他者关系适应度和背景关系适应度(简称为具身度、诠释度、他者度、背景度)。据此，任何使用者-人工制品-世界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在关系图中得到展示，表示为(e，h，a，b)。图中标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