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AR模型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模型论文,关系论文,VAR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9）01—0021—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2003年以来，我国逐步摆脱了持续几年的通货紧缩，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态势。但是，2007年5月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月攀升，尤其是2008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达8.7％，为近10年来的新高点，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我国宏观调控取向经历了“防过热、防通胀”、“一保一控”向“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转变。因此，如何深入研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把握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平衡点，对于今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货膨胀是衡量宏观经济运行是否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指标。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格雷戈里奥（Gregorio）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来讲，通货膨胀与物质资本、外国投资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与人力资本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与就业率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但与投资效率的负相关关系显著。[1]
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胡仕明、黄国石以最小二乘算法为工具，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双值映射关系，相关系数比单值映射明显提高。进一步来说，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同一经济增长率可以对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也可对应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取决于经济增长处于下降阶段还是上升阶段。[2]
刘金全、谢卫东认为，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涉及实际经济与名义经济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影响，在有些情形下降低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经济增长并改进社会福利状态，在有些情形下保持适度通货膨胀却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具有波动性的溢出效应，因此目前诱导一定程度的名义经济活性和规模膨胀，对于促进经济扩张和增强政策效应是十分重要的。[3]
郑雨、李新波认为，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三次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变化趋势是同方向的，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总滞后于经济增长率，并且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4]
陈朝旭、许骏认为，通货膨胀率条件波动性和工业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波动性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可见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显著的“托宾效应”，表明我国经济运行中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性对实际产出产生显著的影响；另一方面，存在显著的通货膨胀率对工业增长率的波动“溢出效应”，通货膨胀率波动性将显著增加经济波动性，即价格波动性将导致产出波动性，这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价格机制的实际体现。[5]
黄宪慧、韩海波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改变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增加生产者经营风险和成本以及扭曲国民收入分配等机制实现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却会降低通货膨胀率甚至引起通货紧缩，这主要是政府的价格管制、居民收入结构不合理及社会保障不健全所造成的。[5]
总体上看，这些文献主要是从影响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变动、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逐渐由定性研究为主向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转变。但是，由于不同学者在建模方法、相关变量、样本区间等方面选择上存在着差异，加之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诸多因素相互交织，使得通货膨胀问题显得相当复杂，因而各位专家学者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
二、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拟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预测方差分解技术对通货膨胀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模型结论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一）模型解释与变量说明
传统通货膨胀计量经济模型一般采取最小二乘估计方法（OLS），但许多基于OLS的传统渐进理论以解释变量平稳性为前提，而并不是所有的宏观经济变量序列都是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伪回归”问题。而VAR模型是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建立模型，它经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由于VAR模型在处理多个相关经济指标的分析与预测方面，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计量经济分析模型之一，因而近年来VAR模型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
众所周知，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如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长率、价格体制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通货膨胀预期、国际市场、严重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性事件等。如果把影响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作为自变量，把通货膨胀率作为因变量，则可以用函数关系来表示影响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以CPI表示通货膨胀率，GDP，M2，MPI，PPI，WW，PSR，RMB，IE，IM，DE等表示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各种因素，则通货膨胀率函数为：
CPI＝f（GDP，M2，MPI，PPI，WW，PSR，RMB，IE，IM，DE…）
1978—2007年通货膨胀率及主要影响因素的变化情况见表1。
说明：1985年以前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代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M2增长率用1979—1984年M2增长率的平均值来代替，1979—1984年M2增长率用同期M0增长率来代替。
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CPI）、经济增长率（GDP）、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作为内生变量，而影响通货膨胀的其他诸多因素作为随机项，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一般地，同一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间隔越短，则计量分析越容易反映出经济短期运行的一些特征。但是，受目前现有经济统计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采取年度数据进行经济计量分析。另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数有多种，如GDP平减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由于这3种价格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本文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测量通货膨胀发生程度。
本文的数据处理借助于Eviews5.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进行。
（二）滞后阶数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考虑到样本期限较短，且样本数据均为年度数据，为了保持合理的自由度，使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并消除误差项的自相关，因而选择最大滞后阶数为2。
由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本文首先要对CPI，GDP，M2，PPI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其平稳性。CPI，GDP，M2，PPI的ADF检验统计量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5％，10％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假设，上述4个序列均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应将上述4个序列分别进行一阶差分，得到ΔCPI，ΔGDP，ΔM2，ΔPPI。其ADF检验统计量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说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差分序列ΔCPI，ΔGDP，ΔM2，ΔPPI均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这说明，4个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均为I（1）过程。
（三）协整性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约翰森（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时间序列变量CPI，GDP，M2，PPI之间存在着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接着，笔者对CPI，GDP，M2，PPI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10％显著性水平下，CPI，GDP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说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导致生产资料需求旺盛和价格明显上涨，以及消费需求过旺，消费品市场供不应求，均对CPI上涨形成较大的压力。而CPI涨幅过大，尤其是严重通货膨胀会通过资源配置扭曲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等途径，抑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甚至引发经济衰退。另外，在10％显著性水平下，M2，PPI与CPI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M2，PPI是CPI的格兰杰原因，说明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上游工业品价格过快上涨会推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而CPI不是M2，PPI的格兰杰原因。GDP与M2，PPI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GDP是M2，PPI的格兰杰原因，而M2，PPI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
（四）VAR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Eviews5.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得出如下VAR模型估计结果：
在这里，可决系数（
）用来测量在样本范围内用VAR模型来预测被解释变量的好坏程度，若＝1则说明VAR模型拟合得很完美，若＝0则VAR模型并不比被解释变量的简单平均值拟合得更好。另外，限于本文主要讨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里主要讨论CPI，GDP的VAR模型表达式，而对于M2，PPI的VAR模型表达式不作深入讨论。在CPI，GDP的VAR模型中，可决系数（）分别为0.79，0.69，这说明与真实值相比，拟合效果还没有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没有将影响通货膨胀的所有因素全部纳入VAR模型中。如前所述，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本模型仅将经济增长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3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他影响因素（如价格体制改革、通货膨胀预期、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对CPI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缺乏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而无法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这些因素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率波动是我们在VAR模型中所无法把握的，因而使得模型估计结果与实际结果相比，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例如，在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中，社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较为强烈，一些地区出现“抢购潮”、“挤兑潮”，这对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92—1994年的通货膨胀中，除了投资、消费需求膨胀拉动居民消费价格大幅度上涨外，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改革、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等因素也对通货膨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滞后阶数的选择可能影响VAR模型估计的结果。在实际应用中选择滞后阶数时，通常希望滞后阶数p足够大，以尽可能完整地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当滞后阶数越大时，模型中待估计的参数就会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越少。因此，应在滞后阶数与自由度之间寻求一种均衡状态，可以根据LR，FPE，AIC，SC，HQ信息准则确定。由于笔者所选的是年度数据，因而在VAR模型中将内生变量的最长滞后期确定为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通过对4个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5个评价统计量应确定滞后阶数为4（如表2所示），据此建立的VAR模型的均超过0.90，但通过检验可知，其模型稳定性较差，自由度下降，这样会影响模型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3.统计数据本身由于种种原因，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因而对VAR模型的拟合效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般地，对于VAR模型单个参数估计值的经济解释是很困难的，要想对一个VAR模型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可以观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其中，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产生影响。通常，非稳定的VAR模型不能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此，需要对该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限于本文主要讨论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下面主要对部分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讨论。
1.CPI分别受到自身、GDP，M2，PPI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的冲击的响应情况。
（1）对于来自自身的冲击，冲击响应在第1期最大，并从第2期开始明显下降，在第4期出现负的最大值后逐渐上升，在第9期以前均处于一种波动的状态，总体响应显著为正。这说明，CPI对自身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较强，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2）对于来自GDP的冲击，在前3期，冲击响应逐渐增强并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衰减为负向响应，小幅波动后在第8期趋于零。这说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投资、消费快速增长，会对CPI产生较大的影响。
（3）对于来自M2的冲击，CPI表现出一种比较微弱的响应，这说明货币供应量较快增长对CPI波动的影响不大，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新增货币供应量被经济增长所消耗，以及央行及时采取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等。
（4）对于来自PPI的冲击，冲击响应始终处于正向状态，持续时间较长，这说明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效应逐渐增强，对下游消费品价格上涨进而对CPI波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GDP分别受到CPI，自身、M2，PPI一个标准差的随机新息冲击的响应情况。
（1）对于来自CPI的冲击，GDP起初出现短暂的正向效应，说明通货膨胀刚发生时不是很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与“适度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相符。但是，之后转为负向响应，在第3期达到负向响应最大值，说明随着通货膨胀不断加重和蔓延，经济增长可能遭到较为严重的损害。而后，随着宏观调控措施效应逐步显现，通货膨胀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其负效应影响逐渐减小，并出现微小的正效应后逐渐趋于平稳。
（2）对于来自自身的冲击，前3期冲击响应显著为正，之后出现微弱的负向响应后逐渐趋于零，说明经济快速增长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
（3）对于来自M2的冲击，GDP表现出一种先负后正的微弱响应。
（4）对于来自PPI的冲击，GDP的正向响应较为明显，呈现出“逐渐增强——稳定——缓慢弱化”的响应路径。
（六）预测方差分解分析
在VAR模型中，每个内生变量都有一个独立的方差分解，利用方差分解技术能够发现随机新息的相对重要性信息。CPI，GDP，M2，PPI的预测方差分解表明，对通货膨胀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新息冲击，其标准差从第2年开始分别被CPI，GDP，M2，PPI所感应，各自占比分别为76.0％，9.95％，1.80％，12.2％，之后持续小幅升降，直至第8年才表现出基本平稳的趋势。对经济增长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新息冲击，其标准差在第1年仅被CPI，GDP所感应，从第2年开始分别被CPI，GDP，M2，PPI所感应，CPI，GDP占比分别在20％和55％以上，而M2，PPI占比较低，分别在8.09％和11.9％左右。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一个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新息冲击，其标准差从第1年开始分别被CPI，GDP，M2所感应，从第2年开始被PPI所感应，各自占比直至第8年才表现出基本平稳的趋势，分别为19.6％，28.9％，41.2％，10.3％。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一个标准差大小的随机新息冲击，其标准差主要被CPI，PPI所感应，占比分别在35％和45％以上。
三、模型的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对序列变量CPI，GDP，M2，PPI进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建立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0％显著性水平），即表现出显著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一方面，适度的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如果通货膨胀继续恶化和蔓延，将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反馈作用，可能导致跟进的通货膨胀。
2.通货膨胀受自身波动的影响较大。这意味着，一方面，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较多，社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强烈会影响其投资、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而可能对未来通货膨胀恶化和蔓延程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年价格波动幅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有关部门在制定当年价格总水平调控措施和目标时需要将其考虑在内。
3.上游产品价格明显上涨会对未来通货膨胀形成较大的压力，其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影响市场预期等途径推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进而影响CPI上升。
4.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十分显著。也就是说，在经济市场化、货币化进程中，M2相对于GDP的更快增长并不会一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大量的新增货币供应量可能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消耗，并没有引发市场价格水平大幅度上涨。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VAR模型分析结论，结合当前我国实际情况，为进一步加强价格总水平调控，防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认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过快增长尤其是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高投入、高能耗、低产出的特征仍然较为明显，进而带动原材料、能源需求迅速增长，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和价格明显上涨。因而，必须认真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工作力度，防止原材料、能源出现过度需求和不合理需求，引发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着力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协调发展，尤其是要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增长速度，努力提高投资效率和效益，这是今后我国为了防止严重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另外，适度的通货膨胀能够促进经济较快增长，而严重的通货膨胀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因而要科学合理地把握通货膨胀的度，掌握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平衡点，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密切关注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效应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近年来，上游工业品出厂价格出现明显上涨，主要原因包括：（1）目前我国生产要素、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彻底理顺，还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因而需要进一步理顺生产要素、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可能会推动上游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2）由于我国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近年来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通过FDI、进出口贸易、金融市场等渠道传导到国内，导致国内下游企业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和价格上涨，外部输入型特征较为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下游企业消化成本上升的能力有所减弱，上下游产品价格传导效应逐渐增强，进而影响CPI上升，对此必须给予密切关注。
3.合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外汇占款不断增加，中央银行被迫投放大量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流动性过剩特征十分明显，容易造成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不利于价格总水平保持稳定。因此，在加强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同时，既要适当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货币供应要与国民经济增长相适应，不搞超经济发行，又要充分考虑货币乘数效应，通过适当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灵活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增加或减少市场上货币流通量，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
4.进一步加强价格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建设。由于CPI指数方差的50％左右是由CPI自身波动引起的，因而要进一步加强价格监测、预测、预警，尤其是要密切关注石油、煤炭、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以及粮食、食用油、猪牛羊肉等农产品价格走势，提高价格总水平调控的有效性、针对性和预见性，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形成合理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引导社会公众合理的投资、储蓄和消费行为。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0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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