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镜头背后的故事——菏泽电视台《社会经纬》写真（论文文献综述）
冯丽桦[1]（2020）在《乡村题材纪实影像叙事研究与实践 ——以毕业作品《鱼骨村记事》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乡村社会的变革。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以及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乡村呈现出了新的状态,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进程亟需准确、真实的记录。纪实影像是真实客观记录的手段,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从而可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为乡村振兴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对工作的开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乡村题材纪实影像真实记录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生活现状等,成为当前中国城镇化的影像实录。本人毕业作品《鱼骨村记事》,主要讲述了鱼骨村的村民搬离黄河滩区的故事,故事围绕三个主要人物展开,分别是:驻守乡村的人民教师彭丁成、背井离乡的打工者高贯福、扎根基层的乡镇干部李玉如。以鱼骨村村民从黄河滩区搬到黄河社区为故事主线,以解决孩子教育问题作为情节发展的助推器,表现当下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转型期的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传达民风、民情和民意。本文主要结合个人毕业作品《鱼骨村记事》的实际创作过程,运用相关叙事学理论,探究了乡村题材纪实影像在实践创作中的叙事及作用。全篇主体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毕业作品《鱼骨村记事》的选题说明,对作品创作的选题背景与目的意义做了简述;第二部分梳理了乡村题材纪实影像的叙事呈现与特征,以及鱼骨村的现状与创作初探;第三部分结合创作实践,阐述毕业作品《鱼骨村记事》的叙事手法。第四部分简述了《鱼骨村记事》中影像叙事的符号化与意象化。通过创作实践并结合作品分析,对乡村纪实影像的创作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路,期许为今后乡村纪实影像在叙事艺术与手法的运用中提出实用性建议。
李嘉维[2]（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发展演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转型,原有的社会秩序不断加速解构,新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法治作为社会秩序中的主体性内容,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普法”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普法”的途径体系中,依托于电视这一强有力的大众传播平台的电视法治节目,其价值与作用尤其突出。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法治节目演变发展研究”课题,在对“电视法治节目”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分为时间线性维度、文本空间维度、传播效果维度三个多元而又紧密联系的维度,对该问题进行较为全面和细致的考察,同时也结合历史与“四全”媒体发展新趋势,对我国电视法治节目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相应的分析。研究认为,在时间线性维度考察上,我国电视法治节目演变与发展经历了节目位势的初步形成期、节目规模的极速扩张期、节目体系的基本完善期三个主要的阶段;在文本空间维度上,经历了节目理念、内容、结构、话语四个方面的转变;在效果维度上,经历了直接正面的“魔弹”效果、显着正负的“共生”效果和深度交互的“参与”效果这样三个不断升华的演变过程;未来,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可能表现出三大主要趋势,即:以服务为本,多元供给的传播功能趋向;以综合为主,多元细分的内容发展趋向;以电视为主,多元分发的融合传播趋向。
袁侃[3]（2018）在《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演变 ——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法治建设、电视变革的历史背景,和电视涉法传播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公共领域建构价值,将中国电视涉法传播的实践视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实践,采用历史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话语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全面剖析了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历史轨迹。研究结论认为,从功能完善性标准和发展衡量标准等维度来看,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经历了开创期、扩张期和再造期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并分别产生了“记录体”、“说法体”和“沟通体”三种特色话语形态;同时,尽管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建构成效,但是远未达到成熟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状态。其中,第二章主要在前一章的相关文献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从词源学、现有界定、东西方不同语境三个不同维度探讨了公共领域的中国适应性,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何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及其内在结构、建构前提和主要特征。研究发现,从本质上说,公共领域是公众围绕公共利益而进行公共意见交流的精神领域,具有普遍的客观存在性。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是指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空间语境下由电视所提供的一个开放性的法治公共议题公共话语空间,包括了空间载体、参与主体、空间话语和话语规则等构成要素,具有公共意见交流和公共议题呈现等主体功能,和载体的扩张性、平台的开放性、参与的平等性、话语的公共性等基本特征。第三章至第五章沿着上述理论思考路径,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从功能完善性标准和发展衡量标准等维度,通过全面系统的仔细梳理和深入分析,认为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建构与演变阶段。其中,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开创期（1980——1998年）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建构语境、探索历程、结构形态与主导话语。研究发现,在这段极为漫长的时间里,其主要呈现出话语地位的非主流、时间形态的断断续续、空间样态的相对单一、“普法”话语的强势主导等基本特征。并且,在这一阶段后期,以央视《社会经纬》为代表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模式基本定型,并由此确立了“记录体”的话语主导地位,其以纪实为主要风格,以“故事化”为主要的话语表达手段,较好地承载起了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议题呈现功能。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扩张期（1999——2010年）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与演变的建构语境、扩张历程、结构形态与主导话语。研究发现,随着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条件的向好转变,其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横向规模与纵向质量的“突变”式发展。特别是以《今日说法》为代表的“说法体”电视法治节目的崛起,使得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在前一阶段单一的议题呈现功能基础之上,进一步具备了意见交流的功能,标志着其已经在形式上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功能。第五章主要探讨了再造期（2011年至今）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建构语境、建构表现、主导话语及其公共领域再造意义。研究发现,这一阶段的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在前一阶段的“说法体”建构模式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了“沟通”的作用与功能,实现了参与主体的极大扩充、意见交流的更加充分、观点碰撞的初步显现。同时,由于新媒体传播手段的日渐兴盛,原有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与网络公共领域开始逐步叠加,并且相互交融,从而使得其具备了不同于以往的实践形态。第六章将文献分析与问卷调查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和访谈的方式获取了社会公众、业者对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现状、问题的认知和对其发展的期望,另一方面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对相应主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研究认为,当前,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是远未达到成熟的状态,由于技术变迁、建构认知、经济因素等综合影响,其主要正面临着以媒介格局变迁下的“整体失落”为主要表征的载体危机、以空间层次的结构性失衡为主要特点的形态危机、以话语表达方式的日渐僵化为主要标志的话语危机,以及以公共领域功能的错位与异化为突出问题的功能危机。为此,本研究提出,未来的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应当从外部获得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建立有效的空间发展社会保护机制,力争实现其生态的重建;推动其主要建构者（电视媒体）公共意识与法治精神的双重提升,力争实现其认知的重构;建立复合空间主导下的多元空间体系,力争实现其空间的重组;以全新融合思维重塑法治公共领域面貌,力争实现其手段的重整。
林艳艳[4]（2018）在《乡土之镜 ——纪录片中的中国乡村与农民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纪录片作为社会之镜,对于观照中国乡村的现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它通过对乡村的呈现,对农民的书写,让更多的人认知乡村,关注农民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根据纪录片创作者的身份与纪录片的生产途径,本文将乡村和农民题材纪录片分为体制内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两大类。这两类纪录片创作者面对乡村图景,有不同的视点、表达和呈现。独立纪录片个人化的表达倾向于农民生存境遇的记录,在对农民形象塑造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一些具有主体意识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而体制内纪录片对乡村的宏大叙事重在其传播价值上,通过影像化手段传递乡村传承百年的乡土文化与浓浓的“乡愁,在新农村形象的塑造上呈现自身的价值。本文通过对上述两类纪录片进行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归纳总结它们对于乡村图景和农民形象的不同表达与价值传递,分析各自的优点与不足,以期为今后乡村与农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一些参考。
郭璇[5]（2013）在《失落的故乡 ——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研究（1978-2012）》文中研究指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古至今农民人口数量巨大的国家来说，“农民”二字在“农业生产者”之外被赋予了太多有关利益分配、身份地位、政治属性等许多涉及全社会、触及国家根基的涵义。农民群体覆盖如此广泛，农民问题如此复杂多变，纪录片本身具有“观照社会现实”的属性，因此，从具有写实和写意双重特性的“纪录影像”入手，研究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发展，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纪录片与影像的渊源和区别、纪录片的选取范围说明、农民概念的厘清这三个问题的理论综述，纪录片、农民题材纪录片、影像研究这三个方面的文献综述，都为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研究奠定了准确而全面的理论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文本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思辨研究法的综合研究方法。以时间为坐标，农民影像呈现出从表象到内在、从“乡土”到“混凝土”、从农民到公民的特点；以地域为坐标，农民影像呈现出北方是一部家园的神话、中原经历着突围的阵痛、南方进行着自省的反思；以创作主体为坐标，农民影像在中央电视台表现为一个国家的宏大叙事、在地方电视台表现为一个民族的多彩写真、在港台电视台表现为一个社会的冷峻旁观。至此，以时间、地域和创作主体为坐标对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进行的比较分析，显现出一条涵盖多重维度且较为清晰的演变轨迹。事实上，农民影像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其政治特性，也就是身份问题。农民这个在现实社会和影视文本中的“双重弱势”群体需要从文化研究、媒介社会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三个维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观照。从微观视角观照，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介入，中国纪录片中的失地农民、留守儿童和村民自治是三个典型的农民影像范本；从中观视角审视，以媒介社会学介入，纪录片中农民影像具有的感性关怀主要包括保存集体记忆、聚焦大众目光和弘扬人本主义；从宏观视角总览，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介入，在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中，政治体制造成了话语权力的缺失，经济发展导致了身份变迁的尴尬，文化思潮引发了意义再现的模糊。由此，农民影像的状态和根源所在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体制。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勾连，目前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纪录片创作者需要反思生产机制，使官方与民间的“博弈”逐步走向“突破”体制的限制；需要探索角色转变，让农民从“被看”的客体改为“拍摄”自己的主体；需要丰富传播模式，从“单一”播放渠道到适应“互动”的传播网络。这是农民影像纪录片未来创作的发展方向。综上所述，1978年至2012年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就如同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被忽视、被误解的“失落的故乡”。无论是中国的农民还是拍摄农民的纪录片创作者，都在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根源上和本质上规避广泛存在于这个群体以及反映到纪录片中的种种“不公平”和“歧视”现象。但事实上，当在使用“农民”两个字称呼这个群体时，便已经无法避免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这是一个让人困惑和无奈的悖论，而如何阐释和解决造成这个悖论却正是这个选题的终极意义所在。
唐明华[6]（2013）在《中国结——“西部母亲水窖”工程的社会经纬》文中研究表明壬辰龙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当天上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水窖办公室"收到了解酷惠小姑娘的第五笔个人捐款和她亲手制作的一件特殊礼物。这是一个镶嵌在相框里的"中国结"——小巧、精致、新颖。制作者用彩笔讲述了一滴水的作用:一滴水,让花儿更加鲜艳;一滴水,让小草更加翠绿;一滴水,让我们更加幸福;请珍惜每一滴水,请爱护我们的地球,让它更加美丽。解喆惠是北京大兴区中心学校四年级二班的学生,早在1岁的时候,她的名字便登上了基金会的花名册,因此,那只浩浩荡荡的慈善大军也诞生了最小年龄的纪录。此后八年,小姑娘与
卢迎安[7]（2009）在《当代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研究（1978-2008） ——以央视和凤凰卫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卫视为例,研究了1978至2008年间当代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发展、呈现与演变。研究发现,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电视公共性是民主制度的产物,而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发展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1978年以来,不同的力量如政府、市场、新闻工作者、公众等都从自身立场出发来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电视媒介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上因素的合力。第一章对媒介公共性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本文认为对媒介公共性的研究有必要区分体制层面的公共性和实践层面的公共性。第二章以1978年到1992年间央视的发展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电视媒介的公共性尚处于萌发和初步发展阶段,电视公共性主要局限在有限的节目制作层面,主要的体现是中央台和地方台的一些批评性报道、舆论监督类节目、以及文化精英介入电视的运作实践等。离开政府的推动作用,这些节目难以为继。今天看来,这些节目背后的公共性其实非常有限。这一时期,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最主要力量是政府,《新闻联播》的核心地位说明,政府对电视的强化管理意在加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精英在理想主义的召唤下,怀着改良中国社会的梦想,纷纷介入电视的运作与实践,他们也是建构电视公共性的一种力量。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了1992年到2008年之间央视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可以用“有限而尴尬”来概括。自1992到2008年间,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唤醒了公民的自主意识,部分地推进了权力决策的透明合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于中底层官员行政权力的制约,其公共性是不容忽视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东方时空》打破了官方声音“一言堂”的局面,代表非官方话语的公共话语开始进入电视媒体;《焦点访谈》引发的焦点现象以对基层政府的权力监督为特色,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公众利益、唤醒了公众的维权意识,但是,焦点现象所折射的媒介公共性是植根于中国社会特殊的语境中的;《新闻调查》的最大特质在于通过记者的理性、独立的调查来揭露事实真相和内幕,进而监督权力、启蒙公众,但是,由于选题的限制和播出时间的调整,《新闻调查》在央视处于边缘化态势;《实话实说》的热播引发了全国谈话节目热潮,从某种意义上说,谈话类电视节目是公共性与私人性的交汇,在一定程度上,谈话节目使公众实现了在电视上的个性化表达,激发了公众的说话意识,唤醒了公众的公民意识。但是,谈话类节目热潮对于私人性的过分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是电视“去公共性”的表现,凸显了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危机。2003年央视在非典初期、前期的不作为凸显了媒介公共性的危机,后期央视和其他媒体开始介入报道,对非典疫情进行全方位报道,成为电视媒介公共性的一个转折点。2003年新闻频道的开播与实践,是中国电视媒介公共性发展的重要一步。但是,总体上说,这种公共性仍然是比较有限的,就媒介公共性的应然呈现而言,中国电视公共性还有漫长的路要走。1992年以来,中国电视公共性处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境遇比较尴尬。2003年以来,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其公共性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将中国媒介的公共性完全寄托于网络也是不现实的。2003年以来,传媒业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与评论方面,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包括电视,越来越呈现出联手与合作的迹象。1992年以来,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主要力量是政府、市场与新闻工作者。政府是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主要力量,政府对媒介公共性的建构更多地是为了维护政府自身的权威。市场是建构电视媒介公共性的另一种力量,市场的力量使代表非官方话语的公共话语开始进入电视。但是,市场对电视公共性的侵蚀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个必须正视的现象是,收视率导向的市场逻辑正在损害我国电视体系的经济基础。同时,电视忽略了培养公众对国家、社会发展前途的关心与参与,诸如政治参与意识等,这成为市场逻辑与媒介公共性的悖论。作为新闻专业主义力量的新闻工作者,是电视媒介公共性的践行者,他们也是建构媒介公共性的力量之一。政府与市场、新闻工作者共同推动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但是三者之间是不均衡的互动,政府是最主要的力量。第五章以凤凰卫视为对象考察商业电视台的公共性。凤凰卫视所体现的媒介公共性主要是由市场建构的,这一点与央视不同。凤凰卫视的一批优秀新闻工作者也促进了媒介公共性的建构。虽然凤凰卫视的公共性有限,但她对中国电视公共性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市场并不必然地导致媒介公共性的缺失。第六章针对当前中国电视公共性的现实困境,提出中国电视公共性亟需重建,有必要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服务广播制度。
岳淼[8]（2009）在《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1958-2008）》文中研究指明从1958年出现电视新闻节目至今，中国电视新闻已走过了50年的历程。透过50年的跌宕风景，历数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我国电视新闻节目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绚丽画卷。50年间，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在不断的创新与改革中，完成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升华，也成就了中国电视新闻事业的蔚为大观。本论文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现行体制下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路径及发展动因。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中，发现中国电视新闻节目本身的进化与其外部动因的关联。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改变以往惯常的研究模式，打破学科壁垒，给电视新闻节目的创作与发展引入一些其他社会人文科学更为开阔、多元、均衡的观念、视野与方法。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五章，前四章采用编年史的方法，对中国电视新闻的节目理念、节目形态、节目内容和体制的变迁等进行梳理，探寻其演化流变，并进而提示其内部的律动和外在的轨迹，推进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历史发展的全面认识。第一章力求呈现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早期（1958-1979）发展状况。中国电视新闻在早期20年的发展中，节目量不大，内容局限，形式也基本停留于开始时创办的几种类型，报道的影响小，这与我国当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有关。第二章研究调整改进阶段（1980-1992）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历程。本章重点从中国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拓展、传播方式的改进、电视新闻体制的变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在这一时期从量的发展向质的提升过渡，电视新闻快、新、活等优势开始显露；中国电视新闻的探索和改革尚没有形成规模，而且多是一些形式的变革，在较长时间内没有大的突破；电视新闻栏目日渐增多，但存在诸多不足。第三章研究高速发展阶段（1993-2003）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历程。央视从1993年3月1日开始设立《早间新闻》，从而实现每天十二次的新闻整点滚动播出；而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则被广泛认为是这一轮电视新闻改革的发端。本章从消息类新闻节目、新闻专题类节目、新闻谈话节目、对外报道、重大报道、新闻频道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这一时期，新闻类节目逐渐成为各家电视台节目的主体；新的电视观念逐渐确立；新的电视新闻节目形态不断出现，各类电视新闻在题材、内容、功能以及风格样式等多方面各展所长，互为补充，初步形成了立体化、风格化、多层次、多功能的电视新闻传播格局；电子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并迅速运用于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之中。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国的电视新闻节目在新闻观念、节目形态、制作理念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第四章研究多元化发展阶段（2003-2008）的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历程。这一阶段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创办为标志。本章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央视新闻频道的组建与发展、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央视新闻频道从基本理念、管理体制、具体运作等层面完成了专业化频道转型，并初步建立起一个适应专业频道架构的现代电视新闻传播系统，但在信息资源、人才储备等方面与世界一流的新闻频道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省级卫视新闻节目尽管有通过卫星覆盖全国市场的能力，但大多数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在全国市场并没有优势，区域市场还是其主要市场，其中本省市场是其核心市场，它对省级卫视新闻节目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阶段地方电视新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民生新闻上，尽管民生新闻具有人文关怀的特点和民本主义思想，却会因为节目大多停留在对琐碎内容的报道上而忽视了重大的民生问题，同时也影响了电视新闻应有的深度，并可能造成媒体的职能错位；同时，民生新闻的娱乐化的取材和报道方式消解了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的严肃性，有的民生新闻成为琐碎、庸俗的集散地。第五章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的动因进行剖析。主要从新时期的新闻政策、经济、文化、技术等四个方面研究媒介社会生态因素对电视新闻发展的影响，力求呈现开放的、全局的视野。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产生和发展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之中，新时期的新闻政策、经济改革、文化需求的变迁和电子技术的进步共同促进和影响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
杜蕙[9]（2007）在《《社会记录》深度报道的特点和启示》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记录》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晚间22点05分首播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栏目。同传统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不同的是,栏目以新鲜耐看的故事、真实记录的情感和主持人独特的魅力吸引受众的视线。栏目从平民视角出发,抒发百姓情怀,题材囊括“凡人小事、百姓民生”,涉猎“大千世界、人间百态”,既尊重新闻规律,又强调审美要求。在表现手法上,栏目采用纪录片的表现手法,又大胆尝试各样的电视表现手法,使深度报道深入浅出。本文在介绍《社会记录》栏目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重在探讨栏目在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方面的创新性,并分析这些创新点对我国电视新闻的启示,以期对新闻实践有所裨益。
洪兵[10]（2005）在《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尝试以媒介生产的社会学的方法取向,描述和分析从1983年试刊至2001年期间《南方周末》新闻生产的过程及其特点。 笔者认为,以1996年《南方周末》的第二次扩版作为分界,《南方周末》向中国社会所提供的新闻产品的主要形态,经历了从文化/娱乐资讯向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调查性报道和言论意见的深刻变化,与此相联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意识的新闻从业者,通过对于事实和“真相”的深入发掘和呈现,通过接纳公众对于中国现实的意见的表达,使得《南方周末》新闻生产过程体现出鲜明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参与式新闻业”（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特征。 《南方周末》的历史,基本上跨越了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新闻体制变革迄今的完整过程。它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见证者与记录者,又是中国新闻体制变革的重要产物和重要参与者。《南方周末》的嬗变与发展,自然地置身于中国社会各系统发生全面和深刻变化的历史场景中,对于作为基层媒介单位的《南方周末》新闻生产实践的考察,也在这个意义上提供了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与媒介系统进行连接和分析的可能性。 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对于1983年至1995年之间《南方周末》报纸定位、新闻产品形态、新闻操作、组织建制等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与要素的考察;这个时期《南方周末》的新闻生产总体上具有浓重的探索和实验性质,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从1979年开始的新闻改革的总体背景中,以新闻从业者的临场发挥与创新为主导,从《南方周末》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与延伸”的基点出发,进而探索和发挥周末报作为一个新“报种”的社会功能。以文化/娱乐资讯为主的新闻产品形态适应了当时的市场需求,而报纸与新闻的商品性的实现,在客观上完成了对于“真理报模式”的“告别”。在这个基础上,《南方周末》的新闻从业者,发展了将《南方周末》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与延伸”这种自上而下的定位,“启蒙”与“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桥梁”,成为他们对于《南方周末》的社会传播功能设计的核心,而“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决不说假话”成为了他们新闻实践中所坚守的底线。
二、镜头背后的故事——菏泽电视台《社会经纬》写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镜头背后的故事——菏泽电视台《社会经纬》写真（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题材纪实影像叙事研究与实践 ——以毕业作品《鱼骨村记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乡村题材纪实影像的创作现状 |
| 第一章 乡村题材纪实影像叙事分析 |
| 第一节 乡村题材纪实影像的叙事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题材纪实影像的叙事特征 |
| 第三节 滩区迁建背景下的鱼骨村现状与创作初探 |
| 第二章 乡村纪实影像《鱼骨村记事》的叙事实践 |
| 第一节 《鱼骨村记事》的叙事视角 |
| 第二节 《鱼骨村记事》的叙事结构 |
| 第三节 《鱼骨村记事》的叙事语言 |
| 第三章 《鱼骨村记事》的意象化与风格化叙事 |
| 第一节 《鱼骨村记事》的符号化运用 |
| 第二节 《鱼骨村记事》意象化表达的借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发展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2 电视法治节目的界定、类型、特性与传播功能 |
| 2.1 电视法治节目的界定 |
| 2.2 电视法治节目的类型 |
| 2.3 电视法治节目的特性 |
| 2.4 电视法治节目的传播功能 |
| 2.5 本章小结 |
| 3 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
| 3.1 1978 年至1998 年:节目位势的初步形成 |
| 3.2 1999 年至2007 年:节目规模的极速扩张 |
| 3.3 2008 年至今:节目功能体系的基本完善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发展演变的多维表征 |
| 4.1 理念之变——由普法单一诉求走向法治立体传播 |
| 4.2 内容之变——由综合报道范围走向专业细分取向 |
| 4.3 结构之变——由单一形态走向多元结构 |
| 4.4 话语之变——由权威话语走向平等沟通 |
| 4.5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发展演变的效果审视 |
| 5.1 直接正面的“魔弹”效果 |
| 5.2 显着正负的“共生”效果 |
| 5.3 深度交互的“参与”效果 |
| 5.4 本章小结 |
| 6 “四全”时代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发展演变的趋势分析 |
| 6.1 以服务为本,多元供给的传播功能趋向 |
| 6.2 以综合为主,多元细分的内容发展趋向 |
| 6.3 以电视为主,多元分发的融合传播趋向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致谢 |
（3）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演变 ——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 |
| 1.2.2 关于电视涉法传播的研究 |
| 1.3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1.3.1 研究视角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理论探讨 |
| 2.1 公共领域的中国适应性 |
| 2.1.1 公共领域概念的词源学分析 |
| 2.1.2 公共领域概念的学术探讨 |
| 2.1.3 公共领域的东西方不同社会语境 |
| 2.2 从公共领域到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 |
| 2.3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 |
| 2.3.1 要素结构 |
| 2.3.2 功能结构 |
| 2.4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前提 |
| 2.5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发展的衡量标准 |
| 2.5.1 载体的扩张性 |
| 2.5.2 平台的开放性 |
| 2.5.3 参与的平等性 |
| 2.5.4 话语的公共性 |
| 3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开创与“记录体”的确立 |
| 3.1 开创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语境 |
| 3.1.1 逐步演替的社会转型 |
| 3.1.2 法律体系建设的提速前行 |
| 3.1.3 “自己走路”的中国电视改革 |
| 3.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艰难探索 |
| 3.2.1 庭审直播: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建构的初步尝试 |
| 3.2.2 《冯大兴的下场》:理想化的直接对话空间建构实践 |
| 3.2.3 《焦点访谈》:“介入式”间接对话空间建构的独特景观 |
| 3.2.4 《社会经纬》:故事化“记录体”的确立 |
| 3.3 开创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形态 |
| 3.3.1 非主流传播: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话语地位 |
| 3.3.2 时间断层: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历时形态 |
| 3.3.3 相对单一: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空间样态 |
| 3.3.4 普法话语: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宏大主题 |
| 3.4 “记录体”的确立及其故事化特色 |
| 3.4.1 纪实风格:“记录体”的直观面貌 |
| 3.4.2 权力博弈:“记录体”的内在本质 |
| 3.4.3 故事化:“记录体”的现实选择 |
| 3.4.4 “化枯燥为形象”:故事化的编码逻辑 |
| 3.4.5 隐含的意义:故事化背后的法治意识形态 |
| 4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扩张与“说法体”的兴盛 |
| 4.1 扩张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语境 |
| 4.1.1 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与加速重构的社会秩序 |
| 4.1.2 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成与公民法治素养的提升 |
| 4.1.3 电视市场化与民生化的互动演进 |
| 4.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极速扩张 |
| 4.2.1 《今日说法》:“说法体”话语模式的强势崛起 |
| 4.2.2 《经济与法》:专业细分趋势下的独特法治公共领域 |
| 4.2.3 《法治在线》:“记录体”的新闻话语表达变体 |
| 4.2.4 社会与法频道: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横向扩张 |
| 4.3 扩张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形态 |
| 4.3.1 突变: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极速膨胀 |
| 4.3.2 集中:直接对话空间的强势崛起及其功能转向 |
| 4.3.3 不适:大浪淘沙之后的重生与消亡 |
| 4.4 《今日说法》“说法体”现象的多维透视 |
| 4.4.1 “说法体”探源 |
| 4.4.2 参与主体视角下的“说法体”功能认知 |
| 4.4.3 “说法体”表意系统的确立 |
| 4.4.4 公共议题选取的“点滴”思维 |
| 4.4.5 公共讨论设计的开放色彩 |
| 4.4.6 “姥姥文化”的话语表达追求 |
| 4.4.7 “说法体”现象的扩散及意义 |
| 5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再造与“沟通体”的创设 |
| 5.1 再造期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语境 |
| 5.1.1 从“四个全面”进入“新时代” |
| 5.1.2 从“法律体系”迈向“法治体系” |
| 5.1.3 从“电视媒体”转向“融合媒体” |
| 5.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再造 |
| 5.2.1 《小区大事》:“参与式”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开端 |
| 5.2.2 《我是大律师》:“直接对话空间”的极致表达 |
| 5.2.3 《律师来了》:“融合对话空间”的积极建构 |
| 5.3 “沟通体”的基本话语形态及公共领域再造意义 |
| 5.3.1 “沟通体”的核心意涵 |
| 5.3.2 “沟通体”的基本话语形态 |
| 5.3.3 “沟通体”的电视法治公共领域再造功能 |
| 6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危机与风险应对 |
| 6.1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结构危机 |
| 6.1.1 载体危机:媒介格局变迁下的“整体失落” |
| 6.1.2 形态危机:空间层次的结构性失衡 |
| 6.1.3 话语危机:话语表达方式的日渐僵化 |
| 6.1.4 功能危机:公共领域功能的错位与异化 |
| 6.2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危机归因 |
| 6.2.1 技术归因:“危”与“机”中的艰难调适 |
| 6.2.2 认知归因:公共意识的不足与法治观念的落后 |
| 6.2.3 经济归因:公共属性与经济属性的长期博弈 |
| 6.3 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危机启示 |
| 6.3.1 生态重建:建立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社会保护机制 |
| 6.3.2 认知重构:公共意识与法治精神的双重提升 |
| 6.3.3 空间重组:建立融合对话空间主导下的多元空间体系 |
| 6.3.4 手段重整:以全新融合思维重塑法治公共领域面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社会公众电视法治公共领域认知与满意度问卷调查表 |
| 附录二: 中国电视法治节目业者电视法治公共领域认知与满意度访谈提纲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4）乡土之镜 ——纪录片中的中国乡村与农民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创作主体差异下的不同乡村书写 |
| 第一节 差异:生产机制、选题、价值呈现 |
| 第二节 农民写真:独立纪录片的个人化表达 |
| 一、创作特征:个人化的自我表达 |
| 二、底层叙事:农民生存境遇的记录 |
| 第三节 美丽乡村:体制内纪录片的主流书写 |
| 一、创作特征:乡村视角的宏大叙事 |
| 二、诗意建构:离散与还乡下的乡愁符号 |
| 第四节 主流影像与独立影像之比较:以《走出阴影的村庄·籽粒村》与《好死不如赖活着》为例 |
| 第二章 独立纪录片中农民主体形象的建构 |
| 第一节 农民身份认同 |
| 一、身份变迁:从“乡土”到“混凝土” |
| 二、话语反抗:从“他者”到建构自我 |
| 第二节 乡村女性形象的多元呈现 |
| 一、底层抗争:保卫精神家园 |
| 二、反抗父权:都市中漂泊的打工者 |
| 三、挣脱桎梏:女性意识的觉醒 |
| 第三节 留守儿童影像 |
| 一、缘起:城镇化进程的遗留 |
| 二、困境:陪伴缺失、认同障碍 |
| 三、预见:留守儿童的未来 |
| 第三章 体制内纪录片记录乡土历史的价值呈现 |
| 第一节 记住乡愁:集体记忆的留存 |
| 第二节 文化构建:传统文化的传承 |
| 第三节 国家话语:新农村形象的塑造 |
| 第四章 结论 |
| 附录1: 本文所引部分独立纪录片 |
| 附录2: 本文所引部分体制内纪录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失落的故乡 ——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研究（1978-20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问题缘起 |
| 0.2 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0.2.1 纪录影像的界定 |
| 0.2.2 纪录片的选取范围说明 |
| 0.2.3 厘清农民概念 |
| 0.3 文献综述 |
| 0.3.1 中国“纪录片”理论研究的整体特点 |
| 0.3.2 农民题材纪录片研究的整体特点 |
| 0.3.3 中国纪录片“影像”研究的整体特点 |
| 0.4 理论综述 |
| 0.4.1 研究方法 |
| 0.4.2 研究意义 |
| 1 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发展脉络 |
| 1.1 以时间为坐标比较分析 |
| 1.1.1 1978 年至 1991 年：从表象到内在 |
| 1.1.2 1992 年至 2002 年：从“乡土”到“混凝土” |
| 1.1.3 2003 年至 2012 年：从农民到公民 |
| 1.2 以地域为坐标比较分析 |
| 1.2.1 北方：家园的神话 |
| 1.2.2 中原：突围的阵痛 |
| 1.2.3 南方：自省的反思 |
| 1.3 以创作主体为坐标比较分析 |
| 1.3.1 央视：一个国家的宏大叙事 |
| 1.3.2 地方：一个民族的多彩写真 |
| 1.3.3 港台：一个社会的冷峻旁观 |
| 1.4 小结：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与农民问题的实质 |
| 2 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三维观照 |
| 2.1 微观视角：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文本分析 |
| 2.1.1 文化研究方法介入 |
| 2.1.2 失地农民：工业化进程的代价 |
| 2.1.3 留守儿童：城镇化进程的遗留 |
| 2.1.4 村民自治：民主化进程的脉搏 |
| 2.2 中观视角：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感性关怀 |
| 2.2.1 媒介社会学介入 |
| 2.2.2 保存集体记忆 |
| 2.2.3 聚焦大众目光 |
| 2.2.4 弘扬人本主义 |
| 2.3 宏观视角：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理性思考 |
| 2.3.1 传播政治经济学介入 |
| 2.3.2 政治体制：话语权力的缺失 |
| 2.3.3 经济发展：身份变迁的尴尬 |
| 2.3.4 文化思潮：意义再现的模糊 |
| 2.4 小结：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状态与根源 |
| 3 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前景展望 |
| 3.1 反思生产机制：从“博弈”到“突破” |
| 3.2 探索角色转变：从“被看”到“拍摄” |
| 3.3 丰富传播模式：从“单一”到“互动” |
| 3.4 小结：中国纪录片中农民影像的生存反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出版专着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当代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研究（1978-2008） ——以央视和凤凰卫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为什么要研究媒介公共性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媒介公共性的现实困境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
| 一、理论阐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媒介公共性的研究 |
| 二、聚焦电视:西方学术界关于电视公共性的争论与研究 |
| 三、国内关于媒介公共性的研究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
| 第五节 研究结构 |
| 本章注释 |
| 第一章 媒介公共性辨析 |
| 第一节 公共性的理论溯源 |
| 第二节 中国媒介有公共性吗 |
| 第三节 媒介公共性辨析 |
| 第四节 电视媒介与公共性 |
| 本章注释 |
| 第二章 被建构的公共性(1978-1992)——基于央视的考察 |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背景下的中国电视(1978-1992) |
| 第二节 电视公共性的萌发与初步发展 |
| 一、早期的电视批评性报道与公共性 |
| 二、"四级办电视":为电视公共性发展奠定技术和物质基础 |
| 第三节 喉舌论、《新闻联播》与公共性 |
| 第四节 文化精英介入电视:八十年代思想启蒙与纪录片的热播 |
| 第五节 对这一时期电视公共性的评价 |
| 本章注释 |
| 第三章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限而尴尬的公共性(1992-2008)(上)——基于央视的考察 |
| 第一节 1992年后中国媒介的政治经济版图 |
| 一、电视媒介生产的"非常规实践":从制播合一到制播分离 |
| 二、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电视媒介的困局 |
| 第二节 横空出世:电视媒介公共性的三部曲——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到《新闻调查》 |
| 一、《东方时空》:公共话语开始进入电视 |
| 二、中国语境中的媒介公共性:焦点现象审视 |
| 三、理性、启蒙与监督:《新闻调查》透析 |
| 第三节 公共性与私人性的交汇:《实话实说》引发的谈话节目热潮评析 |
| 第四节 电视媒介的媚俗化:市场逻辑与公共性的悖论 |
| 本章注释 |
| 第四章 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限而尴尬的公共性(1992-2008)(下)——基于央视的考察 |
| 第一节 网络媒体的崛起与主流政治话语的转型 |
| 第二节 公共性的危机与转机:非典中的电视媒介 |
| 第三节 电视公共性的重要一步:央视新闻频道的开播与实践 |
| 第四节 公共性只能寄托于网络吗—兼评网络媒体的公共性 |
| 第五节 电视公共服务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
| 第六节 对这一时期电视公共性的评价 |
| 本章注释 |
| 第五章 市场建构的媒介公共性——基于凤凰卫视的考察 |
| 第一节 凤凰卫视的公共性透视 |
| 第二节 知情权与能见度:《社会能见度》的个案研究 |
| 第三节 公共议题·公共话语·公共空间:《一虎一席谈》的个案研究 |
| 第四节 对凤凰卫视公共性的评价 |
| 本章注释 |
| 第六章 重建中国电视公共性的思考 |
| 本章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意图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概念界定 |
| 六、研究框架 |
| 七、文献综述 |
| 八、创新性、难度 |
| 第一章 曲折创业阶段(1958-1979) |
| 第一节 早期电视新闻节目(1958-1966) |
| 一、中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成立 |
| 二、早期新闻节目的样式 |
| 三、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 |
| 四、国内新闻节目艰难起步 |
| 五、国际新闻节目来源渐多 |
| 六、体育报道的兴办和实况转播的运用 |
| 七、建立外宣业务,开展政治宣传攻势 |
| 第二节 "文革"期间的电视新闻节目(1966-1976) |
| 一、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
| 二、"文革"中的新闻报道 |
| 第三节 过渡期电视新闻节目(1976-1979) |
| 一、过渡期的历史背景 |
| 二、创办《新闻联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调整改进阶段(1980-1992) |
| 第一节 电视新闻报道的内容拓展 |
| 一、批评报道增多,舆论监督职能渐显 |
| 二、报道党、政的重大事件及活动,政治透明度增强 |
| 三、经济新闻比重加大,初显服务意识 |
| 四、电视报道领域拓展,迈出改革步伐 |
| 五、军事新闻的发展 |
| 六、国际新闻和对外报道得到重视 |
| 第二节 电视新闻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增加新闻播出时段,改进新闻的编排方式 |
| 二、新闻评论等深度报道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 |
| 三、报道方式与传播方式的进步 |
| 第三节 电视新闻体制的变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速发展阶段(1993-2002) |
| 第一节 电视新闻消息类节目日益丰富 |
| 一、综合类新闻节目全面设置 |
| 二、分类新闻节目大量涌现 |
| 第二节 电视新闻专题类节目的发展 |
| 一、《东方时空》类新闻杂志 |
| 二、《焦点访谈》类新闻述评 |
| 三、《新闻调查》类深度调查报道 |
| 第三节 电视新闻谈话类节目的勃兴 |
| 第四节 对外报道得到加强 |
| 第五节 重大报道进入全新的阶段 |
| 一、对重大事件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同步直播 |
| 二、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 |
| 三、整体合力突出重大报道 |
| 第六节 新闻频道开始出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元化发展阶段(2003-2008) |
| 第一节 央视新闻频道节目 |
| 一、央视新闻频道组建过程 |
| 二、央视新闻频道的基本理念与节目设计 |
| 三、重大报道与灾情报道提升央视新闻频道影响力 |
| 四、新闻频道背景下央视与地方电视台的合作 |
| 第二节 省级卫视新闻节目 |
| 第三节 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 |
| 一、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的构架 |
| 二、地方电视台的民生新闻热潮 |
|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 |
| 四、地方电视台与央视的新闻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期新闻政策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的影响 |
| 一、改革初始期(1979-1992) |
| 二、发展深化期(1992年至今)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的影响 |
| 一、推动电视新闻媒介的产业化发展 |
| 二、引领电视新闻媒介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电视新闻节目的营销观念渐趋确立 |
| 四、收视率导向意识逐渐形成 |
| 五、市场经济对电视新闻媒介的冲击 |
| 第三节 文化需求的变迁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的影响 |
| 一、大众文化的中心化与电视新闻传播观念的变革 |
| 二、文化需求的多元与电视新闻节目的分层 |
| 三、大众文化消费视野中的电视新闻节目 |
| 第四节 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的影响 |
| 一、早期电视的技术局限制约了电视新闻的采制、播出与传输 |
| 二、新时期电视技术的进步推动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 |
| 三、数字化与网络化改变传统电视新闻的制作、传播和接受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50年的历程 无尽的探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后记 |
（9）《社会记录》深度报道的特点和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社会记录》的产生和发展 |
| 1.1 《社会记录》是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一种 |
| 1.1.1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简介 |
| 1.1.2 《社会记录》的归属 |
| 1.2 以《社会记录》等为代表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是建立在报刊深度报道的基础上 |
| 1.2.1 电视深度报道建立在报纸深度报道的基础上 |
| 1.2.2 我国电视深度报道的发展历程 |
| 1.3 《社会记录》传承了纪录片风格 |
| 1.4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发展影响力不断加强 |
| 1.4.1 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受众仍然需要深度报道 |
| 1.4.2 来自同业的竞争压力必然促进电视深度报道的发展 |
| 1.4.3 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意识加强促使电视深度报道的创新 |
| 第2章 《社会记录》的创新性 |
| 2.1 《社会记录》的深度报道特点 |
| 2.1.1 《社会记录》的选题特色 |
| 2.1.2 《社会记录》用平民视觉进行报道 |
| 2.2 《社会记录》在形式上的特点 |
| 2.2.1 电视纪录片手法真实再现事实 |
| 2.2.2 选择故事化表现方式使节目更生动 |
| 2.2.3 阿丘独特的主持风格 |
| 第3章 《社会记录》对中国电视的启示 |
| 3.1 确立依据播出时间定位节目的观念 |
| 3.2 用电视深度报道构建平民文化 |
| 3.3 对电视深度报道贴近性的重新诠释 |
| 3.3.1 新闻选题要贴近群众生活,在平实之中见深度 |
| 3.3.2 运用多种电视传播手段增强贴近性 |
| 3.3.3 恰到好处的评点增强贴近性 |
| 3.3.4 从《社会记录》的成功看当代受众需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筚路蓝缕的起步(1983 年——1995 年) |
| 第一节：《南方周末》的创办：“和而不同”的复合定位 |
| 第二节：“三通一平”的时代 |
| 第三节：《南方周末》的自我探索 |
| 第二章：对中国发言(1996-2001年) |
| 第一节：以调查性报道为主体的新闻生产 |
| 第二节：作为新闻生产组织的《南方周末》及其从业者 |
| 第三节：处于社会规制力量中的《南方周末》 |
| 第三章：公共表达的通路 |
| 第一节：《百姓茶坊》版的缘起、版面形态与编辑原则 |
| 第二节：《百姓记事》版的缘起、版面形态与编辑原则 |
| 第三节：《百姓茶坊》与《百姓记事》：进入与表达 |
| 第四节：《消费广场》版面的缘起及其功能设计 |
| 第五节：《消费广场》的版面形态、编辑报道策略及其个案分析 |
| 第六节：《消费广场》：消费者与公民的“广场” |
| 第四章：《南方周末》与知识分子撰稿人 |
| 第一节：作家撰稿人的进入 |
| 第二节：学者撰稿人的进入 |
| 第三节：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撰稿人与《南方周末》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论文独创性声明 |
四、镜头背后的故事——菏泽电视台《社会经纬》写真（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题材纪实影像叙事研究与实践 ——以毕业作品《鱼骨村记事》为例[D]. 冯丽桦. 山东艺术学院, 2020(07)
-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法治节目发展演变研究[D]. 李嘉维. 暨南大学, 2019(02)
- [3]中国电视法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演变 ——以央视涉法传播实践为例[D]. 袁侃. 武汉大学, 2018(02)
- [4]乡土之镜 ——纪录片中的中国乡村与农民形象研究[D]. 林艳艳.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5]失落的故乡 ——中国纪录片中的农民影像研究（1978-2012）[D]. 郭璇. 辽宁大学, 2013(01)
- [6]中国结——“西部母亲水窖”工程的社会经纬[J]. 唐明华. 中国作家, 2013(02)
- [7]当代中国电视媒介的公共性研究（1978-2008） ——以央视和凤凰卫视为例[D]. 卢迎安. 复旦大学, 2009(12)
- [8]中国电视新闻节目发展史研究（1958-2008）[D]. 岳淼. 厦门大学, 2009(11)
- [9]《社会记录》深度报道的特点和启示[D]. 杜蕙. 河北大学, 2007(S1)
- [10]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D]. 洪兵. 复旦大学, 20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