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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08-0076-09 1928年6月，京津易帜①，政府鼎革，以蒋介石和阎锡山为核心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期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关于1928年至1931年蒋阎关系的研究，多受回忆材料的影响，偏重于政治权力的争夺，较少关注财政领域制度性变动的重要影响②。本文尝试以财政与军政的互动关系为视角，还原当时复杂的政治场景，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蒋阎关系重新梳理与解读。 裁兵额以利财政，统财政以促裁兵，这是国民政府甫入建设时期，尤为看重的两件大事③。财政部申令，无论是中央各部，还是地方各军，乃至于下辖各省，均应受财政部的支配和监督④。在1928年6月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指出，统一财政是裁兵的关键，“惟欲求经济问题之解决，在于财务行政之统一，及全国预算之实行。而统一财政实行预算，尤与裁兵关系密切；是名为裁兵等于缘木求鱼，无裨事实”⑤。在紧接着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宋子文再次强调“建设首重财政，财政宜统一”⑥。两次会议均将裁兵问题列为会议的主要议题，国民政府的政策指向可见一斑。 裁汰军队，既被视为纾解国民政府财政窘状的良药，亦被看作便利民众生活的妙方。有人为当局算过一笔账，“统计全国每年国家收入照从前旧预算为五万万元，今以田赋牙税契税当税等项划归地方实仅四万万元，加以新办各税也只共四万五千万元，即使全供军费也相差甚巨，况收入预算虽定此数，恐尚未能如数收足，内外债除未整理各款从缓筹还外，额定支出已需一万五千万元，仅剩三万万元，欲以之支办如此巨额军费，无论民力上财政上均属绝对不可能之事，自非重新划定军事，大加裁汰，实无以苏民生之极困而杜未来之隐患”⑦。无论是从政府“建设”的需要，还是社会民众的舆论期许，财政统一与裁汰军队，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以此为目标，逐步削夺各地方实力派领袖财权和军权，这一动向在阎锡山实际控制的华北地区逐渐明朗化。 作为财政统一的必要步骤，宋子文于1928年6月间派人在北平设立办事处，负责收回平津等地的税收机关。阎锡山方面同样看重华北税收，当时直接负责收编直鲁联军的傅作义报告，“惟收编十余万敌人，无给养可虞”，“天津附近愿归我者多，但须给养有办法。税收机关不易久旷以减收入”⑧。中央与阎锡山方面均有意控制税收机关，关系转而紧张。6月29日派驻北平财政办事处的负责人陈家栋，报告傅作义不配合工作，“傅作义来电，接收机关不便交替，惟盼日给十万元，即不干预友情，谅邀钧察”⑨。办事人员通过私人途径获悉，原因在于“晋军给养虽有着，惟晋省曾垫用八百万元，尚未补苴”⑩。 随后，阎锡山在7月16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谈到： “约计平津税收可集巨款，并可加发债券，非但足供卫戍兵饷已也。此后军政、财政既经中央统一，而所需饷糈即不能不望中央之指拨。二、山西自连年作战以来，地方抵借各款已达二千八百余万之巨，每月尚亏二百数十万元，实已筋疲力尽。自顾犹且不遑，无法再行接济平津之饷。三、饷项不敷，火食业已配给津贴，若再积欠，生活无法维持，此不能不声明者也。务恳钧座核定兵额兵饷，指定确实专款，按月拨发，俾资维持平津治安。”(11) 阎锡山希冀以权换利，蒋介石亦稍示退让，双方达成一致：由财政部北平办事处定期向平津卫戍司令部拨款，并从长芦盐税中拨出协款三十万(12)。同时，蒋介石还将河北的部分国税和长芦区税，暂时划拨给阎氏，“在五次会议各军军费未经决定之前，所有本部之下河北国税收入，除长芦正税有外债关系及各征收经费应由国税内坐之外，所有一切收入，一律解交贵总司令部由各方支配，如各款不足应付，准由长芦区税项下暂时借拨”(13)。作为交换，阎锡山方面必须交还国税机关。双方各有退让，蒋介石不但作出拨给卫戍经费的许诺，而且把河北地区的部分国税和长芦盐税拨给阎锡山。而阎锡山则在形式上，交出了在河北省以及平津两市征收国税的权力(14)。 习于坐地征税的地方实力派，对于税权上交，仰承中央的新模式，不无抵触。财政部指出，为协商河北国税收入支配事宜，已设驻平办事处办理，军事长官本应与办事处接洽，而不能直接命令征收机关，如此“方符财统一之义”，但阎锡山部仍有军事长官直接命令收税(15)，视财政部命令如无物。更有甚者，以武力威胁中央办事处。宋子文的特派员陈家栋报告，各项军饷，本由办事处解交经理部转发。但由于饷银不足，各军竟绕过经理部，直接向办事处催索，“势乃汹涌”，使陈家栋行动失去自由(16)。宋子文不肯妥协，下令军饷仍按照原定规章，由经理处转发，办事处不必出面，“如有军人越轨索要，当一律严拒，勿稍瞻顾”(17)。 但军饷短缺问题，仍未解决。阎锡山财政渐趋竭蹶，这在其发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显现无遗： 惟原案指拨卫戍经费，现在渐有动摇，芦盐附加产销等捐，拨付卫戍经费一节，河北人民以为卫戍经费应由国税项下支付，此项附捐系地方收入，因而由河北省政府议决，作为该省教育、建设、省行基金之用，另行设局征收。弟到平后，始通知该省政府，卫戍区域内既有河北二十七县，卫戍经费亦应由河北分担，此项附捐即作为该省分担卫戍经费之款，由总部派员帮同运使征收，河北不另设局，藉资挽回。查平津国税所收本来无多，卫戍经费全赖借拨芦盐正税，为日来以盐款抵借之事，已有数起，卫戍经费，大惑困难，务请饬令新运使维持原案，卫戍经费未拨足以前，不得另有抵借，以资信守。(18) 出于稳定北方政局的考虑，蒋介石尊重了阎锡山“维持原案”的要求(19)。财政问题，至此暂告一段落。但中央统一财政的政策，实已威胁到了地方实力派财税的独立性。双方通过权益交换缓解由此产生的矛盾。 1928年6月15日，蒋介石宣布“军政”阶段结束，下一步着手开始“训政”，其中重要举措即是邀请各集团军总司令来南京，参加编遣筹备会议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阎锡山借故拖延，迟迟未肯进京。以往对阎锡山不肯入京原因的研究，多将视角集中在蒋、阎、冯、李等人的政治斗争上，分析阎锡山如何利用蒋、冯的矛盾自抬身价(20)。这种分析有其合理性，但还应从利益诉求的角度，考察其实际行动。 1928年8月，阎锡山与蒋介石就平津政局，达成三点共识：“(一)减少前方不能统一指挥之军队。并确定统一指挥办法。(二)结束收编队伍，妥适安置，以安其心。(三)整理平津财政，以裕饷糈。”(21)双方观点看似一致，实则各有侧重，利益不一。 国民政府方面，力图将强力人物聚集中央，使实力派首脑脱离军队。更重要的在于，“盖中央既能充实，外人对于全国不一致之怀疑，自然消释也”，便于向列强借款(22)。蒋介石以内政部长之职相招(23)，阎锡山则虚与委蛇，以“此间军政诸待擎画”，推行内政尚非其时为借口，拒绝赴任，而派赵丕廉或赵戴文代任(24)。原因有二：一则，他察觉二届五中全会已有破裂之象，意在观望；二则，他的心思全在地盘和军队，无心进京(25)。10月6日，蒋介石再次催促阎确定来京日期，阎锡山表示自己正在“裁编平津编余各军”，但刻下“财政困难、饥寒交迫”，无暇进京(26)，向蒋施压。10月16日，阎锡山虽还在向中央抱怨，“惟平津一带卫戍及收编各军，或筹饷尚无着落，或编遣尤未完竣，均非亲自规划妥适，不能成行”，但同时暗示此事已有转机，因为蒋介石派使来平协商(27)。最终双方达成妥协，阎允诺将于12月入京。 1929年1月召开的编遣会议上，财政问题是各方争夺的焦点。蒋介石态度明确，财政统一的地位优先于编遣，“先行财政统一，而饷项由中央照数发给；编遣且在其次”(28)。各地方实力派，则谋求更多编遣经费，以供养军队。阎锡山获得经理处一职，不仅仅是因为中央对其理财能力的信任，他本人的意愿也起了很大作用。阎锡山对于经理处主任调配编遣费用的职权，极为看重。会议虽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裁兵编遣的文件，但是各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矛盾，未得解决，反而日益激烈。 编遣会议之后，蒋桂、蒋冯战争相继爆发，阎锡山的态度至关重要。蒋介石亟需阎锡山的支持，据其日记记载，处置桂系时，多借重阎锡山的意见(29)。在处理冯玉祥部善后事宜时，蒋更授阎以全权，“以西北事责成阎锡山办理，对冯之和战一任阎主之”(30)。因而，在1929年的上半年，蒋介石不但未能进一步施行财政统一，反而以各种名义临时拨款，维系了二人的政治合作关系。 1929年8月1日召开的编遣实施会议，标志着陆军编遣真正进入了实施阶段。此时中央积欠阎锡山所在第三编遣区金额已相当巨大，其中主要款项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北伐军费。阎锡山参与北伐，花费近三千万元，其中大部分从山西银行借贷(31)。虽然这些军费由平津卫戍经费，河北、山西、察绥各省共同承担，但是“两年以来各省财政困难”，“各财政厅往往以财政支绌，不能按数按期筹拨”(32)。自从他控制了四省两市之后，便不断催促蒋介石清偿此笔军费。1928年7月，阎锡山在交接国税机关的时候便指出，“山西自连年作战以来，地方抵借各款已达二千八百余万之巨”(33)，望蒋拨款解决，但蒋并未答应。同年11月26日，阎锡山方面曾打算“由河东、晋北盐款烟酒印花及卷烟特税作抵偿还”(34)，亦未能成行。 (二)动员经费。蒋冯战争中，阎锡山进行军事动员，欠下一百七十余万元。阎锡山对此倍感焦急，因动员费均系拖欠各商号，为维持信誉和维持商情计，“势难久延”(35)。加之，“现在编遣在即，此款碍难再延”(36)。因此两次催促部下交涉(37)，同时也向宋子文施压，要求尽快结清(38)。 (三)军队欠饷。阎认为“所有此次欠饷均应发清，因本军前此既未发放伙食，则欠饷是不能不予清算。我前拟将晋冀察绥所欠者由晋冀察绥分别筹补，中央所欠者请中央补发，今则可谓中央及四省均无办法，但因编遣在即，关发欠饷，又系刻不容缓，此事颇觉为难”(39)。经过调查，他决定“查此次本军应裁三分之二，按一集团办法，被裁者先补发欠饷”，将遣散士兵的欠饷先行清偿，编留的士兵再作打算(40)。 (四)积欠卫戍经费。阎锡山提出借编遣之机，由财政部门分四个月偿还(41)。 阎锡山认为在编遣正式实施之前，中央应当将这四笔款项交给第三编遣区，为第三编遣区提供财政保障。他提到，冯玉祥方面表示，编遣不难，“惟所虑者均在粮饷艰穷，接济无着”，看似言人之忧，实则言己之忧。阎只能对蒋抱以期待，“我意只要中央对财政上有彻底办法，当无他虞”(42)。然而此时蒋介石亦自顾不暇，难施援手，“见部下之要兵要钱者，应付为难，避之不见又不得，愧寒惊恐，如临大敌”(43)。 1928年11月公布的《划分国家收入地方收入标准案》，是财政统一的又一重要举措。其中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划分，作了如下规定.：国家收入为盐税、海关税及内地税、常关税、卷烟税、厘金及一切类似厘金等15项税种；地方收入为田赋、契税、牙税等12项，并规定如国税与地税重复，则以国税为重(44)。财政新税制施行以后，仅1930年7月至12月，国库就从烟酒税项下进账125万元，印花税项下进账300万元。在战争期间卷烟税每月270万元，平时则达到400万元。(45) 这次国税和地税的划分，一方面使地税有了稳定的来源，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但另一方面，地税规范化举措的渐次实施，威胁到了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的重要收入来源——厘金及类似税项。而这些税项，在较长时间内保证了阎锡山方面的收支平衡。当时报纸报道，煤油特税、卷烟吸户税、芋酒牌照捐、印花税、警捐等，使北平生活苦不堪言(46)，从侧面反映出阎锡山征收捐税、厘金，获利颇丰。从1931年的财政数据中，也可发现，山西每年地方收入共计2200万元，但国民政府裁去厘金600万元，相当于损失全年收入的27％(47)。 尽管中央许以特税补充，但阎锡山仍感觉缓不济急，损失平绥路煤气油附捐等税项收入之后，财政方面愈发力不从心。“近来财政统收办法一一实行，而三集团军费不能统支，以致每月亏空增加甚多，尚无填补办法。而动员费及积欠卫戍经费需用至急，无法挪垫，迭经电催财部，始则推诿迟缓，继则久未见覆。主席前允分四个月还清，现八月已终，财部仍未汇拨。”(48)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能“统收”，不能“统支”。 1929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决定，发放编遣库券7000万元，用于裁兵和支付欠饷。(49)阎锡山意在用编遣库券清欠积款，作为实施编遣的先决条件。他让亲信代问蒋“可否将余款指拨三集团方面之欠饷等费”，如中央能在编遣期内，将卫戍欠款及动员费用拨清，定可实行编遣(50)。 蒋介石并未答应，只让财政部拨发200万裁兵公债(51)。对此冯玉祥曾有过一针见血的评论，“此次又发七千万，都是以全国税收作抵，专用作贿赂他人军队之用”(52)。蒋介石对于编遣公债的使用早有安排，不容他人置喙。而财政上的分配，更是以政治为依归，被目为非革命者的阎锡山，自然无权讨得财政上的支持。 阎锡山无奈，“只好先行领下，派妥人迅速送回，以便抵借”，但仍坚持让中央按约定在四个月内将欠款还清(53)。然而，编遣仅进行月余，阎锡山便发现财政部并不打算按期还本付息，债券乏人认购，前景堪忧。阎担心公债价格会因此“大受影响”，加之“银行屡请退抵并于将来周转大感困难”，财政状况已近“竭蹶”(54)。而宋子文方面则表示，“毋庸付息，并将前项息票悉数截下注销，送交本部”，但阎锡山仍坚持“此时若不付息，似有失信银行之嫌，为维持信用计，维持公债价格计，似应将此项利息照付”(55)。最终宋子文同意先由阎锡山代为付息，再由中央另行筹款归还(56)，裁兵公债的价格暂得以保全。 落实编遣政策，困难重重。下级官兵频频闹饷，让阎锡山头疼不已(57)，更令阎锡山难堪的是，中央只发遣散费，不发欠饷，“而此数迄今亦未拨到”(58)。阎锡山已向官兵承诺清理欠饷，中央决定只会威胁其个人威信。阎锡山于1929年9月22日以第三编遣区办事处的名义连发两电，内容颇堪玩味。首先，电文强调中央规定“所有欠饷一概不发”，暗示官兵拿不到欠饷，咎在中央。接着阎表示如此办理“未免对士兵不起”，所以决定“将所有欠饷一律发清，另发一个月恩饷，以示体恤”(59)。这是阎锡山第一次在编遣问题上，与蒋介石公开唱起了反调，刻意拉大自身与中央的距离。 而此时阎锡山的财政危机，又有加剧之势。1929年10月13日阎锡山电告赵戴文“近日晋钞异常跌落，金融大起恐慌，皆因北伐战事延长，负债三千余万，加以到平后，又因军饷不济，复亏累一千二百余万所致，已陷于不易维持之状”(60)。阎锡山决定逼蒋就范，称“财部第二期应拨还之卫戍欠款，需用至急”，部队“能否遣散”，全在于欠饷能否发清，“断此事关系至为重大”(61)。 阎锡山态度转强的另一原因，是地方反蒋势力的再度活跃。1929年9月，张发奎率先发难，起兵反蒋。阎锡山的态度再度受到重视。10月14日，蒋介石派方本仁携带现银200万元，编遣库券500万元作为临时军费，谋求阎锡山的支持(62)。宋子文在蒋的授意下(63)，一改以往对阎的抗拒态度，积极提供财政支持：“现值吾兄出师讨逆，军费需款所有河北陕西等省承募编遣库券募得之款，即就近随时拨交我兄，充讨逆军费，既可随时应用，又免辗转筹汇。”(64) 阎锡山从库券抵借之款中，先行垫付8、9、10这三个月的欠饷，以解燃眉之急，而并非用作军事动员，支援中央(65)。接着，阎借口讨伐反蒋势力，暂停编遣，转而扩军(66)。在讨伐张发奎和冯玉祥部队问题上，阎锡山的观望拖延和讨价还价，引起了蒋的不满：“百川至今犹徊支吾，惟利是图，而不知党国为何物，惜哉!”(67)蒋阎之间貌合神离的合作关系，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 1929年下半年，阎锡山已再无力平衡财政收支。以山西为例，山西财政厅长1929年的报告显示，山西每月收入不及120万元，支出则须160万元，而参照1928年每月收入134万元，支出152万元的数据，1929年收支不相抵的情况愈发明显(68)。财政厅为支付军费，将中央拨发的军需公债这家抵押，“东挪西凑”，但到1929年下半年，已罗掘俱穷，“库空如洗”，收入状况每况愈下，每月亏损应在70万元左右(69)。 而此时推行库券认购的工作进展，却十分缓慢。阎一再强调“此次以库券整理欠饷，本属不得已之办法”，要求各地“万勿再行延误”。(70)但地方“商务病滞，富户他徙”，地方上商民也持观望心态。1929年11月14日天津编遣库券劝募委员会提议，将“此项库券抵款委托天津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兼办此项编遣库券还本付息保管事宜”，维持库券信用(71)。阎锡山大喜过望，表示赞同(72)。但宋子文却并不同意，“以国家发行之库券而将基金单独划出一部分，不敷措置”，此事只好作罢(73)。 而此时恰逢冯玉祥的军队二次反蒋，蒋介石极力拉拢阎锡山，望阎能负责善后。他陆续派何应钦、方本仁等人与阎商谈(74)。1929年11月5日，阎蒋双方商谈结束不久，阎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次日，阎锡山方面传出消息，将发行北伐公债2500万元，并且“中央已批准”(75)。因此推断商谈的结果，应是蒋介石支持发行北伐公债，以换取阎锡山支持中央的表态。 阎锡山致力于落实北伐公债的发行，劝说南京立法院尽快通过此案。他指出此项公债发行目的有二：第一，以卖得现金作纸币兑现准备；第二，收回纸币，以期纸币额数减少，恢复十足通行(76)。同时，他在给部下樊象离的电报中，也指明了此次整理公债的原因及意义：“山西省银行资本金极充实，营业亦甚发达，纸币向系十足兑现。自北伐军兴，先令该行增加纸币近三千万元，乃停止兑现”，此次整理公债实际上是为了恢复信用，“如将增发之纸币以公债收回，该行即可立时恢复原状，照旧兑现”(77)。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立法院通过了公债条例(78)。然而蒋氏并非出于情愿。1930年1月8日，蒋介石与宋子文商议大局与财政，内容包含晋省公债、西北军安置等问题。蒋喟叹：“不知政治之滋味者，以余为高人一等，实则受人支配处处受辱，旁人孰知余心也。”(79)意指阎锡山以西北政局相要挟。至2月间，阎锡山反蒋局势渐趋明朗之时，报载“中委多人，将于三全会时，联名提案，请撤消山西金融公债”，理由为“该债系阎锡山在郑州时要挟政府，以晋全省国税为担保，无形割据中央税收，其用意在一方面破坏财政系统，一方面欲籍以为谋叛之资”(80)，亦可证实公债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公债问题落实之后，阎锡山从郑州赶回太原，召开会议，督促晋钞兑现(81)。而此前，晋钞已大幅跌落(82)，所辖地区也陷于金融恐慌(83)，“大小银号，相率倒闭”(84)。因而，阎希望晋钞尽早兑现。阎起初将兑现时间定在24日(85)，后改为25日开始兑现(86)。晋钞信用“向极昭著”，但实际上负责发行晋钞的山西省银行并无准备金，又因战争而停止货币兑现(87)。军兴以来，阎锡山超发货币以维军需，至1929年晋钞已发行1300万元，较去年多发400万元(88)。因此阎锡山需要利用编遣库券，维持收支平衡，稳定晋钞信用。至1929年年底，市面恐慌已经十分严重，“汇水陡增，物价飞涨，商民顿受影响，隐隐间直成为晋省目前唯一之重要问题。阎氏对之，中为关心”(89)。不仅如此，在平津冀察一带，晋军也在大力推广晋钞(90)，因此晋钞的信用跌落，不仅威胁到山西本省的金融安全，也使阎锡山新势力范围市面不稳。 阎锡山左支右绌，仍无法偿还北伐时期的巨额欠款，而金融动荡加重了阎锡山的政治危机。阎锡山将此问题归罪于蒋介石，认为蒋介石是故意利用经济手段打击异己。据阎锡山的亲信周玳回忆，有一天阎锡山怒气冲冲地把桌子一拍说：“我很后悔北伐时垫此巨款，这件事咱们做错了。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咱们没有错，他不敢用兵来打咱们，只有在经济上来困死咱们。”周玳认为，阎是最注重在经济上打算盘的人，财政困难，正是他后来反蒋的重要因素。从这时起，阎就拿定了打倒蒋介石的主意。1930年1月间，阎锡山曾召集几个主要将领开会，先把蒋介石想用经济手段扼杀晋军的情况叙述了一番，“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加之各方面均有此意，所以阎锡山同意倒蒋(91)。 还有一点材料可以佐证，阎锡山倒蒋与财政危机相关。何成浚曾找到周玳，希望不要发生战事。周玳根据阎的意思回答他说：“只要平津卫戍部队欠饷发清，并且以后按月发放，以及山西省发行公债这些问题解决了，我可保证不会发生战事；不然，就很难保了。”而后，阎锡山也以同样条件答复何成浚。蒋给阎打电报，对公债和欠饷虚与委蛇。阎阅后生气地说道：“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92)阎方开出的两项条件，暗示战争尚有回旋余地。但蒋介石并未满足阎的需要，双方都无妥协诚意，终至兵戎相见。 从财政和兵政的角度研究蒋阎关系，是认识北伐胜利后至中原大战前蒋阎关系的重要视域。有财斯有兵，有兵斯有财，以兵谋财，以财养兵，军事财政的独立自主，是军阀政治的通行规则。而国民政府的财税统一与兵权收束政策，符合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一般规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却恰好与军阀规则针锋相对。因此，蒋阎矛盾，虽有政治斗争的因素，却不止于此。二者的矛盾背后蕴藏着中央与地方、统一与独立之间两相颉颃的内在张力。这种内在张力是蒋阎关系破裂的根本症结，也反映出现代国家中央政权建设的固有矛盾。 蒋介石与阎锡山在财政与兵政等诸多层面，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保证了政治局面的稳定。围绕裁汰军队、稳定政局、讨伐地方实力派等问题，蒋介石谋求与阎锡山的合作，暂时放缓收缴财政，并主动满足其经费需求。而阎锡山则利用裁汰军队及地方实力派反抗中央的时机，谋求经费支持和政治保证。但内在矛盾限制了双方协调的意愿和能力。以阎锡山言之，既然不能敛财以养兵，只能纵兵以敛财。阎锡山倒蒋，亦可视作地方实力派维护军政自主的激烈表现形式。标签：阎锡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卫戍部队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蒋介石论文; 历史论文; 宋子文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