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从现在走向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走向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曾经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另一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的发表。这两件事在同一年的发生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初，力图从经济和人口两方面同时着手向前推动的战略思路。3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的变化是空前巨大的、举世瞩目的。30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就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进行回顾并对它的前景展开热烈讨论的同时，我们不妨对人口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做一些归纳。30年来，中国的人口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所推行的人口政策特别是生育政策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的人口形势在未来几十年里将发生一些怎样的变化？这就是本文企图展开讨论的问题。
一、人口态势
当讨论到中国人口问题时，人们往往会想到中国人口多、规模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人大多生活在农村，喜欢多生孩子，因此人口增长快，年轻人多。但突然人们发现，这样一种对中国人口的认识可能已经过时了，中国每个家庭平均生育的孩子已经不到两个，所谓的“大家庭”几乎不存在了；周围的婴儿少了而老年人越来越多，人口增长也越来越慢，农村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减少；而在不远的将来，印度人口就要超过中国，“世界人口第一”的桂冠也戴不了多久了。那么，中国的人口态势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变动的态势。图1显示，中国每年的出生率在1970年代以前(如果不考虑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非正常变动)曾高达每千人出生近40个孩子，而现在已经降到十几个孩子的水平，那么还能说中国的出生率太高吗？中国每年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在1970年代以前，曾高达每千人增长20多个人的水平，而现在已经降到只增长5个人左右，那么还能说中国的人口增长过快吗？
图1 中国人口变动态势(1949-2009)
不仅如此，从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继续不断放慢，人口的增长量在不断减少。表1是由国家统计局在每年的统计年鉴上公布的2000-2009年中国每年的人口变动情况。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人口总量还在继续增长，但出生率在不断下降，出生量也在不断减少，从2000年的近1800万，减少到2009年的1600万，在短短十年中，几乎减少了200万。但与此同时，死亡率有所上升，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不断下跌，从2000年的0.8％又下降到2009年的0.5％，相应地，中国人口的每年增长量在不断减少，从2000年的900多万，陆续下降到2009年的不到700万，在短短十年中，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一。
人口变动主要取决于出生、死亡、迁移(迁出和迁入)三个因素。如果不考虑死亡和迁移，那么人口变动就由生育状况决定了。因此，在观察人口态势时，往往十分关注生育态势的走向。考察人口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以所观察的某年(某时期)的15～49岁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的总和而得，并假定15岁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将与所观察的分年龄生育模式相同。在运用总和生育率考察生育态势对，人口学家特别看重“更替水平”的概念，即一个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所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一对夫妇要实现下一代对自身的更替，就需要生育2个孩子，但由于下一代在出生后还要经过几十年(比如20年)，才能达到能生育的年龄，期间会出现死亡的可能，因而要加上死亡的概率(比如0.1个孩子)，这样，一般把一对夫妇需要生育2.1个孩子作为实现人口世代更替所需要的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为2.1。简言之，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上，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多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大，出现人口膨胀；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以下，那就会出现下一代比上一代人数更少的情况，人口规模就会越来越小，出现人口萎缩。因此，人口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是保持在更替水平(2.1)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人口的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的重要标志。
图2是中国从1950-2008年的总和生育率的走势图。从图上可以看出，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个家庭平均生育5～6个孩子，这从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们几乎家家都有多个兄弟姐妹就看出来了。到1970年代出现了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1971年的5.43下降到1980年的2.26，在短短十年中下降了一半，成为人类生育下降史上的奇迹。而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又进一步跌至更替水平(2.1)以下，迄今已经达20年之久。
表2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在每年的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分年龄生育率，稍加计算就可以得出每年的总和生育率。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1-2008年，尽管中国妇女的生育形态有所变化，如，20～24岁妇女的生育率有所下降而25～39岁妇女的生育率有所上升，反映了妇女生育时间上的推延；但总的来说，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4左右的水平，即远远低于更替水平，换句话说，已经到了每个家庭平均生育一个半孩子的水平，难道还能说中国的生育水平过高吗？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可以和世界上的若干国家和地区作一个比较。表3是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2010年《世界人口数据表》公布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情况。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5，即意味着，按照这样的生育水平，每个家庭平均生育一个半孩子，和俄罗斯目前的水平相当，低于美国和欧盟的水平，略高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远低于印度。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则已经跌到了1.0的极低生育水平。
长期处于这样低的增长速度和这样低的生育水平会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这只要看看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就清楚了。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的中国人口金字塔(图3中的阴影部分)显示，中国人口除10～14岁的年龄组以外，在34岁以下的人口在不断地萎缩，而在10岁以下(即1990年代出生的人群)更是不断减少。这种趋势发展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结构会从金字塔状变为柱子状，即老年人口不断增多而年轻人口不断减少。
图3 中国人口结构变动：2000年(阴影)和2050年比较
归纳来说，在近几百年来由于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仍保持在高水平而形成的“人口过快增长”这个主导着中国人口态势的人口现象将历史性地成为过去。我们也可以从关于“民工潮”到“民工荒”的讨论，从关于小学不断萎缩、小学生不断减少的众多报告中看出端倪。作为它的一个标志，中国将在今后几十年里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转让给邻邦——印度，看来是无疑的了。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的人口态势正在出现历史性的转折。
二、生育政策
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人口态势特别是生育态势的变化，我们必须对中国实行的生育政策进行考察。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生育政策曾发生过一些变动，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生育政策出现了多元化的状态。但总的来说，可以大致分为4种情况：1)在城市地区和江苏、四川、重庆的农村实行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一孩政策”；2)在其他多数农村地区实行第一个是女孩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一孩半政策”：3)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所谓“二孩政策”；4)在个别地区如对西藏的藏族农牧民没有规定孩子数量的限制。但是，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人口(如城乡人口)中可能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而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的家庭必然有一部分(第一个是男孩)只能生一个，而另一部分(第一个是女孩)可以生两个，那么如果一个地区的夫妇完全按照政策的规定生育，该地区将达到怎样的生育水平？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对全国各地区的生育政策所指向的生育水平，即“政策生育率”，进行了量化分析。①
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大多数的地区的政策生育率在1.3～1.5之间，而且，从东部到西部，政策生育率呈现由低到高的倾向，基本上与中国东中西三个经济带的发展水平相对应。实行“一孩半”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53％)，这主要是由中部地区(70％)的情况所决定的，而这显然是与中国以农村为主体的人口状况相对应的。按照现行的生育政策的生育结果，全国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占63.1％，两个孩子的家庭占35.6％，三个孩子的家庭占1.3％。也就是说，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最终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大致可以归纳为一种“六四开”的情况。从全国总体来看，政策生育率的平均值在1.465，也就是每个家庭平均不到一个半孩子。这样的生育政策必然对中国的生育态势产生强烈的导向作用，使生育率趋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而影响到中国的人口态势的走向。
图4 全国不同政策生育率的地区分布
这些年来，人们对生育政策的关注越来越强烈。人们为什么对生育政策问题那么关注呢？当然是因为它实在事关千家万户。对每一个家庭来说，是否生孩子、什么时候生、生几个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人们的行为趋向于多样化，人们的权益趋向于个体化。在生不生、生几个的问题上，夫妇能否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在各方面对个人生活的直接干预已经越来越淡化，为什么在生育问题上还要固守计划经济时的旧规呢？一个通常的反对意见就是，中国人口众多，并且不断增大，如果再让多生孩子，问题就会更严重。这就可以看出，在生育政策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人口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
为了呼吁对生育政策问题的重视，一批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生育工作者在世纪之交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着手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对中国实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量化研究和人口变动趋势分析的基础上，课题组在2004年4月起草并递交了由18位学者共同署名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建议》提出，为了促进中国人口与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继续提倡晚婚和严格控制多孩生育的前提下，从现在开始，由现行的政策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课题组提出了“分类实施、逐步放开、两步到位、平稳过渡”的渐进式的调整方案。《建议》呼吁尽快将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制订方案，并选择少数地区先行试点探索经验。②
2004年调整生育政策建议的提出，引起了对生育政策问题的广泛关注，但也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这些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人认为，生育水平取决于生育政策，生育政策越松生育水平就可能越高。目前中国的比较低的生育水平主要是由于比较严的生育政策所致。如果生育政策放宽，就势必造成生育水平反弹；但也有人认为，生育水平与生育政策有重要的关系，但并不是生育政策越宽松生育水平就越高的关系，适度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会造成生育水平的反弹。二是出生性别比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的认为，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与严格的生育政策没有关系，主要是由于重男轻女造成的。即便是生育政策放宽，也解决不了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严格的生育政策催化了出生性别比的偏高，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可以缓解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三是计划生育工作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有人认为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得以开展就是靠比较严的生育政策，如果生育政策放宽了，计划生育工作就没法干了；但也有人认为，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不好干，就是因为生育政策不尽合理，在实行了多年严格的生育政策，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调整，计划生育工作将难以更好地开展。
为了回答这些质疑，特别是如何认识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的关系，我们对若干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地区，包括甘肃省的酒泉、山西省的翼城、河北省的承德、湖北省的恩施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调研。
表4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二孩政策”的甘肃酒泉地区和所在的实行“一孩半政策”的甘肃全省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酒泉实行的是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但它的各项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指标都好于全省。而表5反映了实行“二孩政策”的山西翼城县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比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它所在的临汾市和山西省要低，也比全国的水平低。表6则进一步反映了2000年以来翼城的出生人口中一孩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而二孩的比例不断下降，三孩则几乎没有；同时，出生性别比基本上保持正常。
甘肃省的酒泉、山西省的翼城、河北省的承德、湖北省的恩施这些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迄今已经有20多年了，覆盖的人口达八百多万。调研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在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环境下，多年来人口保持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从来没有达到2(即并没有达到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而一直保持在2个孩子以下，并没有出现政策较宽松而引发出生反弹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多孩生育增多的情况。“允许生育二孩人们就会生育三孩”的推断并不符合事实。这些地区的政策尽管允许生育二孩，但一孩比例不断上升，二孩比例不断下降，“生了一孩想再生育的家庭越来越少了”，三孩生育“微乎其微”。说明即使在普遍可以生育二孩的较宽松政策下，人们也并非一定都要生二孩。而且，较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促进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二孩政策更易为群众所接受，缓和了干群矛盾，减少了工作难度，推动了计生工作向满足群众需求为导向的优质服务转移。
这些地区20多年的实践表明，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达到了“既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又被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目标。它们的实践可以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对宽松的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而且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如果这些在20年前起步的试点地区能在实践中取得如此可喜的效果，那么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和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远远向前发展的21世纪，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二孩生育政策完全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③
关于生育政策和生育水平关系的另一个案例就是湖北省宜昌市的长阳、五峰两县。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五峰县)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长阳县)位于湖北省宜昌市西南部的武陵山地，都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湖北省人大批准，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推出了允许普遍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至2007年9月底，长阳县出生率为7.30‰，自然增长率为1.27‰，总和生育率为0.88(即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至2007年，五峰县出生率为6.95‰，自然增长率为1.39‰，总和生育率为0.9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4。长阳、五峰两县调整生育政策几年来，生育水平持续平稳，自然增长率接近于零，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出生性别比也保持正常。两县的实践表明，即使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只要继续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也可以实现低生育水平的稳定。④
为了进一步根据今天的现实回答当生育政策调整为“可以生育二孩”后可能对人口形势的影响，我们与江苏人口计生委合作组成“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在苏南(太仓、张家港)、苏中(如东、海安)、苏北(东台、大丰)各两个县开展调研。与全国大多数的农村地区不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省实行全省包括农村在内的“一对夫妇只生一孩”的政策，同时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孩(即单独二孩政策)。经过20多年，目前江苏农村的独生子女已达70％以上，并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当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现行政策关于生育二孩的条件时，他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又会怎样影响当地的生育形势和计划生育工作？这些成为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对的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也为探索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当地生育形势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所。
2006年末在六个县18638名育龄妇女中开展的问卷调查表明，在所调查的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4284名育龄妇女中，生育了两个孩子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在这些符合生育二孩的妇女中只有45.1％表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而在这些认为生育两个孩子最理想并已经有一孩的妇女中，却只有21％明确表示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打算。调查对象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45个孩子，说明少生孩子已经蔚然成风。调查也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不断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影响，但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生育的功利性正在减弱，而精神需求方面的考虑正在增强。⑤
在这些年新的调研和新的认识的基础上，2009年1月又形成了由27名学者共同署名递交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再次提出，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应尽快加强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消除“生育率越低越好、人口越少越好”的绝对化、极端化的思维倾向；为了取得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经验，应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省市先行试点，先易后难、先点后面，逐步推开，并允许各地积极稳妥着手试点探索经验。⑥
为了加强与经济学界的交流和合作，我们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起于2005年12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这是首次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齐聚一堂就中国的人口形势和生育政策问题及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就经济发展战略和人口的关系、人口老化、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医疗与养老保障、储蓄率和人口发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⑦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出版的2006年度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也以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为主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⑧为了进一步加强与经济学界的交流和合作，于2008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再次举办了“低生育率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论坛，就中国低生育水平现状及其形成机制、宏观和微观人口经济背景、人口、资源与经济发展，特别是现行生育政策调整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低生育率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⑨
这些年来对于生育政策问题上的反复争论表明，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处于人口压力下形成的思想定势并不是一下子可以扭转的，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我们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由于各种争论，无论在思想准备和实践探索方面已经耽误了整整十年。由于对变化了的人口形势缺乏认识，各种意见也远未统一，即使启动生育政策的调整也难免给人以“仓促上阵”的感觉，这就为能否成功地实施带来艰难的挑战。
三、未来走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人口的未来走向的讨论要比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的讨论相对容易得多。对于经济的未来走向往往会面临不少不确定的因素，比如2008年的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展望中国人口的未来，有两个观点往往引起很大的争论。一个是“出生高峰论”，一个是“劳动力充裕论”。
“出生高峰论”认为，中国在2000年以后还会出现每年新增人口高达上千万的局面，并在今后几年面临一个新的出生高峰(也有的称为第四次生育高峰)。我们在前面的表1中已经看到，在2000年以来的10年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所谓的“年增千万”的情况；事实恰恰相反，中国人口的年增长量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减少，从2001年的960万下降到2009年的670万。
而所谓“面临出生高峰、人口形势严峻”是指在今后几年中会出现育龄妇女增多的局面，因而带来出生人数的上升。我们在图5中显示了1982-2050年中国20～29岁育龄妇女的数量变化和预测情况。可以看到，在此期间，中国20～29岁育龄妇女人数最高峰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1.25亿(1993年)，2000年降为1.05亿，2006年又降为0.9亿。2016年将会上升到1.04亿。但这一人群尽管大于目前的人群，仍低于2000年的水平，更低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图6显示了1982-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化和预测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出生人数最高峰在1987年，曾达2500多万，2000年降为不到1800万，2006年又降为1500多万。2011年会上升到约1700多万，但这一出生量尽管大于目前的出生量，仍不到2000年的水平，更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人们往往不注意的是，图5和图6显示，今后几十年中中国的育龄妇女人数和出生人数都将出现急剧减少的趋势，到21世纪中叶，20～29岁的育龄妇女人数预计会下降到5000万，出生人数会下降到850万，即在短短几十年中减少一半。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对于未来几年中可能发生的所谓人口反弹和出生高峰问题应该以历史的眼光给予客观和恰当的评估。
“劳动力充裕论”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65岁的人群在今后几十年中将继续十分庞大，达到8亿～9亿，“是美国人口的数倍”，所以根本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而不承认“民工荒”的存在。应该指出，由于长期处于低生育率，未来适龄劳动力出现急剧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将从2030年的9.3亿下降到2040年的8.3亿，即每年减少1000万，十年中减少一个亿。更应该指出的是，目前所反映的“民工荒”主要指的是“年轻劳动力荒”，即30岁以下的劳动力的短缺。
图7显示的是2000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20～24岁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和预测情况，反映了中国20～24岁的新增青年劳动力将出现持久性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从2010年的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6800万，其占20～60岁的总劳动力的比例也从14.9％下降到8.3％。它表明，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将在今后的十年中骤减一半以上，也表明了中国的整体劳动力将出现急剧老化。这些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富活力、最有创造力的青壮年人群的急剧萎缩势必损伤中国创新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用劳动力总量的庞大来证明“劳动力的充裕”而否认中国“新增劳动力不断减少、劳动力不断老化”的长远趋势显然并不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劳动力供应这个经济建设的基本要素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随着低生育率的到来，中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人口形势，表现出下面四个前所未有的特点。
一是生育率将继续走低。在经历了自20世纪90年代之初以来近二十年的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以后，低生育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显现。建起的希望小学因缺乏生源而关闭，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而闹“民工荒”。而低生育率效应的最近的信号就是近几年越来越严重的高考人数的锐减，宣告了多年的“高考热”将风光不再、“寿终正寝”。由于按规定报考大学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因而排除了非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当地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效应。报考大学人数的减少当然与教育全球化、升学多元化等趋势有关，但根本上是由于适龄人群的减少。教育部门开始忧虑高校招生不足，效应难以维持。18年前出生的孩子少，18年以后报考大学的适龄青年就少，这些现象的到来本来是并不难预见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为人口增长的表象所主宰而不愿意承认而已。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可能再回升到高水平吗？欧洲和亚洲许多为低生育率而困扰的国家的经验教训提示我们，生育率一旦跌入低于更替水平的“陷阱”就难以回升。再看看我们面对的80后、90后、00后，能够想象今后的家庭会普遍生育两个以上孩子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生育率在今后将不继续走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低人口增长率的时期，但没有经历过低生育率的时期。一个生育率低下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二是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长期处于低生育率，加上中国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必然导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人们健康水平提高、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是一切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是一种过于淡化的看法。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在于，一是速度快，以致从社会到家庭都难以如发达国家那样在漫长的过渡中逐渐适应而感到措手不及；二是数量大，老年人口的猛增必然对社会对家庭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三是所谓的“未富先老”，即其他发达国家是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而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而中国是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就面临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是超前于国家的现代化而到来的”。⑩中国必须在经济还不发达、时间并不充裕的情况下对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做出应对，无论对经济、对社会、对政府、对家庭来说都不能不是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需要提醒的是，中国的广大农村历来是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世世代代依靠的是“养儿防老”，但随着生育率下降，家庭子女不仅变少了，而且随着人口流动，纷纷离开农村流向城市，因而农村面临比城市更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当然，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远远不仅是一个老年人口增多问题，而是一个全社会将变老而缺乏活力的问题。表示整个人口变老的最好的指标就是人口中位年龄。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在今后几十年中从2000年的30岁上升到2050年的45岁，即在短短的50年中上升15岁，届时中国一半的人口在45岁以上。这样一个急剧老龄化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出现过，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已经表现出广泛的关注，但应该说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才刚刚开始。
三是城市化不断加速。中国曾经企图在没有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事实证明，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不是高度城市化的，也没有一个国家在没有高度城市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11)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城市化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向上提升，目前已到47％。也就是说，很快，中国将成为一个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的国家。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但突然农村人口将成为少数。费老所描述的传统的“乡土中国”(12)将从此不复存在。尽管有人认为目前的城市化有“虚假性”、“人为性”，但并不能否认城市化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都市社会”的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一下子要变成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不能不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转折。尽管我们的认识还刚刚开始，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口城乡分布的转折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能也将是革命性的。如果把这种变化仅仅看成是一个人口分布的变动，那可能是太狭隘了。可以相信，它必然会引起中国社会结构、区域结构、文化结构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必将是史无前例的。
四是流动性不断增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从过去内地向沿海的流动，到现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城市到城市的流动、农村到农村的流动，人口流动已经呈现出一种“全面开花”的态势。据统计，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也有的统计已经到达两亿以上。不同的口径反映的流动人口数量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中国人口流动的汹涌澎湃。中国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正在超越生育和死亡成为主导中国人口态势的最主要的人口因素。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人口变动总是和重大的社会变革相伴而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会证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与千百年来的“小农社会”彻底告别的根本之举。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之必然，而且也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之强烈，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之深远，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其中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既是人口转变的势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仍然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情况，甚至面对着流动人口的汹涌到来而不知所措。流动人口因而被称为“盲流”，但“盲流不盲”，人口的流动有着强烈的方向性和规律性。事态的发展将使人们不能不认识到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实在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现象，并成为主导中国的人口态势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离开了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认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其他有关的人口现象作出中肯的分析。
总的来说，我们将迎来一个生育率继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城市化加速和人群广泛流动的社会。这些将不仅是中国人口未来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社会未来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我们缺乏经验、缺乏准备、缺乏认识。但无论如何，这些特点将必然成为中国国情的基本要素。当我们进入建立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时，我们难道可以对这样深刻的人口变化以致社会变化熟视无睹吗？我们看到，尽管对于小康社会的讨论非常热烈，包括小康社会的定义、内涵、指标、评估等等，但其中对于中国人口的如此深刻的变化却往往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这就使关于小康社会的讨论难免给人以概念化的倾向。
因此，我们面临的人口挑战远远不仅是一个生育政策问题，而是迎接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的到来。而如果我们在生育政策的调整上都不能迈出一步，那我们在应对全新的人口挑战面前必将步履艰难。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行动，都将决定几十年后的未来，而今天的80后、90后、00后就将是其后果的直接承担者。
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建设有着自身的规律时，难道可以认为人口问题是可以随意摆布的吗？当人们对经济走向热议不断时，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育政策难道不可以见仁见智吗？当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过热过冷都会坏事时，难道可以认为生育率的下降是越快越好、越低越好吗？当人们对人口统计中可能存在的误差争论不休时，难道可以对中国人口的大趋势视而不见吗？所有这些都表明，现在是到了对于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所持的视角和倾向展开一次清理的时候了。
注释：
①郭志刚、张二力、顾宝昌、王丰：“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第5期。
②顾宝昌、李建新：《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15～219。
③顾宝昌、王丰：《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④杨菊华：“梅开二度：湖北省长阳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新二孩生育政策调研报告”，见《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98～332页。
⑤“江苏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课题组：“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⑥顾宝昌、李建新：《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20～229。
⑦曾毅、李玲、顾宝昌、林毅夫：《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⑧蔡昉、顾宝昌：《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6)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0.7 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⑨曾毅、顾宝昌、郭志刚：《低生育率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⑩顾宝昌、彭希哲：“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人口学刊》，1993年第1期。
(11)顾宝昌：“新时期的中国人口态势”，载蔡昉、顾宝昌：《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6) 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7 人口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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