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研究_企业社会责任论文

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过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企业家论文,过程论文,责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学术界对于企业家信仰是否会对企业伦理行为产生影响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早已有之，然而研究结果并不趋同甚至相互冲突[1]。这些研究结果的出入与从企业家信仰到企业行为之过程的复杂性不无关系。Quinn曾指出，从个人伦理，到企业伦理，再到企业行为，是一个多阶段过程，各阶段间又有多个调节变量(如组织文化、规范结构等)的作用，更增添了其复杂性[2]。信仰属于价值观的范畴，而Chin等在其研究中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高管价值观与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尤其是定量研究[3]。针对这种涉及复杂过程的问题，案例研究更有助于提供洞见。陈村富对信奉基督教的浙江商人(“老板基督徒”)进行了案例研究[4]；高虹则就一批沪上企业的“老板佛教徒”与CSR的关系进行了案例研究[5]。“老板佛教徒”的概念是从“老板基督徒”中得到启发的，意指“那些具有佛教信仰并以个体经营和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或者白领的佛教徒”。这些笃信宗教的“老板”中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将宗教文化运用于自己公司的管理中，尝试运用宗教思想打造企业文化。本文的研究对象东莞TW电子公司(简称TW公司)董事长李先生既属于高虹定义的“老板佛教徒”，又与其有所不同。李先生于2004年皈依佛教，但他坚信中国儒释道相互依存，“用良心对人就是儒家，用良心对大自然就是道家，用良心对万物就是佛家”，“通过办学振兴儒家，才能为佛家提供基础”。因此更确切地说，他信仰的是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

      TW公司体量虽小，但愿景远大，以“办学校型企业，为社会培养浩然正气的谦谦君子、德才兼备的社会栋梁”为使命。TW公司迄今已举办逾两百场免费的传统文化讲习班，还吸引了美的、联想等中国著名企业的管理者前来学习。除此之外，TW公司推行传统文化学习的举措还渗透在企业的各个方面。TW公司这些社会责任行为与李先生的传统文化信仰一致。然而，CSR是企业行为，而信仰乃企业家个人行为，企业家虽是企业这个集体的最重要的元素，但毕竟也只是其中一个元素[6]。此前虽有学者提出了个人信仰转化为企业行为这一复杂过程可能经历的阶段[2]，但尚未有学者从一具体案例出发，深入探索企业家是以何种方式将自身信仰转化为企业实践的，尤其是CSR实践的过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家实现个人理想的场所，尤其是私营企业。一些企业家在其特定信仰的指导下，期望以企业为载体履行社会责任，增进社会福利。他们如何使得企业中的分散个体遵循他们的意愿行事，并最终形成企业的整体行为？这正是本文从对TW公司的观察中发现的研究问题：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研究与陈村富、高虹等研究[4-5]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立足于宗教学，旨在研究某一信仰在当代社会的实践方式，而本文则立足于管理学，意在研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私营企业家通过何种方式影响CSR行为。通俗地讲，前者重点在“基督徒”“佛教徒”，后者则在于“老板”；前者关注结果，后者则关注过程。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案例企业进行探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虽无理论框架束缚，但也需要既有的理论作为研究分析的参照[7]，因而本文的第二部分主要进行文献回顾。紧接着，本文第三、四、五部分分别是研究设计、案例描述和研究发现，并提出理论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对着眼于传统文化的中国管理研究进行展望。

      1 文献回顾

      信仰包括许多种，有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信仰、文化信仰、社会信仰等[8]。信仰属于价值观的范畴，价值观是个体对实践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判断标准与评价准则，即一定时期个体对价值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除了信仰，理想、追求等也属于价值观[9]。企业家的价值观对公司决策的影响不言而喻，但近年来相关研究较为稀少的原因正如Brickley等所言：“偏好一般来说是无法观察的，而且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解释成偏好的不同。”[10]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开发测量价值观的工具非常困难。而Chin等的做法是选取了随时间推移而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政治信仰作为研究对象，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探究了CEO价值观与CSR实践的关系，为该领域的定量研究做出了贡献[3]。本文的定性研究受益于Chin等的启发，选取文化信仰、宗教信仰、政治信仰等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有助于保障研究的有效性。

      本文研究对象TW公司的李先生所信仰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儒释道三家(教)交融的结果。儒释道三家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既斗争又融合，各取所长，已是公认的事实[11]。佛教虽为舶来品，但也早已深深融入中国社会。儒家入世的观点和佛家之出世、道家之超脱的观点既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互补。鲁湘子认为，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方面讲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等级森严，道德伦理方面讲惩忿窒欲、净化人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在因素[12]。李四龙亦将雍正皇帝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解读为三教互补长短、缺一不可[13]。正因为这样的融合，“老板”和“佛教徒”的角色才得以并存，即佛教徒也可以入世兴办企业，以此作为行善积德的途径。李先生虽信仰佛教，以“深信因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但又立志办践行儒家思想的学校型企业，同时提倡养生，从事生态农产品的“道义流通”①等社会活动。种种现象表明，李先生的信仰难以用单一的宗教概括，应将其归纳为李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仰。

      有关企业家信仰的研究与CSR的相关学术研究间存在着冲突。一些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论证，企业家信仰是其个人伦理行为很好的预测变量，并可进而影响企业中其他人以及企业的伦理行为[2，14-15]。Chin等的实证研究表明CEO的政治信仰与CSR显著相关，信仰自由主义的CEO对CSR有显著促进作用[3]。Deckop和Waldman等甚至认为，CSR本就是一个凭意志的管理选择[16-17]。与以上研究形成反差的是，Cavanagh认为企业家宗教信仰不是企业伦理的显著来源[18]。Longenecker等的实证研究指出商业领导的宗教信仰类型(天主教、犹太教、新教等)与企业伦理判断没有显著关系，但其笃信宗教的程度与企业伦理判断关系显著[1]；也许还需要对差异较大的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进行检验[18]。肖红军等认为，许多学者否定企业具有道德人格，因为他们认为即便企业具有意向性，也不代表企业能够意向性地去行动，最终还是要依赖于员工的行为[19]。因此有了一定的伦理取向，也不代表企业会有相应的伦理行为。Lincoln和Lyons等指出经理人还可能为了晋升或利益而主动适应组织，做出一定程度上与自身信仰违背的事情[20-21]。从以上文献讨论中，不仅可以看出不同研究之间的矛盾，而且可见从企业家信仰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之间涉及的复杂过程和多种影响因素，就这一问题进行案例研究或提供洞见，发现前人研究未曾发掘的影响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问题缘起于对TW公司的观察，因此将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针对TW公司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探索性案例研究是在没有任何假设的前提下进行案例调研，然后通过分析，对该案例现象进行解释，并依此探索建立一种新的理论[22]。扎根理论在理论建立的整个过程中不断运用比较原则。借助比较，理出资料的条理，以便发现数据间秩序和洞察现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下而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23]。

      Eisenhardt认为案例研究不依赖于原有文献或以往的经验证据，适用于已有研究对过程和机理还不清楚的研究问题[24]。本文的研究问题属于“怎么样”的问题，是对过程和机理的研究，采用案例研究较为适用[25]。

      2.2 数据来源

      为了形成证据三角形，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文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收集信息[22，25]。将Yin提出的三角证据法运用于探索性案例研究，以增加研究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本研究团队与案例企业关系密切，交往频繁，不仅曾于2012年至2014年三次前往TW公司进行“蹲点式”的集中观察，而且也曾数次邀请李先生和部分管理人员到华南理工大学企业伦理课程上进行座谈。研究团队实际参与到企业的一些会议(如公司高层会议、运营成本控制会议、员工集会等)、学习(如员工早课)中，并对TW公司的董事长(李先生)、顾问、轮值总经理(吴经理、欧阳经理)、部门经理或主管(如技术经理邓先生、营销主管张女士)、国学班班主任(如欧阳经理、王女士)、普工，以及为TW公司提供管理服务的深圳M3咨询公司的咨询师，在TW公司旗下斯美家具厂任职的小李先生(李先生的弟弟)，还有李太太进行了访谈。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对会议、学习和访谈进行了录音，并全部转录成文字材料。围绕这三次收集的一手资料，研究团队广泛收集企业内部刊物、会议材料(如《TW公司精益管理报告》)、视频资料(如“TW公司介绍：成长的足迹”)、官网内容、董事长发言稿，以及相关媒体报道、网页文章(如TW公司的博客文章)、商学院案例(由台湾静宜大学吴成丰教授撰写的《TW公司的〈弟子规〉文化》)等二手资料，最终整理出有价值的文字材料逾4万字。

      2.3 数据分析

      为了能在大量的文字材料中洞察现象间的关系，研究团队对案例材料进行了编码。编码是一种把资料分解、概念化，然后再以一个崭新方式把概念重新组合的操作过程。借此，理论得以从庞杂的资料中建立起来[26]。首先由研究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对案例资料进行分解，随后由他与另一位成员同时进行编码，两名成员再针对存在分歧的编码结果进行讨论，最终达成共识，以避免偏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关注那些被提及一次以上的现象[27]。此外，在此探索性案例研究中，采用了开放式编码，此过程中会参照现有理论并使用当中的一些概念[7]。参照现有理论解释新的现象，也是探索性案例研究新颖性之体现。

      3 案例描述

      3.1 案例简介

      TW公司位于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新联工业区，由李先生于1997年创办。TW公司在成长过程中经历过几次改名，主营业务已与初创时大不相同。如今，TW公司是一家手机、数码电子产品精密连接器的制造厂家，年营业额在4 800万元左右。TW公司的门口竖立着约三米高的孔子像。研究团队在开始第一次实地调查时，李先生就亲自教授标准鞠躬姿势，并带领研究人员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这同样也是每位TW公司员工进门的第一件事。公司内随处可见与本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宣传品，例如取自古文经典的警句、古法养生知识等。研究团队在第二次实地调查中，曾见证联想惠州工厂的十余名管理人员前来TW公司参观、学习TW公司将传统文化植入企业管理的经验。不仅如此，TW公司还要求全员参加自学考试，每日集体读诵经典；开办精英培训营、国学班、蒙学馆(针对员工子女)；推行“原始点”医疗法等。值得一提的是，TW公司推行“阳光工程”，不惜牺牲销量、挑战收受回扣的“潜规则”。取消回扣，TW公司得以降低成本，同时将产品以较低价格出售，最终还是赢回了客户的订单。

      李先生为现任董事长，于2005年开始在公司推行传统文化学习，现已逐步放权，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管理实务。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下，东莞的许多企业应声倒下，而TW公司凭借全员齐心参与成本削减计划(例如取消清洁工、品管工)，在微利中度过了难关；并在危机后继发的“用工荒”中轻松招满员工。这更坚定了李先生振兴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决心。

      3.2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通过贴标签、概念化、范畴化，对案例资料进行简化和提炼的过程[28]。参照吴先明和苏志文的具体做法[26]，研究团队对案例资料进行了开放式编码：①贴标签。标记资料中可能与主题相关的语句，并进行简化和初步提炼(编码前缀为“a”)，共建立了103个自由节点。②概念化。将属于同一现象的自由节点归于同一树节点下(编码前缀为“A”)，共得到了61个树节点。③范畴化。把看似与同一现象有关的树节点又聚拢成新节点(编码前缀为“AA”)，形成了46个新节点。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1。

      在编码过程中借用的“横暴权力”概念来自费孝通先生的著作《乡土中国》[29]。从社会冲突角度着眼，权力体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的主从形态里，上层的团体手握权力，并以之支配下层的团体，然而下层的团体并不一定心中信服。费孝通将这种基于社会冲突而生的权力称为横暴权力。李先生一股独大，虽不参与具体管理事务，但仍担任董事长一职，享有公司实际控制权，在企业中往往是“一言堂”，左右企业决策。当一些管理人员质疑他推行传统文化学习力度过猛，业已妨碍企业发展时，他甚至曾以“越反对越厉害”、继续加大这方面投入的方式回应质疑。在此处引用横暴权力主要是为了概括李先生手握权力，并在他与其他企业成员之间存在冲突时，以此支配其他企业成员的状态，并非指李先生本人或其手段强横暴戾。

      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1，本文在编码过程中标注了每个语句的来源。此外，也关注更可信的现象[27]，即多人或多种来源提及的现象，因此还同时标注了来自不同资料、不同受访者以及同一受访者多次提及的相似内容的总条目数。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言传”范畴的条目数非常多，达到了70条，这是因为李先生经常在会议上、访谈中谈及他的信仰、振兴传统文化的理想、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等。由于本研究重点不在于企业家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而在于企业家价值观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的方式与过程，“言传”本身可能就是企业家价值观影响企业行为的关键行为，因而将上述内容均归于“言传”范畴，而不对具体内容进行编码。

      

      3.3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可以借由“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范式模型将范畴与副范畴连接在一起[30-31]。在此阶段，研究人员从46个副范畴中提炼出了11个主范畴。主轴编码结果见表2。

      

      在调研过程中，由于TW公司对这项研究的开放态度以及作者的研究深度，作者触及了来TW公司学习的团队一般无法触及的内容。作者访谈了李太太、吴经理和一些主管，发现他们大多虽认同李先生振兴传统文化的理想，但是对其推行传统文化的力度和方式表示质疑和担忧，甚至担心李先生在这方面的付出可能危及企业发展。而且，与李先生更强调文化对TW公司目前经营成绩的作用相比，他们更倾向于将这归因于精益生产的深化和客户结构的优化。双方冲突的观点增加了案例材料处理的难度。在主轴编码中，作者归纳出“反方问题归因”“正方问题归因”“反方成功归因”“正方成功归因”四个范畴，旨在体现这种冲突。“宗族型企业文化”来源于Cameron等的四维度文化量表[32]。这四个维度包括灵活型、宗族型、市场型和等级型，其中宗族型企业更重视企业内部的员工关系，“把企业营造成类似家的氛围”，尤其强调团队合作和集体主义精神。李先生多次强调，“员工是有灵性的，不要把他当成是一个工具，我们要培育员工成为家长、村长、校长、医院院长、公司董事长‘五长合一’的人才”。除此之外，TW公司还开设蒙学馆，帮助员工解决子女学前教育的问题；开设“原始点”医馆，帮助员工解决父母的疾病问题。这些都是TW公司“宗族型企业文化”的体现。“社会责任取向”的概念来源于Carroll，指对经济、法律、伦理、慈善四方面社会责任的不同态度[33]。由于涉及不同人的取向和企业总体的取向，因此编码中皆归于“社会责任取向”。TW公司的普工与一般制造工厂的普工一样，从事简单重复的工作，几乎没有技术门槛。因此，价值观成为TW公司挑选员工的重要标准之一。TW公司不会挽留选择离职的员工(或管理者)，因为正如李先生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由于TW公司与员工(或管理者)之间存在着这种基于价值观的双向选择过程，因此研究团队提炼了“双向选择”为其中一个主范畴。

      3.4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选择核心范畴，将其系统地与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其间关系，并把概念化尚未发展完备的范畴补充整齐的过程[28]。这一步骤实际上就是思考一个可以扼要说明全部现象的核心，即故事线[26]。进一步审视11个主范畴，并与现有理论对接、互动，发现正方、反方的问题归因、成功归因这几个范畴主要是为了呈现正方、反方的冲突，因此将其归入“冲突”范畴；“宗族型企业文化”与“教化”两个范畴可归入“长老权力”范畴。长老权力是基于长辈对后辈教化而生的权力[29]。“宗族型企业文化”蕴含了企业成员将企业当成家，而企业主把自己摆在家长角色的意义，这赋予了企业主在“教化”方面的权威。“长老权力”虽属社会学的概念，但可以较好地覆盖企业中的这种现象。同时，除了“长老权力”，李先生还行使“横暴权力”，以应对“冲突”。不管其他企业成员是“口服心不服”还是“心服口服”，企业主都获得了“行动支持”。因此，核心范畴，即故事线可归纳为“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通过行使横暴权力和长老权力应对冲突以获得行动支持”。而具体的行动/互动策略则包括企业与员工间的“双向选择”、“制度建设”以及改变个人乃至企业的“社会责任取向”。最终，借由“条件—行动/互动策略—结果”的范式模型将其他范畴和这个核心范畴联系起来。核心范畴的范式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核心范畴的范式模型

      4 研究发现与理论模型

      4.1 冲突引发

      李先生将TW公司能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微利渡过难关归功于传统文化的推行成功。从TW公司学习、应用传统文化的具体措施中，李先生振兴传统文化的愿望和力度可见一斑。“人间佛家的精神就是把儒释道的很多东西还原到生活，它不再是说理的，不是玄妙的，它就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李先生如是说。他还多次在访谈中以自省的语气表示推行传统文化的力度还不够，“我为什么着急早点让大家学会‘原始点’疗法，早点吃上健康食品，因为我不知道企业什么时候会倒，我想在企业活着的时候赶紧多做一些”。可见，李先生的信仰来自佛家的“无常”观念，使其相信未来变化无常，企业存活与否非完全人力可控，要在当下多做一些善事。

      相反，一些管理人员虽肯定传统文化的作用，却更多地将企业目前的成功归因于精益生产、自动化程度和客户结构优化等李先生所谓的“法、术”方面的因素。在研究团队参与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李太太毫不避讳地展现了企业的财务问题。虽然TW公司2013年账面销售额超过4 800万元，赢利600余万元，但李太太用一种她称之为“算大数”的方式，即简单将收入、支出的总量相减，仅算得57.3万元的纯利。她认为该法虽不准确，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区段内(例如十年)，该方式可反映收支的真实情况。TW公司2012年账面数据与该数据相去不远，而2013年两个数据相去十倍。李太太与一些企业高层将问题归因于李先生推进传统文化的力度太大、方式太“猛烈”、开销太大，而李太太本人则较为赞同“细水长流”，在保证企业发展的情况下长期、持续地弘扬传统文化，无需求快。

      可见，正方和反方在对企业成功和存在问题的归因上存在较大分歧，这是因为价值观不同所致。李先生的价值观与“企业以逐利为目的”这类观点相去甚远，并表示，“赚钱对于我而言只是量变”。这种价值观的冲突突出表现在正方、反方对缴税的看法上。一般公司都希望合理避税，而当财务主管指出公司有枉交税收的情况时，李先生反而强调：“缴税其实也是履行责任，TW公司要尽量多缴税。”据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与其他管理人员价值观的分歧导致双方对企业成功和存在问题的归因不同，由此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4.2 横暴权力、制度建设与行动支持

      李先生拥有高度集中的股权，稳坐董事长之职，在公司决策中往往是“一言堂”，这是赋予其横暴权力的基础[29]。当其他管理人员就传统文化推行力度对李先生进行建言时，他有时会不纳建言，直接行使横暴权力，要求企业成员完成他指派的任务。

      李先生行使横暴权力，更多地体现在一些相关制度的制定上。李先生提到每个制度的制定都慎重考虑了员工的承受力，但同时他又有这样的指导哲学：“一开始塑造企业文化，研读《弟子规》，就要强力挤压员工到最大限度，会反弹，但因压到最大限度，反弹就会有限，再稍微放松挤压，员工就不会感觉那么苦了；否则，一开始就压力不足，一旦反弹后，就一点效果都看不到了。”李先生还进行了制度创新，提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治理结构，据他总结，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该治理结构直接规定了公司利润分配的比例：51%分给社会大众，“做教育，做生态农业，反正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把剩余49%中的51%分给全体员工，包括总经理之下的所有人；剩下的才分给股东、总经理、董事会成员。另一个类似的制度安排是，“精英班”的员工被要求将70%的收入给父母，10%给自己，剩下的20%投入到社会公益中。

      横暴权力的直接行使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制度建设，尽管不是所有企业成员都心服口服，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行动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依赖集中的股权获得横暴权力，直接行使横暴权力或利用横暴权力进行制度建设，从而获得其他企业成员的行动支持。

      4.3 长老权力、社会责任取向和行动支持

      行使横暴权力并非李先生获得行动支持的唯一方式，李先生还如同家长般关心、教化其他企业成员，极力营造“家文化”。费孝通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指出，长老权力是一种教化式的权力，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他还举例“为民父母”是“爸爸式的权力”，“为政以德”是教化式的权力。“爸爸式的权力”和教化式的权力可用长老权力来概括[29]。研究人员在编码过程中发现，TW公司的文化属于“宗族型企业文化”，李先生把自己视作“家长”，而不少受访者提及TW公司“像家一样”，这赋予了李先生“爸爸式的权力”。此外，李先生拥有深圳大学管理工程硕士学位、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大学中国MBA项目组以及瑞士维多利亚大学中国DBA项目组授予的学位，这在一个整体学历水平不高的制造企业中赋予了李先生教化方面的权威。李先生在会议、谈话中甚少提及企业经营的经验，即俗称的“生意经”，而是谈及他的信仰、理想和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等内容，即被他称作“道”的内容。这种不时进行的价值观的灌输和影响是一种明显的教化行为。李先生教化行为的目的在于“一道德，同风俗”。盂亚在对宋代士绅教化权力的研究中指出，宋王朝非常强烈地推行文明，以求“一道德，同风俗”，而士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一道德，同风俗”的追求是具有代表性的[34]。葛兆光认为宋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极大，甚至指出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化”，其实是宋代以来的东西[35]。李先生心怀对传统文化的信仰，并孜孜不倦地传授，显示出了传播他认同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及得到更多人认同、追随的意图。

      从开放式编码过程来看，李先生进行“言传”的频次远远高于其行使横暴权力的频次，可见他更倾向于行使长老权力以影响他人的思想，当中包括了对他人社会责任取向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福柯认为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可对人的头脑、思想进行训练和控制[36]。费孝通指出个人行为受一定规律限制，这些规律的内容无论是在横暴还是同意之下形成的，都是“要人明白的、要人遵守的”[29]。长老权力的关键作用就在于诠释这些规律，以影响他人的价值观。李先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在其言语中流露出更多的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取向，而他利用长老权力对其他企业成员实施教化，则是希望改变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态度，以强化他们的法律、伦理、慈善取向。在TW公司，许多管理者，包括在前文被称作“反方”的管理者以及接受访谈的员工，大多表示对李先生“心存感激”或“心怀尊敬”，并认同其振兴传统文化的理想，承认传统文化为自己或者家庭带来了好处，因此他们也付诸行动支持。例如，欧阳经理原先做房地产生意，进入TW公司学习传统文化后，把生意交给了家人打理，留在TW公司担任经理和国学班班主任。李太太为支持传统文化教学，在东莞一所小学教授国学，不收取任何费用。除了影响企业成员，李先生还计划将企业培育的人才输出给有需要的企业，让它们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植入管理的方法传授出去。据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更倾向于行使长老权力对其他企业成员进行教化，改变成员的社会责任取向，从而获得成员的行动支持。

      4.4 双向选择

      TW公司与员工(或管理者)间存在一种基于价值观的双向选择机制。TW公司经常通过老员工介绍的方式招聘新员工。经老员工介绍去TW公司应聘的人，往往已经被初步告知TW公司的文化、待遇以及食素、自学考试、读经等规定，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之后才会应聘，也只有对TW公司的文化或制度表示认同或接受的员工才会被TW公司所接受。TW公司的管理者多由内部提拔，一般都在TW公司工作了较长时间，例如，吴经理至接受访谈之时已在TW公司工作了8年。这些管理者在某种程度上认同TW公司的价值观才会留下来工作多年；而像欧阳经理在学习后放弃生意留下任职的管理人员，则显然是完全认同TW公司的价值观才会做出如此选择。此外，企业成员的离职选择也是自由的。李先生多次强调，他不会劝选择离职的员工(或管理者)留下，而是除了照法律规定清算其薪酬外，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给他送行啊，做很多工作，要让他得到一种美好的记忆”。这是因为李先生认为与他人交往要“以道相交”，人各有志，“道不同不相为谋”。相反，应聘者的价值观也是TW公司重点考察的项目之一。例如，许多企业对曾经入狱的求职者敬而远之，但TW公司会因为他们有“悔过之心”、愿意接受教化而大方接受他们。

      通过这种双向选择机制，具有趋同社会责任取向的人得以汇集。由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4：双向选择机制可使得其他企业成员和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取向逐渐趋同。

      4.5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李先生通过横暴权力的行使，直接获得企业成员的行动支持，促成他期望的CSR行为。同时，他更倾向于通过长老权力的行使，改变其他企业成员的社会责任取向，从而获取他们的行动支持。Wood认为，企业领导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取向[37]。改变其他成员的社会责任取向，使之与领导者趋同，同样有利于促成领导者期望的CSR行为。通过企业和成员的双向选择，可聚集具有趋同价值观的人，达到与上述相似的效果。据此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5：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行使横暴权力和长老权力，以及企业和成员间的双向选择机制，有助于促成企业家所期望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

      

      图2 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过程的模型

      4.6 概念模型

      综上所述，提出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过程的模型，如图2所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图中围绕“冲突”的三个虚线箭头。从“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出发的箭头，意指企业家出于自身的取向，将过多的企业资源用于履行法律、伦理或慈善责任，而有损经济责任，无法得到其他管理人员的理解和认同时，冲突就产生或加剧了。由“社会责任取向”出发的箭头，意指社会责任取向的逐渐趋同有助于缓和冲突。其实，受传统文化中“自省”“忏悔”等观念的影响，李先生并非一味固执己见，独断独行。在2014年的一次回访中，当问及李先生如何把握企业盈利与社会效益的平衡点时，他回答：“这个平衡的关键点在于我是否心安。比方说，我光做善事去了，企业要倒了，我心不安，我就要缓一缓”；他还反省道：“问题都是我造成的，不应该一味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反而要走近他们(管理者和员工)，慢慢地体谅他们。”可见，李先生也在反思自己的观念和行为，以缓和冲突。

      5 研究总结

      5.1 结论

      本文从一个独特的案例出发，探究了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产生影响的过程。根据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过程，挖掘出了系列范畴，提炼出了核心范畴，并通过案例讨论，提出了5个命题，最后形成理论模型，整合了这些命题。研究发现，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面对价值观的冲突时，一方面通过直接行使横暴权力或依赖横暴权力设置制度，获得企业成员的行动支持；另一方面，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更倾向于行使长老权力以改变企业成员的社会责任取向，从而获得其行动支持。此外，双向选择机制有助于聚集与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取向趋同的企业成员，便于获得行动支持。本文提出的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对CSR影响过程模型，展现了企业家通过行使横暴权力直接获得行动支持，以及通过行使长老权力改变企业成员的心理进而间接获得行动支持，将自身的价值观转化为企业成员的行为，进而成为整个企业的行为的过程。

      5.2 讨论

      创意是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里一个重要的部分[38]。本文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关注一个本土管理现象，通过扎根理论的编码过程尝试引入费孝通在社会学中定义的横暴权力和长老权力，以概括案例中涌现的“股权集中”“一言堂”“教化”“宗族型企业文化”等范畴，并围绕这两种权力的赋予和行使，探索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影响CSR行为的大致过程。对于该过程的研究，也为一些定量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例如，许多国内外学者已进行过股权结构与CSR关系方面的定量研究[39-42]，然而实证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究其原因，除了国家情境、样本量、测量方法等的差异外，还可能是由于尚未发掘到的一些与股权结构共同发生作用的因素。本研究中出现的价值观等因素，或许可为此类研究提供指引。

      由本文提出的过程模型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从企业家信仰到CSR行为之间存在着多条路径，并非全如Quinn提出的，为历经个人伦理、企业伦理、企业行为的过程[2]。本文与Quinn的研究之可比性在于，两者皆关注小企业。就行使横暴权力这一路径看，企业家“一股独大”，就可从中获得横暴权力，直接要求企业成员完成其指令，因此企业家个人的伦理取向可以不经过影响企业伦理的阶段，直接转化为企业行为。更进一步，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伦理行为可能先行于企业整体伦理取向的形成，这与许多学者从伦理取向到伦理行为的研究思路形成了一定反差。

      而着眼于企业家信仰方面，李先生既强势执行，又循循善诱；既“一言堂”，又时常自省自责，看似矛盾，实则与其传统文化信仰契合一致。文献回顾部分提及的儒释道三家斗争融合的内在因素——政治上讲求等级森严，而道德伦理上讲求净化人心，可为此提供合理化的解释[12]。李先生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理结构，可见李先生将自己放在企业之“君”的位置。该治理结构虽强调“以民为贵”，但从中仍可看出等级序列之分。李先生的集中股权、董事长之职、高文化水平，赋予了其在企业中的“君”之权力与威望，使其既可以行使横暴权力，直接获得企业成员的行动支持，又可行使长老权力，对企业成员实施教化，使企业成员认同其振兴传统文化的理想，通过改变他们的心理来影响行为。

      本研究通过对个案的观察，尽可能地将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影响CSR行为的过程客观地展现出来，并非要提倡或批判某种做法，而是希望引导中国管理者理性地看待此过程。从出发点和结果来看，企业家的信仰不同，对CSR的影响也就不同。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渊源是新教伦理中“天职”的观念[43]。所谓“天职”即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商人之“天职”就是合法地尽量多地获利，这符合此种信仰的伦理要求。而韦伯也尖锐地指出：“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含义，而趋于和纯粹世俗的情欲相关联。”对于许多没有相应伦理基础的中国企业家，他们选择了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实现个人的社会理想，合法逐利的诉求不应被埋没，但也不应被“企业以逐利为目的”等论断绑架。

      从条件看，股权集中是行使横暴权力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股权集中有利有弊，“一股独大”的企业家可以直接将个人意向转化为企业行为，但决策的效果极度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能力，风险较大。

      从过程看，行使横暴权力虽可获得企业成员的行动支持，但他们可能并非心悦诚服，企业成员陷入行为和心理的矛盾，长此以往可能会加剧冲突；而行使长老权力是从改变企业成员心理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有助于缓和价值观的冲突。此外，信仰不同的企业家可能采用的方式不同。同时行使横暴权力和长老权力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信仰中有迹可循，而信仰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企业家则可能倾向于依赖团体决策机制，以形成超越个体行为的整体行为[19]。除了这两种权力的行使，基于价值观的双向选择机制也为聚集社会责任取向相似之人提供了便利，有助于缓和价值观上的冲突。但需要警惕的是，取向相似之人的聚集，也意味着多元观点的丧失。

      5.3 局限与展望

      虽然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企业并非个案，但受限于接触多个类似对象以及从中获得深度案例材料的难度，本文仅通过单个案例透视信仰传统文化的企业家影响企业行为的过程，代表性有所欠缺。虽然Eisenhardt等曾表示单案例研究更适合提炼出解释复杂现象的理论或规律[44]，毛基业等也认为实证研究的大样本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适性，相反，单一案例研究的发现也可能普适化[23]，但若能接触更多这类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对归纳此类企业家影响企业行为的模式会更加有所裨益。为了区别于“老板佛教徒”“老板基督徒”等宗教学方面的研究，本文并未详述案例企业家的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具体内容，而将重点放在“老板”角色上，这也构成了本文的局限性之一。未来的研究不仅可以从文化信仰的具体内容出发，探讨其对CSR的影响，还可以探究不同信仰的企业家影响CSR的过程，由此形成对比，提供洞见。

      此外，Li和Liang在顶级管理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社会模式解释民营企业家政治任职的现象[45]。从国际顶级管理期刊对本土化研究的接受，可见学界对情境化、本土化研究的日益重视。而着眼于传统文化的中国管理研究对真正解读“中国式管理”或有裨益，也有望为中国管理实践者乃至在中国经商的、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实践者提供指导。

      ①“道义流通”是李先生提出的概念，是指在第三方的监督下，TW公司的生态农产品道义流通中心作为甲方，鼓励农户(乙方)进行无农药、无化肥的生态种植，并对减产带来的损失进行“道义补贴”，去掉中间商环节，为“有缘人”提供健康的生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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