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马克思”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西方或东方，重新解释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一种时尚。而我们在实践中也发现自己从前所信奉的不少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或有差距。这使“回到马克思”成为一个当然话题。那么回到马克思的难点和出路在哪里？需要谨防怎样一些可能的“失足”？这是应当认真研究的。
回到马克思，这是一个不争的话题。问题是回到马克思的哪里？这却不是容易回答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两次转变和两条逻辑的冲突：即1843年马克思、恩格斯发生了第一次思想转变，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但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在1844年的《手稿》中还存在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的冲突，并且此时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主义逻辑。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第二次转变是在1845年春发生的，集中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此转向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据此逐渐自觉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代表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1857年—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代表了50～60年代《资本论》写作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而《人类学笔记》代表了晚年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回到马克思”能否简单地确定回到上述哪一个阶段？在哪一个文本中定位呢？这就必须认真思考。出路应当在于探索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思想历程，对马克思主义作动态的理解，通过从总体上的把握来正确判定。
“回到马克思”并不是当今中国哲学界首先打出的旗帜。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卢卡奇、葛兰西之后的第二代代表们就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他们特别强调回到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即用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青年马克思取代整个马克思。如果说“回到马克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只不过是通过清洗“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途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的理论武器的话，那么当今中国哲学界，多数人则是力求忠实于愿意，力求全面再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推动其发展的执著努力。应当说“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一度曾在中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人道主义适应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和逆反情绪，适应了人们对更多的精神活动空间的渴求。也就是说，它适应了在我国特定时期中的社会心理。但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把回到马克思的努力，仅仅引导到是回到所谓的“青年马克思”，那就无异于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或歪曲，这将有悖于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初衷。
如何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避免片面化，中国富有历史责任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口号，这种回归是针对断章取义的片面回归而言的，意在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真精神。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但是在这里仍然存在着怎样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许多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见解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两段话中：〈一〉“我们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二〉“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83页）这种观点认为，这两段话表明：社会历史运动是服从客观法则的；这种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想象为转移的；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去也不能用法令来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如上观点，请参见俞吾金《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见《哲学与现实》95年第2 期第49～56页）。诚然，社会改革和革命都不是任意的，人类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比如企图撇开生产力的发展，只谈生产关系的变革，只谈人类社会的理想，这就无异于纸上谈兵。尤其是在经历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穷过渡”直到“文革”以后，我们很容易认同如上观点。但是，在“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的讨论中，如果只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过分强调社会历史阶段的不可逾越，并以此作为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基点，那么我们就忽视了中国社会发展特殊的现实的要求，忽视了人类的远景和理想，缺少了对社会历史目标的终极关怀和主体自觉。然而，如果没有体现人类理性的社会目标，社会只能是一种自发性的平滑的进化论的发展，这种“自发式扩展型人类秩序”（哈耶克语），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就是要打破这种状况，提倡积极进取和实事求是，具体地分析研究具体问题。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归宿点，就在于要立足本国实际，创造性地理解法则和运用法则，努力争取尽快实现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
历史上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曾对马克思主义作过实证主义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济唯一决定论和庸俗进化论，并由此导致了他们在革命和战争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严重错误，这个教训是应当记取的。恩格斯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决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只有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经济因素才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且连这一点也不能视为社会的永恒规律。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物的依赖关系”终将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的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人的解放，是对人的物化〈经济条件决定〉状态的一种超越。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从经济贫困锁链中解放出来”的仅仅是物质丰裕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既要克服贫困又要反对把消费作为最高目的”的真正的人的社会。这一点对于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恰恰是十分关键的。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作实证的理解，作经济唯物主义、物质唯物主义的理解，只能把中国引向西化道路，从而难以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代哲学的发展似乎有一种倾向：把理想主义看作过时的东西，把辩证思维视作多余。在西方社会已走过的历史进程中，从早期的科技与人道的精神二元结构，到后期的经济与文化的现实二元结构，都是在二者的持久冲突中，泯灭了理想之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曾出现过割裂科学与价值、现实与未来的情况。有人把马克思主义思辩化，也有人实证化，伯恩斯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两个极端的典型例证。因此，我们今天在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中，应当十分注意求实精神与理想主义的统一。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已实现了革命理想主义与科学态度的真正结合。实现唯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统一，这既是实践所需，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所要求的。
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个合题，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克服实证的理解，又要避免思辩的空谈。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而其唯物主义基础又直接指向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才是正确的、科学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0页）。在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物质生产发展的“现有的前提”的充分肯定，但更应看到，这个“现有的前提”的直接指向是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并不是盲目的自发运动。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正是马克思学说的主旨和归宿。反之，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同共产主义理想加以割裂，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扭曲。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就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无论现阶段的政策和策略如何，共产主义理想始终应当是我们的精神动力。“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最高理想”。（《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9页）“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76页）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多元，非理性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抬头，重提共产主义理想显得尤其重要。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110页）。 只有重新找回我们一度失落的科学理想，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和战胜困难的勇气，才不会在精神家园中迷失，才不至在这样那样的思潮撞击中如浮萍般飘忽不定，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在回到马克思、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是把现实的问题视作“不得不如此”的无奈困境，这样或那样地顺应呢，还是坚守崇高的理想与信仰，与多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呢？回答应当是明显的。当然，选择后者是需要历史责任感、理论勇气和大无畏的实践精神的，但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