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馆数字化之实践述评与动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述评论文,图书馆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80年代我国图书馆在现代化建设与管理水平上，与国外先进的图书馆相比相差有20～30年的话，那么90年代，我国图书馆在向数字化转变方面，则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近乎保持同步的发展。虽然由于技术、资金、经验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们的数字化水平尚不能与国外的先进水平相媲美，但是其间的差距已大大缩小，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小。
1 我国图书馆数字化之实践述评
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应该说缘起于电子出版物的产生以及为利用所收藏的电子出版物而实施的电子阅览室试验。1993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首先建成电子阅览室向本校读者开放，提供SDI、科研查新、 全文数据库等光盘检索服务，在此基础之上，于1995年进而建成多媒体阅览室。电子阅览室的建立，为读者查询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而吸引众多图书馆争相筹建电子阅览室。之后不久，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邮电学院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交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全国多家院校图书馆及公共图书馆相继建成电子（或多媒体）阅览室，而且在硬件设施配备、管理与服务水平上都不断提高。电子阅览室的创建，为我国图书馆的进一步数字化积累了经验，故而可以认为电子阅览室是电子（数字化）图书馆的雏形。
实际上，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图书馆实验室开始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1995年，北大信管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电子图书馆实验室，这在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中可谓是标志性的一步。其可贵之处在于它在我国首次为建立电子图书馆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的奋斗目标，“以求为我国电子图书馆的发展树立一个典范”。它所设计的系统结构及其运作模型，对于我国电子（数字）图书馆的起步和发展均起到了很大的理论导向和实践推动作用。
1996年8月，世界图联第62届大会在北京举行， 对于我国加深对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数字化的动态和方向的认识与了解，促进我国图书馆数字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会前会后广泛的、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使得大会主题“数字化图书馆”意识深入人心，推动了一系列的数字化图书馆项目或图书馆数字化试验计划的启动与实施。比较有影响、上规模的有：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研究计划”，它与IBM公司合作，创建“中国高校学位论文联机服务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图书馆建设计划”，拟将创建一个数字化图书馆的现实模型；上海图书馆的“数字图书馆试验项目”， 它将在Internet虚拟空间建设一座世界级水平的上海图书馆。另外还有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伍舜德图书馆电子化实践”，辽宁省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工程”等。而在此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图书馆数字化项目当数“广东新世纪电子图书馆”计划，该计划以广东中山图书馆的自动化集成系统（IBM AS／400F10和B35）和广东省信息中心的IBM AS／400E60系统为基础，以文献开发和数据建设为核心，以提供优质文献检索为目的，全面建设面向社会、家庭，面向21世纪的大型电子化、现代化图书馆，力争成为广东省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文献信息库，成为广东省图书馆自动化网络中心。该计划不仅建设目标明确，内容和方法具体，而且确定了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因此在当时被认为是我国设计最为完整的电子图书馆试验项目。
与其他数字化图书馆项目相比，最为令人振奋的也许还是由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牵头，有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等多所公共馆参与的“中国国家试验型数字图书馆”计划，该计划将目标锁定在建成一个国家数字式图书馆的原型，不仅要通过遍布全国的数字通讯网向全国，而且要向全世界提供示范性的中国国家数字化图书馆服务。这一计划揭开了我国建设全国性大数字化图书馆的序幕。从此，我国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建设数字化图书馆已不再仅仅是图书馆界的事情，而是成为有国家政府介入，有众多领域合作的一项跨行业、跨部门、跨世纪的宏大的文化工程。1998年8月，文化部即正式提出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
经过几年的努力奋斗，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许多图书馆特别是华东、华南、东北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类图书馆，在数字化硬件设施配备，网络建设，数字化文献资源建设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硬件方面如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伍舜德图书馆，一步到位建成全馆高速以太局域网，各个流通终端均联网运行，所有网络布线均采用五类（100 Mbps）产品，即五类信息插座、五类快速跳线和五类双绞线等。 微机配备以 MMX586—200／233型工作站为主，少部分为MMX586—166型工作站。先进的硬件设备， 不仅可以满足当前需要，也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数字化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如北京图书馆，不仅广泛、大量搜集新出版的各类电子出版物，而且投入大量的精力对传统馆藏实行数字化转换，到1998年已有了300 万页全文资料和500万条书目数据的数字化文献资源基础，1999 年有近3000万页全文和600万条书目数据可上网供查询。
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也取得了快速的进展，委托北京图书馆于1998年12月开始的“数字图书馆试验演示系统”的开发工作，到1999年3月即告完成并演示成功。同年2月，国家图书馆千兆馆域网开通，4 月23日，作为数字图书馆的顶层的中华文化信息网开通，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又迈出了一大步。1999年11月12日，首都图书馆成为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首家试点单位，这说明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开始由试验阶段向试点实施阶段过渡。2000年2月24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亦成为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试点单位，此举表明，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工程在意识、观念上突破了传统图书馆的范畴，在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今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和图书馆数字化实践必将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2 我国图书馆数字化的动因探析
我国图书馆之所以快速地走上数字化之路，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其原因和动力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我国图书馆为什么于90年代走数字化之路？二是其数字化进程何以如此快速顺利？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我国图书馆走数字化之路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可以说是受到外界的影响。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增加，我们对外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后，清楚地意识到我国图书馆无论在建设、管理水平上，还是服务水平上都要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图书馆几十年。因而我们为了追赶先进、缩小差距，更加关注着国外图书馆的发展动向。90年代初，在新一轮的全球信息化浪潮中，西方各国都把图书馆数字化作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重要内容之一，如西方七国的GII 计划将建设电子图书馆列为其第四项工程。90年代中后期，各国纷纷加大对原有图书馆数字化试验项目的投入，或制定实施新的数字化图书馆建设计划。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利坚记忆”项目、NSF 等机构合作的“数字图书馆启动”项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试验性电子图书馆”项目、奈良大学图书馆的“Mandala电子图书馆计划”；英国的“ELINOR 电子图书馆”项目以及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的电子图书馆计划等。这些项目所追求的目标对人们极具诱惑力，建成以后的数字化图书馆所具有的诸多长处，如内部业务绝对高度自动化、馆藏文献资源数字化、信息存取快捷网络化以及系统的广泛开放性和信息资源的真正共享性等，都是我们一直追求、而传统图书馆无法实现的目标。通过中外图书馆界的考察、访问、专题研讨等学术交流活动，外国图书馆的数字化理论研究和建设状况逐渐为我国所了解，对我国图书馆人产生了很大的促动作用。
第二，是图书馆发展中的内部困境所致。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进入了一个快速健康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建馆设备、文献资源建设、读者服务、文献信息价值的开发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90年代中期，我国图书馆界谈论较多的话题就是图书馆面临的种种困境，如经费不足年购置新文献量逐年减少、馆藏文献绝对数量增加书库架位紧张、读者借不到所需文献资料但同时有大量图书滞留书架上无人问津以及图书馆待遇不高地位低下导致大量专业技术人员外流，等等。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水平难以提高，且有下降的危险。图书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面临严重的发展，甚至是生存危机。有道是穷则思变，严峻的形势迫使我国图书馆人去思考、探索，睁开眼睛看世界，去学习、借鉴别人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开辟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与此同时，仅从国内的科技发展成果上，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点希望的曙光，如日益增多的各类电子出版物，不仅体积小，易收藏管理，而且信息含量大，价格历年走低，相对便宜，此正可缓解文献购置费不足及书库紧张的问题。而激巨膨胀的Internet上的丰富的信息资源，虽然查询需要一定的费用，但是可以弥补馆藏文献的不足与不全，而且可以预见上网费将逐渐降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我国图书馆人更加明确了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的发展内因成为推动其朝着数字化方向迈进的内部源动力。
第三，是我国社会信息化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90年代初开始，源于美国的NII（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在全球掀起了新一轮的社会信息化浪潮，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我国也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冲击和影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政府对信息产业的投入不断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信息产品质量、信息管理技术与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居民用于信息及相关领域的消费开支越来越多，多方面的指数显示我国的社会信息化速度不断加快，程度不断加深。以上网为例，到1999年底，我国在CN下注册的域名有45695个，WWW站点有15153个， 国际线路总带宽达351M，上网计算机逾350万台，网民用户达890万，总体年发展速度达200%。自90年代中期开始， 人们对于身处信息社会的感受明显增强，完备的信息基础设施，较强的信息生产、传递、加工处理能力，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等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人们逐渐习惯于通过电话来拜亲访友；通过广播、电视来接受教育，学习知识；通过网络来查询资料、获取信息。特别是最近两年，先进的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令许多人为之倾倒，企图通过网络来实现一切目标和梦想，Syber空间生存（即网上生存）实验不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作为重要的文献收藏和信息源地的图书馆，其作用和地位、服务方式、手段和服务内容等必定要发生变化，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对于一馆而言，它既要为读者提供经由网络从本地或远程获得所需信息的保障，又要能够将馆藏文献信息提供上网，以丰富网络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也许这一点比从网上获取信息更加重要。因此，在高度信息化社会里，向数字化方向转变是传统图书馆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最佳出路。换言之，我国的社会信息化既是图书馆数字化的重要外因，也是一股强大的外部驱动力。
下面再来分析第二个问题，即我国图书馆数字化进程为什么如此顺利、快速，并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以为其原因同样有三方面：
其一，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科学的理论能够指导和促进实践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国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能够形成良好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图书馆数字化理论的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仅1993年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倡议以来，国内各类报刊登载的有关数字化图书馆及相关主题的论文就有近500篇， 另外还有不少专著。实际上，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就有关于电子图书馆等方面的论著发展，因而其文献数量远不止这些。
图书馆数字化理论、电子图书馆思想产生于国外。因此，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图书馆数字化的重视是从对国外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建设经验的翻译和介绍开始的，并贯穿于我国图书馆数字化理论研究的始终。如早期的有：1985年陈珍成译校的兰开斯特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员》，1988年刘建明以“电子图书馆”为题节译的道林的有关著作（载于上海《图书馆杂志》）以及乔欢等译的詹姆斯·汤普森的《图书馆的未来》等，后来的汪冰的“日本的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1998年），尚珑的“美国国家数字图书馆项目的进展”（1998年）以及郑巧英与杨宗英的“台湾图书馆自动化和数字图书馆建设”（1998年）等，在促使我国图书馆走数字化之路以及促进图书馆数字化项目的制订与实施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重视，还体现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泰斗和其他许多的重量级人物参与到对图书馆数字化的理论研究中来，并撰写出高水平的理论力作，对我国图书馆数字化的理论研究和未来发展思路等提出高层建瓴的见解和观点，为理论研究指明方向，为实践指点迷津。如赖茂生教授的“电子图书馆的构想与实现”，杨宗英教授的“电子图书馆的崛起”系列，吴慰慈教授的“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之现状与展望”，黄宗忠教授的“论21世纪的图书馆”及“21世纪的虚拟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徐引篪教授和霍国庆教授合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等都是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被广泛引用和参考的导向性文献。
另外，还有许多思想活跃、知识面广、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后起之秀，在推动我国图书馆数字化研究和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中科院图书情报中心的汪冰博士，他于1997年出版的《电子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电子图书馆的学术专著，可以夸张地说是当时的集大成之作。
我国图书馆数字化研究的队伍状况及所取得的丰硕的理论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对图书馆数字化问题的重视程度。
其二，政府部门的重视和支持。1996年以前，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是分散进行的，各馆的数字图书馆试验项目大多是独立实施，因而速度很慢。1997年由北京图书馆牵头实施的“中国试验型数字式国家图书馆项目”引起了国家政府部门的重视，1998年8月， 文化部主管图书馆业务的副部长徐文伯正式提出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的设想，并得到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首肯。本月25日，文化部专门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徐文伯亲任组长。9～11月间， 文化部多次召开有两院院士、专家、教授参加的工程论证会，在1999年1 月举行的全国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协作会议上，孙家正部长又明确指出，我国建设数字图书馆“一要统一、二要联合共建、三要防止重复建设”的三原则，为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定调。同时，图书馆数字化工程也得到了国务院上层领导的支持，早在1998年10月2日，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视察北京图书馆时就表示赞成建设数字图书馆，并指出“将文献资源数字化，通过网络与周围教育、科研等机构联接，然后与全国联网，实现图书、信息的资源共享，这是个方向。未来的趋势是图书馆数字化，数字图书馆是设有围墙的图书馆，……”。1999年4月， 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奇葆在参观了北图的数字化图书馆试验演示系统后，再一次表示国家将全力支持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当月，国务院就批准成立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来实施这一工程。5月，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又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发展战略组，专门对该工程涉及的技术、管理、运营、法律等问题展开研究，以便在此基础上全面实施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大大加快了我国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
其三，先进的现代技术设备的支持。实现图书馆的数字化、创建数字图书馆的核心问题是技术与设备的问题，没有先进的现代技术设备支撑，数字化就无从谈起。我国图书馆从内部来看，到90年代中后期，绝大部分实现了内部业务、读者服务等方面的计算机化管理，并配备有功能较全面、性能较优良的硬软件，有不少馆还上了校园网、国家网甚至国际互联网，因而在技术设备上已有较为良好的基础。从外部来看，近几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图书馆数字化所需要的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光盘生产与检索技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日臻成熟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图书馆数字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如传统文献数字化转换，光盘检索与信息快速、远程传递等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解决，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与设备，不仅是我国图书馆数字化的助推剂，也是我们图书馆人对我国建设数字图书馆乐观其成的定心丸。
3 结语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图书馆终于走上数字化之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承认我们的水平与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而且因为我国的经济水平决定了政府的投入终将有限，因此我国的数字化建设仍属底气不足型。所以，我们必须统筹规划，充分而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财力、技术和设备等资源，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以推动我国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向更高的层次发展，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收稿日期：200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