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军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阀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军阀，这个滋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畸形产物，自辛亥革命以来就成为左右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使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孙中山，不得不与之结下难解之缘。或妥协退让，或奋起斗争，或纵横捭阖，或分化瓦解，呈现出既矛盾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局面，令人瞩目与深思。
一
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至1915年“洪宪帝制”覆灭，孙中山的主要政治对手是北洋军阀总头目袁世凯。
当袁世凯以北洋军阀势力为依托，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军阀本质和野心还是有所认识和警惕的。他在决定让出总统职位的同时，提出了“调虎离山”和“套虎于网”的策略，试图压迫袁世凯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法令，通过革命派占主导地位的南京政府和参议院①，防止可能出现的专制自为现象产生，以保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和发展。正如他向谭人凤吐露的那样，“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②
袁世凯本人对此也看得十分明白，孙中山“欲以虚荣厚礼诱吾就彼范围，此调虎离山之计，宁不如愿。若尝试于我，夫亦太不自量矣。”③果然，孙中山的打算在袁世凯的破坏和阴谋下一一落空。
事实上，孙中山同意袁世凯在北京继任大总统，就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④。抛却各种客观原因，如民族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性，革命派内部的妥协浪潮，同盟会的涣散等因素外，即就主观原因而言，孙中山政治上也有许多不成熟及错误之处。
1.幻想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这一幻想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时，针对保皇派提出的革命必然召致帝国主义干涉，使天下大乱，血流成河等谬论，革命派就表示，革命时间必力求其短，革命范围必力求其小，以避免出现上述局面。
辛亥革命爆发后，果然出现了帝国主义乘机瓜分中国的形势。日本政府首先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请其扑灭中国革命”⑤，到11月中旬，陆续云集武汉江面和中国领海游弋的列强军舰已达51艘，兵力达19000人。各帝国主义报纸也纷纷鼓噪，扬言在中国“外国暂时控制是一定可到来的”。⑥
在国内，随着各省独立运动的展开，割据分裂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江西，“各分府自相雄长”、“都督林立”。在广东，民军各树一帜，互不统属，情形极为混乱。因此，有人忧心忡忡：“吾国初遭大变，各省分治之现象已成，而其尤甚者，莫过于一省之中，复自分裂，不相统属。例如东南各省省城独立，其各郡县相继起，而皆各立一军政府，不相统辖，几成四分五裂之形。”⑦
上述两种情况，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十分担心，他们更愿意采取政治和平手段而代替武装解决，以缩短革命时间，缩小革命范围。以所谓和平的循乎国际法的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大规模的流血斗争，避免帝国主义干涉。孙中山自己就称：“夫今日人民及党人所望于我者，非望我有坚强兵力也，乃能在收拾残破之局以拨乱反治也。……且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是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兴兵？”⑧因此，他们容忍了谭延闿对湖南革命政权的篡夺，容忍了清广西巡抚沈秉堃的所谓独立，容忍了江苏巡抚程德全的换汤不换药。其他如江西、安徽、浙江的独立，也都是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旧官僚达成妥协的产物。由于太囿于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框框。故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尽管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之流也屡有抗争，但毕竟底气不足，最终还是虑于和平革命的破产而步步退却。可以说，将革命政权拱手相让只是前一段妥协行为的继续，早在革命爆发之初，即已于以和平收革命全功之幻想中埋下了。
2.错误地认为民族、民权革命已经成功，弃剑为锄、努力于国家建设的时机已经到来。
孙中山在辞职呈文中就乐观地展望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族民权“两个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之实现，现在我们应该进行经济革命。”⑨他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措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入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⑩孙中山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从发展实业入手，即能够壮大民主和平势力，保障共和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即使后来袁世凯逐渐露出专制面目，如干预国会，强奸民意，唆使北洋军阀通电胁迫参议院通过派陆征祥继唐绍仪组阁，开始向专制独裁过渡，孙中山仍不够警惕，依然认为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急，对国民党中的激进派说“吾党现在无论政府、议会及各处政界、军界，皆有极有本领之人主持其间，尽足以奠安吾民国而有余。所以意见纷歧，有才莫展者，皆为经济问题所窘，间接直接，遂生困难”。因此，他宣布“尽可能避开政治方面的事情”，“将运用我所有影响力的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福利和我们资源的开发。”由于他的注意力由政治斗争上的转移，客观导致了袁世凯专制独裁势力的膨胀和壮大。
对政治问题置身事外的态度，必然导致对武装力量的漠视。当袁世凯处心积虑削弱革命武装，大量裁撤南方革命军队以及取消南京留守府，大力扩充北洋军队做军事准备时，孙中山却沉醉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对军阀政治的本质未能予以警惕。以武力操纵政治是军阀政治的显著特征，孙中山却单纯地认为“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吾人苟以心志坚定，以国家为前提决不可怕军人武力干预政治。”(11)因此，他轻信袁将“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而他自己则可安心从事国家建设，尽力“去培植和平秩序，并使政府免除因革命而发生的烦扰。”削弱革命力量的严重后果很快就显示了出来，当“宋案”发生时，革命党人不仅缺乏思想准备，而且也少应变手段。尽管孙中山决心“一步也不退让”，决心“率军北伐讨袁”，但却苦于力量不足，只能仰天叹息：“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师兵，当亲率问罪。”(12)
也正因为缺乏武力作后盾，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反击显得软弱无力，二次革命仅两个月就风过去散。即使在后来的护国战争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革命党也只是充当了反袁高潮中的配角，而不能象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居于革命的主导地位，从而无法控制形势的发展与演变，使其向民主共和的道路上继续。
孙中山与袁世凯，也就是与中国近代军阀的第一次较量中遭到了挫折，这反映了孙中山政治上的幼稚和单纯。这一教训是刻骨铭心的。在孙中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对领导权和武装斗争有了新的认识，战斗精神也更加坚强。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宣称“惟我辈既已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可以困难而缩步。”(13)扬言要继续革命直到袁世凯倒台如满清为止，表示了决不与专制势力妥协的战斗精神。
在反袁斗争中，孙中山力图形成一个以他为领袖的坚强领导，提出“此次革命，当由吾党负完全责任，宜览于前失，不容放弃，”(14)因为“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他对西南实力派正酝酿提出旧官僚岑春煊组织军政府表示担心，要求革命党人尽速起义，“能动即动，若彼等政府成立，吾党外交更失地位，”(15)希望能由革命党人掌握政权。
对武装斗争，孙中山重新予以高度重视。1915年，中华革命军成立，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几个司令部，革命党人奔赴各地，组织民军，发动起义。孙中山一再嘱咐同志“不避艰巨，努力赴之，”“须有不可侮之实力，质言之，是武力。”(16)从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孙中山总结了经验和教训，这无疑于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对军阀的本质将有进一步的认识，斗争的水平也将随之而提高。
二
随着袁世凯统治的垮台和护国战争的结束，护法战争又随之而起。孙中山回顾他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指出：“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自当维持约法始。是非顺逆，区区别矣。”(17)“今求治无它……至于恢复约法，酋重民意机关，则惟一无二之方，无所用其踌躇者。于此时期，而犹有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则国人疾之，亦将如疾袁氏。”他认为，《临时约法》和国会是共和制的主要象征和“命脉”，必须坚决维护。所以，当段祺瑞等主张另行成立临时参议院，其目的在于抛弃旧国会和《临时约法》，使中华民国徒有其名之际，孙中山立即提出要打倒假共和，建立真共和的主张，揭起护法旗帜。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有议员130人参加的“非常国会”，决议组织军政府，后当选为大元帅，并建立了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立的南方政权护法军政府。
孙中山自南下护法，将不可避免地与西南军阀发生纠葛。当时，孙中山认为，“君主专制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拔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于南方。”(18)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南方拥有较深的基础，孙中山早年革命即刻意经营西南，尤其广东更是他托足之地，是策划革命的根据地，“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19)忠于孙中山的朱执信、邓铿正在积极收拾旧部，陈炯明也表示悔过输诚，一些具有民主情绪的驻粤滇军将领也表示惟孙中山马首是瞻，这些正是孙中山赖以斗争的武装力量。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西南军阀的特殊地位和经历，使孙中山相信能够和他们联合，为共和而斗争。因为他们都曾参加或附义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他们以往的这些表现，自然会被误认为有一定的共和民主思想基础，是可以与之合作的条件。因此，孙中山满怀希望地呼吁他们“公等既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惟一之任务。”“望公等主持大义，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20)
孙中山对西南军阀的重视，还因为他们，尤其是滇系军阀与桂系军阀有比较强的军事力量。护国战争中，“西南王”唐继尧乘机把军队扩大为八个军，势力蔓延至贵州、四川。桂系陆荣廷势力鼎盛时，军队达5万人，数量居西南军阀之首，时人有北张（作霖）南陆之说。他们如能拥护共和，真心护法，足可以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保卫共和的。可是，他们不是孙中山的同路人。
在护法运动之初，西南军阀对孙中山的欢迎，都是心怀鬼胎的。因此，在段祺瑞咄咄逼人的武力统一面前，他们企图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扩大地盘，以抗衡北方军阀。如唐继尧就志在囊括滇、黔两省，并垂涎四川，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要求孙中山帮助他达到这一目的。陆荣廷则朝思暮想要当湘粤桂巡阅使，将来并兼副总统，至于西南问题、国会问题，皆不足惜。因此，为了各自的私欲，他们与孙中山虚与委蛇，虽发表慷慨激昂的护法宣言，但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与北方军阀有了勾结，自身的生存有了保障，就视孙中山为障碍，图谋排挤了。滇系、桂系军阀联络政学系政客，公开要求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合议制。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孙中山对护法运动的领导，造成南北“和平统一”的局面。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孙中山由大元帅降为七总裁之一，实际权力被西南军阀篡夺，第一次护法运动至此已实际上失败了。
护法运动的失败，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者还在于西南军阀的破坏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力量的弱小。在护法运动过程中，孙中山仍然不可避免地对西南军阀表现出某种幻想，但较之以前与袁世凯斗争时，其思想认识水平及斗争手段都有明显的提高。
孙中山更注意于现实的斗争。护法运动发生前夕，他已制定周游各省，考察实业状况的计划，念念于“今者共和再造，建设之事，不容再缓，”(21)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垮台，“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22)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他很快地警惕到“切不可过份乐观，不良之因素一如既往，仍在从内部危害民国之命脉，”(23)意识到，在专制主义土壤里，在封建军阀统治下，原先的一些设想是行不通的。因而他果断放弃原有计划，决心首先投身于挽救共和的事业，从根本上入手。由于孙中山的果断，护法运动才随之而起。
孙中山对军阀的本质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之斗争更为坚决。他尽管幻想依靠西南军阀的力量来开展护法，但对他们并不是一味妥协。桂系军阀因企图与北洋政府妥协，在广东对军政府采取逼迫手段，力图使其知难而散，不仅在财政供给上刁难，甚至诬蔑军政府卫队连排长数人和良民数十人为匪，予以捕杀。孙中山对此毫不退让，予以反击。尽管势单力薄，却依然无所畏惧，亲率将领和少数卫队登舰炮击广东督署，迫使桂系军阀莫永新为稳定在粤统治，不得不向孙中山“谢罪”。至于陆荣廷与北洋军阀勾结，停战议和，孙中山曾公开斥以“自便私图”，毫不假以颜色。对于唐继尧，孙中山虽然对他抱有更大的希望，也通过某种程度的退让希望促成他积极地投身护法运动，但这种退让，多属于策略所需，是根据“抑陆联唐”的需要而行的。然而，在护法运动的大方向上他是不容唐继尧随意干扰的。他通过具有民主思想的滇系将领张开儒来拥护军政府，对唐施加压力，在滇军中造成影响和震动，使唐继尧十分被动。尽管此举并非成功，但说明了孙中山的努力与不屈不挠。
孙中山对西南军阀不妥协的态度，典型表现在对军政府改组问题上。通过与袁世凯的斗争，使他意识到政权的重要性。在护法期间，他把争取外交承认作为军政府的重要工作来抓，希望得到各国承认。通过争取合法的政府权力推行自己的革命主张。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将领导权易手，势必造成“军府朝撤，粤局夕变”的局面，使革命主张被废弃，革命归于失败。因此，当桂、滇军政府与政学系联合改组军政府后，孙中山不惜任何情面，毫无恋栈之心，坚决拒绝非常国会对他的挽留，离粤赴沪。尽管后来孙中出勉强接受了军政府总裁的当选证书，但这是为了顾全大局，集中力量对付北洋军阀的权宜之举。正由于孙中山的果断之举，使改组后的军政府因孙中山辞职而失去了威信和政治地位，并迅速暴露了桂系操纵的痕迹，引起了内部的分裂。因此，当南北秘密求和揭露后，伍廷芳携印出走，国民党议员纷纷离粤，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军政府的命运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地。孙中山的果断举措以及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苟且不妥协的态度，也是桂系在广东民怨沸腾迅速垮台、孙中山重新组织、掌握南方政府权力的重要原因。
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主要依靠西南军阀，但他对革命武装的重视却是非常认真的。他一方面努力于改造旧军队，向他们灌输主义和道理，收到了明显成效，如滇军将领张开儒、方声涛、崔文藻都深受孙中山的影响，支持其护法之举。特别在北伐和改组军政府问题上，张开儒、崔文藻等人的态度十分坚决，一再建议滇军东下武汉，实现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张开儒甚至批评唐继尧，既然军政府乃“法律所承认，民意所共托，”而陆荣廷、唐继尧“二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既曰护法靖国无权力之争，何由此携贰之行。揆诸护法本旨，得勿相悖？”(24)这些行为标明，孙中山为之奋斗的民主和革命主张，在军阀的队伍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改变了一部分人的思想。
孙中山还提高了对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除了依靠原有的西南武装力量以外，他还努力去建设一支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经过反复力争，终于将广东省防军20营调拨给陈炯明，成为军政府直接指挥的武装。也正是依靠这支力量组成援闽粤军，又加上原来集合在惠州的12营，成为后来扫荡桂系在广东的主力。
孙中山对这支队伍的建设倾注了自己的心血，派出了朱执信、蒋介石、戴季陶等得力干将赴陈炯明处予以协助，并多次指示该军将领勉力训练队伍，“以为异日进取之需”。孙中山避居上海后，为了接济该军的军饷军械，在经济拮据的境况下两次抵押上海住宅。陈炯明提出要建立空军，孙中山则竭力设法，以协助粤军发展航空事业。在孙中山的帮助下，该军迅速壮大为一支精锐之师，成为“今日吾党唯一精锐，亦为护法军之中坚。”
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最大的收获是对军阀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故虽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25)这种认识上的深入，无疑是孙中山思想境界飞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随着第一次护法的失败，第二次护法又接踵而起。这次运动，给孙中山带来了极为痛苦、也是一生中最为惨痛的教训。尽管在以前的斗争中，使他对军阀的共性、特点、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南北军阀一丘之貉，不是民主共和事业的同路人。但是，对于象陈炯明那样受到长期信任而又蜕变成新的军阀，却缺乏认识。确实，陈炯明的历史与西南军阀有很大的不同，他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意识，参加过同盟会，发动过武装起义，追随过孙中山，也受过孙中山的扶植。他的粤军也是孙中山一手帮助建立起来的。因此，孙中山视陈炯明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粤军为革命武装的基本力量。
然而，陈炯明身上的封建主义意识残余、狭隘的地域观念、个人野心作祟，在中国当时的土壤中滋生出军阀思想，并逐渐蜕变为新军阀。拥有私人武装和割据称雄是军阀的二大特点，在陈炯明身上也毫不例外地体现出来。粤军驱桂胜利，陈炯明既据有广东这块富庶的地盘，拥有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军队，因此割地自雄之心油然而起。他首先反对孙中山南下重组军政府和国会，继而反对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在发展私人武装方面，通过整编，扩大已系军队，排挤孙中山派来的军事干部。最终发展到与直系军阀勾结，破坏孙中山北伐，炮轰总统府，公然与革命为敌的地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斗争，主要反映在统一与分裂这个关键问题上。这个问题牵涉到军阀的根本利益，因而表现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孙中山尽管对陈炯明多方忍让，爱护，但发动北伐、统一中国的目标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完整的国家。”(26)显然，这一历史使命实现之日，也就是军阀赖以生存、产生的土壤被铲除之时，理所当然地遭到陈炯明反对。他或以军费不足为借口，或以暂待时机为托辞，多方阻挠。甚至当孙中山诚恳地向他表示，“吾北伐而胜，因事实不能回广东，北伐而败，且尤无颜再回广东，两广请兄主持，惟毋阻吾北伐，及切实接济饷械而已。”(27)陈炯明依然阳奉阴违，终于走向了革命的反面。
陈炯明的叛变，被孙中山视为他革命生涯中失败最残酷的一次，其教训也至为深刻。它使孙中山认识到，现成的军阀武装是靠不住的，无论是北洋军阀、西南军阀，或是混在革命阵营中的新式军阀都是一样，与他们合作打倒军阀，无异是与虎谋皮。这一认识有助于对同盟者和敌人作出明确的判断和选择。陈炯明叛变之前，孙中山在桂林北伐大本营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会谈，马林提出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孙中山颇为赞同之余，却急功近利，急于依靠现有武装来进行北伐，担心公开与苏俄结盟，扬起反帝旗帜，将招致事业上的障碍。直至陈炯明发生叛变后，孙中山才顿然醒悟到推倒军阀统治的真正力量。因此，当他再与共产国际代表、与共产党人见面后，其谋求联俄、联共的态度变得主动而积极，使中国的民主共和和反帝反军阀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第二次护法运动给孙中山带来的最大的认识成果。
三
几乎在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的同时，他与北洋军阀中的皖系段祺瑞以及奉系张作霖，即开始了音讯往来，后来甚至与之达成了某种默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反直三角同盟”。这一关系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看来矛盾的现象。护法运动展开后，孙中山对军阀本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斗争越来越坚决。为了彻底打倒军阀统治，消灭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与民主，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他讨伐军阀的战争，却又同军阀的合纵连横交织在一起。这些举措在当时就引起人们颇多猜测和议论。如孙中山的日本友人谈及孙中山联段一事就表示十分茫然和不解：“不要说内幕，就是表面理由我都不清楚。”(28)还有人直接上书孙中山，反对与北洋军阀周旋，这些军阀分子“于世界真理何曾深知，能以武力强制之，斯为上策，否则须具有特别之感化力导入正轨，使之不复为恶，未尝不可。但以夙无定力之人与之周旋，鲜不入其笼牢，受其污染。”(29)担心革命党人会因此堕落名声，受其同流合污之嫌。
其实，我们如果从当时的斗争形势以及客观现实来分析，就不难发现，这只是孙中山的一种斗争策略和手段，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原则和主义，是不应该受到指责和怀疑的。
孙中山与段祺瑞的接触，最初是在第一次护法失败期间，当时孙中山已避居上海，由于直皖战争已露出气息，段祺瑞派吴鼎昌见孙中山，试探口风，虽遭到了孙中山的拒绝，但是，双方联系的桥梁却由此开通。
孙中山对皖段的婉拒没有持续多久，对这一变化，孙中山后来曾有所说明：“此后不久，南北议和破裂，段祺瑞起首对我接头，他说南北战争就是他和我的战争，其余南北他种军队，都是中立的。他求我提出可以做和平协定基础的条件。我提给他第一个条件，就是废除所有对日密约。关于这一件，我和段祺瑞由个人代表来交换意见，将近一年，到底段氏允了我的条件，答应废除军事协约。于是，我和我的同僚商量，发一个宣言，声明我们准备照从前一样的条件做基础，来重开上海和会。”(30)
其实，孙中山改变对皖段态度的原因远比他上述所言更为复杂，首先，孙中山此时的处境已十分困窘。其时，他已被迫辞去军政府的一切职务，与军政府完全决裂，他对护法的成功，已经绝望。而且，由于直系与桂系的勾结，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援闽粤军也在直接的威胁之下。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孙中山还不知道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还没有找到新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因此，他已几乎一筹莫展，拿不出新的办法和手段，只能力求打破原有斗争格局，寻出一条新的出路。联段则不失为打破僵局的一条新的途径。
另外，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孙中山已深刻地体会到，要战胜军阀是离不开武装斗争的，而革命的武装与反革命的武装在力量的对比上却悬殊甚大，远远不足打倒南北军阀，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因此，孙中山在策略上也不得不采取“以毒攻毒”之举，分化瓦解敌人，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西南军阀与北洋直系的勾结也是促成孙段合作的一个原因。在护法期间，桂直就一直保持往来，这些内幕孙中山虽不能尽悉，但是有觉察的。到1919年下半年，桂系与直系的勾结更进一步表面化，公开化，这给孙段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正因为已经认识到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也就无须把皖系视作唯一的敌人，因此孙中山公开发表谈话说：“我本不是当段祺瑞个人是仇敌，因为他做背叛民国的事，我所以反对他。如果他能够自己把参战军全部废了，把所有他经手的卖国条约都取消了，而且实实在在地服从国会，服从法律，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的罪恶都宣布出来，向国民谢罪，那么自然大家不会十分为难他的。”(31)孙中山还宣布“余之主张唯‘护法’二字，护法者余之友，坏法者余之敌。段祺瑞、徐树铮而能护法，余愿友之，……”(32)
由上可见，孙中山在反对军阀的同时，又与军阀周旋，这都属斗争策略而已。这一目的他没有隐瞒：“今日之计，势不能不与北方周旋，然联络北方将帅者，不是一人，不曰联皖排直，即曰联直排皖，数年之间，其效可覩。……今迫以势不得已，与之周旋……且亦年来主张联某排某者之应行临机变计者也。此无他，要以使吾人计划畅行无阻而已，仆之与段芝泉接洽，即本此意。”(33)后来的反直三角同盟，也正是这种斗争策略的继续运用。
孙中山联段、联张（作霖）之举，也确实收到了一些效果。例如，桂系军阀曾经企图以进攻福建为名，陈师潮汕，进逼闽南，攻击陈炯明的粤军。结果，因皖系和国民党的合作，段祺瑞授意李厚其接济了粤军50万元和子弹600万发，并“节节相援，”为粤军取胜助了一臂之力。1921年孙中山进攻广西时，直系军阀曾接济桂系批军火，却在上海遭到了皖系军阀卢永祥和何丰林的扣留。同样，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合作也曾获益。为了支持孙中山的一些军事行动，张作霖曾不止一次解囊，接济军火。故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5日给张作霖信中感谢说：“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由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国贼在西南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34)
尽管如此，孙中山是决不会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在合作的过程中，他自始至终地将军阀作为革命的对象，“视直皖两系，殆为一丘之貉，初无轩轾于其间。”认为：“今皖直之争，在争权利者有所赞否于其间，其实皖系拥护非法国会，直系拥护非法总统，其非法之罪恶为均，其为时代厌恶之军阀，变初无二。”(35)对奉系军阀，则直言无讳，“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36)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彻底摧垮军阀统治是有思想准备的，也是他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在与军阀的合作过程中，孙中山始终坚持爱国和民主的原则，并不因为暂时的合作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联皖的同时，也一再批评皖的祸国卖国政策。对张作霖的谈判，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孙中山的地位问题。孙中山是经非常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他坚持自己的合法地位，并以北伐统一中国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一点是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接受的。孙中山吸取了以往斗争的教训，在此问题上丝毫不让步。因为这不是个人名位问题，而是事关原则的大事。
当然，孙中山联皖联奉的政策也有负作用，因为，这种合作仅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暂时的、松散的、有条件的互相利用，双方的目的截然不同，自然举不成大事，不可能倚此途径达到革命的目的。另外，孙中山借助军阀的力量，与之合作，也容易模糊革命旗帜，使人们对孙中山的理想与主义产生误会，将此努力视为与一般的军阀之间的政治权力的斗争。这些消极影响是无庸讳言的。
综上所述，孙中山与近代军阀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种力量和意向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本质上是对立的，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表现为既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形式。正是在这种矛盾的斗争中，孙中山对军阀的认识能力与斗争水平日趋提高，为其思想上的飞跃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
注释：
①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84页“咨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文”所提出的袁世凯继任三条件。
②⑩(11)《孙中山全集》第2卷110页，404页，402页
③《近代稗海》第三卷315页
④《孙中山选集》上卷435页
⑤《辛亥革命》488页
⑥《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 H.西格尔《1911年南北和议之重新考察》
⑦《中华民国五十年文献》（台北）第二编 5册 104页
⑧《孙中山全集》第1卷 570页
⑨《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1日
(12)《谭人凤集》412-413
(13)(14)(15)(16)(17)(21)(22)(23)《孙中山全集》第3卷，74页，189页，263页，189页，284页，341页，333页，380页。
(18)(19)(20)(25)《孙中山全集》第4卷 103-104页，478页，124页，471-472页
(24)《张开儒致唐继尧密电》
(26)(33)《孙中山全集》第5卷 598页，236-237页
(27)《中国国民党史稿》1037页
(28)《论中国革命与先烈》146页
(29)《国父批牍墨迹》74页
(30)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8月8日
(31)上海《民国日报》1991年6月2日
(32)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8月23日
(34)《孙中山全集》第8卷 439页
(35)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7月16日
(36)达林《中国回忆录》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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