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雷蒙#183;威廉斯的现代悲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蒙论文,悲剧论文,威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斯撰写《现代悲剧》是有感而发的，他一直生活在战火仍然纷飞的年代。威廉斯说：“就在我撰写此书的时刻，英国的军事力量正在镇压南阿拉伯半岛‘持不同政见的部落居民’。”[1](p.71)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无休止的竞争，人们对之置之漠然的态度，消极反战主义思潮，民族的解放和社会变革的斗争被强国以（多数票赞成）的名义而粗暴地镇压下去，并被悲哀地冠以“局部骚乱”乃至“灌木林火战争”，因为我们的革命就是以不惜一切他人的代价来避免战争。朝鲜、苏伊士、刚果、古巴、越南以及我们自身的危机还在继续，这样痛心疾首的种种事情怎能让我们不产生一种普遍的悲剧感？然而，社会普遍流行的是“悲剧的死亡论”，认为悲剧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已经不再存在，“战争、革命、贫困和饥饿，人被视为物体而照单杀戮、迫害与折磨，许许多多当代人的殉难，无论这些事实离我们多近并且不断引起注意，我们没有在悲剧的含义上为之感动。”[1](p.54)人们根本无法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这种异化了的革命形式以及我们为这种异化的革命而盲目献身的悲剧性本质。即便是英雄人物式的壮举，也可能是从这一方面看是牺牲，而从另一方面看却只不过是在目标推进过程中的替罪羊罢了。面对这些现实困境，威廉斯感到研究现代悲剧迫在眉睫，需要从理论上对当前的革命进行准确把握，并揭示这种革命深刻的悲剧性，从而阻止这个悲剧性的行动构造世界。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社会中“悲剧死亡论”
尹鸿先生在《悲剧意识和悲剧艺术》中总结传统与现代的悲剧时写道：“如果说传统悲剧意识是以人类的自信为基础的话，那么现代悲剧意识则是以人类的自卑为基础的。”[2](p.192)可以说，19世纪以前的古典悲剧总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的。英雄人物为了实践人类理想，在悲壮中走向毁灭和失败，而透过英雄人物的毁灭和失败，我们却可以从中获得振奋和力量。然而，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紧接着“理性死了”，“人也死了”，人们不再相信人类是世界的中心，凭着人类的主体意志去开拓、创造、成就一切他所希望成就的东西，人类能够得到救赎的希望幻灭了，人类用以反抗的悲剧精神不再为继。“1961年，斯坦纳尔发表著名的《悲剧之死》，明确宣布：悲剧已经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伟大的悲剧艺术将再也不会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1.贵族（英雄）与贫民（普通人）的差别已经不重要；2.浪漫主义时代那种人类完美性的信念的结束；3.以中产阶级生活为焦点的小说的繁荣；4.戏剧从诗体向散文体的转化”。[2](p.239)然而紧接着就有批评家指出，一种文明中不能没有悲剧，否则我们就会可悲地缺少某种东西；“如果人类还将选择自由，选择为通向一个更远大的目标和获得一个更完美的现实而努力时，悲剧仍然将与人类共存。”[2](p.241)乍看这两种关于悲剧的或生或死的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并且站在各自的理论立场上，我们也似乎觉得相互观点都能言之有理，但是如果我们理清他们各自的理论前提和学理依据，找出他们理论之间的分歧点，我们发现这两种观点其实并不相悖。从斯坦纳尔提出悲剧死亡论时所列举的理由可以看出，他提出悲剧死亡论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把悲剧作为一种戏剧艺术形式的理论认识上，随着19世纪小说的兴起，以及戏剧形式的变化，作为悲剧的艺术形式已经日薄西山，接近衰亡了。然而，我们却知道，从德国浪漫派就已经开始，人们早已倾向于不再将悲剧只是视为一种艺术体裁或类型，而是看做一种哲学观念、审美意识和人生态度。悲剧虽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接近衰亡，但是悲剧作为一种观念或精神渗透进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人生之美妙的意义所在。后一种观点的理论立场就在于此。
威廉斯对于现代悲剧的探讨也是建立在悲剧观念的理论前提上的。威廉斯指出现代社会“悲剧死亡论”的理由在于我们现在缺乏创造悲剧所应该具备的信仰和规则，所以也就创造不出悲剧了。可是悲剧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信仰和规则呢？这个信仰和规则是谁规定的，怎样规定的呢？它在社会中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还是作为一个永恒的真理呢？通过对悲剧理论的考察，威廉斯首先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悲剧理论都是按照固定不变的人性或人性的部分特征来解释悲剧，已经抽空了它那丰富的现实基础。然而这“只能解释这些文学艺术实践的偶然的、短暂的方面，而不是它们的本质，因为早在对它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之前，它们的结构，准确地说它们的审美结构已经给出了这一本质”。[3]现代悲剧理论首先构想或设定一个预先的假定，并且在逻辑推演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它的结果和目标，经验的事实只是它的一个具体的演绎论证，用来论证它的这个假定。这个假定因为不是从经验事实中提升出来，所以它与现实是相脱离的；而我们一旦回到经验事实本身，就不再是根据永恒不变的人性来解释，而是根据变化中的习俗和制度来理解各种不同的悲剧经验，我们就会发现，悲剧不再是某种特殊而永久的事实，而是一系列经验和制度了。
人类的思维一般被分为两种：神话思维和科学思维。神话思维被列维·斯特劳斯戏称为零敲碎打术，它们总是把历史和社会当做是不能毁弃的分散材料，通过重新糅合这些材料，创造出新的结构；但是科学思维习惯于从现象中抽离出一个本质，并且认为这个本质是固定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所以它的思维演绎过程总是先给自然赋予某种结构，然后再从这些结构中创造出事件，也可以这么说，通过强行赋予一个结构而给它选出各种具体事件。[4](p.36)这就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正如威廉斯所讲的那样，“要能够区分悲剧与偶然事件，我们或多或少必须制定一个规则或秩序，用来判断哪些事件是意外、哪些事件具有意义”。[1](p.41)而规则或秩序的不全面性最终导致了人的部分经验的异化，从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必不可少的裂隙。威廉斯认为，悲剧理论原创性的部分主要出自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结构变了，文化结构变了，情感结构也变了。比如，过去强调悲剧中的地位，强调权贵人物的代表性，而到了资产阶级社会人们拒绝这种观点，变成对个体的强调，个人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国家的某种成分，而是独立的个体。大写的个体已经被成功地转换为小写的个体。而我们如果还要拿着一种过时的却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来衡量悲剧的现实实践，将一个完整行动的部分抽出来进行绝对的抽象化和普遍化，就剥夺了悲剧任何其他意义的可能性。威廉斯认为我们应该找到自己文化中的悲剧结构，首先在经验层面对现实经验进行全部把握，发现其中已经被置换的新的因素和新的生长点，接着在分析的层面上概括出这一时代的理论特征，不存在先验的理论本质。因此他提出研究现代悲剧的方法应该是：“研究现代悲剧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情感结构、该结构内部的各种变化以及它们与真实戏剧结构之间的联系。此外，我们还应该对上述各个方面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性反应。”[1](p.38)
什么是“情感结构”？这是一个能够贯穿威廉斯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对于威廉斯来说，“情感结构”指的是一种为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5](p.132)这个情感结构被作为文化复杂性的分析概念，具有混沌性、时代性、整体性、动态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威廉斯强调对情感结构进行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必须理解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对某一特定阶段进行定性分析时的理论上的静态分析结构，但它在实践中决不是划一的或静态的，“存在着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的可能性”。[6]威廉斯是在对“文化”概念进行梳理概括的基础上提出其“情感结构”一语的。他在《文化分析》中梳理了人们对“文化”的三种情况界定：一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三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威廉斯认为，这三种定义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不能只取其一，关键是要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种定义包括了前两种定义排斥的文化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形式”[5](p.126)等。通过对这三种文化定义的梳理，威廉斯发现了理论概括对现实经验的遗漏，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怎样才能避免这种遗漏而获得对现实把握的完整性？威廉斯力图用一种最适合说明这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办法来还原事实的真相，从而寻找到一种“情感结构”：“一代人训练自己的后继者，在社会特征或一般文化模式方面获取尚好的成功，但是，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感觉结构，他们的感觉结构好像并非‘来自于’什么地方。极为独特的是，因为在这里，变化的组织产生于有机体中：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的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5](p.132)其实，每一时代的人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因此他们有着与不同时代的人构成异质性，却与同时代的人构成共通性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所置身的文化，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只能获得对这种文化的一种不完整或抽象的理解。现代社会当然会有现代悲剧的存在方式，与19世纪的悲剧理论相比，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与先前的悲剧理论不相协调，甚至面目全非。因此，我们又需要找到新的经验联系，通过对新的经验现实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这个时代的悲剧理论，用以指导我们对现代悲剧经验的理性把握。
二、威廉斯的现代悲剧观
现代悲剧观念应该是怎样的观念呢？从情感结构的理论前提出发，威廉斯对悲剧的理解是独到的，“它是一种直接经验，一组文学作品，一次理论冲突，一个学术问题”。[1](p.3)它是一种特殊的事件，体现于漫长悲剧传统之中的特殊反应。它们在一个特殊的人生中相互交叉，汇成一个多元化的悲剧观念。因此，威廉斯所要研究的悲剧“不是描写王子的死亡，而是更加贴近个人，同时又具有普遍性”。[1](p.3)对悲剧理论的批判性讨论应该涉及秩序与偶然事件、主人公的毁灭、无可挽回的行动及其与死亡的关系以及对邪恶的强调。
威廉斯首先反驳了“日常悲剧”不存在重要的悲剧意义的观点，持后一种观点的理由在于：日常生活的事件没有悲剧反应；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只是偶然的，缺少普遍性的意义。威廉斯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终极意义上就某一事件和对该事件的反应作出绝对的区分。事件与事件的反应是并存的，说我对某一事件没有作出反应并不等于反应不存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作出反应就是他的反应。诉诸可交流形式的反应与还没有诉诸可交流形式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也是可以区分的。威廉斯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痛苦与死亡的反应的分析回答了关于日常生活事件能否具有悲剧反应的疑问。另外，普遍性是怎样得到规定的？威廉斯发现，习以为常的悲剧学术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被看做悲剧的事件总是来自我们文化的深层结构；由于我们在制定一个规则或秩序时总是会导致人的一部分经验的异化，因此，“要连接和解释我们的现实苦难，新关系和新规则是当代悲剧的条件”[1](p.43)，要改变经验的性质以及一整套依赖于它的态度和关系，重新发现悲剧的当代意义。这种反驳首先为威廉斯拨开了以往悲剧理论的抽离性和幻觉性，为日常生活与悲剧建立联系，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经验建立了分析的可能性。
针对“悲剧是一次主人公遭遇毁灭的行动”的最常见解释，威廉斯指出了它的片面性。悲剧主人公的毁灭不是行动的终结，而是在死亡之后伴随着的某些物质或精神力量的重新分配，是“生命的确重返大地”[1](p.47)，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和如此重要的死亡之后的重新开始，以及意义的肯定和还原。于是悲剧被概括为无可挽回的事实，而不是对死亡的反应。其实死亡是人的最终宿命，任何形式的苦难和无序都可以通过死亡获得文化最深层意义的表述。我们通过死亡的事实来反思人生。只身面对“盲目必然性”的悲剧主人公“孤独而死”只是一种特殊解释，而不能作为绝对意义和悲剧的等同物，关键是分析死亡的事实给其他人造成了怎样的体验，而说“我们孤独而死”则可用来证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因此，在威廉斯看来，“当前将死亡分离出来的做法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对悲剧或死亡本身的描述，而在于它通过这些描述来定义人的孤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丧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命运的盲目性”。[1](p.49)这才是我们探讨悲剧时所应该抓住的真实本质和真正意义。
威廉斯认为当代悲剧模式的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邪恶这一概念的复活，与意识形态下超验的邪恶观不同，威廉斯强调探讨可以体验和经历的邪恶，如果我们把悲剧仅仅解释为对邪恶的表现和认识，就背离了一个共同的悲剧行动。邪恶总是与革命联系到一起。比如有一些人建立了集中营，但另一些人就会为了摧毁它们而自愿献出生命。社会上有囚禁者，就一定会有解放者。然而，我们时代中最为清晰和重要的革命与悲剧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之中，但却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得到承认”。[1](p.56)我们应该回到事件及事件发生的历史语境中，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来理解革命的悲剧性，革命最终带来的无序和混乱，给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造成的痛苦。如果只是把革命当做最有价值的、创造生命的时代来加以回顾，那只是一种政治抽象化的形式，从而极为有效地掩盖了革命所带来的极度无序的现实。
威廉斯主张从悲剧的角度来理解革命。威廉斯说，“如何看待当今的革命社会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可能决定了我们全部的思想。”[1](p.65)“过去，我们看不到悲剧是社会危机；现在，我们通常看不到社会危机是悲剧。”[1](p.56)目前社会既有的两种革命悲剧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是古老的悲剧教训：人无法改变自己的环境，他只能徒劳地用鲜血染红世界；另一种是当代人的直觉反应：试图凭借理性掌控社会命运的努力已经失败，或者说，至少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非理性以及传统形式之崩溃所立刻带来的暴力和残酷而大打折扣。[1](p.66)威廉斯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否定革命的，都体现了现实与理论的脱节，是一种静态的革命意识的革命。第一种观点只是单一地看待这种结果的徒劳，将悲剧的结果作为悲剧的全部意义，而没有看到悲剧的意义其实在于人的行动以及人在行动后给社会带来的经验和认识上的变化；第二种观点虽然将人的行动看做悲剧的意义，但是他们只看到革命行动所带来的无序和邪恶，只看到革命行动的结果而简单地否定革命的意义，没有将革命看成一个完整的行动：它应该“不仅包括邪恶，而且包括那些与邪恶斗争的人们；它不仅有危机，而且有危机释放出来的能量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精神”。[1](p.75)革命在结束一种异化的过程中总是会产生新的异化，这种无序状态的周而复始决定了革命悲剧的必然性。只有从这一悲剧性的角度去认识革命，革命才能够持之以恒。
威廉斯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然性和长期性。“如果一个社会实质上无法在不改变现有基本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吸纳它的所有成员（整个人类），那么这个社会就是需要革命的社会。”[1](p.68)但是革命行动的过程又是悲剧性的。威廉斯所要揭示的革命的悲剧性在于：
其一，揭示社会主义革命的悲剧性。威廉斯称这个问题在革命观念的发展中始终是一个无声地带。乌托邦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都掩盖或稀释了这一事实。在此，我们必须很好地理解威廉斯所说的革命悲剧性。社会主义的革命悲剧性应该体现在哪里呢？按照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政治革命应该是普通的人的革命。其革命的目标是要取消劳动，并在消灭阶级的同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然而，“拯救全人类”的思想由于带有解决与秩序的终极色彩，从实践的观点来看，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是一种革命的乌托邦。当我们将这个目标的虚幻性奉为一个普遍的真理，并孜孜不倦地去实践它时，我们的不屈不挠反而成了自己最为内在的敌人。
当我们为了普遍人性而进行革命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已经被置于解放人的悖论中：因为我们革命的对象既不是上帝或无生命的物体，也不是简单的社会制度和形式，而是其他的人。革命的结果必然是有一部分人被剥夺了人性，这与我们进行革命的初衷不一致。从共同人性的角度方面来看，我们的革命必然会给别人带来痛苦。例如我们像处置一件物体一样地处置暴君，对他以牙还牙，但我们却将这种革命行动与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性错觉。社会主义革命的悲剧性体现的是革命理论对革命经验的忽视。
其二，揭示当前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悲剧性。资产阶级革命的悲剧性体现在两点：一是单方面地否定革命。资产阶级在获得权益之后，便默许社会的无序状况，期待受残酷剥削和极度贫困的人们能够随遇而安，不要进行革命。而一旦他们的特权和利益受到威胁，便以暴力镇压，并且称自己的革命只是为了防卫，是出于人类和平的需要，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革命霸权。二是欺骗性。他们利用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的苦难，打着绝对自由的旗帜，将他们的苦难加工成进行反革命加工和交易的原材料，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的牺牲在反革命者虚伪的承诺中被悲剧性地置换成了政治的替罪羊。由于缺乏理论的提升，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虚伪性，而威廉斯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揭露出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大众作为替罪羊的悲剧必然性。
这样的革命结果只能导致革命目标的抽象化，并且将革命目标置于真实的人之上，它的视角是悲剧性的。“人的解放过程被一般人解释得越是普遍、抽象和死板，现实的苦难就越是不重要，直至连死亡都成了一张纸币。”[1](p.66)我们必须将革命看成一个完整的行动，结束发生异化的努力也可能会产生出新的自身的异化，我们就又会不自觉地成为别人的敌人，从而以最痛苦的方式肯定了极度无序的存在。于是，“我们的确看到了某种悲剧的必然性”。这种悲剧的行动在于“不是肯定无序状况，而是无序状况带来的经验、认识及其解决”。[1](p.75)而认识到革命的悲剧性，只是现实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起点。
三、威廉斯的现代悲剧观与其他悲剧观的比较
黑格尔、叔本华的悲剧理论都是一种形而上的悲剧观。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逻辑起点出发，黑格尔将悲剧看成是由伦理以及代表不同伦理力量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的，伦理被黑格尔视为理念在人类伦理领域分化的具体的伦理力量。因此他的悲剧观是一种伦理的悲剧观，在他的悲剧理论框架中，悲剧不再是由于个人的偶然因素所致，而是两个实体伦理观念的必然性冲突，双方作为两种伦理的体现者，都是合理的，但是又都是片面的。于是悲剧最终以消除冲突双方的片面性，恢复伦理实体的统一而告结束。强调悲剧冲突及其必然性是黑格尔在悲剧理论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但是黑格尔的研究方法只是在理性的框架中展开，是威廉斯所总结的一个过程——“首先抽象出一个普遍的必然性，然后将我们统称为悲剧主人公的饱经磨难的个人置身其中，或者作为它的对立面。于是，将这位主人公孤立起来的做法就被视为悲剧行动的主要动力”[1](p.9)——的演绎方法。威廉斯对黑格尔悲剧的评价是：他把悲剧描述为普通道德的胜利，他使得悲剧定义的中心落在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运动之上，而不是一些具体的事件之中。但是，黑格尔的悲剧观对必然冲突和悲剧问题之解决的强调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影响广泛，并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发展。布拉德利主要继承了黑格尔悲剧中的形而上的性质，在布拉德利的影响下，人们越来越没有可能从现代悲剧中找到冲突之解决的客观性，悲剧主人公的孤立已经成为决定性的精神假定。布拉德利把解决的途径孤立地限定在自我的框架内，自我的分裂只能依靠自我的修复，悲剧主人公内心的冲突取代了体现在特殊人物身上的冲突。世界的精神历史在他的处理方式下失去了普遍和客观的特点，从而变成了个人内心的活动。另一方面，马克思既肯定又改造了黑格尔精神历史的客观性。伦理力量的冲突被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框架中，并且被替换为社会和历史的术语。社会总是向前发展，这是历史不可逆转的趋势，在社会向前的发展过程中，新旧力量的矛盾和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互相冲突的力量因自身性质的规定而必须采取行动并将其进行到底，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叔本华走的是使悲剧世俗化的另一条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理解。他的悲剧观主要是围绕人类承受的痛苦以及人类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展开的。他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人生最大的痛苦根源在于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又是永远不可满足的，所以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叔本华承袭西方基督教传统，认定悲剧的理念是原罪。他说：“真正的悲剧意识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见解，这就是说，悲剧主人公所赎的罪孽不是他自身的，而是原罪，即生存本身的罪过。”[1](p.27)悲剧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生痛苦，使得人们直观原罪。悲剧的结局不是悲剧冲突双方斗争的解决，而是斗争的双方在认识中对生命意志的否定。叔本华的悲剧观跳出了以前固定不变的道德架构，变为悲剧与历史危机之间更具活力的关系。同叔本华一样，尼采把现实人生视为痛苦，艺术则是逃避痛苦现实的手段。但是，尼采并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由此得出放弃生命意志的悲观结论。他认为人具有强力的生命意志，人生固然是痛苦的，但人可以从生命意志中去超越它。人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艺术冲动最终创造了悲剧。悲剧的功能就在于引导人们超越现实的痛苦，通过悲剧性的交流从而获得悲剧中形而上的欣喜和愉悦的审美享受。悲剧行动展现苦难正是为了超越苦难。它迫使我们正视个体存在的恐怖，并把人生的奋斗、苦难以及表象之毁灭都看做是必不可少的，而千万种生命的不断涌现，让我们看到生命意志的生生不息和世界意志的兴旺昌盛。
黑格尔、叔本华的悲剧观都是在一个形而上的理性框架中展开，他们的悲剧观都是要求对一个共同的普遍的绝对体系进行理论预设，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纯理论式的演绎。在威廉斯看来，他们的悲剧观都是以排斥普通人的生活经验乃至整个生活经验为前提和根本的，是一种精英主义、本质主义式的悲剧观。由于忽略了活生生的现实基础，只有学理和思辨层面上的意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威廉斯说：“一旦我们把得到如此不同戏剧表现的非常具体的力量抽象化和普遍化，我们就离开了真实的悲剧，而不是走近了它们。”[1](p.51)
威廉斯与黑格尔、叔本华的悲剧观有着明显的不同。威廉斯的悲剧观是以“悲剧的现代经验”作为起点的，它“所体现的不是一种扎根于个体经验的可以分离的形而上学立场，而是一种共同拥有的、真正集体性的经验”。[1](p.9)威廉斯说：“我们必须摈弃‘审美的’与‘道德的’这两者之间的虚假对立，而且要审视被掩盖了的‘道德的’与‘形而上的’这两者之间的真正对立。”[1](p.32)威廉斯反对那种先由精英分子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演绎出一个理论或者一种文化，然后被许多人接受并被动体验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过程，威廉斯明白，特定的价值观一旦被提供给人民大众之后，结果就会变成非自我同一的，因为人民大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所以文化产生的结果既不能事前设计，也不能在生产的过程中完全得到了解。威廉斯所致力的是走向共同文化的目标，真正做到在大众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现代悲剧理念。同时，他从他的情感结构理念出发，将文学艺术作品实践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运用了社会学、文化分析、政治批评和理论建构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性的实践分析，深刻地阐明了悲剧形式与当代历史生活现实的密切关系，真正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把传统的精英主义的静态的一元悲剧观多元化和动态化。
结语
威廉斯在现代“悲剧死亡论”的众声喧哗中重新冷静地思考了悲剧的现代性问题，他把革命与悲剧联系起来，揭示了现实革命行动的必然性，革命目标的绝对性，以及革命信仰的不可磨灭性和革命行动过程的悲剧性。威廉斯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的绝对性和幻觉性的简单处理，如果我们从悲剧性的角度来理解或许能更贴近马克思的宗旨。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奥尼尔说：“生活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幻想促使我们去斗争，去希望——去生活！”悲剧主人公总是为自己高悬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并且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战斗不已。在这里，行动的目标是你进行斗争的勇气和动力，能否达成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悲剧主人公追求目标和行动的意义过程。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全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同样也是我们革命的动力，革命的悲剧性意义在于我们不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但是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有了革命的行动，并且在行动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接近这个目标。威廉斯对现代悲剧的研究直接影响了伊格尔顿对现代悲剧的思考，在《甜蜜的暴力》中伊格尔顿分析了悲剧所包括的“自由、命运、公正”和“怜悯、恐惧、快乐”等著名的悲剧命题，揭示出这些悲剧命题中的文化变动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揭示了革命中的牺牲与替罪羊的转换关系。伊格尔顿把威廉斯所强调的革命目标的遥不可及性推置到极限，于是上帝重新出现，伊格尔顿结合人类学和神学的观点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现代悲剧的内质进行了合理的推进。
威廉斯的现代悲剧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自身的社会改革实践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革的开放状态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无穷的推动力，但是事物在刚刚生长发展的时期总会因为自身的不成熟而陷入一种社会的无序状态，如何正确地看待社会变革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无序和混乱结果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两种简单地一分为二地看待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观点。精英主义者主要还是把革命仅仅当做政治革命，对理论作形而上的抽空性演绎，认为社会总是在不断地进步，改革的目标是一个始终不可改变的绝对的目标，只要改革成功，社会就会最终变得有序，社会中的人们当以改革为重心，齐心协力地协助社会变革过程。他们无视日常生活中人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变革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以及变革行动给生活中的人们带来了痛苦的经验事实，并对之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想当然地认为是短暂的，只是变革进程中一个小小序曲，随着变革的深化和推进，一定会有好转的。保守主义者只看到社会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无序状态，并且将之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变革的结果，变革导致无序，甚至导致社会的后退，因此怀疑、拒绝甚至千方百计地阻挠社会的变革。马克思教会了我们用辩证的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威廉斯的现代悲剧理论指出，“我们关注的是整体行动：它不仅包括邪恶，而且包括那些与邪恶斗争的人们；它不仅有危机，而且有危机释放出来的能量以及我们从中学到的精神。我们要把这些要素联系起来，因为那才是悲剧的行动。我们从苦难中尝到的东西又是革命，因为我们承认其他人也是人，而任何这样的姿态都是现实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斗争的起点。我们只有从这一悲剧性的角度去认识革命才能够持之以恒。”[1](p.75)威廉斯从革命与悲剧的关系的角度对现代悲剧理论的合理阐释，让我们在认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问题的复杂性上获得了一种辩证的眼光，同时对于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现代悲剧及其意义具有巨大的理论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