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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分类号：F658（CLC F658）
香港经济被认为是战后亚洲经济奇迹之一。一座面积仅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数百万的城市，在既无雄厚的工业基础，亦无可供发展的资源的情况下，在不长的时期内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成为名震天下的国际经济中心。香港是怎样走上繁荣之路的，回归后的香港，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局面，这是世人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分析。
一、从“蕞尔小岛”到国际经济中心
19世纪中叶和末叶，英国分三步强占香港地区，主要是从经济侵略的目的考虑的。英国最先强占的香港岛，面积仅数十平方公里，人口仅数千人，是清朝统治者所称的“蕞尔小岛”。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在战败之余，能以区区香港岛换取英国退兵，是值得庆幸之事，故弃之若敝屣。而对英国侵略者来说。则如获至宝。从此，英国殖民者开始按自己的意愿来经营香港。
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中后叶，香港一直是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仓库和转运站的。在鸦片贸易中，3/4以上的鸦片都是先由印度运至香港，再由香港运至各通商口岸和内地的。〔1〕而在货物贸易中，香港也是向内地输出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从内地运走白银、茶叶、瓷器、生丝及劳工的主要转运站。这样，早期香港很快从农业、渔业转型为服务于殖民经济的转口贸易经济，成为西方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的跳板。
由于急欲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在并未对中国市场需求作过认真调查的情况下，便迫不及待地将许多中国人并不需要的产品盲目地运来。如西式餐具、洋布、成衣、皮鞋、礼帽、钢琴……由于这些产品长期无人问津，只能长期堆放在香港。〔2〕所以，19世纪的香港是以“鸦片仓库”、商品集散地和转口贸易站以及“苦力码头” 〔3〕著称于世的。
香港的这种转口贸易对其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使香港日益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导致商业繁盛，人口增加；另一方面，又使香港未能继英国本土后迅速实现工业化，从而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香港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的实现是本世纪中后叶的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工业化阶段（1952—1970年）
1952—1954年为工业化的酝酿阶段。本世纪40年代末50年初，由于中国内战的结果，使大量资本和技术、管理人才从上海等地流入香港；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西方对中国的禁运，又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严重冲击。1954年的转口贸易值从1951年的93.03亿港元跌至58.52亿港元，下降幅度达62.9%。上述情况既使香港发展工业成为必要，也为香港走上工业化之路提供了可能性。经过几年的努力，香港制造业获得初步发展，1954年同1952年相比，制造工厂由1700多家增加到2200多家，增长幅度接近30%。
1955—1962年为工业化起步阶段。由于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英美等国开始增加在港投资，加之金融和服务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极好的融资手段和出口渠道，使香港的工业迅速崛起。1962年同1954年相比，工厂数量增加了1.8倍，工厂雇员增加了2.6倍，表明香港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不过，此时兴起的工业规模小，技术含量较低，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为加工、纺织、制衣、制鞋、食品、玩具、塑料等行业，因其小而分散，故被称作“山寨工厂”。
1963—1970年为工业起飞阶段。其间，工厂达16500多家，工厂雇员近55万人。工业产值在本地总产值（GDP）中的比重达30.9%，港产品出口值为转口货值的4.27倍（123.47／28.92亿港元）。工业起飞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起飞。在60年代的前半期，香港GDP年增长率达到10.9%，人均GDP增长率达到8.0%；60年代后半期，增幅有所减慢，但上两项指标仍分别达到7.1%和5.1%〔4〕。1970年，香港的GDP总量已达到186.7亿港元，人均GDP已达到4970港元，此时香港的人口为359万人〔5〕。以上情况表明，香港的工业化已经完成。
（二）从工业化到经济多元化阶段（1971—1985年）
经济结构初步调整阶段（1971—1976年）。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衰退，加之，日本的迅速崛起和台湾、韩国、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对香港经济构成了严重的挑战。香港原有的小规模“山寨工厂”因其产品技术含量低而很难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制造业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从70年代初期的30.8%下降为70年代中期（1974年）的25%。GDP和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也同60年代后期接近，分别为7.9%和5.9%〔6〕。而同期的金融和商业劳务对GDP的贡献却由14.4%增加到了20%左右〔7〕。表明香港的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开始，金融的崛起使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
但正式启动经济多元化之轮则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的事。1977年10月，港英当局设立“经济多元化咨询委员会”，以财政司夏鼎基为主席，以行政、立法二局部分议员和工商界知名人士为委员。其任务是提出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模式，供港督参考。1979年底，委员会向港督正式提出《报告书》，建议当局把工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促进劳力密集型轻纺工业向资本和技术高密集的轻工业的转变上；大力加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大力加强和发展同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成立“工业发展委员会”以推动工业的升级发展〔8〕。上述建议得到当局的重视并付诸实施。到8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变，即从工业化转向经济多元化，基本完成。使香港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经济多元化完成的表现是：
第一是工业的升级和多元化。第二是服务业迅猛发展，服务业实现多元化。除金融外，外贸、航运、房地产和酒店旅游业也异军突起，使整个服务业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
（三）经济转型和成熟发展阶段（1985年至今）
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香港前途的明朗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从而使香港经济逐渐步入成熟期。其表现是：
第一，经济多元化走向成熟。其一是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并北进内地。香港制造业的比重从1985年的21.9%降至1994年的9.3%，降幅达127%。制造业在本地发展遇到诸多困难，却又适逢内地扩大开放的天赐良机，于是大举北进。先是在华南沿海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广州、佛山等地扎根，80年代末又挺进海南，90年代则全面进军内地各省、市、区，包括北京、上海、广西、湖北、四川、东北……到90年代中期，原有的制造厂商80%已移至内地，利用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投资环境，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获得重新腾飞的机会。据《中国经济年鉴》统计，截止1994年，港商在内地直接设厂已达53000多家，雇佣劳工600多万人；其中广东省占去一半〔9〕。
其二是外贸飞速发展，成为龙头产业。从1986年至1995年间，贸易额从5525亿港元升至28352亿港元，增长5.1倍。其中的转口贸易更是直线上升，1988年占出口总值的56%，1994年占81%；而转口贸易中又以来自内地的货物为主，1993年为7270亿港元，占当年转口总货值的88%。香港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94年以来一直排名第8位，紧随西方七国之后，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而在转口货值及成衣、玩具、电子表、雨伞等10余种产品出口方面，则位居世界第一。
其三是金融、酒店旅游、航运、信息、房地产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香港成熟的多元化经济的主体。在金融业方面，1987年以来一直稳步发展。目前，金融市场总体规模和综合融资能力已位居世界第三。香港有180家银行、1600多家分支银行；世界前100位的银行中有87家在港营业，贷款市场居世界第三，股市规模居世界第六，黄金市场居世界第四。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外，香港还是亚太信息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和综合服务业的中心。在GDP中，服务业的比重高达65%—75%。表明香港的经济多元化已经成熟。
第二，资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香港百余年来的发展过程中，英资一直占有支配的地位。直到70年代末，英资还几乎完全控制着香港的金融、贸易、商业、房地产和公用事业，汇丰银行独家接受的存款占全港总存款的50%，加上由其控制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额，则占总存款的80%以上〔10〕。但8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资地位急剧下降，退居次席：而本地的华资力量迅速崛起，成为资本最雄厚的主导力量；来自内地的中资与美日等外资一起，力量日益壮大。目前，华资控制全港财富50%以上，华资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占总市值60%以上；华资家族财团崛起，其中，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就有李嘉诚、包玉刚、郭炳湘兄弟、李兆基、胡应湘、邵逸夫、霍英东、郑裕彤、陈启宗等家族财团〔11〕。英资仍控制30%左右的财富，在金融业仍举足轻重。中资集团也迅速壮大，目前，对港直接投资已达数百亿美元，在香港外贸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经过百余年来的发展，尤其是战后半个世纪的突飞猛进，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经济成就，“香港现象”成为经济奇迹的代名词。其人均GDP在世界上已跻身前六位，1996年达到24500美元，超过英、加、意、澳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香港还获得了由“世界经济论坛”等多个权威性国际组织评出的一系列殊荣，如1994——1996年连续3年的“全球最佳商业城市”、“全球经济自由地区”第一名，最近又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第二名〔12〕。香港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香港小龙腾飞的动因
香港经济的繁荣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而成的。古人云：“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那么，香港小龙的腾飞，所需要的“水”也是多方面的。如百年一遇的发展机遇，是谓“天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谓“地利”；港人的自强不息精神，内地与香港间的唇齿相依，取长补短，是谓“人和”。而港英当局经济上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政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具体地说，香港经济繁荣的动因有：
第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难得的发展机遇。
香港被英国占领后，英国派总督实行殖民统治。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中国内陆劳工的大量流进，使这里形成华洋杂处，中西文化融合，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社会环境。使港人既有中华民族讲究和谐统一的一面，又有注重竞争，追求个人价值与物质享受的一面，成为中华民族中最早面向世界的先驱者。这种中西结合的社会文化背景，成为香港经济得以腾飞的重要的社会条件。
另外，香港历史地位的特殊性也有利于经济腾飞。在旧中国，港岛和九龙司被割占，新界被强租，是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而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公开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愿意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这就是说，香港迟早要交还给中国。这种地位决定了香港和内地之间必然要保持相对稳定、和睦的关系。
香港经济的腾飞在于获得了两次极好的机遇。第一次是50年代初期，因中国内战的结果，使得大批资金、设备、人才从中国上海等工业中心流入香港；而美国英国从上海撤出其资本后，也有意促使香港发展，取代上海的远东经济中心的地位；加之5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科技进步迅速。这一切，为香港的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技术及市场等诸多条件。
第二次是80年代以来至今，香港适逢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的时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优惠的引资政策，中国十分庞大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劳动力，为香港的资本找到最好的出路，使香港由工业化向经济多元化以及建立成熟的服务业体系，都成为可能。
香港的地理位置也恰到好处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香港背靠内地，这里有无尽的资源、劳力和无法估量的巨大市场；香港又面向大海，作为资本主义的窗口，可以获得足够的资本、技术及管理资源。加上中国政府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这就使内地与香港之间可以实现互相利用，取长补短，香港更因为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经济交往的主要场所而大大受益。
第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宽松的自由经济政策。
香港自战后一直维持着稳定的社会局面，一方面，中英建交后中国一直从各方面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香港处在东西方两大政治势力的夹缝中为了求得生存，也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中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香港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华资家族财团的崛起，中产阶级的壮大，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产业工人数量虽有数十万，但相对分散，且收入也不断增加，农民及农业的比重均微不足道。这样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在香港稳步发展的同时，东南亚地区却长期动荡不安，这使国际投资商们将香港视为当年的上海，视为理想的投资场所，当作聚宝盆，和外资的庇护所。所以，香港的金融业才会如此繁盛，外贸才会持续增长，港元也才得以成为国际通货并长期稳定。
在香港的发展进程中，港英当局采取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起到了扬长避短的作用。这种经济政策的典型特点是所谓“不干预”或“放任主义”。表现在贸易自由，无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企业自由，一般企业完全自主经营；外币自由兑换、买卖（从1973年起实行），资本、技术、人员、黄金进出境自由，简易低额的税收等。港英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适应了香港这个以外向型和服务型为主体的经济模式发展的需要，在香港形成了比发达国家更为完善的自由市场机制，为港人及各方投资者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投资环境。由于自由经济政策在香港获得成功，与此相反，西方各国推行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却步履艰难，为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所困。故香港被许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奉为自由经济的“典范”和“最后堡垒”，如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货币学派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极力推崇香港自由经济政策，认为香港已经成功实行的自由港和完全自由竞争政策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供了现实的范例。
第三，强大的中国因素，有利的国际环境。
香港经济的腾飞是本世纪后半叶的事，尽管有诸多因素在起作用，然而，影响最直接的则是香港背后有日益强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即所谓“中国因素”或“内地因素”。表现在：首先，没有中国政策正确的对港政策，就不可能有香港的稳定。无论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还是以后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回归后方针，都给港人、投资者及至港英当局吃下了定心丸，从而保证了香港社会的长期稳定。其次，没有内地对香港的大力支持，香港居民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更无从事建设的可能。香港居民生活所需的猪羊牛肉、禽蛋和淡水鱼的100%，茶叶的70%，水果的30%均由内地供应；香港淡水的70%靠东深供水工程提供；大亚湾核电站满足了香港1/3以上的电力需求。再次，内地改革开放改变了香港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地位，使内地与香港同时受益。尤其是近10年来，香港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扩大开放。
香港在经济发展中，置身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大环境，置身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全球经济市场化、一体化的潮流中，从而如鱼得水，迅速成长。
在冷战时代，香港因地处中国门户，不在冷战中心欧洲，又得益于中国的不断扩大以及中英、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因而几乎从未受到过意识形态引起的冲突的威胁。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题，香港更是巧妙地周旋于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舞台中，利用西方各国看好中国，看好东亚之机来发展自己。近年来，香港吸引了英资约320亿美元、中资250亿美元、美资150亿美元、日资120亿美元及大量的欧洲、东南亚、台湾资本。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此外，香港很早便参加了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从而在‘有规则的贸易游戏”中获得一定程度的保护，这对以外贸和服务业为主体的香港经济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全球经济市场化、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香港作为东亚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三、新世纪的新香港
香港已经回归，现在世人关心的是：回归后的香港“是否浪漫依然？”即21世纪的香港是否能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对此，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是肯定的。
香港回归后，能否保持繁荣稳定，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内地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2）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的政治、经济形势；（3）国际形势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
首先，内地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从政治上讲，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核心，经过8年执政的锻炼与考验，已经日益成熟。并被事实证明是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经得起国内外大风大浪考验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这为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提供了政治稳定的切实保障。从经济上讲，中国正沿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顺利迈进，改革开放稳步推进，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就连中国的潜在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已经强大；而21世纪的中国，必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其次，从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来讲，回归后的香港已是中国的一个部分。政治上，中央及各兄弟省市均有责任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全国人大制订和颁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未来香港的地位，管理方式以及同中央政府间的关系，明确规定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回归后治港的基本方针，规定了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现行的生活方式和现行法律50年内不变的原则。而且，按小平同志的话说，“到了50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13〕这就表明了中国政府始终把香港的繁荣稳定作为对港政策的出发点。这为香港回归后继续保持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
再次，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身的情况来看也具备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内部条件。表现在：（1）政治上，港人历经百年斗争才彻底摆脱殖民统治。自然会倍加珍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回归后主体意识必然会更强。加之长期培养出来的人材和积累的管理经验，定能把香港治理得更好。1997年初的民意测验表明，70%以上的港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就是具体的例证。（2）在经济上，香港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会动摇。从资本结构看，有利于繁荣的华资和中资已从总量上超过英美日等外资力量。华资的主要代表均是爱港爱国的实业家，如李嘉诚、郭炳湘兄弟、李兆基、霍英东、邵逸夫、董建华等先生。（3）在思想文化上，所有港人不分派别、信仰、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如何，均认同华夏文化。尽管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150多年，但港人的文化传统未丢，作为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未丢，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当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这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重要的内部因素。
最后，从香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来看，回归后由于有“三个不变”作保证，香港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而且，随着中国开放的力度加大，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这种联系还会更紧密，会更加重要。英美日等国在香港均有重要利益，而且今后它们在港利益会更多，因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是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所在。这同1949年上海解放，西方大国纷纷撤走，从而造成上海此后数十年封闭发展，在远东的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截然不同。因而，很难想象会出现外资撤离香港导致香港经济震荡的局面。
诚然，香港在新世纪的发展中还必然会遇到诸多难题，如内部产业结构、规模的调整问题，外部受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同西方关系的影响问题以及来自新加坡、韩国、台湾、上海以及其他东南亚经济中心的挑战问题……。上述问题确实都很棘手，但笔者相信，只要650万港人继续发奋图强，只要中国继续沿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迈进，香港的前途就必将是美好的。新世纪的东方之珠必将更加璀灿夺目，光照人间！
收稿日期：1997—06—18
注释：
〔1〕《中国对外贸易史料资料》，第一册，422页。
〔2〕《鸦片战争史论文专辑》，71页。
〔3〕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疯狂掠卖华工，华工被称为“苦力”（kuli），其掠走华工的主要地区为华南沿海，而运至海外前主要集中于厦门和香港两处。
〔4〕〔5〕〔6〕〔7〕〔10〕戴卫·莱思布里奇：《香港的营业环境》，中译本，4页、47页、4页、9页，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9〕《1995中国经济年鉴》，第611页，中国经济年鉴出版社，1995年12月。
〔11〕尹崇敬、曹寰光《香港的经济（二）》各篇实业家介绍。新华出版社，1996年；又见《香港知识500问》第97——103页。
〔12〕据新华社6月9日消息。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73页，人民出版社19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