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牛喜霞，李桂兴，田晨曦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山东淄博255049)
［摘 要］ 山东省淄博市作为全国6个扶贫改革试验区(辽宁省阜新市、浙江省丽水市、广东省清远市、江苏省宿迁市、山东省淄博市、福建省三明市)之一，在全国的扶贫改革工作中承担着先行先试、探索创新的任务，在脱贫攻坚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可供借鉴的经验。通过构建“七维度九因素”的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观测量模型，采用方差分析方法，对淄博市五区三县52个乡镇，335个村庄的804名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既受内在人格特质的影响，也受个体特征(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和社会支持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提升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幸福中国的重中之重的举措。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将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围绕该目标，《“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又进行了周密、详细的规划与安排。可以说，当前是全国扶贫事业的关键阶段。
近年来，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越来越丰富，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多元化、研究内容深入化、量表设计完善化。在研究对象上，已有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大都以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或留守儿童等群体为研究对象，鲜有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在研究内容上，传统扶贫思维仍然停留在满足贫困群体的经济需求上，即“两不愁、三保障”，而较少关注贫困群体心理层次和精神领域的需求;在量表设计上，还没有专门针对淄博市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量表。随着精准扶贫政策和多项扶贫工程的推进，淄博市已在山东省全省率先完成省标以下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任务，超额完成省下达计划的10.65%，市定扶贫标准下79499名贫困人口基本实现“两不愁、三保障”，224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退出，但老弱病残特殊困难群体要想从根本上远离贫困、改善生活质量、提升幸福指数还面临不少的困难。因此，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精准扶贫政策下，淄博市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什么水平?影响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从根本上丰富和改善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精神生活?如何提升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哈里正是这样一个“走出洞穴的人”。以“荒原狼”自称的哈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狼，而是一位知识分子。哈里虽然身处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但却因精神上的隔阂而始终无法真正融入社会。正如哈里的自我剖析：他是一头来自荒原的狼，机缘巧合之中误入了人类文明，成为一头知人性的狼。
为此，本研究在疏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及参照已有主观幸福感测量量表的基础上，结合淄博市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实际，制定了适合淄博市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并构建了7维度、9因素的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模型，通过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现实状况的调研，分析影响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指出目前精准扶贫政策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提升淄博市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国内外各领域学者对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诸多的理论探索及经验研究，尤其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心理学主要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内部因素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如，遗传、人格特质及人格—环境交换理论认为:气质、人格(自尊、乐观)和情景会影响人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比较理论认为:向上和向下比较都可能增加或减少主观性感。期望值理论认为:期望值与个人实际的差距会影响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目标理论认为:个人目标与内在动机相适宜时，主观幸福感会提高。随着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探讨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也开始关注起主观幸福感。但是，这些学科的理论较少，主要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外部因素(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人际关系、社区环境)或者借助于主观幸福感的量表进行研究。
通过对当前有关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和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的梳理、筛选和归纳，可以得到以下几方面的启示:第一，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或者测量指标应包括研究对象的个体特征(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和社会支持状况;第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社会及生活环境等外部因素是测量中必不可少的指标，多数研究把此类因素转化为研究对象的满意度进行测量;第三，现有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文献中，研究对象多是农村或城市居民，还未有学者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分析。
(一)个体特征
1.性别、年龄
Haring和Stock等研究发现，多数国家女性的消极情绪体验多于男性，而男性的幸福感略高于女性① Haring MJ，Stock W A，Okun MA.AResearch Synthesis of Gender and Social Class as Correlat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Human Relations，1984，37(8)：645-657. 。Blanchflower和Oswald研究发现，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个体年龄在U型的最低点是40岁左右，即以年龄40岁为分界，40岁之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40岁之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② Blanchflower DG，Oswald AJ.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Warwick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2004，88(7-8)：1359-1386. 。许淑莲等学者在对我国不用年龄阶段的人群主观幸福感测量中，发现青年人群的主观幸福感要高于老年组③ 许淑莲，吴志平，吴振云等：《成年人心理幸福感的年龄差异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年第3期。 。
假设1：男性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性。
假设2：年龄越大，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肺脓肿通常是通过延长抗生素的使用来治疗，疗程1到3月不等，约90%的患者可通过抗生素和/或胸腔穿刺治愈[3,4]。如果脓腔直径大于6cm，免疫力低下，肿瘤，年老，意识水平减低或合并有确切需氧致病菌感染，则药物治疗极可能失败[5]。
2.政治面貌、文化程度
大量研究显示，婚姻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作用，总体而言，再婚的人幸福感最高，其次是离异的人，幸福感最低的是独居的人。Campbell认为，相对于未婚群体来说，婚姻提高了人们的主观幸福感① Campbell A，Converse PE，Rodgers W L.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76，2(4)：694. 。Rask指出，家庭结构松散、矛盾严重和父母关系不融洽都会使青少年的幸福感降低② Rask K，Astedt-Kurki P，Paavilainen E，etal.Adolescent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Family Dynamic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2003，17(2)：129-138. 。然而，也有一部分研究发现，婚姻与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显著，邢占军等人的研究表明，对女性来说，已婚的女性关于身体健康体验和知足充裕体验等指标的报告低于无婚者，而已婚男性关于身体健康体验和知足充裕体验等指标的报告则高于无婚者③ 邢占军，金瑜：《城市居民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2003年第6期。 。
很多经验研究也表明，党员由于自身政治身份的影响，拥有比普通群众更多的社会资本，因此党员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另外，随着个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人的文化资本越丰富，更容易获取社会网络资源，因此，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表2为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回归分析模型。模型A1为控制变量模型可调整的R2为0.15，从模型A2—A10逐步加入主要的自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居住状况、就业状况和有无银行存款)，模型 A2—A10可调整的 R2依次变为:0.21、0.27、0.40、0.47、0.53、0.58、0.60、0.64和0.65，整个模型的拟合度逐渐提高，这表明所加入的自变量对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1)在模型A2—A10中，性别与主观幸福感始终呈显著负相关。即男性比女性更幸福，假设1成立。(2)年龄变量总体不显著。在模型A3中，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年龄越大的人越不幸福。但是在模型A4和A5中，加入其他变量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年龄越大的人越不幸福。在模型A6—A10中，继续加入其他变量后，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但是不显著。假设2不成立。(3)在模型A4—A10中，文化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始终呈显著正相关。即相比于文盲来说，上过学的人的自我感觉更幸福，因此假设4成立。(4)在模型A5—A10中，政治身份为党员和团员的与主观幸福感始终呈显著正相关。即相对于群众来说，党员和团员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3成立。(5)在模型A6—A10中，婚姻状况为未婚、离异和丧偶的与主观幸福感始终呈显著负相关，虽然，婚姻状况离异的显著性逐渐减弱，但是仍保持95%的负相关性。因此，相对于已婚的人来说，未婚、丧偶和离异的人的主观幸福感明显偏低，假设5成立。(6)在模型A7—A10中，身体状况为较差、很差和残疾的和主观幸福感始终呈显著负相关。即相对于身体状况良好的人来说，身体状况为较差、很差和残疾的人的感觉自己更不幸福，假设6成立。(7)在模型A8—A10中，居住状况为与父母或家人同住和集体居住的与主观幸福感始终呈显著正相关。即相对于单独居住的人来说，与父母或家人同住的人和集体居住的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假设9成立。(8)在模型A9—A10中，就业状况为失业、退休和临时工的和主观幸福感始终呈显著负相关。即相对于务农的人来说，失业的人明显感觉自己不幸福。另外，临时工可能由于工作不稳定，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低于务农的人。退休的人的主观幸福感也低于务农的人，假设8成立。(9)在模型A10中，银行存款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即相比有银行存款的人来说，没有银行存款的人的主观幸福感更低，假设7成立。
假设4：特殊困难群体的文化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强。
3.婚姻状况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1］“三严三实”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权力观、群众观，凝练了当今时代的道德追求，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性发展，具有延安精神的基本基因。
印刷行业是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竞争激烈的行业。曾经的“要想发，搞印刷”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的低价竞争、用工难、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升级让一些小企业脱离了队伍，“剩”下的企业有的艰难度日，有的摩拳擦掌，有的大展拳脚……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以胃肠道反应、口腔溃疡、肝功能损害、骨髓抑制为主要不良反应，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875，P<0.001)。
4.健康状况
健康状况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之一，个体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其一生的幸福。其中，个体主观的、自我感觉的健康状况要比客观的、实际的健康状况更有价值。健康的作用机理一方面是个体对其身体状况的自我感知，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个体如何认识、解读健康及自身的健康状况能让他们做什么事、参加什么活动、从事什么职业或者发挥什么价值。对于农村特殊困群体中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来讲，健康对他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假设6：身体越健康，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二)经济收入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7个维度组成:生活期望、个人发展、精神生活、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如前所述，综合来看国内外关于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的探讨，我们发现这些测量维度都离不开知足充裕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心理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及身体健康体验等指标，我们结合学者Diener等、Neugarten、Campell、Watson，Claruk、Tellegen和邢占军教授的观点，主要是邢占军教授提出的从知足充裕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心理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及身体健康体验10个维度测量法，形成了测量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7个维度。
假设7：相对于没有银行存款的特殊困难群体来说，有银行存款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假设8：相对于失业或有临时工作的特殊困难群体来说，有固定职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更高。
(三)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个体处理紧张性问题或事件时的一种潜在资源，是个体在社会中得到认可的一种体现。个体社会支持力的提升有利于其更方便、快捷地获得物质、精神等资源上的帮助，使其感受到集体安全感的存在，从而增强信心，摆脱困境。尤其是在个体面对突发性生活事件时，社会支持能缓解消极情感，激发积极情感，保持镇定自若，维持主观幸福感的稳定。当个体遇到困难时，良性的家庭支持对其增强信心，战胜困难具有重要作用。严标宾研究指出，家庭、朋友及邻里等支持都与主观幸福感的各项指标存在高度相关关系② 严标宾，郑雪，邱林：《社会支持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用心理学》，2003年第4期。 。
假设9：家庭支持会影响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与父母或家人同居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独居者。
三、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7年4月10日至4月15日在淄博市沂源县、淄川区、临淄区、博山区、高青县54个镇，342个村庄进行的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调研前期通过查阅文献，研讨制定了本土化的调研问卷。为保证调研的科学性，本研究运用了分层抽样和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科学地抽取样本，并对访问员进行入户前的培训。调研组一行20人，共分为五组，按照每天一个区县的进度展开了有序的调研。调研组抵达各乡镇后，由当地扶贫办带队入村调查访问。最终我们获得了由876名特殊困难户组成的样本，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区县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淄博市作为全国6个扶贫改革试验区(辽宁省阜新市、浙江省丽水市、广东省清远市、江苏省宿迁市、山东省淄博市、福建省三明市)之一，承担着为全国的扶贫改革工作进行先行先试、探索创新的任务，这五个区县在脱贫以及提升特殊困难群体幸福指数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探索，因此，此调查样本具有高度的代表性。第二，这五个区县贫困人口较多，特殊困难群体规模较大。第三，这几个区县脱贫难度较大，经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从中享受到的物质成果也各不相同。沂源县属于典型的贫困人口大县;临淄区则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后扶贫时代”，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社会组织、志愿者服务，提升贫困群体的幸福指数;博山区则通过“旅游扶贫”带动贫困群体创业，增加收入，提升幸福指数;淄川区实施“光伏扶贫”;高青县主打汽车“产业扶贫”。
ACI发病早期神经功能缺损涉及多个病理生理过程,脑局部血流中断,造成脑组织急性缺血缺氧,脑细胞能量供给障碍,细胞膜去极化,使得缺血中心的脑细胞迅速坏死,缺血损伤进一步累及周围缺血半暗带,兴奋性氨基递质激活并大量释放,细胞内钙超载,生成大量氧自由基,造成炎症反应激活,线粒体功能障碍,最终导致缺血半暗带迟发性损害[5]。因此,在急性缺血期,缺血半暗帶仍有部分血液循环存在,尚有大量神经元存活,如果在这时积极恢复缺血区血液供应,改善脑代谢,可以挽救缺血半暗带的神经元,促进其功能恢复[6]。因此,ACI治疗的关键在于抓住治疗时间窗,积极促进血管再通,抢救缺血半暗带[7]。
(二)变量测量
目前，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量表主要有:Diener等编制的《整体生活满意量表》③ 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Psychology Bulletin，1984，95(3)，542-575. 、Neugarten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Campell等编制的《主观幸福感指数量农》、Watson、Claruk和Tellegen提出的《积极、消极性情绪量表》① Tellegen，Auke，Lykken，David T，Bouchard，Thomas J，et al.Personality Similarity in Twins Reared Apart and Together.J Pers Soc Psychol，1988，54(6)：1031-1039. 等。这些量表大多询问调查对象过去一天的情感和感受，通过被试者的回顾对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价。邢占军在《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研究》一书中提出体验论主观幸福感测量的观点，并编制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包括知足充裕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心理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人际适应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及身体健康体验10个维度② 参见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该量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对省会城市居民③ 邢占军：《基于六省会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心理科学》，2008年第6期。 、沿海城市居民④ 邢占军：《沿海某省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纵向研究》，《心理科学》，2005年第5期。 和基督教教徒群体⑤ 廖孟江，邢占军：《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基督教徒群体中的试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9年第6期。 的幸福感测量。
表1 自变量描述统计
基于对已有文献的疏理，本研究把“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操作化为以下7个指标:生活期望满意度、个人发展满意度、精神生活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和生态环境满意度。
针对以上因素导致的路面尘土污染，施工单位、绿化部门应在作业期间，按照规范作业，作业后将路面恢复到原状或加强与道路清扫管理部门的沟通，由作业部门加强道路清扫，尽快将路面污染恢复到作业前的状况。交通部门在设置隔离护栏时应加强与道路清扫管理部门的沟通，合理设置护栏，尽量降低设置护栏对道路清扫的影响。
图1 影响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七维度九因素”模型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为了分析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模型。
近年来，我国对于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越来越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开始实施很多农民工健身的工程建设，从许多街道我们都可以见到各种体育健身的设备。仅从湖南省说，已经将体育健身器材普及到了村镇，如今很多农村和社区都有健身设备和器材。但是对于城市来说，很多公共体育健身的场所农民工进不去，这是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比较长，进行体育锻炼很不方便，因此政府要考虑到这些因素，适时增加公众体育健身场所的开放力度。
本文的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即个体对其内在感知幸福的自陈。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制定了测量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李克特量表。通过生活期望满意度、个人发展满意度、精神生活满意度、公共服务满意度、社会公平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和生态环境满意度七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同时，每个维度又操作化为具体的问题指标。具体来说:个人发展满意度由主观幸福感量标中的题目:“您对自己当前健康状况、住房状况、收入状况、生活尊严、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满意度?”六个问题进行测量;生活期望满意度由量表中的题目:“您对目前自身生活质量和生活期望的满意度?”两个问题进行测量;精神生活满意度由:“您对自己当前邻里关系状况、家庭关系和文化娱乐生活的满意度?”三个问题进行测量;公共服务满意度由:“您对当地的教育总体状况、社会保障水平、医疗服务水平、交通出行状况和服务设施的满意度?”五个问题进行测量;社会公平满意度由:“您对当前收入分配状况、应保、尽保执行状况、决策中民主参与状况、选举权利保障状况和诉求表达渠道的满意度?”五个问题进行测量;社会环境满意度由您对当地就业、创业环境、物价水平、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安、社会诚信和互帮互助的满意度?”六个问题进行测量;生态环境满意度由:“您对当地饮用水质量、空气质量、垃圾处理状况和绿化建设的满意度?”四个问题进行测量。每个问题分别进行［1，5］的赋值(分值越高表示越满意)，对每个维度中的各项指标得分进行加总，所得分数除以指标数，从而得出每个维度的得分，最后将各维度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一个位于［7，35］区间的分值，本文将其定义为“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同时，将其转换为一个0—1编码的虚拟变量，表示幸福与否。调查数据显示，38.2%的人认为自己不幸福。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居住状况、就业状况和有无银行存款9个方面。(详见表1)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焦虑和睡眠质量，通过焦虑自评量表（SAS）评估患者的焦虑情绪，总共包括20个项目，低于50分为没有焦虑，50～60分属于轻度焦虑，61～70分属于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通过匹斯堡睡眠指数量表评估患者的睡眠质量，总分为0～21分，≥8分作为睡眠质量评分标准，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睡眠质量越好。
假设5：已婚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高于未婚、离异和丧偶者。
3.控制变量
本研究把居住地、宗教信仰、家庭人口数、生活能源、社会交往、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社会治安状况、当地医疗水平、是否有工厂排放污水和务农中化肥农药的使用作为因变量(详见表1)。
四、模型与解释
1.因变量
表2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其中，y为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幸福)，xj为影响农村特殊困难群体幸福与否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βj为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不变时，该自变量取值变化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β0为常数项，ε0为随机误差。
假设3：政治身份会影响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党员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群众。
五、结论
从上述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
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爆发式发展，推动着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变。哈电电机审时度势，推出发电设备远程故障诊断系统，开展发电设备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技术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在第一时间掌握详细准确的数据，分析、排查、监测一站式解决。2016年，该项目被国家工信部列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这是大型发电设备制造行业唯一，也是黑龙江省首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如今，三峡电站、向家坝电站、溪洛渡电站在线监测信号已引入平台，丰满电站在线监测信号将接入远程诊断平台；正在为董菁电站提供智能诊断模块。
市场领导者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保持其市场地位，并从自己的优势出发利用机会制定行业标准。如果在一个政策和监管壁垒较少的场景，占有主导地位的玩家完全有机会建立市场标准的解决方案。对这类公司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不作为，这将导致他们失去扩大竞争优势的机会。采用了行业领导者战略路径的一个例子是Change Healthcare，作为美国最大的独立的医疗行业IT公司之一，他们推出了企业级的医疗区块链平台，用于处理索赔和支付。
(一)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7个维度组成
经济收入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经济收入可分为个人的绝对收入和与他人或参照组进行比较的相对收入。Bradburn研究发现，相较于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有更高的积极情绪④ Bradburn N M.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Social Service Review，1969，44(3). 。Veenhoven研究发现，即便在较为贫困的国家，个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依然很强⑤ eenhoven R.The International Scale Interval Study：Improving the Comparability of Responses to Survey Questions About Happiness.Sociology-The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2009，35(12)：45-58. 。Frey和Stutzer研究发现，不同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绝对收入高的人群相较于其他群体能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⑥ Bruno S.Frey and Alois Stutzer.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2000，110(466)：918-938. 。而Graham和Pettinato则认为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绝对收入仅对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有较明显的提升作用，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幸福感随绝对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绝对收入随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减弱，此时，相对收入的作用开始不断增强① Graham C，Pettinato S.Happiness，Markets，and Democracy：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01，2(3)：237-268. 。
(二)农村特殊困难群体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表明，淄博市农村特殊困难群体总体上感觉自己比较幸福(61.8%的特殊困难群体觉得自己幸福)。影响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身体状况、居住状况、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具体来说，性别:男性比女性更幸福;文化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政治面貌:党员和团员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群众;婚姻状况:已婚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未婚、丧偶和离异的人;身体状况:特殊困难群体的幸福感与健康状况成正比;居住状况:相对于单独居住的人来说，与父母或家人同住的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单独居住的人;就业状况:失业、临时工和退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明显低于务农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收入:相比有银行存款的人来说，没有银行存款的人的主观幸福感更低。
(三)提升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1.扩大参与主体，调动各方力量实行多元化扶贫
扶贫工作是一项艰巨的持久战，在依靠政府专业队伍攻坚的同时扩大参与主体，将社会力量吸收进来可减轻政府的负担，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合同文本的篇章也具有显著特征。首先从结构上看，合同文本条目清楚，语篇规整；从文本内容上看，合同基本由约首、正文和约尾构成，每部分包含的款项和结构比较固定。其正文部分完整且详尽，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第一，大力发展志愿者队伍。培育、组织和支持各类志愿者参与扶贫调研、支教支医、文化下乡、科技推广等系列扶贫活动，既能让特殊困难群体免费享受服务，又能减轻政府的人力和财政压力，同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第二，加强调动企业力量。通过建立企业扶贫荣誉制度，引导帮扶企业奉献爱心，充分利用自身技术、资金优势，优先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就业岗位，帮助贫困群体增收致富。
为了探讨NSP酶中酶的组成与活性同肉鸭饲粮潜在可利用还原糖的关系，本实验以胃蛋白酶-胰液素两步酶水解法为手段，以酶水解物的还原糖含量为尺度，针对肉鸭饲粮中NSP的特性，筛选与之适应的酶谱，为NSP酶制剂在肉鸭饲粮中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社会组织是向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相关服务的主体和实施者，应积极培育并发展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为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对口帮扶，帮助特殊困难群体摆脱困境。
第四，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策划扶贫开发项目，政府部门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择优选择扶贫项目并监督项目落实。
第五，调动特殊困难群体内生动力。通过宣传政策，组织项目让特殊困难群体自身动起来，燃起脱贫致富的希望，外部扶持与内部增能双管齐下，才能更快更彻底地提高幸福指数。
2.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业，促使特殊困难家庭“永续发展”
实施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子女的政策，完善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业方面的扶助政策，促使特殊困难家庭“永续发展”。当前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子女的扶助政策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教育。在今后的政策设置中，需要完善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业方面的扶助政策。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子女的就业，建立相应的税收等优惠措施，激励、引导企业积极接纳特殊困难家庭中的子女就业。结合大学生创业等政策，通过扶贫资金，建立合理的机制，鼓励特殊困难家庭的子女返乡创业，参与家乡的建设，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3.加大支持力度，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是个体处理紧张事件或问题时的一种潜在的资源，这种支持有利于个体更方便、更快捷地获得物质或信息上的帮助，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因此，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是良好的“缓冲剂”，是我们在困境时能够利用的资源，它能够减轻我们的应激反应。数据显示淄博市的特殊困难群体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49.4%，残疾人占到10.6%，如此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需要格外的支持与照顾，因此，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网络是提升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主观幸福感的重中之重。
第一，在制度层面上，强化制度化的正式的社会支持。提高医疗报销比例及基本养老金发放标准，加大残疾人的补贴额度，从制度上根本扭转由于家庭功能弱化导致的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福利状况下降的现象，进而提升农村特殊困难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第二，在政策层面上，为非正式社会支持提供政策支撑。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干预使非正式社会支持更好地发挥其功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支持农村地区建设老年人及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开展社区养老、助老、助残服务，老年人和残疾人在互动、互助过程中提高了自身幸福感;此外，在政策上可尝试制定、实施定期带薪探亲或带薪照顾有特殊困难的老人的“亲情政策”。
第三，在文化层面上，为家庭社会支持提供精神资源。积极宣传、倡导及弘扬孝老、敬老文化，开展适合并能切实满足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需求的文化娱乐活动，使老年人及家人共同参与其中，丰富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来自家庭成员的温暖。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42(2019)03-0125-11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农村贫困家庭获得感研究”(项目编号:18BSH12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山东省贫困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7CSHJ05)、国家扶贫办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淄博)重大课题“特殊困难群体幸福指数提升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牛喜霞，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李桂兴，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田晨曦，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萧 景 jdxbshehu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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