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化文明内涵与社会制度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制度论文,内涵论文,当代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5-0040-07
全球化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事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并已成为中国政府宏观战略抉择的重要依据。然而，全球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认识和把握当代全球化的本质特性及其与社会制度变革的关系?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复杂多变、扑朔迷离，最近10余年国际学术界对人类现状与未来前景的争论时起时伏、快速进行着左与右的变换。另外一方面，21世纪的中国必将进一步融入世界文明主潮流，当下全球化既是机遇，同时也是深层次挑战。意识形态论争与建设实践都迫切要求我们对全球化趋势及其社会政治后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一
经过广泛争辩和讨论，国内外学术界目前就全球化的一些基本方面已经达成某种程度共识，然而，对其本质属性的判断仍然是一个被不断提出与追问的话题。我们首先想指出的是：能否从世界文明进步层面对“全球化”进行思维的抽象，主要将之理解为人类近现代交往文明发展的产物?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又不断从低级文明走向更高阶段的文明。人类文明包容宏富，可以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分析和概括，然而与“野蛮”相对应的“文明”，根本上是指“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核心在于人类社会性的不断增强。著名的日本思想家 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曾指出过：文明的英文词“civilization”源自 拉丁文“civilidas”，本义“是表示人类交际活动逐渐改进的意思，它和野蛮无法的 孤立完全相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的意思”(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 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页。)。所谓“交际”，是指处于不同生活空间的人们之间 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各种联系与交往。事实上人类文明任何方面的进步都根源于联 系与交往的内容或形式的不同，是各种联系与交往发生于不同时空和领域及其制度安排 的具体体现。一定的联系与交往自然与物质生产密切相关，但同时也在塑造着人们的生 产、生活和行为方式，并由此改变人们的思维理念和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在古代社会，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们的“交际”活动只 能表现为建立于自然血缘基础和局限于狭隘地域范围的“地方性联系”(注：《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108页。)。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的联系与 交往不断扩大，哥伦布航海第一次使人类的联系与交往具有“全球”性质。随之而来的 ，是东西两个半球不断扩大的物质、文化交流，美洲、西欧与东亚之间的三角贸易和商 业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市场的形成。马克思详细分析了人类怎样通过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 开通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逐步走向世界性“普遍交往”的过程及其意义：不断具有更 多“全球”性质的联系与交往，首先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 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而“各民族的原始 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 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最后，与物质生产相辅相成的“世界 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原本“地域性的个人”越来越“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 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76、88 、86页。)。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已经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是对全球化的最初同时也是一种比较科学的表达。但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属性的判断。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正是资本的无限制扩张逐步消除了一切民族的、国家的及个人的封闭性和狭隘性。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如同大工业、社会化大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推动下所形成的世界性普遍交往、广泛联系与相互依赖在本质上并不姓“资”，而是属于人类文明的新进程(注：马克思曾将没有参加进世界性普遍联系和交往的民族称为“野蛮”的民族，而这样的国家则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与相关概念混淆，是导致人们对全球化本质属性认识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有异于国际化或跨国化，尤其与“一体化”(integration)并非一回事。“一体化”在运用于表达民族或国家间关系时，必须以深度的共同体意识和有一整套付诸实践的制 度为前提。卡尔·W·多伊奇和厄恩斯特·B·哈斯“一体化”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但都包含着对这两个方面的肯定和强调(注：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 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因此，如果我们将全球化当 作一体化来认识和接受，很容易产生两方面的失误：一是完全否定全球化的事实存在； 二是把当下全球化的迅速推进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面胜利。在某种程度上 ，与一体化相对应的全球化与其说是目标，更不如理解为一种历史过程。作为历史过程 的全球化，早已存在于人类生活不同领域的不同层面，尽管迄今为止经济方面的交往与 联系最为突出。而由全球化运动的多维性特征所决定，全球化概念必然具有多话语性(m ulti-discursive)特点，即如当前对全球化的讨论所显示，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可以 从不同角度来肯定和认识全球化。然而，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要认识和探讨人类社会 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只有从具体认识再上升到抽象分析，我们才能够像马克思对“世界 历史”的研究那样，科学地把握全球化的文明特性。简言之，全球化在抽象层面是对人 类跨国界各种联系不断增多、互动性不断强化及其结果的概括，即表现为不同民族个人 、集团或民族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下，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方面 的社会障碍，逐渐在全球范围实现充分沟通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历史过程。
与人类以往始终存在着的各种“交际”活动相区别，全球化范畴的联系和交往不但真正具有“全球”性质，而且是在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双重动力推动下发生、发展的。国际著名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和安东尼·吉登斯分别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和“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tiation)来描绘全球化文明特性。所 谓“时空压缩”，不但指因交通、通讯技术发达所导致的时间消灭空间，而且更意味着 由世界性普遍联系和交往所造成的人们空间概念的根本性转变，例如“地球村”主观感 受的形成。随着联系与交往呈全球性质的不断增长，不同地区或国家人们活动的空间范 围日益扩大，社会关系也呈现出“全球化”景观或趋势。“压缩”与“伸延”是一对矛 盾，由此决定全球化进程始终充满悖论性质。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世界历史”发 展非常突出地表现为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的国家力量扩张，工业化民族与非工业化民族 之间的利益碰撞以及由基督教传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然而如上所述，马克思透过极端 矛盾的表面，敏锐地抓住了全球化文明的征兆及其本质趋势，并鲜明而真切地感觉到它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历史在前进。20世纪末以来，世界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 化力量之间的纷争与动荡风起云涌，例如民族主义盛行、宗教极端主义兴起、南北矛盾 差距不断扩大、美国霸权主义咄咄逼人……，另外一方面，又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虽 然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发达国家的强烈主导性特征，容易使人们对全球化性质的界 定附加太多的政治色彩，但是从世界近500年历史发展视角审读全球化当代趋势，至少 鲜明表现出如下文明内涵：
——在信息经济和跨国公司推动下，生产全球化趋势明显；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要求各国联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的深度干预和调节。
——资源、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推动着“全球意识”的形成，“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观念日益为世界各国更多政治家和广大人民所接受；与此相联系，国际性调节与控制机 构、体制不断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障碍和地区局限，在全球层面运行和发挥作用。
——世界信息系统和通讯网络全球化导致“地球村”概念深入人心，程度逐渐增加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促进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频繁交往，并由这种交往加深了人们对异己地区和民族的文化肯定与认同。
——在各种社会问题、政治经济问题全球化的推动下，形成新的、广泛的政治觉醒，以“为了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理念开始具有世界共同价值取向的性质(注：[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原为作者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了一种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目前发展原则相左的“新发展观”：“既然当代历史已经以制度性暴力造成的血腥暴行作为代价……，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见该书第4页))。
二
人类主要实践活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生产的一定内容与方式对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但生产总是在联系与交往中进行的，生产发展需要又会对人类的联系与交往活动发生影响。所以，马克思将生产及与之相关的联系和交往活动当作“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有生产及联系与交往发展的“一定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400页。)。然而，对唯物史观的狭隘或教条主义理解却使我们过去在社会制度研究中只注意地区范围生产力，而忽视联系与交往在推动社会制度变革中的作用。
18世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出现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全球化的特定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着。可以说历史上全球化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会带来人类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与决定作用就越大。20世纪末，全球化的最新发展恰好与世界范围一系列重大社会制度变革事实相重合：“老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垮台，经济私有化与市场体制在不同类型国家相继取得“胜利”；社会福利制度、国家所有制等，在许多发达国家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切在最初似乎有理由使人们相信弗朗西斯·福山有关“历史终结”的论断。暂且不论最近十几年西方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是如何把“苏联模式”完全等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进而得出全球化时代社会主义“终结”之说的(注：除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外，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还包括阿尔温·托夫勒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等。)，其实在短暂的震荡之后，人们很快就发现：当代全球化文明的内在规定与要求同样正构成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严峻挑战(注：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制度转型不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指出：说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解体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胜利，那完全是一种幻觉；“恰恰相反，同样的事件在更大程度上预示着自由主义的崩溃……”Immanuel Wallerstein,After Liberalism,New York,1995,P.1。)。
以亚当·斯密和约翰·洛克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主张个人有别于社会而且比社会更加重要；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增殖和财富增长是私人与国家的最重要目标；尽可能采用完全自由的竞争方式，政府不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祸害……在这类原则和价值取向主导下建立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化“稀疏”阶段的产物，同时大体上也与当时全球化文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注：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根据 人类不同时期互相联系的广度、强度、速度及受其影响的基本时空维度，将全球化分为 分散型、稀疏型、扩张型和密集型4种不同形式，认为到19世纪晚期才开始接近密集全 球化阶段(参见戴维·赫尔德著《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3页)。)。在经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运 行后，“适应”逐渐转化为严重的不适应。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一次20世纪全球化条件 下的经济危机，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在于明白显示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趋势。这 种趋势促使人们从思想理论层面对传统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其结果是强调个人与社会的 和谐，同时突出国家在协调个人和社会利益矛盾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实践方面，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建立起以一套国家为中心的自我调节机制，分别从生产关系、社会 关系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对原本“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控制。20世纪60、70 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出现，证明由这一理论反思所产生的制度变革无论在国家 还是国际层面，作用都是很明显的。然而，当前全球化文明的最新发展正使资本主义面 临新一轮更为严峻的冲击和挑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在经济领域的发展具有几方面特点：一是大型、超大型跨国公司成为主要推动力量与载体；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使资本和信息资源的全球快速流动成为现实；三是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主导作用。受上述特点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在更深层面上拓展至全球范围，更加具有生产“全球化”性质。民族资本主义加速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变，一方面由于生存空间的扩大，使全球化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在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但同时也使其社会制度 的局限性更为显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国际化趋势推动发达国家认识到它们之间从战争走向协调对于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重要。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开篇，先后产生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一系列旨在从国际性生产关系方面调节和控制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形式。但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面全球化，已经开始使得这一类措施日益陷于“捉襟见肘”的窘境。最近十多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际金融领域的动荡，便是初步表现和结果。随着跨国公司国外投资的增涨 ，生产全球化趋势更为强烈，还将导致跨国公司内部程度更高的组织性、计划性与整个 世界市场“无政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在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制度 的挑战首先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控制出现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的经济全 球化本质上具有反对国家干预、促使国家控制能力下降的倾向(注：根据美国前克林顿 政府战略顾问爱德华·勒特韦克的观点，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是一 种“涡轮资本主义”，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 的失效”。(参见爱德华·勒特韦克著《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10月版。))。面对日益增强的全球性竞争压力，跨国公司会对 国家为维持宏观平衡和社会稳定所推行的任何妨碍其发展的管制性政策持反对态度。其 次，新经济自由主义导致跨国公司权力急剧膨胀，反民主的政治私有化倾向迅速蔓延。 自由资本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资本的利益要求与全体民众和劳动者的利益相排斥，一 有可能，资本的逻辑必然要压倒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近年来，发达国家普通百姓 对国家政治的热情显著下降，作为西方民主制度标志的普选权逐渐受到冷落(注：2000 年美国大选投票率仅为50.7%，较1960年降低了25%。在美国最近举行的中期选举中，投 票率不足40%，如考虑到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2不到，那么10个美国 人中只有2人投票。)。再次，新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空心化”现象加剧，促成曾经为战 后资本主义稳定发展作出贡献的社会福利制度面临失效。大规模的跨国资本自由流动使 劳工重新处于弱势地位，而针对日渐严重的经济“空心化”趋势，政府也愈益以牺牲劳 动者利益为代价来屈从全球竞争的需要。结果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各种社会不平等 现象日益突出。诚如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指出：“在20世纪末，西方 发达社会重新遇到它们以为在社会竞争压力下刚刚解决了的问题”，“这是一个与资本 主义同样古老的问题”，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有效地防止大规模的贫困、失业和犯 罪(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 1页。)。
为什么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不断兴起反全球化浪潮?参加反全球化的社会力量成分复杂，所要实现的直接目的也很不一致。但从本质上看，反全球化并不是针对全球化所创造的文明成就，而是反对全球化由资本主义支配、主导所必然产生的社会政治后果：全球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西方集团控制下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主要由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主宰的世界权力结构(注：参见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24日。)。如果说“苏联模式”的垮台主要在于“自取 灭亡”，那么，当下西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危机更在于全球化文明所构成的实质性挑战 。美国学者乔治·洛齐认为：“经济与技术的火车头正在加大马力全速前进，控制它们 的政治机制尚不存在，或者遇到了麻烦。”(注：[美]乔治·洛齐：《全球化的管理— —相互依存时代的全球化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麻烦”主要出 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性。当下全球化文明内涵要求在全球范围实现民主、平等和一 切人的全面发展，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却成为最大障碍。于是，有人开始寻找克服危机 的制度解决办法：要求重新强化国家作用，推行符合民主原则的全球“治理”，实现社 团主义政治主张……面对全球化当代趋势所体现出的文明发展要求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 社会主义因素增长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代全球化在现象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的 胜利，但历史地分析，却是在更深层面上肯定和认同社会制度变革所需要的、或许可以 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
三
“什么是社会主义”至今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苏联模式”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一点在国内不再存有太大异议，而且也已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那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在当代全球化文明条件下， 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坚持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特定时代条件下实践与理论双重“误读”模糊了人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认识。其实在逻辑上，马克思一方面始终将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顶点”的历史必然与实际后果，同时又是在“纯粹形态”意义提出后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虽然马克思确也曾经有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一些具体设想(例如社会所有制、议行合一的政治形式等)，但综观其整个理论体系，总体上及在其思想行程的最后阶段，有关未来社会的论述能够加以肯定的只在于：以物质资本的完全私人占有、个体之间自由竞争及情欲横流为特征的社会，会被一个更加理性和自觉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较好获得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所代替；这个社会得以发生的内在根据就在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形成，因此这个社会既属于工业文明、现代民族文明充分发展后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人类文明的崭新阶段。在理论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始终强调，世界性“普遍交往”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既定历史前提。因为不参与世界性的普遍竞争，没有与其他各民族特别是拥有先进文明民族的普遍联系与交往，“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并且“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由此可见，没有对全球化的充分肯定，也就没有马克思对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科学判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但与全球化文明进程要求相一致，而且在本质上必须以其充分发展为条件。
全球化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存在内在逻辑上的高度一致性，然而在当下，全球化文明的新发展却使实践中社会主义的生存能力与制度合理性面临严峻考验。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虽然与一定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着，但汪洋大 海般的小农业及因之而必然产生的封闭性、保守性特征，使这些国家很容易产生“独立 ”于世界性“普遍交往”之外的理论和政策。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由邓小平开创的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注意将社会主义的发展自觉融入全球化潮 流。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分析经济全球化性质及其利害得失基础上，作出了“适 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六大报告)。
要能够在更大程度上融入全球化文明，必须进行更深刻的社会制度变革。社会制度变革是以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因而不能像前苏联那样从根本上否定自我。适应全球化文明要求的社会制度变革需要在各个领域展开，从基本原则与方向层面分析，关键在于能否正确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又注意吸收资本主义的成功做法，这是社会制度变革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邓小平曾经认为，从发展角度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7页。)。事实上无论是从后发现代化国家地位出发，还是出于应对全球化挑战考虑，拥有这些优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特性， 要想避免成为发达国家的“囊中之物”或“边缘化”命运，需要国家继续发挥对经济和 社会发展强有力的组织和调控功能。然而，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市场化，是要求各国实 现具有国际规范性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更大程度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更好地 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 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原则应该同样适用于社会制度变革。我们不但需要学习和 借鉴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且需要通过社会制度变革，更好地在 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分工体系过程中取得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的资源、环境和条件。
(2)本土化与全球化。全球化文明发展客观上需要全球性的规则和制度，所以，参与全球化给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带来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使社会制度建设较以往在更大程度上受全球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例如目前中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就是为了适应全球化而提出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治理各种“全球性问题”等，都有赖于进一步的全球性制度建设。在这方面理应从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主动参加并积极认同与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全球性社会制度建设成果。然而，尽管最近一二十年全球化迅速发展，但全球化始终没有离开民族国家基础，“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依然成为当代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意味着顺应全球化要求的制度变革同样应遵循从本国实际出发的原则。社会制度变革不能脱离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与要求，必须能够体现历史文化的精髓。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变革既包含全球化的深刻内容，同时又因为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而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凝聚力。
(3)民族性与世界性。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的频繁交往本身是对民族性的一种挑战；而生产要素大范围、深层次的跨国界优化配置，其结果非但不能达到使所有民族在同一时间内平等受益的效果，而且还必然产生对发展中国家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的剥夺与损害。因此，全球化有可能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或民族分离主义。冷战后世界范围民族主 义浪潮的兴起与全球化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垮台，首先肇始于 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泛滥，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面对全球化文明挑战，我们首先 需要借助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来确保中华民族的独立、完整与实现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其次又要注意不搞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 主义拒绝全球化，或者是以一种对全球社会不负责的态度谋求自身发展。20年前邓小平 就已经指出：现在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 。因此，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制度变革应体现出积极的民族主义精神，即既能够 维护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发展，同时又有助于密切与世界的联系和交往，确保在不损害 他国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本国发展。
收稿日期：200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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