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兼与翟振武教授等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教授论文,人口数量论文,结构论文,翟振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 言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直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20世纪末我国 计 划生育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由计划生育初期的总和生育率6左 右降低到了现在的更替水平之下的1.8左右。199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5.2‰。自然增长率 仅为8.8‰，人口转变已基本完成。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 纪之交，中国人口已进入了老龄社会，中国人口发展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对中国 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无论是官方还是诸多学者都对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及其相 关政策进行了重新审视。在许多对中国未来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判断的文献中，有一个明确而 压倒性的观点和认识，那就是“中国人口数量问题在未来几十年内仍是中国人口的首要问题 ”，“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仍是第一位”。在学术界“百家争鸣”的今天，笔者尝试换一种视 角来重新认识这一问题，或许新角度新方法的确立，会改变我们对旧有问题的一些看法，同 时也 有助于对我国人口问题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认识。
2 数量首位，还是数量与结构并举
在新一轮关于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研究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 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是值得关注的，他们确认并推荐的方案是“在现行 政策的基础上，从现在起，全国城市农村普遍允许双方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二孩。”①即生 育水平长期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86左右）。在这一假定条件之下，他们对未来50年的中国 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做出了预测。翟振武教授依据此方案，在对未来中国人口数量与结构 进行综合分析后，明确地指出“在中国人口问题中，数量问题仍然是第一位”，“规模问题 在目前和今后十几年仍然是第一位的问题，结构是第二位的问题”。②③刘金塘、林富德教 授从稳定人口理论出发，对未来百年的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模拟，积极主张把妇女总和 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且保持百年不变，坚持认为“中国的人口数量问题目前乃至下世纪（21 世纪）相当长时间都是中国的首要问题。④可以说，许多学者都赞同这种观点。主张“数量 第一，结构第二”既体现了对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种认识（主次之分），也阐明了解决我国人口 问题的一种途径（先后之分）。而与这种认识或这种途径相一致的则是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保 持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或1.8或1.86。概括起来，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可以归纳为以 下几点：1)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劳动就业压力、失业人口压力）；2)人口数量对资源 环境的巨大压力；3)提高生育率调整结构并不能改变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加，无助于老年人 口问题的解决；4)低生育率引起的其它结构问题，如“四二一家庭”结构、出生性别比问题 ，这些问题或是虚假问题或是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以解决。事实上，谁都不能不承认翟振武 教授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言之有据的。
然而，这种认识是不是全面而充分的呢？笔者对此存有疑问。笔者坚持主张在新世纪之初， 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应当并举，不是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而是二者统一。而与“数量 与结构并举”相一致的、能使二者统一的生育水平是更替水平*，即笔者主张改变现行生育 政策，主张妇女生育水平从现在新世纪之初起允许普遍生育二孩并长期稳定控制在二孩的水 平上。其实，无论是翟振武教授们还是笔者以及其他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学者都在努力寻求 有效地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之道，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福利的不断 增进，实现社会公平，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那么，怎样的人口、怎样的人口问题解 决方式才更有利上述目标的实现呢？显然，在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关 系问题上，在人口自身数量与结构变化又如何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笔者与翟振武教授 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上，是数量问题优先，还是数量与结构问题并举 ，也就自然存在着分歧。
首先，人口数量、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这一问题，无论是罗马俱乐部的悲观论，还是西蒙乐观的增长无极限论，都没有一个被普遍 接受的定论。如果从历史的、宏观的视角来考察这一问题，无论是从人类所走过的历史：渔 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还是在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世界，我们发现人 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人口呈递减（负增长），而经济呈增长的 地区或国家。因此，一直关注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盖尔.约翰逊(D.Gale Joh nso n)认为：“从历史上看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约翰逊在研究包括中 国人口在内的世界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后得出结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人口增长 没有导致人均实际增长率的降低，即使在世界人口达到并超过了60亿之后也没有发生。而且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在较长的时期内，人口的增长对近两个世纪里知识总量的快速增加起到 了巨大推动作用。正是由于知识的增加使我们今天的生活与200年前或更早时期的生活有了 如 此巨大的不同。⑤纵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口数量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新中国诞 生前夕，毛泽东以“革命加生产论”批驳了以艾奇逊为代表的人口决定论，解决了当时占世 界人口1/4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20世 纪末近13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基本上实现了小康。最新的第五次人口普 查数据显示，从1990到2000年，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含流动人口）是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 是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地区。笔者在此并无意证明：人口数量增长一 定会带来经济增长，即人口数量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但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可以 证明：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或者更保守的说，人口不减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显示，劳动力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而没有哪种理论可告 诉我们，人口减少于经济增长有利。有意思的是，蔡昉教授研究发现，相当多的经济学家 在长期里都改变了对人口问题的看法。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马尔萨斯、凯恩斯、西蒙以及 凯利等。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的确有一种趋同的倾向，即在长期 里，经济学家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把人口增长视作积极的因素。⑥其实，我 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我国不断增长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大的市场潜力都是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因此，当我们看到与人口数量有关的劳 动就业压力、失业人口增加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将长期存在时，不能只看到人口数量的负面 效应，不能把这些更与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统统地归并为人口数量问题。所以，当把“劳动 就业压力增大”、把“提高生育率的结果是增加失业人口”作为“人口数量问题是首位”的 论据 之一，而忽略人口数量、人口增长对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忽略这类问题实质 上是经济问题时，这种论据的充分性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对于庞大基数的中国人口，笔者并 不是不主张控制人口，诚如论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的约翰逊教授指出的那样， 人口不应该无限增加，但是不应该以此为借口来抵制少量的人口增长，因为人口并不会无限 增长。⑤目前，中国人口数量的继续增长已经是低速的惯性增长，即使笔者主张普遍生育二 孩 的生育水平也将在21世纪中叶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并会呈现出缓慢的微减态势。
其二，坚持“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观点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未来老年人口与现在的生育 政策无关，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无助于老龄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加重人口问题。翟振武教 授在其“中国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矛盾分析”一文中有这样的分析结论：“(1)未来几十年 内老年人口的增加与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无关。(2)任何生育水平的调整，虽然可以马上 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但是，对未来40年中老年人口规模的增长过程却没有任何影响。企图 依靠调高目前生育水平去解决‘老年人口问题’不仅无效，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65年后老 年人口的规模，使未来的老年人口问题雪上加霜。”③因此，“解决养老问题的核心还是发 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健全对老人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④笔者以为，这些结论只能是部分 言之有理。在未来20年、40年、甚至60年内中国老年人口的数量的确是既定的而不会受现行 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老年问题也终究是要靠社会经济发展来解决的。但问题是，未来怎样 的人口数量与结构才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有利于老年人口问题的解决呢？这是我 们必须深究的问题。在众多的控制人口预测方案中（生育水平不大于更替水平），未来中国劳 动力人口数量与结构是这样变化的，2020年左右，劳动力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同时， 劳动力年龄人口加速老化，即45～59岁劳动力人口占15～59岁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且， 现在生育水平越低，2020年后，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和劳动力人口老化速度就越快。⑦从宏 观 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K)、劳动力(L)、技术(TEC)、人力资本(SK )、自然资源(NR)以及产业结构变迁(△STR)。⑧显然，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的 持续减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劳动力人口的不断迅速老化则通过对技术创新、 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更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30年前，当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平均高达5～6孩，人口增长率高达20‰以上时，人口数量 问题为先是毫无疑问的。而今天我国生育水平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仅仅呈现的是低 惯性增长，在这种态势之下，如果继续坚持以牺牲结构为代价的“数量第一”、坚持数量与 结 构分割而治的观点，则很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因为，持续低生育率20年后，虽然在 人口总量增长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数量也会很快呈现负增长，但是，由于劳动力人口 不可遏止的减少，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这些都将大大地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 如果没有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没有可持续发展，则不可能有国 家综合实力的增强，而如果没有这一切，“解决养老问题的核心还是发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 健全对老人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虽然调整生育水平的确与未来 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无关，但对解决未来老年人口问题包括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险等却至 关重要。坚持“数量第一，结构第二”，看似抓住了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但实际上是忽 略了年龄结构问题的滞后性和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重要性，是在优先解决人口数量问题的同时 ，实际上已经埋下了更大的人口结构问题。在当今发达国家中，惟有美国长时期保持强劲的 经济增长，虽然这其中有许多因素，但就人口而言，无论是比欧盟国家，还是比日本，美国 都在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力资本上占有优势。早在1994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 者 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就谈到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四大问题之一的人口老龄 化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在也面临日本当年的情形。但是，今天的日本却要付出代价，它 面临着一个老态龙钟人口结构，而小孩子则大为不足。这种情形的出现是日本在40年或50年 前 始料不及的。因此，他告诫：中国应当用“瞻前”的眼光来对待老化问题。⑨所以，笔者主 张数量与结构并举、数量与结构统一，实际上，就是用“瞻前”的眼光来对待未来的结构问 题 ，就是谋求20年以后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劳动力资源不出现锐减、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老化 速度放缓，这样一来，虽然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的年份会推迟至2045年左右，并达到15.5亿 。但是，只有这样合理的人口结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才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才更有利于在可持续发展中解决人口问题。
其三，人口数量成为首要问题的另一个论据是，“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在未来的三 、 四十年内不仅不会得到缓解，而且会日益加剧”。“从资源环境的角度看，目前中国人口的 数量早已超过了适宜的人口容量范围”。④在这里我们先不论争人口数量是否超过了适宜的 人 口容量（下节展开论述），在这里我们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什么？的确，庞大的人 口数量一直给我国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还与一些资源环境问题直接有关，但是 ，人口数量是不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是不是减少了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呢？ 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奇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曾认 为，人口是导致资源环境问题的祸首，人口的迅速增加与过剩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环境的承 载能力，正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欧美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关系更密切， 并且资源环境恶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在经 济起飞初期，环境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环境恶化会得到 遏止并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好转。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这种关系，得到了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证。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关系呢？经济学家认为，这主要是与经济活 动的水平或经济规模、经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以及环境保护的支出投入等因素有关。第三 种观点是强调社会学因素，强调文化、价值观、个人行为等对环境问题的影响。美国环境社 会学家查尔斯·哈珀(Charles L.Haper)在综合前人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至少有四种社会 变量是环境变化的驱动力：1)人口增长与规模；2)制度安排及变迁，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和 经济增长的；3)文化、信仰和价值观；4)技术创新。从社会变迁、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宏 观视角来看，环境问题的产生并不单单来自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的影响。实际上，文化、价 值观也是不可忽视的变量。社会学家强调，我们的物质主义文化（文明）创造了今天的环境问 题。⑩我们看到，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人口是一个影响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谁 都知道，2亿多人口的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远高于13亿人口的中国。因此， 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和解决不是人口数量所能左右的，资源环境问题最终只能在可持续 发展中得以解决。固然，减少人口规模会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以追求“数量第一 ，结构第二”的方式来解决人口环境问题是不明智的。因为，这种以牺牲结构为代价的方式 恰如上段所分析，是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消极影响的，没有经济可持续增长则不可能在可 持续发展中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所以，以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作为人口数量问 题是首要 问题的论据之一时，显然是夸大了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作用。
其四，坚持“数量第一，结构第二”观点的学者认为，过去被认为是低生育率后果的“四 二 一家庭”或“出生性别比”等问题或是没有料想的那么严重，或是可通过其它途径得以解决 ， 而没有必要通过调整生育水平来解决。中国未来“四二一家庭”究竟有多少？它对社会将产 生怎样的影响？实际上，低生育率后果，在宏观层面上是人口老龄化，微观层面上则是家庭 核心化，也包括“四二一家庭”的增多。从微观上讲，“四二一”家庭的出现可能会带来相 关的“独生子女”问题、家庭养老问题以及单个家庭姓氏接续等问题。如果我们不希望这些 问题严重，我们就会尽可能的避免“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从现在的数据资料分析看，“四 二一家庭”的比例并不很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不像渲染的那样严重”，诚如翟振武教 授所形容“可能是场虚惊”。③但是，显然坚持“数量第一”的低生育率观与“数量与结构 并举”的更替生育水平观相比，前者会使“四二一家庭”出现的几率大于后者。如果大城市 中的“四二一”家庭的产生多属自愿，前者政策导向则更是“雪上加霜”。这种情况下， 更需要鼓励“二孩”，鼓励“数量与结构并举”。关于“出生性别比”问题，不少学者认为 ，只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通过加大监督力度、通过改变“重男轻女”的观念、通过 改变“养儿防老”的观念，就可以使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范围。④道理没有错，不过，坚 持“数量与结构并举”，坚持“二孩”生育政策，从宏观上讲，我们已经分析了是有利于可 持续发展的，从微观家庭上讲，对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比之上述诸多的外在途径 （宣传教育、加大监督、改变观念等）不仅成本低，而且简单有效。
其实，在所有把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作为首要问题的论述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倾向，那就 是把所有与人口数量有关的问题都归并为首先是人口数量出了问题，正应了一句时髦的套用 语“人口是个筐，什么都可以装”。过去我们搞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是以“两种生产” 理论为基石的，在“两种生产”理论中，我们只强调人口生产要适应于物质资料生产。事实 上，当我们认真分析人口自身变化的特点和市场经济变化的规律后会发现，片面强调人口变 量适应于经济变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经济运行是在既定的现 实人口条件下进行的。例如，“劳动就业压力”、“失业人口”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在 人口多、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人口相对少、增长慢或不增长的发达国家都存在。这 实际 上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发展问题。把中国人口数量作为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显然是不够客观的 。再例如，人多地少是我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人地矛盾在东部地区都很突出，解决这一 矛盾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尽快减少人口数量，以缓解地少的矛盾。不过，许多地区如山东则是 充分利用人多这一既定优势，积极发展人力密集型产业并使之成为全国的农牧业大省。还有 ，过去每年春节前后的“民工潮”曾是各级政府部门和有关运输部门最头疼问题之一，每 当这时候，人们无不痛切感受到“中国人口太多”。然而，近一、两年来，由于铁路、公路 、航空等运输部门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过去被视为“包袱”的民工潮如今变成了无限的商 机。这些事例说明，许多被我们认为是人口数量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所 以，“数量第一，结构第二”的认识和分析往往有三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或夸大人口数量 对经济、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二是把所有与人口数量相关联的问题，虽然问题的本质并 不在于人口，都算在了人口数量头上；三是片面强调以控制人口数量来适应经济和环境变量 。
3 未来中国人口数量目标是减少，还是可持续不减
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应该是怎样的呢？从目前人口现状和基本国情分析，我们并不主张中国人 口以大于更替水平的态势继续无止尽的增长。当前中国人口是低于更替水平的惯性增长，而 且这种惯性增长还会持续几十年。问题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目标是什么？仅就人口数量而 言，是人口规模达到峰值后逐步减少，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还是从现在起追求未来基本上 的人口静止，实施人口可持续不减的战略？这实际上是“数量第一”，还是“数量与结构并 举”的分水岭。坚持“人口数量问题是首位”或者“数量第一”的观点实际上在背后都隐含 着“中国人口太多”这样一个前提，并且接受了专家们关于中国适度人口应在7～10亿这样 一个结论。因此，这个7～10亿的适度人口既成了许多学者追求的理想人口目标，也成了他 们坚持“数量问题是首要问题”和“数量第一”的重要依据。所以，不少学者为了让已经超 过这个适度人口的现实中国人口尽快达到这个理想目标，都会始终坚持数量第一的立场直至 达到这个目标为止。一项有关的研究在认同了适度人口应在10亿以内之后，认为“要缓解人 口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只能采取人口负增长战略。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如果稳定在1.8左 右，总人口将在2060年开始低于13亿，到2100年将降到10.33亿，由此可见，下世纪（21世纪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重要意义。”④笔者注意到，坚持“数量规模第一”的翟振武教授对未 来中国人口总量多少合适这一问题的回答比较谨慎，也没有明确认同所谓适度人口应在10亿 以内。只是认为，“如果要确立中国人口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我们倾向于在社会经济能力 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让中国人口逐步地、缓慢地减少，比中国人口静止在16亿上更有利于未 来的发展。③其实，翟振武教授也是赞同人口负增长战略的，规模问题是第一问题的地位要 到人口规模降到适当的时候，方可让位。
要摆脱“数量问题第一”的观念，还必须回答中国的适度人口到底是多少，或者更进一步 追问，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确定的适度人口”？如果不存在，适度人口应该是多少的问题 也就没有意义了。关于适度人口或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国内外都有众多的争论，无论是过去的 还是现在的研究，实际上都是不同学者依照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不同的假定 做出的结论。由于人类认识问题总是存在着的局限性，而假定条件也不可避免带有主观性， 所以，关于适度人口的结论总是众说纷纭。美国人口学家科恩(Joel E.Cohen)在研究“地球 承载力”时指出，对“地球能养活多少人”的回答自17世纪至今，已有65个估计数，这些估 计 数的差别大得惊人，最低不足10亿，最高的超过1万亿。由此，这一问题无法仅用一个数字 甚至是一个数的范围来回答。地球的承载力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待认识的过程， 也取决我们和子孙后代有待做出的选择。(11)其实，审视一下人类历史人口变迁会得到许 多启示。人类社会经历了渔猎、农业、工业社会以及现在进入的信息社会，世界人口在19世 纪特别是20世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马尔萨斯出版著名《人口论》的18世纪 末，世界人口还不足10亿，19世纪末世界人口增加为16亿左右，到20世纪末世界人口已经超 过了60亿。自然资源、物理化学环境是我们人类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基础，不同的时期由于人 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时期地球人口承载力也有很大的不同。有 关研究显示，渔猎时期土地承载能力是0.02～0.03人/平方公里：畜牧业时期是0.5～2.7人/ 平方 公里；农业时期是40人/平方公里：工业时期则为160人/平方公里。根据这一估计，世界人 口 最大容量为220亿人，中国人口最大容量约为16亿人。(12)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项经验性 研 究。人类社会还会继续发展，如今我们已经迎来了信息时代，虽然世界人口不会无止尽地增 长，但以发展的眼光看，上述以工业时代确定的无论是世界人口最大容量还是中国人口最大 容量都只能是相对的。因此，如果我们以长远的、动态的、开放的视角再来审视中国的适度 人口，我们就不会接受以静止、封闭的观点来确定的所谓7～10亿的适度人口。可以认为， 绝对的适度人口或人口承载力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的适度人口。我国人口从 70年代的8亿多人口，到90年代超过11亿，再到新世纪之初，人口接近13亿。如今中国广大 民众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与所谓拥有8亿适度人口的70年代相比，各项发展和进步指 标简直 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以适度人口7亿或10亿来作为我国未来人口负增长战略的依据是 根本站不住脚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又何以要用一个远远小于现实人口的适度人口来捆住我 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手脚呢？
其实，一旦为中国人口长远战略确立一个小于现实人口的适度人口目标，笔者认为这将是 一种风险很大的选择。许多学者惯于用“分母效应”的方法来分析人口规模与社会经济、资 源 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最简单的思维是，当作为分母的人口数量规模越小时，人均指标（如 人均收入、人均粮食、人均耕地等等）就越大。而人均指标越高，就越意味着人均福利的改 善和提高，就越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缓解或解决。但是，这种静态分析完全忽略了分子与分母 之间的相互变化关系。作为分母的人口，无论是数量变化，还是结构和素质变化都会直接或 间接影响到分子的变化，从而影响到人均指标的变化。经验和理论分析证明，一味追求数量 ，而忽略结构和素质对分子的影响，最终只能是适得其反，人均指标不仅不能改善，人口问 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且还可能会恶化。美国人口学家科恩(Joel E.Cohen)把解决人口 问题的途径归纳为三类：“增大馅饼”派，旨在一定的人口数和期望条件下提高人类的生产 能力；“减少餐叉”派，旨在在给定的人类能力条件下减少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与期望；“ 改善方式”派，旨在改善人们相互影响的方式，而无论是技术或人口。并且进一步指出，热 衷于某一派的人往往忽视和怀疑其他派别的建议。(11)当设定了比我国现实人口（目前近13 亿，最高值达15亿左右）要小得多的适度人口数量如10亿时，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也就只好 以选择“数量问题为首位”的“减少餐叉”派为主了。笔者主张“数量与结构问题统一”旨 在谋求不陷于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而是“三管齐下”。“三种途径”比“一种途径”解决 人口问题，其胜算的概率难道不会提高很多吗！
最后，有必要再关注一下另一种“先数量，后结构”，长远追求人口静止的发展战略。有 学者主张，继续严格实行现行生育政策，保持妇女总和生育率1.8。21世纪中期以后，为了 降低老龄化的速度和水平，实现相对静止的人口目标，于2030年以后恢复到更替水平2.1， 并一直维持到21世纪末。(13)这一方案是我们过去就熟悉的生育率U型战略，“一孩政策” 就是这种方案的体现。虽然，这种方案与那种“先数量，后结构”，长远追求人口负增长战 略，直到人口达到所谓适度人口的目标为止有所不同。但是，30年以后，生育水平是否还能 如一些学者所愿，会乖乖地按照我们的主观意志恢复到更替水平，并朝着静止人口的目标行 进呢？对此笔者心存疑问。笔者曾就现行生育政策平稳过渡到普遍“二孩”的最佳时期做有 论述，在此不再赘述。(14)需要再强调的是，新世纪初就是落实“数量与结构并举”的 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实施“二孩”政策可以遏止20年以后的劳动力人口减少和劳动力人口 迅速老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面，目前我们处在生育观念和生育水平可调的 弹 性阶段。这种弹性表现为，对想少生的鼓励一下，可以达到二孩；对想多生的（多于二 孩）控制一下，也可以接受二孩。30年以后，且不论其他，就这种生育观和生育水平可调的 弹性还会存在吗？从目前发达国家的情况看，答案是悲观的。其实这种U型方案从本质上也没 有走出“数量是首位”的阴影。
4 “数量与结构并举”的现实意义
“数量与结构统一”既是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种途径。无 论是从近期，还是从长远看，这都将对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改进，对人口问题的彻底解决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主张“数量与结构并举”或“数量与结构统一”看起来似乎是同时抓了两件事情， 不分主次不分先后。实际上，笔者以为，这恰恰是把两个本来是有联系的，却被“先数量， 后结构”分裂出两个问题统一成一个问题。两个问题统一成一个问题，不仅仅有利于数量和 结构问题的解决，也更为解决中国人口素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二者的统一意味着我们 可以从数量与结构的关系纠缠中解脱出来，意味着我们可以腾出双手，把更多的“资源”投 入新时期更需要解决的人口素质问题上。21世纪被称为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在全球化的 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科学技术的竞争。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越来越 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入。因此，一国的人口素质、人力资本越来越显得至关重要。盖 尔·约翰逊在“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一文中指出，我们并没有更多的资源，然而我们拥有 更多的知识。这使我们得以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这使我们得以提高劳动 和资本的生产力。⑤另一项研究也指出，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两个特 征：第一，它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后才充分显示出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 作用的；第二，从它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以后，其进步与革命的速率是以加速度的 方式进行的，以致往往超过人们用经验所能做出的预测。⑥由此可见，人口素质、人力资本 、科技创新都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21世纪，中国人口的首要问题应 该是人口素质问题。如果继续坚持“数量第一，结构第二”，就可能陷入“头疼医头，脚痛 医脚”的被动局面，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人口问题。
其次，主张“数量与结构并举”，普遍允许生育二孩将有利于农村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改 进 和完善。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计划生育依然是个难点。在不少农村地区 虽然实行现行的“一孩半”政策，但生育水平普遍在两孩或两孩之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但脱离了当地实际情况的严格“一孩半”政策可能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因为较严的生育政策很可能是计划生育工作中名存实亡、可望不可及的目标。一项中原广大 地区的社会人类学调查显示，要农民自觉实行现行生育政策，阻力很大。不少地区是有权的 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乡村基层干部主要精力都放在计划生育上， 而无力顾及生产。为了应付上级各种检查，各种手段都使出来。(15)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 ，计划生育就是超生罚款。在农村不少地区，随着计划生育的严厉执行，罚款额呈上升趋势 。在农村，这种高额罚款不仅形成了一批无户籍的“黑孩子”，使这批“黑孩子”一出生就 遭遇不平等，将来在求学、就业都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且巨额罚款也成了农户经济永陷贫困 的 一个直接原因。当地被调查的干部坦诚地说：“说实在的，如果中央规定‘提倡一胎，只允 许二胎，超生重罚’，那我们的工作要好做的多。因为如今绝大多数农民会接受这一政策。 ”(15)所以，允许可生育二孩、坚决杜绝多孩的政策一旦确定以后，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 面也就有可能出现。因为首先，当群众最基本的两孩生育意愿可以满足以后，计划生育政策 的实施阻力就会减少，干部的工作压力就会减轻，干群关系就会得到缓解。其次，明确新政 策以后，还可以避免计生工作中的一些不正之风，减轻农民的负担。在较严的生育政策之下 ，计生干部掌握着生育大权，群众的选择余地很小。干部借政策“寻租”腐败，群众欲达到 再生育的目的而受罚变穷。最后，二孩政策到位后，将有利于杜绝早婚早育和多胎多育。在 广大农村地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根深蒂固，当群众无法接受严格的有差别的生育 政策时，抢生超生互相攀比是不可避免的。把统一而明确的二孩政策交给群众，便消除了这 种攀比的基础。因此，主张“数量与结构并举”，对新时期农村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改进和 完善，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5 结 语
从历史的、宏观的、动态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人口问题，从长远战略把握人口与可持续发 展之关系，这是我们今天所坚持的立场和方法。而主张“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与结构问题并举 ”，“未来中国人口数量目标可持续不减”都仅仅是这种立场和方法指导下的一种认识和观 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史上曾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人口”与“人手”的大争 论，从严格意义上讲，那是一场没有科班人口学者参加的争论（当时中国还没有人口学）。今 天中国的人口学已发展壮大起来了，许许多多的人口学者都在关注着我国人口问题，关注着 未来人口发展。21世纪之初，当我们重新审视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时，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 学者特别是学界之外的同仁，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中国的未来。最后，转述一位学者引用美国 思想家亨利.乔治的精彩比喻，“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⑥ *笔者注意到翟振武教授关于我国更替水平的讨论，为了简化和实施政策方便，笔者在此把 更 替水平界定为2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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