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精华糟粕论”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糟粕论文,精华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研究方面的“精华糟粕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是他的批判继承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方法。但是，近些年来，这个方法在运用中有被简单化的倾向，因此有进一步研究和正本清源的必要。
一、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精华糟粕论”的含义
毛泽东提出文化“精华糟粕论”，是和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有个界定，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意思是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大特点。
由此出发，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内涵上作了界说。他认为：其一，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1] 其二，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因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1] 其三，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大众的文化就必须是“民主”的。既然是大众的和民主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此，“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为此，他提出了民众之对于革命文化的重要性，提出了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民众的关系，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如何才能实现为大众的文化呢？“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1]
毛泽东的“精华糟粕论”就是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如何体现“民族性”时提出的。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因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以“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同时，他也指出，“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1]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既然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应该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起来。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既具民族性而又具世界性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毛泽东强调了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的重要性问题，他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但是，他也强调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建立的统一战线不包括外国的帝国主义文化在内，“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1] 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和其他国家的革命文化共同作为世界文化的部分，是一种“联合”性质的文化，强调了这些不同的文化彼此之间要“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这就摆正了世界文化中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正确关系。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是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大众，是执行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这个中华大众。
吸收的外国文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占什么地位呢？吸收的范围和标准是什么？毛泽东把这些内容定位在“文化食粮的原料”上。“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到底应该吸收哪些外国文化呢？他认为，“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 在这里，毛泽东对“外国文化”在范围上做了划分，一是外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二是外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三是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当然，他在这里这样说，是用的枚举法，并不表示他没提到的就不能学习和吸收，所以他跟下来就概括地说：“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 准确地说，应该吸收的东西的范围，我们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毛泽东的枚举，而是要注意他的那三句带有根本原则性的话：第一句话是“外国的进步文化”，这是从文化的质上说的度；第二句话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这里的“凡属”二字是从量上说的范围；第三句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这里说的是在质和量统一的吸收“标准”，吸收选择的标准是“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简单说就是“用得着”标准；形成的这个新文化一定是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的民族文化。仔细琢磨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看出，他在文化的质上界定明确，在文化的范围上论述宽泛，在文化吸收的标准上说的就更富有变通性和灵活性了。毛泽东关于吸收外国文化的上述论述，为随后提出“精华糟粕论”的吸收理论奠定了基础。
吸收外国文化的过程和机制是什么？其实，他的“精华糟粕论”说的是吸收的过程、机制和方法。他认为，吸收外国文化，必须有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机制和方法。他说：“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 他在这里特意强调了消化主体和消化过程问题：即强调了是“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口腔咀嚼”是为了打碎外国文化的外壳和结构，变成分散了的内容要素，然后再进入“胃肠运动”，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送进唾液胃液肠液”等属于自己的这些东西，通过这样一个打碎、分解、搅拌、化合的“消化”过程，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需要把外国文化要素“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再“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在这里，毛泽东就吸收的主体、任务、过程和方法及其作为结果的样态（“精华”）都做了精彩的阐明，特别是对“精华”的界定是很明确的，即对我们的身体“有益”的东西。这个身体是指什么？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个有益是指什么？就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有用处，对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有用处。
研究和琢磨毛泽东关于文化之“精华”和“糟粕”的划分方式及其标准，也很耐人寻味。他没有把文化直接划分为“精华”和“糟粕”两种类型，而是把文化之“精华”和“糟粕”的划分方式放在了分解和化合之后并作为结果出现。而这个“精华”和“糟粕”的划分标准，也不是一种性质标准，而是“有用”标准，这其实就是价值标准和实践标准，是以主体的实践需要为标准。以实践需要为标准来确定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那就给文化之精华和糟粕的划分留下了灵活性和余地，或者说就是承认了文化之精华和糟粕划分的相对性。我们知道，主体是变化着的，实践是发展着的，实践的任务也是发展变化着的，就像人的身体需要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样，主体实践的需要也是变化着的，就像道德中善和恶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和相对的一样，就像认识中的真理和谬误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样，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的划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对某一种文化及其某个内容的批判和继承，或者说，我们准备批判什么和继承什么，我们把什么文化纳入了我们的视野并给予注意，是由我们的实践需要和认识水平决定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的“敌我友”关系划分方式，不仅是划分敌我关系和我友关系的方式，也是一种可以普遍化的实践—思维方式。当我们中华民族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时候，我们会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敌，而以除此之外的阶级为友。而当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时，我们又会打倒了资本主义再去发展资本主义。当我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注意资本家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管理地位和作用。当我们在发展自己的生产时，我们才有可能去关注和学习资本家阶级在管理方面的才能和作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一直到我们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时候，当还有许多人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纠缠不清时，邓小平的一段话才显得振聋发聩，他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 同样，当我国进入21世纪并提出建设政治文明时，江泽民提出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也可以借鉴，同样也是振聋发聩的论断。结合毛泽东关于文化精华糟粕的论述，结合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说，他们关于外国文化之批判继承及其“精华糟粕”的划分标准，都不是性质标准论者，而是实践—价值需要的标准论者，划分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有用”为标准，突出主体需要这个价值，突出拿来主义这个态度，突出主体实践选择这个中介和手段。
二、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必须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最大实际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清楚如何吸收借鉴外国文化问题，提高吸收借鉴的科学性，毛泽东进一步联系实际做了说明。
第一，他通过科学地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了其中有重要影响的“全盘西化”说。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时期，其中以五四为界。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遗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1]。“全盘西化”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的。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学说有两大错误：一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二是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基础，是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要中华文化根基的形式主义文化。“全盘西化”说以“打倒孔家店”为前提，是当时所谓新学的核心思想，实质上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在中国的最大表现。我们经常说，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器物学习阶段，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阶段。二是制度学习阶段，即照搬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阶段。三是文化学习阶段，即照搬西方的学术文化思想阶段，这一阶段的最大代表就是“全盘西化”说。可以这样说，新文化运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以“全盘西化”而结束，而告终。毛泽东为这段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做了这样的总结：“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1] 他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1] 其意主要在此。
第二，他通过批判中国共产党中的教条主义错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其要义有二：一是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通过暴力革命手段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在中国如何实现这个社会主义呢？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中国革命提出了新的课题。毛泽东的结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的应用它。”[1] 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王明的“左”倾错误，恰恰就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没有采取中国革命所需要的形式，没有采取中国革命的民族形式，所以失败了。与此相适应，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失败了，也在于当时的许多学者以西方文化为是、为精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非、为糟粕，在这种对立思维中选择了“全盘西化”，失去了中华民族及其中国这个地盘和根基，忽略了新文化运动是为了建立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化这个实质和目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失误是失落了中华民族这个文化主体及其文化传统。而毛泽东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始终没有忘记中华民族这个主体，没有忘记中华民族文化这个主体，他始终关注的是由中华民族自己来建立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新文化。正因为他一直坚持这样的思想方法论原则，所以他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吸收外来文化时才始终没有放弃“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所以他才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 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通过这三个概念及其辩证关系，毛泽东就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及其统一做了完整的论述和说明。
第三，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由“精华糟粕说”发展出了“批判继承论”。1942年5月，他在这个著名的《讲话》中，围绕着如何对待中外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问题，再次阐发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方法。他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3] 又说：“过去的文艺作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绝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3]
这里，毛泽东主张的“批判”，就是如前所说的“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就是“送进唾液胃液肠液”等属于自己的这些东西，使消化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需要把外国文化要素“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这里所谓“继承”，就是吸收精华的过程；这里所谓对这些旧形式“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也没有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简言之，批判地继承本来就有着创新意义。有了批判地继承，创新就有了基础；有了创新，批判地继承也就有了现实的价值。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新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应该有所创新，既要有有益于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内容，又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 这里的所谓创新，不是要机械地拼合，而是要实现古今中外的“有机地结合”。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也许还是个不完全成功或者不一定立即成功的过程，但是一定必须这样做。只有通过这样的实际的实践，才能“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5] 通过创新，也就实现了旧文艺向新文艺的本质的转化、飞跃和升华。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推陈出新”。
从文化观上看，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阐明了文化发展中批判、继承和创新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了全面性、深刻性和普遍性特点。他所提出和论述的“精华糟粕论”，也成了批判继承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方法。
第四，丰富并形成了以解决中国的事情为中心的“古今中外法”。以往我们在谈到毛泽东的这一方法时，关注的是这四个字的本来含义，突出的是它在字面含义上的全面性。其实，认真阅读和思考毛泽东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有明确的主体意识，在古今关系和中外关系之间，是既坚持了两点论，又坚持了重点论，即立足于中华民族这个主体，着眼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任务，在古今之间以今为重点，在中外之间以中为重点。
但在涉及到如何处理学中和学外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也就是强调了先中后西的观点。早在1915年，他在致湘生的信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为学之道应该先中后西的观点[6]。1918年，他积极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己并声称主张大留学政策，提倡会员海角天涯都应当去人，但同时又认为留学生先应懂得中国。他也曾有赴法、赴俄留学的想法，但终于没有出国。他说：“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主张先要对中国“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6]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批评过党内一些人言必称希腊的数典忘祖现象，批评党内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的空气不浓厚，认为这是党风不纯的表现。可见他对这一原则何等重视。1942年春，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更明确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国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他坚决反对“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7]。毛泽东这里讲的是研究中国党史的问题，但其研究方法和他先中后西的研究历史文化的原则是一样的。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排斥学外国的东西，他说：“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7] 说明不应把先中后西这个原则绝对化。他用历史的观点看待中外文化的关系，外国的社会亦有古今之分。毛泽东如实地承认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因此，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这如同对某些特殊的研究对象，也不妨采取先西后中的顺序。
建国以后，毛泽东将他的上述主张精辟地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推陈出新”，明确地点出了继承中外历史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和意义。他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5] 这反映了毛泽东既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文化继承问题上也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辩证论者。
第五，确定了吸取的有效方法是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在对文化批判继承中的“精华”和“糟粕”的边界是相对的和不确定的，受到社会实践需求和主体认识水平的制约，或者说，是不是精华或者糟粕，就看对我们的实践是不是有用。在实际的选择吸收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只能是对象的实用价值，即有用性。因为，只有对象是有用的，我们才会注意它，才能将其放在新的文化建设中，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发现其新功用，进行新创造，泄其过而济其不足，从而改变其原来形态，纳入新的文化体系中，放到“恰当的位置”上，使其发挥特定的新功能。1939年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曾对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做过分析批判和改造。他说，孔子的“知识论”是唯心主义的观念论，知通过实践表现出来，就是“仁”和“勇”。在中国旧的剥削制度下，讲仁，“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讲勇，必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他进一步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一类道德范畴，应给一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从这一思路出发，毛泽东把“仁”解释为革命队伍中的“亲爱团结”，即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把“勇”解释为革命工作中的“克服困难”[8]。这样，毛泽东就把它们从封建的道德思想体系中剥离出来，给以新的科学解释，赋予他们新的阶级内容和时代特征，纳入无产阶级道德体系中，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发挥新的功能。毛泽东关于“人性”、“人类之爱”之类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命题和范畴的批判改造，也是相当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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