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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我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国内政策上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掀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而且还客观地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的国际战略进行了一系列意义极为深远的重大调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只有对邓小平的外交斗争实践和国际战略论述加以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才能领略其中的精髓，并运用这一理论指导我们今天以及今后的外交斗争和国际战略。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战略环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战略环境是指一个国家国际战略产生于其中并赖以实施的时代特征和世界战略态势。一定的国际战略必须适应一定的战略环境。因此，在制订国际战略时，必须首先对该战略所面临的环境有正确的判断和清醒的认识。由于种种原因，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对于时代特征的判断过分强调了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和紧迫性，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主题。邓小平复出工作以后，敏锐地察觉到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有鉴于此，他及时地对新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时代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
邓小平认为，新时期时代主要特征是新的世界性战争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6页，以下引用本书，只注卷次与页码，不注书名）这就非常明确地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新时期的时代的主要特征。这一认识转变是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得以建立的理论前提，是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国际战略的理论出发点。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其内涵既是辩证的又是统一的。它既是对于不发生世界大战和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战略态势的肯定，又是对仍处于动荡状态的世界战略态势的警惕。它要求我们既不要因为世界仍处于动荡状态，于是一有风吹草动，就觉得“山雨欲来”，天下大乱了，并因此放弃现代化建设，放弃发展，也不能因为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就看不出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等等都可能对世界局部地区的“和平与发展”的战略环境造成重大破坏。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还面临着霸权主义的现实威胁，肩负着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艰巨任务，因此，我们更不能觉得“天下太平”而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从此高枕无忧了。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它既是矛盾的，又是客观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其精髓在于我们应该利用和平的环境全力发展自己的综合国力，同时，对于霸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恐怖主义等破坏和平的因素不抱任何幻想，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必要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现实基点——国家利益
国际战略的根本战略目的就是追求和捍卫国家利益。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战略目的也不例外。可以说，追求与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是邓小平国际战略的现实基点。
一、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的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第3卷第330页）强调要“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第3卷第330页）
二、邓小平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新时期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第2卷第163页）邓小平特别重视经济现代化，重视国家的经济利益。他指出：“其他的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第2卷第240页）
三、邓小平高度重视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独立和安全，维护中国的“国权”。当代国际理论公认国家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邓小平特别重视捍卫中国的国家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1989年12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第3卷第348页）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强调：“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第3卷第331页）
为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邓小平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所谓的人权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他指出：“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第3卷第332页）“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第3卷第348页）“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邓小平坚定地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如期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坚决反对任何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
四、邓小平认为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利益的冲突。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不是片面地追求一己的私利。他非常注意正确处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注意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这表现在：第一，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1989年，他在和尼克松谈话时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等相待。”（第3卷第330页）第二，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侵犯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并且在国家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应该求同存异，寻找双方利益的共同点，采取协商和协调的办法，用和平方式去加以解决。1989年，他对泰国总理差猜说：“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第3卷第328页）同年，他对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第3卷第351页）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战略基石——国家实力
国际政治是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实力政治。国家实力决定国家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决定国家在世界政治角逐中起什么样的作用。邓小平对于国家实力的重要作用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精辟的理论观点。
一、邓小平指出要综合地、全面地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家实力。当代国家实力理论突破了只重军事实力的传统观念，开始重视国家实力多种要素的综合平衡发展，特别是越来越重视国家经济、科技实力等要素的发展，并由此而形成了综合国力的概念。综合国力于是成为衡量一国国家实力大小的标准。邓小平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时代脉搏，明确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要综合地看，全面地看。强调要全面地、综合地对待我国的国家实力的发展。邓小平对于影响国家实力的许多硬的和软的要素如人口、资源、经济、军事、科技、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社会制度的优劣、国家的意志和国家的生存能力等等都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对于这些要素在国家实力中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邓小平在强调国家实力的全面、综合发展的同时，把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的发展置于关键地位。邓小平认为经济、科技力量的发展对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两弹一星”为例说明这个道理，认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第3卷第279页）正是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邓小平认为经济实力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国家实力增强的关键，是大局，强调要顾大局。他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其他的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第2卷第240页）为了充分优先地发展经济，他还特别强调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要求。1984年11月1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告诫人们：“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第3卷第99页）
二、邓小平认为，国家的主权独立、国家政治制度的巩固、国家安全有赖于国家实力的强大。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健全就没有保障。”（第2卷第86页）认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第2卷第86页）邓小平还用中英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来说明国家实力的重要性。他说：“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第3卷第85页）
三、邓小平认为国家实力的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存亡兴废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较量。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第3卷第356页）认为“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第3卷第225页）
四、邓小平认为国家实力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邓小平一直把增强中国的国家实力当作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依据，他一再强调：“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第2卷第240页）
在对中国国家实力进行客观评估及对世界力量格局中力量对比进行清醒分析后，邓小平对于现阶段中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中国在多极世界中是一极。他认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第3卷第353页）
当然，邓小平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了现阶段中国国家实力对中国国际地位的限制。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第3卷第94页）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第2卷第312页）
五、邓小平认为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有利于中国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第3卷第105页）他认为：“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第3卷第104页）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第3卷第128页）
邓小平还把中国的国际贡献与国家实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事务方面，还不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第2卷第112页）他在展望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时，认为我们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就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第3卷第225页）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战略手段——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国家可以通过许多手段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比如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等等，外交手段也是国家实现其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邓小平国际战略的重要战略手段。
一、邓小平认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确立中国的国际地位，体现国家实力的重要手段。他说：“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加重了。”（第3卷第162页）“这就增强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他指出：“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第3卷第311页）
二、邓小平认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求中国在外交上必须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为此，邓小平提出中国“不参加任何集团”，“是真正的不结盟”。强调“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第3卷第57页）“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或是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第3卷第311页）中国不仅对发达国家保持独立，也不与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1990年，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有针对性地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第3卷第363页）
三、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他认为：“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第3卷第104页），“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第3卷第128页）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他主张：“加强国际反霸斗争”，“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认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个任务“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
四、邓小平积极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的方式”，指出：“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第3卷第96页）随着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打破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成为世界政治家所不能回避的战略命题。邓小平对此有敏锐的认识，他认为：“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第3卷第282页）并指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他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以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3卷第360页）强调中国在国际上“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第3卷第363页）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战略空间——全方位外交
一定的战略必须拥有其得以施展的战略空间，战略空间的大小决定着战略回旋余地的大小。战略空间的大范围、大纵深必然意味着战略的大回旋，意味着国家可以得心应手地折冲樽俎于各种力量中心之间，纵横捭阖，利用各种矛盾，抓住各种机会，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新时期，邓小平力主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大力拓展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扩大中国的战略回旋余地。
一、邓小平注重中国与世界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以拓展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并不太理想。我国和前苏联、日本、美国、印度等大国或相邻，或隔洋、隔海相望，不得不面对这些国家的地缘战略压力。而且，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和上述大国在国家间关系上都曾有过反复和曲折，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良好的周边环境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我们就不可能充分享有“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机遇。因此，处理好大国关系使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大规模向纵深拓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邓小平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为搞好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在他的领导下，中美关系在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中苏关系在消除了三大障碍后实现了正常化，中日双方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前提下签订了和平条约，中印关系在互谅互让的气氛中有所缓和。中国与欧洲各大国的关系也相继出现了良好的局面。
二、邓小平注重加强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拓宽中国国际战略的大范围。长期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对中国的支持，使中国国际战略空间的范围更加开阔。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新时期继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国际战略范围进一步扩展的关键。邓小平高度重视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和作用，高度重视中国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原则。他继承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战略方针，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第3卷第56页），“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第3卷第363页）本着这一方针，邓小平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所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近邻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积极主张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发挥自身力量的战略作用，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对话，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第3卷第289页）他认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三、邓小平注重加强民间外交和政党关系以使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具有多维性。邓小平民间外交思想继承了毛泽东“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以官带民，官民并举”，“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民间外交方针，并对之加以发展，改变了过去因历史条件限制，我国民间外交“以苏划线，以社会制度分敌友”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在国际上“同谁都交朋友”，“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邓小平还亲自做工作，广泛接触了大量的国外民间人士，做了大量的团结说服工作。在邓小平民间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间外交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为我国与世界改善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对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有极大的帮助。
在邓小平国际战略的指导下，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也得到了重大的调整，从“文革”时期的“支左反修”转向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根本目标服务。邓小平多次强调，政党之间要“多来往，多交换意见，这也是两国，两国人民之间关系发展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还强调政党之间的平等关系，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应该一律平等”（第3卷第236页）；强调国际共运“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反对在党际关系中包办代替，反对把自己的观点、做法强加于人，指出，“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强调“党的关系就是真正建立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甚至还包括互相谅解的基础上。”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第2卷第319页）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先后恢复了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发展了与其他国家许多政党的关系，党际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党所在国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灵活性——原则与策略
一个有生命力的战略不应是不可变动的教条，战略的生命力是战略原则性和战略灵活性的有机集合。特别是在当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形势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只有在坚持战略原则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策略上的灵活性，才能使国家在实施既定战略时有一定的可伸缩性、可选择性和可调整性。邓小平国际战略正是战略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的典范，这表现在：
一、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立场与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灵活策略并行不悖。邓小平国际战略具有高度的策略灵活性。反对霸权主义是新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这个原则一直没有动摇过。但是如何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又能与有关国家建立正常的国家间关系却绝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国际大格局的影响，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同时，在处理国家间正常关系时存在着“以苏划线”、“以美划线”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处理方式，从而使我国与美苏等大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战略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根据变化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对上述这些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原则的同时，搞好正常的大国关系。这就是“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他说：中国“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谁稿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第3卷第156页）
邓小平国际战略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还突出地表现在1989年中国国内政治风波以后的中美关系上。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邓小平表现了高度的政治坚定性和高尚的民族气节，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图谋，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并坚持中美关系“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他尖锐地指出：“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第3卷第332页）他还对中央负责同志讲，“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你不起。”（第3卷第320页）但与此同时，邓小平也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第3卷第360页），并为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坚定而灵活地处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等重大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至今仍面临着实现国家统一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历史重任。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大背景下，要妥善解决这类问题更绝非易事。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国际战略表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邓小平认为领土完整和统一是一国的主权，而“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3卷第12页）基于这个原则，在香港问题上，他与阻挠香港回归祖国的各种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迫使美国同意了中美建交的三大条件，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和从台湾撤军，并与美国签定了作为中美关系基础文件的三个公报中的两个。他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要求美国处理美台关系应该“采取更明智的态度”。另一方面，考虑到种种因素，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又表现了高度的灵活性，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既考虑到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区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以及上述地区复杂的国际背景，又坚持了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最高原则。“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施证明它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统一问题的最好办法。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运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国际争端，认为“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为解决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南沙群岛周边国家、中国与印度等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在坚持中国的主权的同时，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一揽子”解决的方针，认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
三、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坚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1989年中国出现政治风波后，苏联东欧接着发生剧变。对此，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得意忘形，把攻击的予头集中指向中国，加大了分化、演化中国的攻势，企图使中国步苏东的后尘。一时间乌烟瘴气，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处于如此的历史急变的关头，邓小平处变不惊，审时度势，适时地提出了一系列应变的原则与策略，使得中国在国际政治较量的惊涛骇浪中，依然一往直前，航向不偏。
更为可贵的是，面对复杂的局势，邓小平提出了新的形势下我国的应变策略方针：“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24字方针，包含了极为深邃的战略洞察力和深远的战略意图。其核心意义在于，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暂时的曲折，中国应该处变不惊，审时度势，待时而动。作为一个处在国际政治斗争风口浪尖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国力仍需更大发展、国内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应争于显示国力，对于国际政治纷争不应反应过头，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综合国力搞上去。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亦不应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无所作为，这样就没有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气慨和魄力，就显不出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存在和份量，所以中国还是应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有所作为。总之，中国的国际战略就是要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为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告诫我们，“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第3卷第321页）；要切记“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第3卷第320页）；认为“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大有影响”（第3卷第320页）；强调“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第3卷第356页）在国家间关系上，邓小平指出：“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别人的事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第3卷第320-321页）中国不要扛大旗，不当第三世界的头，指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的力量也不够。”本着24字方针，中国外交在国际局势面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关键时刻能够不仅没有迷失航向，反而乘风破浪，驶入了一片新天地。
结论
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关键要看它经不经得起实践的考验。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大为改善，国际战略空间大为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国际地也此得以空前提高。事实证明，这一理论顺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变化了的国际形势，适合中国国情，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战略理论。可以说，邓小平国际战略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战略对于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外交斗争和国际战略活动仍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真研究、深刻领会、继续执行这一战略，并在实践中加以不断的发扬光大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需要，是我们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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