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评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中共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学者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研究，早在1979年，即三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年即已开始，80年代至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下面从三个方面综述日本学者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说。
一、关于三中全会背景的评说
日本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
（一）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谈改革的必要性。
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1991年3月）一书中谈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她说：“1978年末，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形成。自80年代起，以‘四个现代化’为国家大计，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什么改革是必要的呢？那无非是因为政权所担负的任务和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使他们不得不选择了改革。也就是说，从依靠革命这一课题来确保共产党政权的正统性变为不得不依靠经济发展来确保共产党政权的正确性。进而，国际环境出现东西对立的缓和，又随政治经济的多极化而变化。作为中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一种既设想战争，又假想主要敌人的状况，中国既然把经济建设作为最大的课题，其自身就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在《巨大国家中国的前途》（1996年6月）一书中指出：“邓小平的政策转换的直接契机是亚洲四小龙，特别是台湾和香港的高速增长。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同中国大陆相比，虽然地方都很小，但经济发展很快”，“这给邓小平的政策转换带来了决定影响”。
（二）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分析三中全会召开的迫切性。
久留米大学教授小竹一彰，在《20世纪的中国》（1994年3月）一书中写道：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的第一版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其执笔者破例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并被次日的《人民日报》等转载，由此显示了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其最重要的论点是：任何思想和理论都无一例外地、永远不断地需要实践的检验，思想和理论本身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如果证明思想和理论是错误的，并与实际情况不符，那就应该修正思想和理论方面，那里不可能存在任何禁区。就是说，表明了应当依据实践的结果来判断思想和理论的正确与否这种立场。从此，开辟通往邓小平时代之路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辩论开始了。
这种似乎是单纯的哲学辩论的主张，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主要典据的。这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限高度的毛泽东绝对化的一种挑战。进而把50年代末以来长达20年间曾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的毛泽东思想本身用实践的结果对照、检验。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辩论中，存在着浓厚的政治背景。
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然而，被他指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拒绝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这实际上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最重要目标造成了困难。
批评“两个凡是”的人们，从70年代中期开始就认为与阶级斗争相比，应该让经济现代化优先。由于毛泽东晚年强调阶级斗争，引起了无尽无休的对抗与分裂，结果造成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严重混乱，人们厌倦斗争的心理越来越强，并且使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根据这种认识，使他们与依然重视阶级斗争的“凡是派”针锋相对。
（三）从两年徘徊时期的混乱与矛盾论述改革的必然性。
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田中祥之，在《现代中国的改革》（1995年4月）中写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这两个时期的主要不同在于是在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批判“四人帮”，修改以前的政策（“三中全会”以前），还是突破那个框架，寻找新的前进方向（“三中全会”以后）。
“三中全会”以前，华国锋政权逮捕“四人帮”的追随者，或使其下台。与此同时，又让在“文化大革命”中下台的老干部复出（也包括邓小平的再复出）。一方面，极力否定“四人帮”同毛泽东的联系，说毛泽东也反对“四人帮”。又修毛泽东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号召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段期间，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像号召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等重要的政策修改工作也进行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也是正确的；而且把毛泽东的“动员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话当作口号，把打倒“四人帮”的力量作为弹跳力，争取实现跃进式的经济发展（在1978年3月的五届人大上确定的十年计划）。
上述这些做法，显然充满了混乱与矛盾。再如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做的政治报告里的《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一节也充满这种矛盾。在这种混乱的路线指导下，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们得不到真正保证，更想不到要防止这种动乱的再次爆发等。而且，由于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框架内争取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群众的负担丝毫没有减轻，由此导致国民经济的不均衡，是很自然的。至此，再次“转换”已是不可避免。
二、关于三中全会内容的评说
日本学者在评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时，着重分析了这次会议的特点、基调及其实现的重要转变。
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父亲的中国与我的中国》（1990年11月）一书中，分析了三中全会的特点。他写道：“三中全会的特点，是结束过去大规模进行的揭批‘四人帮’的全国运动，决定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此出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提法。而且废除了过去党关于天安门事件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决定），并让几位领导人恢复了工作。”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近藤邦康与和田春树，在他们合编的《改革与改革开放——中苏比较分析》（1993年11月）一书中，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他们指出：“华国锋把邓小平的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主张提交到1978年11月至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并获得通过。陈云等人主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干部的冤假错案平反和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政治局同意这个建议。陈云还把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批评为‘洋跃进’。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受到批判。在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他提出要解放思想，加强民主，慎重审议对‘文革’的评价，研究经济管理与经济政策。这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调，开始转向改革开放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决定，久留米大学教授小竹一彰在《20世纪的中国》一书中，从基本路线的转变、经济政策的转变和人事政策的转变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基本路线的转变。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认为应该采取重视实践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虽然认为毛泽东有缺点和错误，但功不可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虽然是好的，但实践过程中出现了缺点、错误，应该逐步加以总结。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因而，实际上已经坦率地指出了像“文革”那样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毫无成果，但对“文革”的目的尚未进行批判。
（二）经济政策的转变。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手纠正混乱现象，以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采取各种措施谋求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农业方面停止了毛泽东强调的学大寨运动，从整体上指明了否定毛泽东特有的依靠群众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向。
（三）人事政策的转变。恢复因“文革”乃至在那以前因与毛泽东对立而下台的领导人的名誉。例如，重新评价了邓小平在1975年的工作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彭真、陆定一等人恢复名誉是在三中全会或在那之后进行的。当然，对“文革”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冤案一时还没有平反和恢复名誉。
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实质上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基本路线、经济政策和人事政策。
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生的重要转变，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国分良成在《中国政治与民主化》（1992年4月）一书中概括出这样几点：1.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作为工作中心的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要实现现代化；3.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同时，在“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的口号下，给过去意识形态上的教条主义路线打上了终止符，开始执行现实路线。
对于促进转变的因素，中央大学教授田中祥之在《现代中国的改革》（1995年4月）一书中分析到以下几点：第一，在毛泽东政治下，无论是“大跃进”时期，还是“文革”时期，经济都落得悲惨的结局。结果，国民大众的生活陷入了危机，这是个不能否认的现实。第二，总结并吸取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放弃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过渡的中央集权式的经济管理方式，即按照经济规律，有计划地稳步发展经济，国民生活也步步提高。第三，在这个时代有基本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中国对于学习资本主义各国高科技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运用本身，不能向资本主义请教，只能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总之，寻求生活提高的国民大众的力量，总结前进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及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身等，是促进三中全会转变的因素。
三、关于三中全会意义的评说
日本学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和意义，普遍给予了高度评价。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在中国研究所1984年度研究大会历史分科会上的报告中说，“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的伟大转折点”。后来，他在1986年5月出版的《中国研究季利》上发表文章指出，“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和1978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因为这两次会议在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了牵引力作用。”文章认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作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转折点，不仅在于工作重点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继续革命方针转为实现现代化，而且在于向现代化建设迈进的思想转变，即号召人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机，纠正了‘文革’时期造成的思想混乱，完成了在新的条件下使毛泽东思想继续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艰巨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将会越来越发挥其威力。”文章最后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可以期待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在1997年2月21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作用与新中国成立相比拟。他说：“1978年末的转变，可以评价为获得了能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相匹配的新的社会凝聚力。”
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森山昭郎，在《20世纪的中国》（1994年3月）一书中称赞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转折点”。书中写道：“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正式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但如果从基本路线与政策的角度看，1978年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走向改革开放的划时代的转折点。在宣告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同时，力求提高人们生产热情的尝试开始了，而且提出了与放弃集体化有关的改革。”
日本学者在评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很自然地把它与邓小平的伟大功绩联系在一起，这种评说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
村田忠禧教授在《中国研究季刊》1986年5月号中，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绩后说：“我认为，这个功绩主要应该归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历史的航船是由邓小平掌舵的。”
庆应大学法学部教授国分良成，在《中国政治与民主化》（1992年4月）一书中写道：“1978年的三中全会，确实揭开了‘邓小平时代’的序幕。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确带有‘现代化路线’和‘改革开放’等特征。这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邓小平这样一位领导人的出现带来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他这样的人才。”
日本学者半泽贯在《邓小平的中国》（1984年10月）一书中写道：“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三中全会，大概可以说那是以邓小平为旗手的新当权派胜利的庆典。”他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三中全会的意义：第一，三中全会在政治方面的意义。通过三中全会，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当时，天安门事件被认为是“与匈牙利事件相类似的反革命事件”，但在三中全会上把它定性为“是群众的彻底革命行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这种逆转式的评价，必然迫使“文革”派作自我批评。这种现实表明，“文革”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屈服于邓小平领导的新当权派。第二，三中全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在三中全会公报中，以对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的绝对性、无谬性完全否定的形式作了如下表述，即“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而抛弃的毛泽东，其神化被全面否定。至此，在新当权派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终于以否定对毛泽东的神化及其思想的绝对性和无谬性这种形式迈出了非毛化路线的第一步。第三，三中全会在组织方面的意义。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台或被清除的所有老干部，在三中全会及其以后都恢复了名誉或复出。
日本学者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时，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运用了对比方法，他们将三中全会的前后作了对比，即将毛泽东时代的政策路线与邓小平时代的政策路线作了对比，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邓小平体制的起点”，是“实行改革开放的起点”。
现代日中问题研究所理事木场康治在《邓小平的大长征》（1995年4月）一书中说，“在邓小平1978年以后掌握政权以来的基本政策中，增强中国经济的生产力这一命题光彩夺目。它显示出与盲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路线有很大不同。”
西村成雄在1997年2月21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见解说，“回顾20世纪的中国社会时，可以认为毛泽东是统一了20世纪前半期混乱的中国，在世界上建立了政治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物；而邓小平则可以评价为是在20世纪最后的25年中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家。”
关西大学教授小林弘二，在《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开发战略》（1990年）一书中，将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与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作了对比，说“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邓小平体制的起点”。又说，“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也常下达应重视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的指示，但是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往往被轻视”。“邓小平早就认为只靠种植业，农民无望改善生活水平，应该从多种经营中找出路。进入80年代后，在条件优越的先进地区的农村，可以看到过去被遏制的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的情景”。
庆应大学教授小岛朋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选择》（1991年11月）一书中说，“三中全会是为实现现代化而实行改革开放的起点”，它“否定了以前的只重视阶级斗争的毛泽东的路线，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决定被说成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并被称为三中全会路线”。
拓殖大学教授伊达宗义，在《中国共产党简史》（连载于1984～1989年的《海外事情》杂志）上说，“三中全会路线成为‘邓小平路线’的代名词”。
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不能割断，如果没有建国后至三中全会之前这29年的经验，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正确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总结吸取了前29年的经验教训制定的。日本共立女子大学教授天儿慧在这一点上与我们有共识。他在《中国改革第一线》（1988年9月）一书中论及邓小平的发展战略时说：“如果说建国以来毛泽东的‘失败’之一是无视自然的因素，采取划一主义式的、‘暴动’主义式的发动群众方式，那么邓小平正是吸取了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的经验。因此，现代化的战略方针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政策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日本学者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性的转折”时，多是从破除长期以来“左”倾僵化思想，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这是比较客观的评说。然而也有少数学者虽然也承认三中全会是发生了转变，但认为这种转变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实质是“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转变是向“非毛泽东化”的转变。这些看法是不够客观的。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说，“这次全会已经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意义的第一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坚持的基本路线被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而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认为中国自三中全会之后走向“非毛化”的看法也是不全面的。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三中全会后，我们不是走向“非毛化”，而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标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论文;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文革论文; 邓小平论文; 毛泽东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