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文明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阶段及其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古典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4-0089-09
西方古典知识也就是人们所习称的古典学。所谓古典学(Classics)是关于古希腊—— 罗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乃至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舞蹈、陶器等方面 的知识和学问。(注：(英)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古典学》，董乐山译，辽 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页。“古典学”这一辞条在国内常见的 权威辞书中都没有收录，如《辞海》、《世界历史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也 就是说，不论是学术取向或一般意义，它都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古典”一词， 在不同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含义。本文所指西方古典文明是广义上的有关古希腊——罗马 文明的一切知识和学问。
一
据考古发掘，在我国辽宁省西部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陶制妇女 裸体小塑像，其造型与西方称作“早期维纳斯”类型的塑像颇有相似之处；(注：《人 民日报》1986年7月25日第3版。)从中国和西方青铜器时代遗存下来的器物，如兽角刀 把头双刃剑、环型刀把头双刃剑等，也似乎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的痕迹；在辽 宁省沙锅屯及河南省仰韶村发现的彩色土器同土耳其的亚那(Anan)及北希腊的加利西亚 (Galicia)等地发现的彩色土器非常相似；(注：张文奎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论》(第3版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5页。)在希罗多德笔下所记载的欧亚草原民族 ，人们可以见到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实际上已经走通。(注：黄时鉴主编 《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页；黄时鉴：《希罗 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载《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 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这些都提示我们：古代中国与西方诸文 明的发展虽各具特色，但从来就不是绝对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的。
晋代在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墓中发现的《穆天子传》一书，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以前 的著作。该书过去常常被人视为神话故事，但是，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它是中西交通史上 的一首朦胧诗。讲述的是周穆王(约公元前1001—前947年)向西巡狩，远到西王母居住 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湖，无数大鸟在湖滨卸脱羽毛。这似乎与希罗多德引用斯基泰人 传说中的空中羽毛纷飞之地相吻合。西王母代表西方极远的地方，和觚竹、北户、日下 并为四荒(《尔雅·释名》)。西王母是塞人部落，“西”字兼有音义，译出了“斯基泰 ”(Scythia)民族的首音。西王母很可能就是中亚地区某个伊朗部落的名称，或者是某 个部落的女首领。甚至还有人猜想她就是希罗多德《历史》中提到的马萨革太部落女王 托米丽斯。(注：李铁匠：《长河落日——巴比伦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176页。)春秋时代，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的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 漠北，即日后与秦汉为敌的匈奴。秦始皇又却退匈奴700余里，追其西迁。汉武帝又加 以打击，匈奴进一步渗入欧洲。匈奴从东方跑向西方，自然会把秦的威名到处传播，使 西方的人认为秦就是中国的国号，甚至汉取代秦之后一段时间，西方人还是把汉人称为 秦人。朱杰勤认为“支那”一名就是这样来的。(注：朱杰勤：《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 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至于我国对古希腊的最早认识章炳麟是这 样说的：
汉时与大秦通，其后称欧洲诸国为大秦，前不知有希腊，后不知有日尔曼也。
始知希腊在西晋译《那先比丘经》时，彼经云：那先问弥兰王，王本生何国?王言：“ 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此所谓阿荔散者，即亚历山德府。自马其顿破波斯，别 谴诸将分守印度，此弥兰王者即其后裔。然汉、梵皆称之为大秦，亦以种类近故。
……
若欧人知汉土，当自汉桓帝时大秦王安敦遣使入贡始，前此柏拉图书有愿学于马耆之 语，马耆者，译为东方圣者，盖尤印度六师之流，非汉土儒先也。(注：章炳麟：《太 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
西汉以来，大秦(罗马帝国)和中国官方的、民间的、直接的、间接的交往日渐见于西 方、中国的典籍。公元1世纪，一位居住在埃及红海边贝勒尼斯(Berenice)城的商人， 在他撰写的《厄立特里亚海的航行》一书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国，指出到了秦国(This， 即中国)，大洋就止于此。还记载秦的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Thinae，也许他指 的就是长安)，秦尼的丝所织成的绸缎则经陆路过大夏而达印度。(注：何芳川：《源远 流长、前途似锦的中非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 社，1987年，第805页；(法)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新疆人 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6页；(法)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蔡宗 夏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66页。)有趣的是，那时的西方竟把中国说 成是一个南北相接的两个国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说，亚洲最东边有两个国家，一 名塞勒斯(Seres)，一名秦尼(Sina)。两国相邻，塞勒斯在北，秦尼在南。古代波斯、 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支那”(Chin Sin Sinae)，据史地学者考证，“支那”就是“ 秦”的对音。一般认为，欧洲文献中最早提到中国，是在耶稣纪元之前不久，在公元前 1世纪横越帕米尔高原的丝绸贸易开通之后。(注：(英)赫德逊：《欧洲与中国》，王遵 仲、李申、张毅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公元前4世纪的克泰夏斯(C tesias)有关于塞里斯人(Seres)的消息：“据传闻，塞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 至可以发现一些身高达十三肘尺(约6.5米)的人。他们可以寿逾二百岁。”但法国著名 的东方学家戈岱司认为“这一段文字的真实性令人生疑。”见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 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第1页。)秦论是到达中 国且留下姓名的第一位大秦商人。吴黄武五年(226年)，任交趾太守凡40年(公元187-22 6年)的苍梧人士燮因病去世，其子士徽自立为交趾太守，为此，吴派将军吕岱率兵讨伐 士徽，事定之后以吴邈为太守。就在此时，大秦商人秦论来到了交趾。太守吴邈立即遣 送秦论往武昌，受到吴大帝孙权的礼遇。孙权向秦论问大秦的“方土风俗”，秦论“具 以事对”。秦论对山越“黝歙短人”感到稀罕，孙权便派会嵇人刘咸送给他山越男女10 人。由于刘咸在道病逝，秦论未能得到这份“礼物”而径自回国了。(注：《南史·夷 貊传》卷28，《梁史·诸夷传》卷54。)
明清以降，随着众多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古典文明在客观上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 《名理探》的译介到《几何原本》的最终译成，无不使国人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源远流长 。古典文明也随之对中国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科学等产生了重大影响。早 在汉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从印度传来的希腊化的犍陀逻艺术(注：关于“犍陀罗 艺术”是否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原因之一是这个问题的回答要看 有争议而模糊的年代而定。如果“犍陀罗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世纪，那么它对印度 雕塑的影响是难以否认的。但如果它是公元1或2世纪贵霜宫廷的一处现象，它就只能算 作已经确定的风格的一种第二等混合物。原因之二是由于学者们的民族自豪感而得出的 不同结论。参阅W.H.McNeill,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 1962,p.330.类似的现象 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近代西方殖民者认为中国的文化起源于西方，在当时遭到了民族主 义者的强烈反驳，虽则这时还没有事实上的依据；现在这种观点已为人们所唾弃。)对 我国的雕塑与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法)费切尔(A.Foucher)：《犍陀罗的希腊佛 教艺术》(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ranhāra)第2卷，巴黎1918—1922年，第597 -673页。此人最早提出了犍陀罗艺术起源于希腊。主张这一说法的还有英国的马沙尔爵 士(Sir J.H.Marshall)，见其所著《犍陀罗的佛教艺术》(The Buddhise Art of Grand hāra)。)——新疆的早期佛教壁画就是犍陀逻艺术的移植——天山南路发现的古代西 域画大都是附属于建筑物中的木版画、壁画和藻井(天花板)图画，单独成幅的有纸本、 绢本、麻本和棉本图画。在前一类中的木版画和壁画，运用最多的是水粉画，多属于希 腊罗马风格，和藻井图画、单幅绘画主要属于波斯、印度和中亚系统有显著的不同。( 注：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羌以东米兰 遗址出土的壁画，是4世纪以前汉晋时代鄯善佛寺的遗物。其中有一套太子须大拏 本生故事画，有一个画面是须大拏将大白象施舍给人。在白象的胳窝上有一小段 关于画家的佉卢文题记：“蒂特作画，值3千包马卡(Bammakas)。”蒂特(Tita)一字就 是罗马文字中经常使用的Titus一字，意为“仿罗马皇帝提图斯式的画像”。(注：(法) 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8页。 )下面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古典文明在中国社会传播的广泛性：“1595年前后，利玛 窦在南京一家古玩店里看见‘一个非常精致的铜制小铃铛，上面刻着十字架和希腊文字 ，顶端有一座小小的教堂，教堂正面还有一个十字架，铃铛里边也刻了几个希腊文字’ 。古玩商说它是从河南弄来的，他们没有谈好售价，等利玛窦再去买时，已经售出了。 ”(注：(法)裴化行：《利玛窦评传》，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77页。)
在近代，古典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更大了。如，康有为仿照欧几里德《几何原本 》的形式写了《实理公法全书》。该书每一章都按照“实理”、“公法”、“比例”三 段式来架构，并加按语。这样一种三段式结构，生硬模仿几何学乍看似乎显得荒唐，但 却从中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吸收西方古典文明和尽力摆脱儒学桎梏的可贵努力 。诸如此类的现象很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本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问题长期以 来由于种种原因却为人们所忽视。
本文拟就西方古典文明在中国传播的大致情况作一约略考察、大致分期，并分析每一 时期的特点。
二
(一)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明清之际 据史料记载，巴克特里亚王朝实行一种郡县制度， 这种制度与汉朝的制度完全相同。杨宪益认为此等政治措施是向中国汉朝学来的。又攸 提德谟斯东征后，始封其子为王，这是古代西方从来没有的。攸提德谟斯为西方第一个 实行分土封建的国王。以后，安息国王也实行此种制度。又据杨宪益的研究，汉代孝的 观念，在皇帝谥号之前加孝字的做法，也在那时传到了西亚各国以至于埃及。这说明， 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同西方已经有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相互间的影响。(注：王 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79页。)
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是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还很朦胧，看法也不够客观，搀杂许多传说 ，这是因为那时的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西方的信息主要通过中亚大夏、安息、大食等古国 辗转而来。(注：公元前334-前323年间的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地跨欧亚 非的大帝国，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去世，这个帝国就被他的步将瓜分了，形成了一系列 的希腊化王国。这些国家除了拖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中国典籍称之为“条支”)，马 其顿王朝外，还有众多的小王国，其中位于中亚的主要有帕提亚(中国典籍称之为“安 息”)、巴克特里亚(中国典籍称之为“大夏”)等，这些位于中亚的希腊化王国及塞琉 古王朝就成为古代世界沟通东西方文明的重要桥梁。随后不久，阿拉伯文化又在这一带 兴起，继希腊化王国后，继续传播东西方文化。)当时西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羊“ 羔生土中，国人筑墙围之，脐与地连，割之则死；但走马击鼓以骇之，惊鸣脐绝，便逐 水草”的游牧部落。(注：(唐)段公路：《北户录》。其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很荒 唐可笑：中国人在西方人的脑海里是用小米喂一种形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肚子涨 裂，就从肚子里取出丝来的蚕桑民族。见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Ⅵ·XXⅥ·6-9。)再 如，波斯人和印度人相信，水老虎是世界的征服者——伟大的亚历山大变来的。波斯人 的许多述异著作，就称亚历山大为“双角的亚历山大大帝”。而印度的巫师则相信，亚 历山大的前生，是一只熟悉亚洲热带丛林生活的老虎，所以，他闻名世界的远征，注定 了要到达那里。在印度某边远地区的圣林中有两棵神树可以预言未来，其中一棵说的是 印度语言(也许是汉语、广东话)，另一棵就把前一棵的话译成希腊语给站在两棵树之间 的亚历山大听。(注：Hartmut Kugler,The perception of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middle ages in Europe，见East-West Dialogue,February 1997,P.38-40.)而这些传 说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中国。(注：公元4世纪出现的风靡一时的伪托卡利斯提尼(Cal listhenes)写的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部传记中说道(据说该传记被上百次反复转抄)， 亚历山大大帝曾到过中国，其证据是一根刻有铭文的廊柱中提到了他的名字。这虽是无 稽之谈，但却从中反映了亚历山大的影响。这些故事有可能是通过那些富有学问、文学 修养又极高的粟特人改写或翻译过的，且可能伴随其他消息传到了中国。而舞蹈家、说 唱家和音乐家们可能把这类故事介绍给了中国大众。参(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 第137页。)不过到了宋代，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就比较清晰了。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的 “遏根陀国”说道：“相传古人异人徂葛尼，于濒海建大塔，下凿地为两层，砖结甚密 ，一窖粮食，一储器械，塔高二百丈，可通四马齐区驱而上，至三分之二，塔心开大井 ，结渠透大江以防他国兵侵，则举国据塔以拒敌，上下可容二万人，内居守而外出战。 其顶上有镜极大，他国或有兵船侵犯，镜先照见，即预备守御之计。近年为外国人投塔 下。执役扫洒数年，人不疑之，忽一日得便，盗镜抛沉海中而去。”(注：(宋)赵汝适 ：《诸蕃志》，杨博文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第123页。)这里的“徂葛尼”便是亚 历山大的阿拉伯文音译，(注：据夏德、柔克义云：“徂葛尼必为Dhu-lKarnein之对音 ，乃建置亚历山大港之亚历山大帝(Alexander of Macedon)之阿拉伯语名。”)“大塔 ”就是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由拖勒密王朝修建的法罗斯灯塔。赵汝适在“遏根陀国 ”中所记述的事情，大概是根据阿拉伯人所谈的材料写的，而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一 书中也曾谈到类似的事情，可见赵汝适的记载并不是虚构的。(注：(古代阿拉伯)马苏 第：《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章《亚历山 大城的历史、其创建、国王、名胜和有关这一内容的其他细节》。)
另一个特点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资料比较少、也较分散，即使同一资料也是见仁见智， 结论不同，以致争论不休。如黎轩，初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在以后的文献中又作 黎靬、黎犍。自张骞“凿空”以后，黎轩已与汉交通，汉曾遣使抵黎轩。安息曾以“ 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但是，关于黎轩的对音与地望是学界争论不息的一大公案。就对 音而言，多数学者支持Alexandria说；(注：罗念生认为：“那些黎靬人原是从一个亚 历山大城(Alexandria)移来的，虽说不定是哪一个亚历山大城，但总是一个希腊系的城 子。”见罗著《希腊漫话·古希腊与中国》，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年。)不过自亚历 山大东征后以亚历山大为名的城市据普鲁塔克说有70多座，(注：关于这一数字是有争 论的。现代学者认为亚历山大所建城市只有17座或34座，大部分(75座)都是塞琉古王朝 所建；汤因此认为亚历山大极其继承者共建329座城市。参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2页。)中国典籍上出现的黎轩，有的很难确定在埃 及地中海沿岸一带，因而在个别情况下需探求另外的地理位置。若以黎轩比定为埃及的 亚历山大里亚，还需对诸文献的相应用词的实际所指有具体的了解。鉴于公元前321— 公元前30年之间，埃及处于希腊化的拖勒密诸王统治之下，因而《史记·大宛列传》的 黎轩和《汉书·西域传》的黎靬，实际上是埃及拖勒密王朝。公元前30年，拖勒密王 朝并入罗马成为一个行省。自东汉起，汉文典以“大秦”指称罗马帝国，因而又有“大 秦国一名黎犍”(《后汉书·西域传》)或“大秦国一号黎”(《魏略·西戎传》)的说法 。这样黎轩的实际含义便与大秦相同，其内涵显然是扩大了。故文献中所记载的黎轩既 揭示了中国与埃及的早期交往，又构成了中国与罗马关系的组成部分。(注：王时鉴主 编《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5-46页。)
西方古典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还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发生在唐末五代时。记载于巴 格达文具商阿布尔——拉法兹·伊本·阿布·雅卡布·奈迪木(Abū'l Fraj ibū Abū Ya'qūb al-Nadīm)于公元788年写成的《科学书目》(Fihristal-‘udūm)中。这本书 记载了公元9世纪末阿拉伯一著名医生和炼丹术士穆罕默德·伊本·查卡利亚·拉齐(mn hammadibn Zakarīyōal-Rōzi，850-925)所说的一个故事。拉齐说：有个中国人在阿 拉伯著名医生拉齐的家中住了一年，学习了5个月的阿拉伯语，就能讲话流利，书写熟 练，走的时候，还用速记法，记下了拉齐和他的学生朗诵的格林(按：格林即古希腊名 医盖伦)医学著作。(注：郭应德：《阿拉伯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197 页。)据此，那么在10世纪初，古希腊名医盖伦的著作至少已有一种中文译本。可惜在 现存的我国的史料中，找不到有关此事的记载，而且10世纪流传下来的中医著作中，也 未发现受到希腊医学影响的痕迹。
(二)从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 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耶酥会士的传教活动使得中国的 大批民众也知道了众多的古希腊、罗马的知识，以及传教士们和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翻 译活动介绍了众多的西方古代知识。这主要是由于康熙年间的开明政策有利于西学东渐 、洋为中用。关于前者，一个例子是，1644年满族人建立了新王朝后，那些在中国的传 教士们有的留在北京为大清皇帝们效力。如汤若望很快就赢得了顺治的宠信，顺治也把 太师的位置委托于他去教未来的皇帝乾隆；有的传教士则随被清军追击的明朝家族撤到 了广东和广西等南方省份。有个名叫庞天寿的太监继续忠实地为明朝朝廷效力，并且在 该王朝的仓皇逃窜中，处处都追随之。他以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为榜样，并且在领洗后 取圣名为“亚基楼”(法语Achille的音译，相当于英语的Achilles)。(注：(法)沙百里 ：《中国基督徒史》，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7-128 页。)另一个例子是，有一位名叫塞贤哲的绅士，曾在耶稣会传教团捐赠的工艺品中发 现了一个阿基米德抽水螺管，便依样做了一只(或许是请工匠做的)。(注：(澳大利亚) 梅逊：《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庄锡昌、俞旭译，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 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讨论会(1986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518页。)清初纳兰性德在《通志堂集》中说：“中国用桔槔，大费人力。西人有龙 骨车妙绝。其制，用一木柱。经六七寸，分八分，桔槔如螺施者，围于柱外，斜置水中 而转之，水被诱则上行而登田，又以风车转之，则数百亩田之水，一人足以致之，大有 益于农事。苟得百金鸩工庀材，必相仿效，通行天下，为利无穷。”不过，中国历史上 早有龙骨车，从上述“桔槔如螺施者”一语，可看出纳兰性德所谓“西人龙骨车”就是 古希腊阿基米德发明的一种螺旋式水车。(注：郭永芳：《王征与所译<远西奇器图说> 》，载《科技史文集》(第12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明清两代，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多，大批有关欧洲文化的著作在中国出现。传教士们 自己不但著书立说，而且也和中国的士大夫们合作译书，把欧洲的各种知识介绍给中国 人。这些著作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宗教神学(包含大量哲学)和文学，后者之中包含 了大量的古典方面的知识。
科学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翻译，这是近代中国翻译西方数学典 籍的源头，从此在真正意义上打开了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此书在元代已通过阿拉伯文 译本传入中国，欧几里德被译为“兀忽列的”，书的全称是《兀忽列的的四擘算法段数 》，凡15部，元世祖忽必烈见过此书。(注：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岳麓书社，1 987年，第579-580页。)明万历年间(1573—1619)，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居广东韶州时 ，瞿太素专程赶去，向他学习西方天文、数学等科学知识。利氏对他讲了欧几里德几何 学。瞿太素便将利氏所述译成中文，并将译本给其各地的朋友观看。此译本以后又为利 玛窦在南京讲授几何学时用作教材。可以说瞿氏应是明季参与译述《几何原本》的第一 位中国人。但是他们二人只译了原书的一小部分，刊印与否也未详。(注：Henri Berna rd,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 to China,Henri Vetch Peiping,1935, P.44.)利玛窦开始完整地翻译《几何原本》，是在1601年第二次进入北京并获定居权之 后，应徐光启的要求并共同进行的，所据的底本是德国人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 vius,1537-1612)校订增补的拉丁文本Euclidis Elementorum Libri XV。1607年(明万 历三十六年丁未)首次刊印，但徐、利二人只译了前6卷，(注：整整250年后，到1857年 ，后9卷才有英人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共同译出(统称“清译本”)。解放后又出版了兰纪 正、朱恩宽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陕西科技出版社，1990年，同一译本繁体字本 由台湾九章出版社1992年出版；莫德勒图蒙文译本《欧几里德著<几何原本>》(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1987年)。)定名为《几何原本》，几何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注：关于 “几何”一词的由来，目前至少有4种说法：一是拉丁文geometria字头geo的音译，此 说颇为流行，源于英人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5-1905)的猜想，记在日人中村正直(1832-1891)为某书所写的序中。那时离《原本》的最初翻译已有二百多年，虽属猜想，倒不见得全无道理；二是《原本》实际包含了当时的全部数学，故“几何”是Mathmatica(数学)的意译；三是magnitudo(大小)的意译；四是geometria的音、意兼译，因汉语“几何”一词本身有大小、多少的含义，而音又和geo相近。参梁宗巨：《世界数学通史》(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1-302页。)康熙皇帝学习西学时，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也曾翻译满、汉文本的《几何定理》，以作教材。(注：(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第437页。)
哲学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名理探》的翻译，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关于希腊哲 学译著，也是西方逻辑学输入我国的第一本译著。《名理探》原为17世纪初葡萄牙高因 盘利大学耶稣会士的逻辑讲义。书的原名是《亚里斯多德辩证法概论》，1611年在德国 印行，成书后曾在欧洲风靡一时。1620年罗马教会鉴于传教的需要，向我国输进了7000 多部书籍，《名理探》因而流入我土。1627-1629年间，李之藻和傅汎际合译了 《名理探》25卷中的前10卷，1631年在杭州刊印。该书较详尽地阐释了亚里斯多德关于 范畴和种类定义的逻辑学说，对当时我国的学术界都是新鲜的，有很大的刺激性和启蒙 性，特别是其逻辑术语的达辞，长期以来一直产生着影响，有的至今还在沿用。此书同 在其之前玄奘翻译的《因明》和在其之后严复翻译的《名学》，成为中国逻辑发展史上 的三大界碑。对于不擅长逻辑思辩的我国来说意义极大。
在文学方面，《伊索寓言》是显著的代表，也是中国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洋文学作品， 同时也是在中国流传最广和影响最深的外国文学作品。《伊索寓言》传入中国的时间， 据可靠的史料记载是利玛窦和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他们分别在其著作《畴人十篇》 (1608年，徐光启笔录)和《七克》(1614年)中引用寓言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使国人开始 知道有《伊索寓言》；天启五年(1625年)，中国才有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伊索寓言》 ，那就是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口译、张赓笔述的《况义》，这是我国第一个《伊索寓言 》选本(收寓言22则)，很值得注意；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广州出版了近代第一个比较 完备的本子《意拾蒙引》，收寓言81则。以后又有许多版本出现，成为近代中国译本数 量仅次于《圣经》的外国作品。(注：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伊索寓言》的 不同版本不下30种之多。)
(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与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而言， 翻译、介绍西方古典文化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前一个时期译介西方古典文化的主 体是耶稣会传教士的话，那么这一时期译介西方古典文化的主体则是中国知识分子，这 就自然造成了接受上的变化；由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拿来。这一特点近代后期(甲午中 日战争以后)更加显著。发生这种变化的主因是自近代以来开始创设外国语学校和派遣 留学生这两大举措。
这一时期译介的西方古典知识作品于文学、科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等方面都有不少 成就。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有艾约瑟的《希腊为西国文学之首》；单士厘的《癸卯旅行 记》(写成于1903年)和《归潜记》(写成于1910年)；巴德文的《希腊神话》(商务印书 馆译述)。哲学方面主要有王国维的《三哲人传》，介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艾约瑟的《亚里士多德》；梁启超的《论希腊古代学术》；久保随的《苏格拉底》 (张相译)。历史方面主要有艾约瑟的《希腊志略》、《罗马志略》；赵必振的《希腊史 》、《罗马史》；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在政治方面主要有梁启超 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及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译者在按语中评述了大量的古希 腊学者)。由于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时刻，使得人们对一些国家盛衰兴亡的历史作 综合考察，从比较的研究总结出“尊新必盛，守旧必亡”的规律，如唐才常的《论最古 各国政学兴衰之理》，(注：《湘学报》，“史学第二”，1897/5/2-5/22，第2-4册。 后收入《觉颠冥斋内言》，改为《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希腊 、罗马、埃及、印度、波斯等文明古国的历史经验，说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学术“善变 ”不善变，能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对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或衰微没落，有着直 接的关系。
(四)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五四运动在客观上引进了 大量的古典知识。周作人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喜欢希腊文学，1907年由商务印 书馆出版的《红星佚史》(注：英国哈葛德(H.R.Haggard)和安德路朗(Andrew Lang)合 著。书的原名为《世界欲》(The World's Desire)，因小说中的人物海伦有滴血的星石 ，译者便改名为《红星佚史》。)就是一部关于希腊神话的小说；1915年他曾在小说月 报社出版过一本《异域文坛》，就是评介希腊文学的，其中收集了他以前写的《希腊之 小说》、《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等，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还是很新鲜的 。1918年10月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的《欧洲文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很大一 部分是他过去写的希腊、罗马文学史，这在当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就是在今天，也 还没有能出其右者，(注：想到这些，总是让人感到伤心。中国人对古希腊罗马的了解 可谓不短时间了，然而到了20世纪末的今天回头一看，我们还没有一本自己写的象样的 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不管是文学、艺术、诗歌、文化方面的，还是政治、经济、军事 、科技方面的。哲学史可说是唯一的例外：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等人纂写 的《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可圈可点，只是到目前为止只出版了2卷(1988年、1993 年；计划要写4卷)。)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古希腊罗马文学史。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去西方专门学习古典文化的人：罗念生1929年赴美国，相继在 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雅典美国古典学院学习古希腊文学；陈康1930年到 德国师从尤利乌斯·斯滕策尔等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希腊哲学等。1940年7月获德国 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发表博士论文。陈康一生虽仅翻译过一部著作，即柏拉图的《巴门尼德斯篇》译注，然而却是独树一帜。这是一部十分难读的著作，在西方，2000多年以来对这篇对话有着各种不同的翻译和解释，但都不能令人满意，陈康对该书的译注推进了对柏拉图的研究，引起西方一些学者的重视。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称他是“钻进希腊文原著的宝库里，直接打通了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的第一人”；杨宪益1934年赴英，在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获硕士学位。1940年回国，旋即出任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自40年代起他即与夫人戴乃迭密切合作，译出大量卷帙浩繁的经典名著。同时，因他精通多种外文，又把世界各国的文学瑰宝，译介给中国读者，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古典作品方面，译有：阿里士多芬的《鸟》、荷马的《奥德修纪》、维吉尔的《牧歌》、萧伯纳的《恺撤与克丽奥帕特拉》等；严群1935年赴美，在耶鲁大学古典语言系学习希腊文、拉丁文。1947年起在浙江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希腊文、拉丁文等课程，译出了柏拉图的许多作品(近20部)，如：《柏拉图对话录：<泰阿泰德>、<智术之师>》、《柏拉图对话录三篇：<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柏拉图对话：<菲力布士>、<拉赫斯>》等。此外，还译有亚里斯多德的部分作品。
第二个特点是作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而出现的“当代新儒学”对西方古典文化 的引进与介绍，从而开辟了中西古典比较研究的先河。自从梁漱溟于1921年在《东西文 化及其哲学》中提出了三种理想的文化类型(西方、中国、印度)以后，新儒家们从各个 角度以众多的手法来阐释、发扬中国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中西古典文明进 行比较研究。其中尤以治西方哲学出身的唐君毅、方东美、牟宗三为突出。唐君毅以中 国的春秋战国比诸古希腊，以魏晋隋唐比诸西方中古，以儒家在宋明的再次崛起比诸开 始于意大利的近世文艺复兴；张君劢认为“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基础，儒家哲学 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基础。”(《新儒家思想史》33章)方东美极赞希腊文化的精神与智慧 。他认为希腊民族生命之特征可以“大安理索斯”(Dionysus)、“爱波罗”(Apollo)、 “奥林坪”(Olympus)三种精神为代表，大安理索斯象征豪情，爱波罗象征真理，奥林 坪象征理征情亏，虽属生命晚节，犹不失为蔗境，三者之中以爱波罗精神为主。(注： 《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第141页。)
第三个特点是利用古典学方面的知识来宣传抗战。运用史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我国 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就用文言改写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 (注：1903年《浙江潮》。严格地说，这还不是翻译，而只能称作编译或“半译半著” 之作。)以抒其爱国之忱。抗日战争爆发后，知识分子们更是利用一切形式来鼓舞人们 的抗日热情。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爱护人类、不畏强暴的精神一直为人们所佩服 ，他这种精神也吸引着、鼓励着生活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的人们。1932年北平人文书 局出版了杨晦据英文转译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将该剧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19 47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罗念生据英人哈利编定本翻译的《普罗米修斯》，再一次 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伟大的神话英雄。剧本原译于1939年11月之前，几经周折，终于付印 。时值卢沟桥事变之后，译者在序言中表示，“很希望有一日”能把欧里庇得斯的《特 洛亚妇女》里面的悲伤的剧景或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图呈现在读者的 跟前，并提醒读者说：“朋友，您还该记得《波斯人》，那便是译者在战前就献给您的 ‘充满了战争色彩’的剧本。”不难看出，上述文字暗示了译者翻译《普罗米修斯》的 用意。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文彝译著《罗马兴亡史》的自序道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 “洞察彼国盛衰兴亡之症结，以资吾人借镜”，吴汉章在序中又说道：“把罗马灭亡的 原因或病症和目下中国的情形来对照一下，我不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可见当时人 们的心情；1938年，罗念生以激昂的笔调连续写了三篇《死守温泉关》；拜伦的《哀希 腊》曾先后有多人的译作；中央航空学校1937年3月出版黄震遐编著的《迦太基亡国史 》；汉口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4月出版了胡经伟著的《希腊的抗战》(公元前492—前479 年)(卷首有陈独秀序和胡绍轩序)，等等。
第四个特点是汉字拉丁化运动。(注：这一运动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但其关键时期却在 1919—1949年间，为行文方便，故放在这里。)古典学对中国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 就是汉字拉丁字母拼音的方案。利玛窦为了后继来华传教士在翻译西书前学习中文之便 ，曾编著用拉丁字母对汉字注音的资料。由于该资料仅在少数西人中传阅，对国人并未 发生太大影响。
金尼阁来我国之初，在学习中文期间，已接触到上述资料。他在仿照利玛窦注音方法 的基础上编纂了一套汉字字典。估计字典至迟已在1623—1624年间完成，并且金氏本人 经常使用。以后金尼阁辗转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传教，在使用此字典过程中，为国人 韩云、吕豫石、王征所欣赏。金氏又先后得到他们的帮助、“铨订”、“订正”，于16 26年将字典补充成一本音韵学工具书《西儒耳目资》，这是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一个较 早的方案。《西儒耳目资》凡三册，中册《列音韵谱》，是用以由汉字字音查其字形的 ；下册《列边正谱》，则可由字形查得字音，并可进而通过当时我国通用的辞书《洪武 正韵》或《韵会小补》查得字义。中、下册本为西人学习中文所用，这就是金尼阁开始 所编之字典。由于国人不识拉丁字母拼音方法，是无法利用该字典的。(注：有关国人 学习希腊、罗马语的情况，马祖毅言：“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意大利修士约翰·孟 德·高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a)经印度来元朝传教，于公元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 )抵达大都。忽必烈准许他留住，并在京城建立四所教堂，当时受洗礼者达六千人，学 希腊、罗马语者达百五十人。”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有组织的学习希腊、拉丁语的记录 了。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56页；在拉丁 语方面，得到系统教育的第一个中国人可能就是来自澳门的郑玛诺，他1650年到罗马， 在罗马神学院学习，1660年毕业，后被任命为神父，教名是Emmanuel de Siqueira(163 3—1673)。(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 97年，第7页。)因韩云等人都一再要求金氏将字典付梓传行，他便在韩云等人的帮助下 ，不但修订了中、下册的内容，而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即《西儒耳目资》的上册《译引 首谱》。上册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拉丁字母的读音及其对汉字拼音的原理与方法。于是国 人利用《西儒耳目资》，不仅可学会识读拉丁字母，能利用中、下册查难认汉字之字音 字形，并可了解西方音韵学元音、韵母、声母及拼音的原理。(注：黎难秋：《中国科 学文献翻译史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4-245页。)
我国传统音韵学中，汉字的注音法仅使用不太科学的直音法、反切法，行世的音韵学 书籍也很不统一。因此，这一方法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征当时在《西儒耳目资 》中就称赞金氏的注音方案说：“不期反而自反，不期切而自切，第举二十五字才一因 重摩荡，而中国文字之源，毕尽于此。”清代音韵学家方以智曾受《西儒耳目资》的影 响，他在《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而。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 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代另一音韵大家刘献庭，在其《 广阳杂记》中曾多次提及泰西拉丁语(“腊底诺语”、“太西腊话”)与红夷字，并称此 文字书“正余所悬金而求，募贼以窃者”。
在我国近代历次汉语拉丁化运动中，《西儒耳目资》一再被影印或铅印出版，供我国 汉语拉丁化工作者参考。
(五)建国以后时期 这一时期又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文革”前的特点 主要有两个：一是受苏联的影响极大。一般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受苏联极左思想的影响， 于各个方面都表现为停滞的趋向。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受苏联的影响，虽然 中国的发展于众多方面呈现出不良的倾向，史学方面依然，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极大的， 不能以偏概全；这一时期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翻译多于创作，众多的古典作家及后世研究 这一时期的名著都被翻译过来了。主要代表有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 奔尼撤战争史》、阿庇安的《罗马史》、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等；研究著作主要 有法国罗班的《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法国杜丹的《古代世界经济生活》、苏 联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克瓦略夫的《罗马史》等。
“文革”以后古典史学的发展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的20 年是古典学研究在中国最辉煌的时期，我们在古典史学、文学、美学、艺术、哲学等各 个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中国的古典学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们在这个时期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古典学研究队伍。1979 年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在长春成立，被誉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之父”的林志纯当 选为理事长。20年来，研究会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五次 原始社会史、五次古代西亚北非史、五次古希腊罗马史和一次古代南亚东亚史全国性学 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系列刊物，起到了组织全国世界古代史工作者展开交流讨论与合 作研究的作用，并促进了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这一时期与上一时期相比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创作多于翻译。其原因大概是翻译的东 西不算研究成果，使得人们急于去创作。事实上研究外国的东西，尤其是在起始阶段翻 译的作品其价值往往大于创作。
三
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古典文明在中国的传播(从有迹可寻的线索开始到20世纪末)以及其 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一种文明的成长、发展并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它总是在与 各种外来文明的冲突中来调整、改良自身不完善的地方，从而使自己更具生命力。佛学 对儒学的影响便是明证，中华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佛、儒两种文化的混合物。古 典学虽不及佛学对中华文明所产生的影响，但忽略了这种作用却是我们认识上的一大失 误。(注：如有人认为“历史上对汉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文化主要有：北方游牧民 族文化、中亚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近现代欧洲文化。”惟独没提到西方古典文明对中 华文明的影响。参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247页。)
同类课题的研究在国外是倍受重视的。西方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研究古典文 明在中东、欧美的传播，以及这种文明是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这类课题，近年来 在国内也渐受重视，如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只是古典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还没 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虽然前人在这方面作了一定的工作，但这种状况和这一课题本 应受到的重视程度相差太远。(注：前人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张星烺所编 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就包括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往来的一些史料 ；章太炎、方豪、夏鼐等人也注意到了古典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叶灵风、戈宝权、 周作人等人写过《伊索寓言》在中国的传播一类的文章；另外莫任南《中国和欧洲的直 接交往始于何时》(刊《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吴廷缪 《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刊于四川大学《人地时》1944年第一期(创刊号) 、第二期，后收入《吴廷缪史学论集》，人民出版社，1997年)、林梅村《公元100年罗 马商团的中国之行》(刊林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 社，1995年)、黄时鉴《希罗多德笔下的欧亚草原居民与草原之路的开辟》(原载《内陆 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后收入黄著 《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等文以及译文(英)德效骞(H.H.Dubs) 《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丘进译，刊《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译文出版 社，1988年)、(法)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常书鸿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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