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和“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区域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375—5444（2001）02—0127—09
人们在讨论区域和国家的发展时，总是首先想到资金、市场、资源、企业家、信息、技术开发能力等，而没有注意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方面。为什么城市和村镇的规模有大有小？大小的分布有何规律？不同规模结构的城镇居民点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有没有差别？各类交通线及能源供应线、信息线等对区域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效果？这些在空间（区域）应该如何组织？对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和现象，人们并没有注意其内涵和效果。人们在想到区域或国家的发展时，可能想到如何使其获得最佳发展，但是，较少考虑到要使区域或国家的社会经济客体得到最佳组织。特别是，人们考虑不到最佳发展与最佳组织有没有什么联系。
本文讨论的是如何通过区域的最佳组织使其达到最佳发展，回答有没有最佳组织及由此形成的最佳空间结构。讨论的前提是区域在均质地表的情况下，也就是区域内没有自然地理要素的差异的情况下的发展。同时，进一步阐述自1984年提出“点－轴系统”理论和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T字型结构后15年来的实践效果。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密切联系的。实践证明，分析这个空间结构战略和区域发展方向实施的效果如何直接服务于我国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决策优化，具有明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发展与空间结构
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社会经济要素、自然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发展”必然表明为社会经济客体的出现。而若干个社会经济客体的出现，就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一定的空间组织。我们判断一种空间组织是不是区域发展必然出现的，是不是可以导致区域的最佳发展，标准是使区域发展中的人流、物流和能量流最为经济，生产和流通的中间过程支出最小化，城乡居民点的关联达到一体化，区域从不平衡发展到较为平衡的发展等。就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区域的最佳发展是稳定增长。
区位论学者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的学者早就论述和证明了：在均质和未开发的地域内，任何一个经济客体要存在和运行，就必须有其它客体与其发生联系；由于人们对社会交往的需要和对基础设施（道路、机械动力设备、通信、能源和水源供应、城市设施以及市场等）的共享，社会经济客体必然要在一个地域或点上集中起来。这就是集聚产生效益，关联产生效益。无论是早期原始社会村庄的形成和现代大城市的出现，这一个基本原理都是相同的[1]。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不只一个“点”或“区域”内有社会经济客体的集聚，这就产生了连接2 个或多个“点”或“区域”的线状基础设施。“点”、“区域”和连接“点”、“区域”的线状基础设施，组成了最基本的空间格局，也就形成了最简单的空间结构。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点”逐渐发展成为城市[2]。 而城市居民点是分成为等级体系的[3]。
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集聚程度及通过线状基础设施而发生的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
区域和国家的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们根据区域的自然、区位、历史、经济等因素的特点实施相应的区域发展方针的结果。实践证明，在区域或国家的开发初期，人们往往将开发活动集中到少数点上和区域内，这样较之分散开发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空间结构为什么影响发展，因为集聚产生效益，即存在“集聚经济”。但是，经济和社会活动，或者说，经济和社会客体，在一个“点”（城市、区域等）过分集聚也会导致“集聚不经济”。工业、交通、人口、动力设施等集中的规模太大，则用地、用水必然紧张，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过分复杂而代价太大（如大规模立体交通工程、长距离引水、环境治理工程等），环境和生态质量恶化，各项工程建设成本大幅度增加。如果继续再集聚下去，区域经济增长反而明显减慢。因此，客观上要求、并且这时候的经济实力也已经允许逐步调整区域发展的方向，重点发展新的地区，实现较为平衡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长期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地区间的平衡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但是，各国发展的实践都证明：平衡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地区间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和历史基础的差异，平衡发展也只是相对的；地区间稳定性的因素差异愈大，这种“平衡”的相对性即差异程度就愈大。
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水平）情况下，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具有不同的特征。也就是说，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客体的空间组织确实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型式，而且有最佳的型式。早期，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区位论，但那是针对单个要素的空间组织的。这里探讨的“空间结构”具有三维特性。社会经济的空间结构概念里的“空间”，不等于物理学中的“绝对空间”和几何学中静止的“纯空间”，而是其中分布着农业、工业、城镇居民点、道路和通讯设施、文化及商业供应设施等多种类型的客体，不断发生着诸如商品生产、原料和成品的运输、信息的传送、商品的销售等再生产过程，以及新区的开发、人口的流动（分散与集聚）、城镇扩大和新居民点的产生、新技术的扩散等现象。而其中每一种事物、客体及其相互间产生的运动现象，都会形成一种空间态势，它们在整体中的结合关系便产生一种多重空间。与其相对应的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综合性、整体性的空间系统，其中包括空间中存在着各种要素的系统。对空间系统的考察分析，强调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即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也强调它们联结变化的过程，亦即各种动态序列的瞬间反映。在不同的发展瞬间，上述各个事物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位置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事物和现象不仅有长、宽的二维含义，而且又被赋予纵向的（时间）概念。这种空间的三维性是空间结构“集聚不经济”的一个重要特性。另一方面，空间的三维性，又是指空间中有关事物、现象的位置关系。确定事物的位置，在坐标上，从空间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引出3条相互垂直的直线， 如同几何学的长、宽、高3条线。这样，着眼于空间中位置关系和区位结构， 具有三维性的“空间结构”一词无疑较之“地域结构”更恰当。
2 扩散、集聚与“点－轴系统”的形成内在机制
为了进一步回答空间结构与发展的关系，必须探讨和揭示空间结构的各种型式及其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1984年初步提出“点－轴系统”模式[4]，到1989 年《区位论及区域分析方法》一书出版，其中对“点－轴系统”形成的内部作用机制的阐述仍然是很简单的[5]。 存在对“点－轴系统”理论缺乏“内在机制分析”的问题[6]。在1990～1994 年间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和近年来在进行《中国区域发展报告》编制过程中，“点－轴系统”理论在科学基础的发展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方面得到完善。
W.克里斯塔勒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心地理论，推导了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及其形成机制。赫格尔斯特兰等理论地理学家在60～70年代就证明了：类似物体空间相互作用原理，社会经济客体（特别是工业和第三产业设施）存在空间扩散和空间集聚的两种倾向[7]。 由法国经济学家F.佩罗克斯（F.Perroux）在50年代提出来的增长极理论，看出一定范围的区域开发，往往从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所占据的点上开始的。增长极理论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这几个方面的理论是笔者提出“点－轴系统”的科学基础。在这些科学原理基础上，在以下4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几乎在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集中在“点”上的同时，“点”与“点”之间就形成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形成的“轴”。联结各种等级的城市的线状基础设施束，由于它具有促进区域这个类似扇面发展的功能，称之为“发展轴”。
“轴”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和凝聚力，同时，“轴”也是“点”上社会经济要素向外扩散的路径（方向）。这就是说，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以“点－轴”型式进行渐进式扩散。这里的“点”指各级中心城市，“轴”指由交通、通讯干线和能源、水源通道连接起来的产业聚集带。
“点－轴系统”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和所形成的空间结构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在正常发展情况下，任何一个区域或国家，其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型式必然是“点－轴系统”型式。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地理基础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点－轴”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具有不同的等级和规模。特别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空间结构的特点是不同的：“点－轴系统”形成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低水平阶段。在地表是均质空间的情况下，也就是发展的空间均衡阶段，社会经济客体虽说呈“有序”状态的分布，但却是无组织状态。这种空间无组织状态具有极端的低效率。在工业化开始阶段，点、轴同时开始出现，区域局部开始有组织状态，区域资源开发和经济进入动态增长时期。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主要的点－轴系统框架形成，社会经济演变迅速，空间结构变动幅度大。“点－轴”空间结构系统形成，区域进入全面有组织状态，它的形成是社会经济要素长期自组织过程的结果，也是科学的区域发展政策、计划和规划的结果。从宏观角度考察，空间结构重新恢复到“均衡”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组织、经济组织虽然有高效率，但作为社会发展标志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却不是高速度[2]。
（2）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点－轴”必然发展到“点－轴－集聚区”。这里的“集聚区”也是“点”，是规模和对外作用力更大的“点”。
（3 ）“点－轴系统”理论的核心是关于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也就是说：“点－轴系统”是区域发展的最佳结构；要使区域最佳发展，必然要求以“点－轴系统”模式对社会经济客体进行组织。
（4）区域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是由发展轴线和中心地（城市）带动的。轴线是区域经济设施、社会设施的集中地带。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原理（溯理论之源应是牛顿力学原理），该地带对周围地区存在一个“力场”，有吸引作用。轴线附近的社会经济客体则产生一个向心力，这个力不只指向轴线上的一个点（城镇），而是若干个点或一条线。这表明轴线对附近区域的社会经济有集聚或凝集作用，通过影响范围内的客体带动区域的发展。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财政等，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扩散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作用于附近区域，与区域的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点－轴系统”既然反映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客观过程和规律，就是一种最有效的区域开发模式。这个理论揭示了区域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客体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就回答了人文地理中的地理过程和地理格局的相互关系问题。在人文地理范围内，我们考察农业、工业、交通通信、第三产业、文化等设施（发展的客体）的增长、布局以及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其空间变化，探讨影响发展的资金、劳动、技术、信息、区位、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其中，每一个时刻的发展态势必定具有一种相应的空间格局。这种格局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方向、方式、性质（水平）等支配的。但同时，调整格局也会对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也是区域问题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区域最佳发展过程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的发展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这其中的发展机制可以从“点－轴系统”理论得到回答。也就是说，在区域开发的初期，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资金投入和开发活动的重点集中在少数中心和少数轴线上。这种重点开发可以导致区域经济的较快增长。随着开发活动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更多的级别较低的中心地和发展轴线出现，而开发活动的重点逐步转移到较多的但层次较低的中心地和发展轴线上。这就在另一个发展阶段上，继续保持区域经济的较快增长。
应该承认，国家发展和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与实行的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从科学意义上分析形成的结构“型式”，无论在什么制度下，生产和社会要素的空间组织（无论是“自组织”或人为组织）是具有客观规律的。也就是说，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空间结构是不应该有差别的。
3 “点－轴系统”可以导致区域或国家的最佳发展
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最佳发展的几个方面。而“点－轴系统”可以按“点－轴”空间结构系统配置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力的空间结构以及进行全部社会经济的空间组织，可以产生以下方面效果，因而可以使区域得到最佳发展：
（1 ）以“点－轴系统”模式发展和开发可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客体必须在空间上集聚成点、发挥集聚效果的客观要求。在各种不同地域范围内，当确定了合理的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结构及经济活动与区域性基础设施之间的有机结合，便产生巨大的空间集聚效果。只有以“点－轴”的形式发展才能充分利用这种效果。
（2 ）以“点－轴系统”模式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各级中心城市的作用。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和统帅，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产生，依靠所影响区域提供的原料、能源、食品、劳力等而发展，城市以工业品、信息、技术、政策等供给和统帅它的区域。要把广大区域发展起来，必须把各级中心城市作为不同等级的开发重点。
（3 ）以“点－轴系统”模式发展可实现生产布局与线状基础设施之间最佳的空间结合，即可使各级范围内重点的交通干线、能源、水源建设线路与重点建设的城镇、工矿区取得必须的一致。避免以往实践中出现的二者在空间上、时间上的相互脱离。
（4）以“点－轴系统”模式发展有利于城市之间、区域之间、 城乡之间便捷的联系。因此，客观上有利于实现地区间、城市间的专业化与协作，形成有机的地域经济网络。在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社会里，这种网络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愈来愈强。
（5）全国各级区域范围内重点发展轴线的确定， 可以使全国战略和地区战略较好地结合起来，使区内各地区、各部门有明确统一的地域开发方向，有利于提高基本建设的投资效果和管理组织水平。以密集的交通产业带为内涵的发展轴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犹如门轴转动带整个门的转动一样。
建国以来，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工作，在生产力的配置和社会发展的空间组织方面，除“三线”建设时期外，客观上基本符合“点－轴系统”空间结构模式的要求。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重点发展轴线首推哈大铁路沿线，其次是京广铁路的北京—武汉段、陇海铁路的郑州—兰州段。156项重点工程（实际施工的为152项）中，位于这3条重点发展轴线上有近65项，占总数的40%以上。60 年代我国大规模进行“三线”建设，当时实行的布局方针背离了集聚经济规律的要求，重点开发的轴线大多位于国家的中西部，如宝成、成昆、襄渝、焦枝、贵昆等铁路沿线。建设项目离线状基础设施（大多为新建的）虽然不远，但彼此分散。重点发展的中心城镇不突出。“点”与轴线开发被割裂开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70年代前半期，“三线”建设仍在继续，上述几条发展轴线仍是全国工业、交通建设的重点。以工业点为主体的中小城镇开始形成，“点－轴”的效益开始有了部分显现。70年代的中后期，我国引进国外大项目大部分置于海岸地带和长江沿岸，靠近海水及淡水水源，其中部分企业利用水运，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果和运营效果。这些大型企业主要是火电厂、炼油厂、钢铁厂、石油化工厂的新建和扩建。在1972～1980年间建成投产的10个大型炼油厂和4 个扩建的炼油厂中，其中位于长江沿岸有8个。大化肥厂也主要建在2条全国一级发展轴线上。这是我国国土开发和产业布局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基础上的重大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我国的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愈来愈在更大的空间按经济规律运行，表现为更突出地按“点－轴系统”的模式进行。在全国的尺度上，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后期，先后将海岸地带、长江沿岸作为全国发展的一级轴线实行大规模的开发。以这两条一级轴线，实现了从“平衡增长”到“不平衡增长”的战略转变。这2 个地带，是我国近20年间资金投入的重点地带、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的重点地带，也是设施优惠政策的“政策带”。沿海岸带几十公里的范围内， 成为沿海开放地带（260个市、县计约32×10[4]km[2]）的主体，有14个开放城市和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和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岸带作为全国 2个最大的发展轴线之一，集中了这一时期全国半数左右的重大项目。在第7个五年计划内， 国家在海岸地带轴的投资大约占全国的30%，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的净增额约占全国的40%。从中可以看出海岸地带轴在全国的地位。长江沿岸轴的建设规模仅次于海岸地带轴。特别自80年代以来，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都提出重点开发长江沿岸产业带，将本省的建设重点放在长江沿岸（安徽省称“皖江经济带”）。一系列巨型工程，如扬子30×10[4]t乙烯工程、武汉1.7m轧机、葛洲坝水利枢纽等相继建设，与此相应，长江航运和其他水运设施进行较大规模建设。在二级发展轴方面，重点建设的有陇海、胶济、长大、焦枝等铁路沿线和黄河上中游沿岸等产业带。进入90年代，国家决策大规模开发上海浦东。浦东的大规模建设，正在给长江产业带的开发带来一系列新的发展机会。
技术创新将使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发生变化。今天，我们正处在向高度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信息通讯系统和公共数据库等信息通讯网正在大规模建设和推广。互联网将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信息正在成为新的生产因子和区位因子；卫星通讯和电视会议使世界范围内空间距离进一步缩短。对信息依赖性大的产业、机构在空间中具有集中的趋势，而生产、管理、居住在空间上将彼此分散化，可以相信，未来经济和社会要素的空间组织的型式将会在“点－轴系统”模式基础上发生变异。
4 “T”型空间结构战略意义
在工业、交通布局理论和“点－轴系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 提出的实践基础是笔者对全国生产力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区位因素和布局规律的总结。
4.1 从“点－轴系统”到“T”字型宏观结构
根据上述关于“点－轴系统”理论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可以得出：我国国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布局要按“点－轴系统”的科学型式进行；同时，确定区域发展和国土开发的重点就是要确定国家或区域的各级重点发展轴线（当然包括中心城市）。
根据这一理论模式，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资源、经济潜力分布等因素，东部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应作为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战略重点。这2个一级轴线构成“T”字型。
“T”字型结构战略， 科学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框架。这个战略使我国的生产力布局与交通运输、水土资源、城市依托和国内外市场实现了最佳的空间组合（我国生产力和区域发展长期的矛盾是资源、水源、交通等条件在许多地区不协调），将这2 条一级轴线建设好，可以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4.2 提出“T”字型结构，有80年代我国区域发展的深刻背景
80年代中期，国家面临着这2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刚刚在开放、 发展方面启动起来的沿海地区能否继续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及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发的重点在哪里。出现了关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不同看法和争论：80年代的初中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1983年1 月5日，1984年8月）到西部考察，提出“西部大开拓”，向西部实行“战略转移”。“要在5年至10 年之内将西部地区建成为全国现代化的基地”等。在这种情况下，向西部进行“战略大转移”之风十分盛行，学术界出现了多种为此服务的战略转移理论；一些学者提倡区域开发的“梯度论”，主张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由沿海地区先转移到中部地区，然后再转移到西部地区；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均衡论”，主张各地带各地区均衡发展。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实施科学的区域发展方针很重要。如果当时作为全国发展重点的沿海地区的开放和发展不能继续得到加强而实行“战略转移”，或者简单划分重点建设区和非重点建设区，危害是很大的。建国以来，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宏观方针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有2次重大变动违背了我国的地学基础，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就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5月至1987年， 笔者参与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承担“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部分的编写，提出了未来15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以沿海地带和长江沿岸地带2个一级轴线为基本框架的“T”字型战略，这一论断被明确写进了“纲要”。“纲要”经多次修改，1987年3月25日发到全国试行。
4.3 提出“T”型空间结构战略的作用
“点－轴系统”的概念和在此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的“T”字型结构模式，对国土开发、 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结构，成了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国土开发和宏观经济布局的基本依据。自80年代中后期，“T ”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就在全国及各地区大规模实施。实际上成了国家和许多省区市的发展目标和政策行为。
4.3.1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有的人不了解“T”型空间结构战略提出的背景和内涵，认为这是很简单的认识， 没有什么重要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而实际上，沿海和沿江地带的重点开发，成为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家采取了“T”型结构的战略， 十多年来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该理论和观点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个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1978～1990年全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8.5%， 而沿海地区约为11%；1981～1990年国家用于沿海地带大中型项目建设的资金大约占全国的47%，但沿海地带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却占到全国的58%；1990～1995年，全国GDP年增长约11.5%，其中沿海地区在15 %以上。沿长江的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增长也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长期以来，沿海地区的外贸出口值和利用外资均占全国的85%以上。近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发展与国际的融合取得了显著成效。部分地区加强和培育了若干支柱产业，如汽车、通信设备、钢铁、石化等以及生物制药、计算机等。其中电子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生长点。电器、集成电路、程控交换机等大幅度增长。部分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世界市场。沿海地带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今天，我国沿海地区的GDP占全国的59 %以上，进出口贸易占85%以上。沿海集中了我国主要的交通通信枢纽、金融中心、国内外大公司驻地等等。沿海是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主要支撑力量。
自80年代后半期，在继续加强沿海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及沿江各省市集中资金开发建设长江产业带。1994年国务院召开了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发展规划会议。许多地区都在宣传实施本地区的“点－轴”重点开发战略，集中开发建设各种类型的密集产业带。
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近10年来我国上升型省份（指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比重上升）几乎全部集中于沿海和沿江省份，证明了对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巨大发展潜力的预见性和其理论观点的科学性。以GDP 衡量，沿海和沿江17个省市占全国的比重由1985年的73.57%上升到1994 年的77.83%（这里沿海地区为通常所指12省市，含北京市， 暂不含台湾省；沿江地区为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和四川8 个省市）。
4.3.2 80年代如果实施了“战略大转移”， 会造成明显的国家利益损失 80年代中期，在沿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刚刚启动的情况下，如果实施了“战略大转移”，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一个“大局”就会破坏。其结果是：沿海开放及其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发展优势就将中止，我国的综合国力就没有现在这样强大；长江连接东中西3个地带， 长江沿岸的巨大潜力没有得到发挥，会使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综合国力没有今天这样强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条件也就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具备。
1986年以来，国内杂志、刊物、论著中广泛引用、运用“点－轴系统”理论和“T”字形宏观结构战略。 不仅在政府部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学术界所广泛推崇。日本“经理”月刊1993年10月号认为长江流域是继沿海之后的高速增长区，中国经济由I字型向T字型战略转变。
收稿日期：2000—10—19；修订日期：200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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