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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2)01-0028-0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质，是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历史逻辑与世界走向全球化的时代逻辑相反相成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件。它体现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下，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大国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为形式的新式民族自救运动，和以共产党领导的和平崛起为形式的新型民族自强运动。这是人类唯一一个数千年传承不坠的古老文明重新回到世界文明中心甚至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进程。
一、两种逻辑何以必然相遇
1.“文明型国家”的历史逻辑。主要由于地理上的天然阻隔，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型国家”。在古代冷兵器为主的技术条件下，除了北方草原的骑兵相对容易南侵外，西方的军事豪强很难跨越地理障碍东侵。同样的，中国的王朝也很难西侵。中国文化获得一种相对独立的发展条件。再则，中国历来人口众多，古代一直养育着约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巨大体量的文化单元，被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称为与近代欧洲“同质性很强的”民族国家不同的“具备多样性的文明国家”。①我国学者张维为不赞成马丁·雅克把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相对立而担心中国今后会以某种形式恢复传统“朝贡体系”的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②这可以说是揭示了中国历史本质的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走着一条与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道路。世界文明在各地的发展总是普遍性与独特性的统一，只是中国的条件使其独特性尤为突出罢了。实际上。与西欧差不多同时，中国在明代中叶也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运动，“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没有“如果”，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迈向全球化，“缓慢”就意味着被历史抛到后面，落后了就要挨打！
2.资本全球扩张的时代逻辑及其与中华文明相撞的必然性。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各民族文明犹可以因地理上的天然阻隔而单独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就根本改变了这种状态。对利润的追逐驱使资本拼命向全球扩张。《共产党宣言》描述道：“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
号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逃不过资本吸血鬼的魔爪。而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犹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自我膨胀之中，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茫无知觉。结果，西方文明的进入采取了极其野蛮和血腥的形式：先是用罪恶的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的身体，随之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继而通过商品、资本的输出及原材料的掠夺压榨中国人的血汗。中国成了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二、以“双重任务”回应“双重使命”的必然性：两种逻辑何以相反相成
1.殖民者的“双重使命”：在考察资本全球扩张这一历史趋势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人口几乎等于世界一小半的印度和中国。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概括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⑤尽管当时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还很低，工人阶级还没有成长起来，马克思还是以深邃的目光把希望寄托于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⑥“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蜜的酒浆。”⑦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里谈的虽是印度的情况，实际上却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根本趋势和发展规律，因而也完全适用于中国。鸦片战争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关注大大增加，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有近20篇，谈到的就更多了。他们指出西方殖民者进入中国将彻底破坏中国传统的制度，引起中国的社会变革。恩格斯到逝世前一年仍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及其对欧美社会革命的反作用抱深切的期望：“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将会发生渐进的、但却是全面的革命。……但当它(指资本主义生产——引者注)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⑧
2.以“双重任务”回应“双重使命”的必然性：综观马克思恩格斯以上的论述，殖民者的双重使命，实际上主要是破坏传统的村社所有制或封建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新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如此而已。因为它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至于社会的实际改造，则完全依靠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生产力“归人民所有”。这也就决定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以“双重任务”来回应殖民者的“双重使命”。这“双重任务”就是：一方面，由于殖民者是以破坏主权奴役人民的血腥形式完成“双重使命”的，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必须动员起来坚决抵抗，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另一方面，由于殖民者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又必须虚心学习资本主义先进文明，包括扬弃了这种先进文明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明。两者“相反而适相成”，但却缺一不可。要正确认识和实践“双重任务”并不容易。血腥的侵略必然带来的结果，正像马克思说的“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⑨但如果听任怒火燃烧而拒绝侵略者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其他文明成果，则你的反抗只能永远处于自发懵懂的阶段而不可能取得成功。显然，这需要一种清醒理智的辩证态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认识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深化的，十九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遍及各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两大潮流，都是程度不等地在实践这种“双重任务”。虽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差异，各国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但都大大改变了本国的面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
三、两种逻辑如何相反相成：以“双重任务”回应“双重使命”而形成独特的创造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谈到民族复兴的思想条件时尝云：“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⑩这是非常深刻的观点。进而思之，“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正是全球化的时代逻辑与中国的历史逻辑“相反而适相成”在中国学者思维中的反映。
(一)两种逻辑相反相成的总体过程展开为三个层面：激烈反抗、倾心学习以及作为二者综合和升华的独特创造
1.中国的激烈反抗及其两种境界。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正如恩格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中国人民的反抗指出的：“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11)没有这些抗争，中国的民族意识就不能觉醒，中国的民族精神就不能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体性就不能挺立；侵略者就不会发出“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和精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2)的叹息！毛泽东在历数这些战争后说：“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迫使中国人的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13)
这个反抗的过程，实际上涵盖了两大阶段或两种境界，就是从自发的反抗到自觉的反抗。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反抗持续了70多年，举行了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轰轰烈烈的革命，都没能取得最终胜利，只是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进中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用这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起来，才把自发的反抗发展为自觉的反抗，建立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2.中国的倾心学习及其两种态度。毛泽东在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时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14)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5)“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6)自从学习了马列主义，中国的面貌为之一新，终于取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同样是学习，结果却可能完全不同。十月革命之前的学习，因为学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他们不可能教中国人来反抗自己，学了虽有所进步，却总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就是马列主义传进中国之后，仍然不能保证可以学好，因为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可能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地剖析了这种情况：“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17)“理论和实际分离”，就是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由于离开中国实际，在指导革命时曾经导致惨痛的失败。“理论和实际统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它才帮助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3.中国的独特创造及其三大成果。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要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必然会在全球化的时代逻辑与“文明型国家”的历史逻辑的激烈碰撞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也必然会形成独具特色的道路。这条道路，把历史逻辑体现的民族主体性和民族创造性与时代逻辑体现的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平等化结合起来，既克服传统文化中极权专制封闭保守的弊病，又克服西方文化中资本肆虐贫富对立的弊病。这是一种伟大的创造。
这种创造集中体现为三大成果，亦即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所概括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8)172年以来的历史特别是90年来的中共奋斗史确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做到把民族的主体性、创造性与集中反映时代性、先进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创造此独具中国特色又充分反映时代精神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激烈抵抗、倾心学习、独特创造三个层面，虽然在中国民族自救的总体过程中似乎显示为某种阶段性，实则都是贯穿始终的，只不过在不同阶段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二)两种逻辑相反相成的两大阶段
如果说，两种逻辑的相反相成在空间上展现为激烈抵抗、倾心学习、独特创造三个层面，那么在时间上则展现为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武装革命为形式的新式民族自救运动，和以和平崛起为形式的新型民族自强运动两大阶段。
1.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武装革命为形式的新式民族自救运动。旧式的民族自救运动，指的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驱除殖民统治和封建势力建立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法国大革命后，欧洲不少国家开始跟进，其后逐步扩及亚洲、拉丁美洲，形成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旧式的民族自救运动或叫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却未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9)它极大的示范作用及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的有力推动，开始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范畴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开辟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新式民族自救运动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首先认识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在适当时候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社会。其次，俄国十月革命所采取的先在大城市搞武装暴动然后将革命推向农村的办法，在中国并不适用。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把受苦受难的几亿农民组织成巨大的革命力量，逐渐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之势，直至夺取全国政权。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20)这也就是毛泽东总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它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也造就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2.以和平崛起为形式的新型民族自强运动。世界近代史上的列强几乎都要以武力扩张的形式占领尽可能多的殖民地，直至称霸世界。这是资本的贪婪逻辑决定的。但在中国，这种“规律”将要失效。既然中国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战争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带有必然性，那么，它也内在地决定了，在革命胜利并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渡之后，不能以对内剥削对外侵略为取向，而应以对内发展共富、对外合作共赢的方式，也就是以和平崛起为形式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
首先，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是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支点解放全人类，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是人民大众以政治解放为基础的社会解放。在资本主义仍然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情况下，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搞现代化建设，仍然必须完成类似于革命时期的“双重任务”：内政上，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方面大胆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通过持续发展逐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外交上，一方面大胆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学习先进文明，一方面积极推动改革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倡导“共建和谐世界”。中国作为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本质、制度属性和革命道义上均不允许袭用殖民者对外侵略掠夺的行径，而只能走以对内发展共富、对外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
其次，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也不支持国内贫富悬隔，对外穷兵黩武的施政方针。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历来主张崇民本、正经界、抑豪强、恤贫苦，其思想内核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重要思想来源，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华文化又极端注重中和的哲学，把和、和谐、和平、中和、协和摆在基本价值、核心价值、最高价值的地位。《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见于道德，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21)见于政治，则“礼之用，和为贵；”(22)见于外交，则“亲仁善邻”、(23)“协和万邦”。(24)400年前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就注意到了：“他们与欧洲人不同……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与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25)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把人类的未来寄望于中国：“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6)
再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全球化的未来息息相关，中国将以引领全球化未来的形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美国作为20年来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天文数字的国债规模，其巨额的外贸赤字，其饮鸩止渴式的滥印货币嫁祸他国，其用于侵略干涉称霸世界的庞大军费开支，在显示着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严重扭曲。而2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苏东各国也造成深重的灾难。人们发现，当今人类面临的贫富对立、核战威胁、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下都是难以解决的。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全球化难以为继的表征。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上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发展战略，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优越性。中国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条道路，在处理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上不断贡献新经验，做出新示范，为全球化的未来提供更美好的前景。这个过程正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这是人类唯一一个数千年传承不坠的古老文明重新回到世界文明中心甚至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进程。也就是说，中国将以引领全球化未来的形式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①[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4页。
②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⑤⑥⑦⑨(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686、689、691、621、62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8页。
⑩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17页。
(1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第31页。
(13)(14)(15)(16)(2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1469、1470、1471、1480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
(18)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1日。
(19)《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21)《论语·子路》。
(22)《论语·学而》。
(23)《左传·隐公六年》。
(24)《尚书·尧典》。
(25)[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59页。
(26)[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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