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话剧图书出版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话剧论文,图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9.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6-0080-08
抗战对中国历史的改变是无比深刻的，它同样以无法控制的巨大能量主宰了抗战爆发后话剧界的面貌，包括图书出版的命运。何谓“抗战时期话剧图书出版潮”？它主要指在1937-1945年抗战期间所形成的一股蔚为壮观的话剧图书出版潮。从总体来看，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这股出版潮流的宏大，可以说这是中国话剧史上迄今为止声势最为浩大的话剧图书出版潮。这种“最大”的含义在于当时出版的话剧图书绝对数量呈井喷式增长，以至于它在当时整个图书出版界所占的比重、在整个文化出版界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不仅前所未有，且至今也没有被超越。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以来，这股潮流并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重视和细致研究。在几本影响较大的中国现代话剧史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一潮流中代表性作品的最简单概述。从“史”的角度来说，如果能通过充分、翔实的一手资料和数据，分析这一潮流，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话剧在抗战时期真实的历史面貌，并加深我们对于话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理解。
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将以一手研究资料中翔实的出版数据和事实分析为基础，勾勒出抗战时期话剧图书出版潮的基本轮廓，重点解剖这一出版潮的图书构成——原创剧本的大量出现、记录剧运实践的图书及实用性戏剧理论书籍的兴起；并进一步分析这股潮流的内在特征及其在话剧史特别是理论研究史上的深层意义，从而力求拓展抗战时期——这一中国话剧史黄金时段的话剧研究。
抗战时期话剧图书出版潮的基本构成如何？其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剧本热，这一点在抗战初期更为明显，表现为井喷式的剧本数量。从话剧在中国诞生到抗战前期，所出版剧本大量是翻译剧本，特别是对国外名著的翻译，原创剧本很少，而且无论其出版数量还是影响范围都很有限。然而到抗战时期，这一情况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唐绍华在《一百种抗战剧本说明》“序”中说：
戏剧在抗战中是发挥了它最大的效能了。不论在前线与后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它活跃的姿态与蓬勃的生气，这实在是可喜的现象。但从各戏剧团体方面传来的呼声，却仍旧是感到“剧本荒”。“剧本果真是荒吗？”“自从抗战以来，所产生的剧本统计一下，至少也有三四百种(当然杂志报纸所刊载的和尚未发表的脚本还不在内)。[1](p.2)
这段文字清楚说明：抗战爆发后，因为戏剧这一特殊形式在战时所具有的宣传优势，戏剧运动蓬勃发展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戏剧热，演剧团体众多，演出繁荣，并以其极大的影响力，对剧本量也生发出前所未有的井喷式需求，以至形成了剧本荒。因此，剧本选成为当时争相出版的热门图书。试举两例有代表性的作品：1.《战时戏剧选》，欧阳予倩等著(战时小丛刊之十七)，封面是“战时出版社出版”，扉页是“战时出版社刊行”，收录了陈白尘的《卢沟桥之战》、夏衍的《我们要反攻》、沈西芩的《罗店血战》、尤兢的《以身许国》、凌鹤的《再上前线》、孙瑜的《最初的一课》、欧阳予倩的《救国公债联弹》；2.《剧本丛刊》第一集，收《泼妇》(独幕剧)、《好儿子》(独幕剧)、《少奶奶的扇子》(四幕剧)三种，封面印有“戏剧协社”字样，无出版社及出版年月。
战时出版有别于平时，相当粗糙，很多演剧队、军政部所编选的剧本选，从出版上来说并不正式，大都是一种临时出版物，油印或无出版年月，代表了那个时代剧本的繁荣，也反映出当时出版条件的简陋。
鲁觉吾的《戏剧新时代》记录了一份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有一种比较可靠的原始统计，那就是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剧本审查纪录表。”[2](pp.59～60)完整的纪录从1943年4月起到1944年10月止：“三十二年一月：十八种、二月：八种、三月：十二种、四月：三十种、五月：五十六种、六月：四十八种、七月：六十六种、八月：四十四种、九月：三十八种、十月：六十一种。”[2](pp.59～60)共计三百多种。
鲁文进一步说明：“三十一年的统计，杂志刊载的剧本不在其内，故每月平均数比三十二年小。这五百八十一种里边属于三十一年四月以前的旧剧本约占百分之二十，应除去一百二十种，约计四百六十种，假如把三十一年的杂志刊载的独幕剧算进去，依然可以恢复五百八十的大概数量。假定再把去年的一二三月和今年的十一十二月补足，再增加一百种……那末三十一、三十二两年的大小剧本生产就有六百八十种了。”[2](pp.60～61)
以翔实的出版数据，鲁得出结论：“所以每年三百四五十种的剧本实在占据出版界的大宗，我们再从二十七年算起，这六年中印行的大小剧本就有两千种了，若以每种平均印两千册的话，那六年以来，已经发行了四百万册的剧本了。我们想一想，这于出版界是占据了如何的地位。”[2](p.61)
这几则史料充分说明抗战初期话剧剧本从处于整个文化思想界的边缘地位到“身价暴涨”、出版付印供不应求，以至形成“原创剧本热”的情况。从中也可看出，抗战时期的剧本潮，其地位并不仅限于戏剧界或文学领域，而是在整个的抗战出版领域和思想文化界，占据的都是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这股汹涌的剧本出版潮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这股潮流不仅体现在剧本创作数量方面，而且就演剧形式来说，既有传统形式，也出现了新歌剧、街头剧等新兴演剧形式。赵清阁所著《抗战戏剧概论》一书特别对从抗战爆发前夕至1939短短几年间抗战剧本的出版情况进行了梳理①，并在附录中详细记载了“抗战剧本五十种”，其中就包括“《流亡者歌》(余上沅，《抗战戏剧》一卷六七合刊)等街头剧十种、《烈妇殉国》(老舍，《抗战戏剧》二卷一期)等新歌剧十种”。[3](附录)
实际上抗战爆发之后，以街头剧为代表，各种新兴移动演剧形式迅速兴起，出版界也迅速作出反应：扬子江出版社即编辑《街头剧创作集》，并特别说明它是救亡剧集，在1937年第5期的《抗战戏剧》上重点介绍。1938年出版的《卢沟桥》(戏剧集)即是一部国防戏剧集，有群众剧、群众朗诵剧、独幕剧、街头剧等共十篇，具有相当的史料性，反映出抗战初期群众演剧形式的兴盛。《抗战演剧》第5期还介绍了《街头剧创作集》，光未然著，扬子江出版社印行，标明是“救亡剧集”，虽未注明出版日期，但可由其所载内容推断出在战争爆发初期即出。由此可见应时代之需，无论从数量还是形式来说，剧本的发展呈现多样化。
从出版地域来看，不仅大后方剧本热，“同时留在上海的剧作家如于伶、李健吾等也不断产生新的作品，于伶的《大明英烈传》、《夜上海》、《花溅泪》都是有价值的剧本，所以上海的书店一样地不断出版不少新剧本，比如明光(笔者注：疑为光明)书局的光明戏剧丛书，分量就是很可观”[2](p.64)。从出版单位来看，战时情况也有别于平时：“在内地呢，汉口时代以华中图书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两家出版剧本最多，政治重心移重庆后，大东、正中、独立、国民及青年团、政治部、教育部也出版了不少。”[4]从中既可看出当时话剧热的全民性，也可看出抗战主体单位和战时出版单位之间的关联。抗战话剧是精神炸弹，其出版也是当时全民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抗战话剧图书潮中，除原创剧本外，还有两类图书数量众多，也是此次图书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记录抗战剧运的史实性图书和研究抗战剧运问题的理论图书。
抗战时期，在各种艰苦的演剧环境之下，戏剧界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开展了大量演剧活动，其演出之频繁、活动范围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为更好地开展剧运，抗战初期图书已陆续对剧运有大量记录、反思与研究，从中反映出抗战演剧的珍贵史实，并促进了实用性戏剧理论书籍的发展。
随着抗战剧运的高涨，戏剧史料的收集由初期的零散、缺乏组织性而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现阶段戏剧问题》把“戏剧史料的收集”作为此阶段的一个重大戏剧问题提出来：“收集戏剧史料，是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关于收集戏剧史料这个问题，舒蔚青先生于民国二二年双十节在汉口汉声小剧场举行的中国第一次‘现代戏剧文物展览会’时所出的戏展特刊里，曾经作了最初次的提出，但限于呼声的微弱，没有什末反应。民国二五年六月十四日田禽先是(笔者注：此处文字有误)又于保定省青年会东明剧场举行第二次戏展，亦同时征集戏剧文献。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上海时代出版社，在欧阳予倩马彦祥两先生主持下，曾向全国努力剧运的同志提出征集关于话剧的各种摄影、剧运的相关记述、现存话剧团体的概况记载等等史料，其目的还是在于编写剧史”。[5](pp.39～40)
1940年1月，有国民党官办背景的国立戏剧学校呈请教育部成立中国话剧运动史编纂委员会，在全国各日报刊物登载国立戏剧学校征求话剧史料启事：“话剧运动已经三十年了，在这三十年间，话剧在艰苦奋斗中长大……关于话剧史料征集与编制，公家向未经营，虽有一二爱好戏剧者的努力，终以私人的精力财力所限，办理或有未周，并且直此烽火弥天的今日，对于史料的宝藏与收集，都感觉极端困难。所以本校鉴于当前形式的艰危，特呈准教育部组设‘中国话剧运动史料编纂委员会’，正式从事中国话剧运动史料的征集编纂与运行。”[5](p.42)记录剧运的图书主要有田汉《抗战与戏剧》(抗战小丛书)、向培良《戏剧长征集》(含《一万里演剧录》、朱之倬《西行印象记》等)，它们都记录了当时详细的演剧情况。
史料的记载对我们掌握战时演剧的真实情况非常有帮助。比如抗战以来，话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即使许多剧本和演出不失肤浅，但似乎并未影响到人们欢迎它的程度。《戏剧长征集叙》中向培良记载：“但如就戏剧本身来说，则我们也确知有了极大的进展，更有极远的前途。话剧之重要，因为这已经成为惟一全国性的(无论是纵或横)戏剧，惟一能够表现时代生活的戏剧(这是话剧胜过其他一切旧剧的地方)。在教育的，因之也在宣传的意义上，话剧也有其极广泛的功用，我们以简陋的设备，浅薄的技术，奔走南北。与风俗习惯和环境极不相同的观众接触，而到处都蒙姑息偏爱。这证明戏剧的本身，自有伟大的力量。”[6](p.5)从这一角度来说，戏剧演出和理论本身正是在这一刻，走向了真正的大众化和民族化，这种由演出实践而深入的民族化、大众化是最为宝贵的。
记录剧运的话剧书籍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专门的现代戏剧作家与作品论，代表了当时戏剧界对这些作家及其创作的基本评价。即使今天看来，其研究眼光和视角仍有值得关注之处。如《中国戏剧运动》②就是一本专门研究戏剧史的书籍，它保留了许多一手的戏剧史资料。在篇目“四”中，对剧作家个性的分析和作品简介结合在一起，以此视角分析熊佛西、欧阳予倩、丁西林、田汉、陈白尘等当时众多戏剧名家，并特别单辟一章，专论中国女剧作家。其用词遣句，均表现出时代思潮的影响，从中可以分析出当时所竭力提倡的某些创作倾向，于今日中国现代话剧史研究亦颇有益。
这场规模宏大的图书出版潮的第三个重要构成是戏剧理论图书，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话剧理论的兴盛。其出版情况阎哲吾在《怎样演出抗战戏剧》③中专门做了一个附录，详细记录了当时重要的戏剧理论书籍二十种。此外，舒畅的《抗战期间内地出版戏剧目》④也基本收录了当时所出版的所有理论著作，主要有孔包时的《话剧演员的基本知识》，阎哲吾的《学校剧》、《剧场生活》，洪深的《戏剧电影表演术》，李朴园的《戏剧技法讲话》，熊佛西的《戏剧大众化之实验》，葛一虹的《战时演剧论》，宋之的的《演剧手册》，赵清阁的《抗战戏剧论》，余上沅的《战时戏剧讲座》，向培良的《戏剧导演术》，袁牧之的《戏剧化装术》，洪深的《电影演剧的编剧方法》，丁伯骝的《演剧欣赏法》，马彦祥的《演剧讲座》，赵越的《舞台装置论》，胡绍轩的《战时演剧论》，等等。和剧本创作一样，抗战时期各戏剧团体也纷纷组织出版自己的理论丛书。以丛书的形式来出版图书常常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所出版图书的规模和影响都会比较大，另一种就是把深奥的专业知识分门别类分解成较为普及的宣传性知识，降低每册书的成本以更有利于读者的接受和使用。如“西线丛书”，民族革命出版社出版(内含《抗战中的戏剧》，列丛书之二，西线社编，1939年9月)；“戏剧理论丛书”，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含《战时戏剧演出论》，田禽著，独立出版社1941年6月初版)；“抗战丛刊”(含《抗战戏剧概论》，列第七十九种，赵清阁，1940年2月渝版)；“抗战小丛书”，(含《抗战与戏剧》，田汉著)；“戏剧理论丛书”(含《现阶段戏剧问题》，胡绍轩、张惠良著，独立出版社1943年1月初版)；“光明戏剧丛书”(含《演剧艺术讲话》⑤，集体著作，舒湮主编)；“新演剧丛书”(含《戏剧导演基础》，[美]布士沃斯原著，章泯译述，新演剧社主编，1940年10月10日出版)。
考虑到战时出版条件的艰难和时间的集中性，戏剧理论书籍在这股抗战话剧图书出版潮中的繁盛可见一斑。
那么，这股话剧图书出版潮，有什么内在特征呢？除了其规模的宏大，一个重要特点即图书内容的统一性。至抗战爆发，话剧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不很长。从剧本创作的历史来看，以翻译为主。引进的剧本大多为世界话剧名著，以宣扬个性解放、要求民主自由、反封建、反专制为主要内容。综观抗战时期图书出版的潮流，宣传抗战、鼓吹民众的斗志是此类图书的主要内容，成为抗战戏剧图书出版的主流，其他内容图书，基本自动让位。可以说这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次内容整合的大浪潮。如戏剧大家曹禺，在抗战初期就曾被诟病，因为他没有立即加入宣传剧的创作大潮之中。
唐绍华在《一百种抗战剧本说明》中将“抗战以来所已出版的剧本单行本都搜集全了，又花了三个月的功夫”选出一百种，并依照它们的内容分类：“1.表扬前方将士之忠勇义烈事迹发扬中华民族之正气者；2.暴露敌军兽行及激励全国军民为国效忠者；3.阐明抗战意义；4.激励民众服务；5.行兵役工役者；6.扑灭汉奸者。”[1](p.2)由此可见抗战宣传剧的声势。鲁觉吾也提到：“抗战初期宣传剧剧本风起，如《放下你的鞭子》，《最后一计》(笔者注：以下列举作品略)等独幕、多幕、街头剧，不下二三百多种。”[2](p.58)田进在《抗战八年来的戏剧创作——一个统计资料》中对抗战几年的话剧创作情况，特别是内容状况也进行了总结：“有人恭维我们的剧作者，说抗战八年来，文学各部门里，戏剧的成绩最高。据我不精确的统计，多幕剧共一百二十部，数量确是可观的。而我们的剧作者又是压在图书审查和演出审查双重铁闸之下，在这比石缝里的春草还要难于生长的环境里，依然获得这一丰富的成绩，也是值得自傲的”，“这一百二十部剧作写了一些什么呢？这儿是一个统计，它会告诉你。为了便于比较，把这些剧作，从一九四一年春划一个界限，再来分类”。[7]下文详细列举了一九四一年春以前的剧作有：1.描写抗战中军民的奋斗者《卢沟桥》等计十八种；2.描写敌后斗争及敌伪丑态者《心防》等五种；3.描写后方及敌后不合理的现象者《残雾》等五种；4.描写抗战中之进步者《蜕变》等五种；5.描写历史上故事以冀激励人心者《明末遗恨》等六种；6.描写与抗战无关之生活者《好望号》等计三种。
田进特别指出，所计作品并不全面，如“独幕剧不下数十种，均未录”。至于1941年春以后的剧作，有1.描写抗战的《离离草》等；2.描写敌后战斗者《长夜行》等共十一种；3.描写太平洋战争后归向祖国者《祖国在呼唤》等四种；4.描写大后方者《山城故事》等二十三种；5.描写历史、以历史讽喻现实者《屈原》等二十六种……
田进文后附说明：这份统计只限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将各解放区的戏剧创作列入。各个解放区戏剧创作的繁荣，远非蒋管区所能企及的，数量亦大大超过，仅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统计就有五六百种之多。[7]
从这份统计看，以抗战为正面题材的剧作，占绝大多数。选择历史剧题材的，也有许多针对现实曲笔讽刺；选择大后方题材的，大多以抗战为背景，以时代命运对个人情感的超越为主题，如《芳草天涯》。这些史料都充分说明了抗战时期话剧图书潮内容的整齐划一。为何形成这一现象？这既是时代的历史要求，更是政府方向明确的努力调控的结果。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书记长潘公展1938年11月1日于上海为“抗战小丛书”所作序充分表明官方意图：“中华民国对敌人已展开血样的搏斗，中华民族已进入了空前的大时代……发扬民众的潜在力，最迫切而需要的，就是灌输抗战的知识和技能，藉以引起抗战情绪，充实抗战实力。现在的出版界，对于抗战各方面人人应读的系统整套书籍，毕竟还觉得太少，本丛书的出版，就是要补救这个缺点……本丛书重视实例的提示，不单偏于理论的研讨，对于抗战上必需的常识与技能，作有系统的介绍，对于当前急求解决的问题，作有计划的解答。”[8](p.2)
1940年，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作《战时戏剧丛书发刊旨趣》，从中可看出自觉的国家意志的宣扬：“文化建设是复兴民族的重要途径。戏剧事业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用戏剧作教导民众，辅助社会教育的工作，可以得事半功倍之效，……处在现在的大时代里，我们需要具有新内容的戏剧，自然也需要具有新形式的戏剧，来宣传抗战建国……戏剧中的话剧，是最能担负起这个伟大使命的工具。抗战以来戏剧宣传所得到的成绩，便是一个事实的证明”，“本校使命所在，不敢后人，年来一切设施，皆以抗战建国为准则。除组织巡回剧团，远行苏、浙、皖、赣、湘、鄂、川各省乡村，宣传抗战外，并随时举行大规模抗敌公演，协助抗敌团体演剧工作，发刊战时戏剧小丛书。现在更就本校员生近半年来之研究实验，及其参加各种演剧工作所得，出版战时戏剧丛书一种，内容包含抗战剧本、战时戏剧理论，及各种实际问题与解决方法，对于当前戏剧工作同志，或不失为一种辅助”。[9](pp.1～2)战争期间，国立戏剧学校出版了好几套丛书，如“战时戏剧丛书”(含《抗战独幕喜剧选》⑥等)和“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小丛书”(含李庆华执笔的街头剧《觉悟》、张道藩所著的独幕剧《杀敌报国》和洗群编写的《正反》、谷剑尘执笔的街头剧《流亡者之歌》、谢重开编写的独幕剧《拆桥》等十种)，均为抗战题材剧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其作者身份及有关背景分析，政府的组织作用不容忽视。
其后，鲁觉吾所写的《中国话剧剧本出版鸟瞰》一文在纵览剧本出版情况的同时，也以官方代言人的口吻，对剧本或针砭或褒扬，基本表明当时政府对于话剧的政策要求。认为：“抗战以来的剧本，多数是有裨抗战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少数剧本是有害抗战前途，建国基础的，所以剧本的审查制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国家大政方针的利器，要不是这利器，我们敢相信，瓦解抗战情绪，动摇国本、摧毁中国文化的戏剧，在某些漂亮的口号幌子之下，难保不见于大后方。出因此，我们对于优良剧作不能不有特别的介绍。”[4]鲁觉吾在文章中列举出民国三十一年度和民国三十二年度的优秀剧作并向全社会推荐。有于伶《长夜行》、老舍《谁先到了重庆》、王梦鸥《燕市风沙录》、王进珊《日月争光》以及陈铨《野玫瑰》等。在这些国民党政府所评选出的“优秀剧作”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以抗战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占了相当多的部分；其次是有许多作品已经是原创作品，可见中国题材与中国化的创作手法正逐渐取代早期以翻译国外话剧名品为主的方式而成为一种主流。优秀剧作的评选是政府的提倡，正如鲁本人所直言不讳指出的，政府把优秀剧作的评选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调控剧本创作及出版方向的工具，以实现政府的意图。
这样一股出版潮对于战时话剧图书的命运、对于中国话剧历史来说有何深层意义呢？
这股大规模的话剧图书出版潮所带来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影响首先是对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历史地位变化的影响。因为它和民族生死存亡命运的紧密结合，话剧从业人员的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是显而易见的；随之而来的还有话剧从业人员的商业地位的提高：
就社会对于戏剧的态度讲，抗战前后真如天渊。以前差不多被认为不务正业的活动突然成为社会的关怀，人民所热爱的了，这已经成为各处都在需要的工作。国家机关，正式予以倡导和支持，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员和团体增加以百倍计。公演次数以千倍计。剧本虽还感到缺乏，但创作数量，较之从前也大为增加。⑦[6](p.17)
正如文中所述，在整个中国出版业面临极其困难的境遇和萧条的背景之下，话剧剧本的出版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图书出版界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主潮，它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它的畅销的数字，对出版业和剧作家本身，也都产生了极重大的影响。出版业甚至形成了某些规范化的操作，如出版家有针对性地追捧某些大家，对某些名家作品进行包装、宣传，话剧图书成为出版家的宠儿。在当时，也有资料对这种状况进行总结。如鲁觉吾引用在一家书店听到一个店员答复一个客人的问话：“最近哪一路书的销数比较好一点？”那店员这样答复：“还是话剧书。”“鲁觉吾随后进一步引用史料分析：除掉中小学教课书以外，今天大后方的出版界，话剧剧本确是超越一切的出版物。就是最普通的社会经济历史地理以及其它文艺作品，它们的销路也不及话剧剧本，所以黄炎培先生主持下的国讯书店也拿《清宫外史》、《飞花曲》开门……就重庆论，书坊无论大小新旧，除非根本不出版刊物，否则，不出版剧本的已是绝对少数，如商务、正中、大东、青年、中国、文风、文化、华中、上海、国民、天地等都出版这种三十年前一般人以为‘似小说而非小说，且不如小说好看’的‘话剧书’。有些并无门面的出版社则专印剧本，分销各处，做剧本批发生意”，“更有同剧作家签订合同专门发行某一个剧作者作品的，像文化生活出版社之印曹禺的作品，美学之印于伶的作品，群益之印郭沫若的作品。总之，话剧剧本之在今日，已经是出版界中很红的骄儿，乃是公认的事情”。[4]
话剧工作者社会地位的提高，甚至已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有资料指出：“戏剧之被社会所重视，因之，戏剧从业人亦随之陡然身价十倍了。至低限度，今日的戏剧工作者，可以得到物质生活的报酬了。照说，生活安定，固然可以安心工作，努力向上。可是相反的，却因为生活优裕，则懈于自修，减低了前进的心理。许多剧作家前辈，固然是身居要职，无暇提笔。就是那些青年剧作家，亦因稍负时名即草率将事。这种舒闲及骄矜的现象，实在毒害匪浅。”[6](p.83)可见当时戏剧家的地位大大改观，不仅一改战前的卑微与被轻视，甚至无论是戏剧还是戏剧界人士的社会地位，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于要反思某些人“富贵病”的问题。
这股话剧图书出版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其中的理论图书潮促进了战时戏剧理论的实用性研究。作为外来艺术形式，理论一直是话剧发展中相当薄弱的环节。如何应对剧本荒、如何更好地开展蓬蓬勃勃的抗战剧运，诸多问题促使戏剧理论界从多方面展开探索。因此，这一时期着重研究的是“七七”事变以来戏剧作为抗战武器在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所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如何把深奥的理论问题大众化，以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这些书常常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更偏重于演艺实践探讨。胡绍轩在《现阶段戏剧问题》中谈到，对于当时最为急需的战时演剧和农村演剧，在“理论上如何去运用，在实践上如何去克服困难，这两册书上有详细解答”[4](p.2)。余上沅在此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戏剧车和戏剧船问题。《戏剧导演基础》绪论即阐明：“这本小册子不过是想于那些不很了解，甚至完全不了解戏剧导演方法的人一些常识。”[10](p.1)全书基本上是按照一个导演的工作流程来设计与安排的，用简明而富有条理的语言介绍了其中的基本知识及应注意的事项。《演剧艺术讲话》收录当时戏剧名家戏剧实践的现身说法，如胡春冰《编剧论》、张庚《剧本创作过程解剖》、许幸之《导演论》、欧阳予倩《我的导演方法》，还有李健吾《诵读台词》、莫言《舞台电学》、吴仞之《舞台光》、洪谟《舞台化装》等。此外，这些图书也注重不断总结演出实践中的各种经验与得失，如“战时戏剧小丛书”中李庆华在其执笔的街头剧《觉悟》的创作谈《对有关〈觉悟〉的一点意见》中对演出此剧的经验有所总结：“伤兵最好能说北方话，尤其是以山东话或徐州话为最相宜，因为伤兵很有几位是北方人，听起来比较亲切真实。我们几次都这样实验，都收到相当好的效果”，“关于演出地点，当然是在街头或者是在广场为最相宜，更希望和观众打成一片，不定期有时因为汉奸或逃兵上场，容易在众怒之下，引起纠纷，所以在事先必须戒备”，“在演出之后，如有观众演说，当尽量欢迎，以增加宣传的实效”。[8](p.55)张道藩的《杀敌报国》有附识：“本剧原著之日语，因印刷局无日文铅字，不得已一概从略，特致歉意。”[8](p.56)《杀敌报国》剧本中用拼音来代日语，并注明拼音的读法。这些说明都反映出在战争爆发之初，情势危急之时，演剧界竭力考虑演出的可操作性及其演出效果。
而战前戏剧理论书籍大多是翻译书籍，并偏重于戏剧艺术本体论研究。如1930年以来，《洪深戏剧论文集》、《予倩论剧》、《宋春舫论剧》、《戏剧讲座》、《戏剧导演术》、《演剧漫谈》等，对传播戏剧理论知识产生了一定影响。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戏剧小丛书’二十种，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介绍戏剧创作与表导演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11](p.297)。和战前相比，战时理论书籍大量地偏于表、导、演及舞台装置分析等方面，战前是属于战前出版数量较少的那一部分，翻译图书也偏重于这一部分。可能是专业演员匮乏的原因，战时有关演员技术训练、速成式的图书特别多。在编导演方面，注重把原本抽象、深奥的理论作应用性研究，用来解决剧运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注意到阅读者的文化程度，这些图书常常用图示的方法来阐明，使理论通俗化，为抗战剧运迅速培养人才。⑧
和战前相比，这些理论图书已少有改头换面编译外国理论著作的倾向，更少学院气，更多针对性，更有理论指导价值。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时期戏剧理论图书的出版数量。正因为这些图书的实用性强，理论阐释通俗易懂，因此很受欢迎。即使在战时，在国民人口数量很少及民众受教育比例很低的情况下，这些理论书籍的印数也常常从2500、4000到8500册不等。如《演剧手册》1940年9月发行第4版，发行量高达8500册。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和今日戏剧理论书籍的影响相比，更可看出它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并进一步证明了彼时戏剧理论的普及化程度。
至此，我们对抗战时期话剧图书出版潮的图书构成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揭示了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意义及其给予我们的启示。回顾这场蔚为壮观的话剧图书出版潮，它所带来的震撼和影响至今仍在。其中最深刻的启示首先是对话剧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在中国命运的理解。众所周知，话剧进入中国，从一发端就有启蒙民众的重任在肩，却因种种原因始终和普通民众存在着巨大的隔膜，并曾深陷商业戏剧的泥沼之中。抗战伊始，话剧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其政治使命性的充分发挥，虽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抗战初期特别是宣传剧偏于思想性而艺术性薄弱的缺点，但这种紧密相连也正是其繁荣的基础。限于篇幅，有许多具有较重要理论意义的内容如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书籍的具体走向及倾向性特征，笔者认为，都值得另文进一步深入探讨。
注释：
①书中未附所收录各图书的出版年月，但可从本书的出版日期推算出所收录图书的大致出版日期。
②田禽：《中国戏剧运动》，1945年11月重庆初版，1947年6月上海再版。
③阎哲吾：《怎样演出抗战戏剧》，特教丛刊，第一九种，教育部特种教育委员会印，1942年3月初版(1—2500册)，正中书局版。
④《现代戏剧图书目录》，舒畅编，华中图书公司1939年8月版。
⑤《演剧艺术讲话》，舒湮主编。此丛书附了非常详细的推介广告，点评出这套丛书的基本的特点。
⑥《抗战独幕喜剧选》，沈蔚德编辑，国立戏剧学校战时戏剧丛书之六，正中书局印行，1941年5月初版，1943年10月第5版。
⑦《悲剧的时代与时代的悲剧》，文见向培良《戏剧长征集》，教育部第一巡回戏剧教育队两周年纪念刊，向培良、朱之倬、文永若编辑，发行者是教育部第一巡回戏剧教育队，1941年6月出版。
⑧此类图书主要有《演技六讲》，郑君里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7年4月初版；《演剧手册》，系论文集，收有宋之的、章泯、陈鲤庭等人关于悲、喜剧，导、表演，舞台装置等方面的文章20余篇，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印行；《战时戏剧讲座》，收余上沅《导演术》、万家宝《编剧术》、杨村彬《新演出法》、贺孟斧《舞台装置》、宋之的《创作前的准备》等十二篇论文，正中书局1940年版；《戏剧创作讲话》，陈白尘著，上海杂志公司1940年版；《怎样写剧》，田禽著，西安生活书店1940年版；《戏剧手册》，洗群著，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年印行；《怎样演出抗战戏剧》，阎哲吾编著；《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洪深著，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版；《导演术》，陈治策著，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洪深著，重庆美学出版社1943年版，主要是谈对话、朗诵等技巧；《习剧随笔》，陈白尘著，当今出版社1944版等。外来的翻译书籍也是如此，如谢云编译的美国Su San Richmond所著《演技基本训练》。还有一些研究戏剧教育问题的图书，如《戏剧教育之理论与实际》，谷剑尘著，商务印书馆1944年印行，这是一部专谈戏剧教育诸问题的专著，全书分为“戏剧与教育的关系”、“戏剧教育的价值”、“学校剧研究”、“戏剧教育的实施”、“各国戏剧教育概论”等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