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力助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稼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3年初，正是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生机盎然之际。年轻的邓小平面对这大好的春光，心情却难以平静。他因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批判，先是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因他拒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又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之职，并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遣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当巡视员，并在农村劳动。在王稼祥的据理力争下，邓小平才重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这就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起三落”中的第一次起落。
邓小平的不平遭遇，让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和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蔡畅都十分着急。
李富春夫妇和邓小平是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他们对邓小平的人品、性格是了解和佩服的，但他们对中央的“左”倾领导者加在邓小平身上的所谓“错误”也无能为力。李富春和蔡畅反复商议后，认为只有请公道正派、令人信任的王稼祥出面，或许还有点指望。于是，李富春趁到瑞金向党中央汇报省委工作之机，抽时间去看望病中的王稼祥，向他报告邓小平的遭遇，请他为邓小平讲几句公道话。
王稼祥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出色的红军指挥员。他敢于仗义执言，在中央有较高威信，说话还是有分量的。王稼祥得知邓小平的处境后，感到十分震怒，立即表示要尽快帮助邓小平向中央申诉。
王稼祥对邓小平也是了解的。在莫斯科留学时，就知道小个子邓小平是一位才华出众、意志坚强的好同志，被大家称为“小钢炮”。更知道邓小乎回国后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军，卓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指挥才能。怎么能在正是用人之际，把一个重要的军事干部，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保卫红色苏区战斗如此频繁，有才能的干部奇缺，这不是浪费人才吗？说到动情处，王稼祥感到腹部的伤痛又剧烈地向他袭来。李富春见状，赶忙安慰他：保重身体，不要过于激动，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几个月前，王稼祥在敌机轰炸中，腹部严重负伤，由于根据地内的医疗条件非常差，他的伤一直未能治好，只好边工作边疗伤。
李富春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反复思考，如何安排邓小平的工作才恰当。在自己有了初步方案后，他立即把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和组织部长罗荣桓请到他的住处，商量调邓小平到总政治部任职的事。王稼祥对他们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贺昌和罗荣桓都了解邓小平，便爽快地回答说：“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王稼祥决定亲自打电话找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联系，交换意见。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到王稼祥提议邓小平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顿时十分惊诧说：“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立即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的应用是成功的，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
说到此处，王稼祥调整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接着尽量平静地说：“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王稼祥越说越难以抑制奔涌的激情，甚至有些愤怒地抬高嗓门吼道：“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说完这句话后，王稼祥再也不想说下去了，气冲冲地把电话机一甩，由于过度的激动，钻心的伤疼使他直不起腰来，他赶忙用双手去捂住腹部的伤口，弯着腰，气呼呼地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以缓解愤怒的心情，还连连地说：“埋没人才呀。”
自从向中央提出起用邓小平的要求后，王稼祥就一直挂记着，盼望着中央尽早有个明确答复。大约等了半个月，仍不见中央对此有任何的说明与答复，他的心情越发难以平静了。面临着反“围剿”的紧张战事，总政工作也十分缺人，王稼祥思来想去，认为必须找到中央的总负责人才能解决问题。他吃力地支撑起身体，在床上斜靠着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立即给驻在瑞金沙洲坝下宵村的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打电话。电话接通后，王稼祥拿起电话就说：“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是同窗好友，私交也很深，平时博古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博古知道王稼祥是一位很有修养、温文尔雅的斯文人，如果不是心急如焚是不会冲他发这么大的火的。博古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见王稼祥执意要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工作，便一口答应立即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此事。博古跟李维汉商量时，李维汉完全支持博古的意见，这样，邓小平到总政治部的事就定了下来。
1933年6月的一天，时近中午，烈日当空，暑气逼人，邓小平带着一顶草帽，正在地头挥锄劳动着，通信员送来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调令。邓小平一面用毛巾揩去脸上的汗水，一面细细地读着命令的原文，然后回到住处打点行装，背着背包从劳动驻地赶往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转干部关系。
在省委机关，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省军区司令员陈毅等已知道了邓小平将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他们热情地设便宴招待了邓小平。李富春将王稼祥如何据理力争的经过在闲聊中告诉了邓小平，邓小平感激地望着李富春说：“像王稼祥这样马列主义水平高、党性强的同志，希望在党内能多一些就好，这样，我们的革命事业就能更快地胜利。”几位老朋友边吃饭边谈论着革命的前途与形势，一顿饭从暮霭初起吃到月上柳梢才结束。
第二天一早，李富春、陈毅和蔡畅设法从江西省军区后勤部要了一匹马，并派了一名通讯员护送邓小平去瑞金。邓小平带着老朋友们的祝福，跃马扬鞭，到赤都瑞金的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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