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浪潮与法国“黄马甲”运动
秦艺丹
自2018年11月开始，声势浩大的“黄马甲”运动以巴黎为中心向法国各大城市猝然扩散。本次运动中由于抗议者大多身着司机在车内常备的黄色反光背心，这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因此被称为“黄马甲”运动。至今为止，尽管马克龙政府早已在2018年12月初就已对此大规模骚乱和示威活动作出回应，宣布实施一系列福利政策以安抚民众因能源改革上调燃油税与碳税而产生的不满情绪，“黄马甲”运动仍未出现偃旗息鼓的态势，并在地理空间上向意大利、德国、英国等其他欧美国家蔓延。本文试图从法国国内政治方面探讨“黄马甲”运动的直接起因,并从区域、全球政治潮流及风向考察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能源改革背后的结构性失衡
马克龙自大选执政以来，外交以重塑“欧盟”、加强全球治理为导向，内政以降低财政赤字、放活劳工市场、提高法国经济竞争力为目标。在英国“脱欧”、德国新政府“难产”的情况下，马克龙领导的法国政府在欧盟事务和全球治理方面展现出积极进取的态势。在国际社会中，他提出“重启欧洲”的倡议，在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兴起之际坚定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政治立场；在国内，为解决法国沉疴积极进行劳工法改革，调整社会福利，促进经济发展。2018年11月11日，在马克龙政府隆重举办的巴黎和平论坛上，马克龙又重申法国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承诺，并在演讲中批评国家至上的做法。为了进一步落实法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马克龙政府提出了新年提高燃油税的计划。按照该计划，法国政府从2019年元旦起上调汽油税及柴油税（每升柴油涨价6.5欧分，每升汽油涨价2.9欧分），以此增加国库收入，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资金。尽管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承诺将投入5亿欧元补偿低收入家庭因上调燃油税而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这一举措仍然令中下层民众因利益受损而示威抗议，使得“黄马甲”运动不期而至。
1.高福利与平均主义：经济结构痼疾
在经济维度上，“黄马甲”运动的爆发不仅仅在于上调燃油税对中下层民众的影响超出了政府的预估，而且更多地暴露出法国过高的福利水平和过度的平均主义与全球化经济冲击下法国经济效率之间的巨大落差。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奉行政策层面的“双轨制”：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充分保证就业与税收；另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实行高福利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二者协同保持了欧洲生态政治的稳定与平衡。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全球经济进入发展滞涨阶段，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尤其是近年来金融风暴更使各国经济雪上加霜，社会贫富分化差距逐步拉大。而全球化经济带来资本和生产的全球流动趋势在改变欧洲全球竞争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直接冲击了欧洲的就业市场，新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得就业形势一路走低。中下层民众想要维持原本的高标准生活水平，只能将更多的压力放诸国家的再分配体系。而法国为了维持其大大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所征收的高额税收进一步制约了法国企业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社会福利总需求远远超出社会总财富的供给能力，社会再分配体系逐渐变得难以为继，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国家政治生态失衡。
例1～例4“勿”都修饰谓语，可见“勿”的用法在两部文献中无太多差别，例1和例2“勿”后的动词“令”接宾语“烟”，“示”接宾语“人”，“先秦时期，禁止性否定副词‘勿’后动词、介词一般不出现宾语。至迟到东汉，‘勿’后动词或介词已经完全不受是否接宾语的限制了。”[8] 相对而言“勿”在北方使用频率更大。
在涉及社会财富与经济地位的问题上,一旦社会公众的失落感与不满情绪变得难以抑制,就必然会激发强烈的民粹主义社会政治思潮。而此次的“黄马甲”运动，一方面反映出长期生活在高福利制度下的法国中下层民众对经济政策改革的承受力和预期降低，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让法国民众对利益受损异常敏感；另一方面，社会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分歧和阶级对立也令原本只为了抗议燃油税上调一事的“黄马甲”运动升级为反对精英政治的公民权斗争。这两者相互作用，利益相关者情绪进一步发酵，使得“黄马甲”事件迟迟得不到解决。
2.夹心派与大众民主：政治结构失序
在政治维度上，此次黄马甲运动呈现出无中心、无代表、无组织的特点，利益“发言人”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寻求解决措施、平息争端的难度。这既是法国政治制度极端民主化的反映，也是传统政治格局失衡的表现。
法国大革命成为自由民主精神全球范围内传播的起点，然而在经济发展滞缓、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的情况下，法国的民主化发展却逐步走向无序与极端。这种“一人一票”的极端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化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国家功能相对缺失，即国家政权在吸纳、调节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方面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国家能力，这在另一个角度也解释了马克龙政府在面临此次危机时出现的应对不利。
实际上民粹主义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学术定义，法国在18世纪末、“一战”结束后、戴高乐时期民粹主义思潮都曾几度复兴。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民粹主义更多显示出反全球化、反移民的特点，是一种以反权威、反体制以及反智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极端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思潮。
很自然地，我们猜测a=b时，矩形线圈具有最大的均匀磁场范围。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个结论，我们计算了不同a/b情况下，矩形线圈在周围空间中均匀磁场的体积，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看到随着a从0.2增到到0.5，均匀磁场的相对体积逐渐增大，在a=b=0.5的时候达到最大值。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利用矩形线圈产生一个均匀磁场，那么保证原材料量不变的前提下(周长不变)，最佳的方式是将其制作成正方形线圈。
尽管“黄马甲”运动爆发的导火索是由于中下层民众因燃油税上调所导致的利益受损而又迟迟得不到解决，然而追根溯源，“黄马甲”运动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全球化与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社会政治浪潮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运动爆发的社会和思想基础，运动的后续发展也逐渐显示出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特点。
同时，由于在经济改革中，马克龙政府希望借助“涓滴效应”，通过给富人减少“社会团结税”而增加其投资，拉动法国经济增长，而此次为应对气候变化上调燃油税、增加中下层民众生活成本的做法无疑动摇了民众对改革的信心，这一减一增让原本凸显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马克龙为富人减税，为穷人加税的做法让其“中间道路”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甚至出现“富人总统”的说法，民众对所谓的精英政治进一步失望，精英与平民的二元对立更加凸显。
根据解决问题的不同，补偿范围由小到大分别为：容量充裕度不足时的边际运行机组、容量充裕度不足时的所有运行机组、所有机组。其中前两个为了解决容量充裕度不足的问题，最后一个为了解决搁浅成本的问题。
此外，作为一个非传统政党领袖，总统大选的胜利和国民议会选举的胜利彰显了马克龙对于政党意志的掌控力，但这也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政党内部缺乏可用人才与面临政策挑战的应对经验。尽管马克龙在政策改革中足够强硬，然而其带领的团队由于缺乏足够丰富的从政经历，在遇到问题时往往应对不足，这也是政府在推行改革措施时，所受到的指责和抗议较其几位前任更为激烈的原因之一。
全球化与民粹主义浪潮
此外，媒体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动员与组织一系列示威抗议行动过程中显示出惊人的作用。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政治示威活动，这次的“黄马甲”运动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人员召集，是“法国近年来罕见出现的一次没有工会组织、参与者完全通过社交媒体串联聚集的规模较大的示威抗议活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此次行动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利益群体碎片化，进一步增加了政府谈判的难度。由于利益“代言人”的缺失，此次运动成为“民众直接行动”的真实写照。运动内部群体意见难以被统一，政府无法找到直接“对话者”，这令问题解决成本急剧上升，法国政府不得不直接面对民众扩散化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诉求。
2017年法国大选，马克龙以其“中间道路”黑马性地当选，打破了法国政局中由社会党和共和党传统两党“左右共治”的格局。然而这也引发了新的政治格局失衡，这一失衡在大选中体现为传统政党出局、极端政治力量上升、非传统新兴力量胜出和投票率创历史新低。原本分属于左右两党的中下层民众由于“中间派”势力的横空出世模糊了原本政治立场，中下层民众在逐渐极化的左右政治中摇摆不定，成了尴尬的“夹心派”。由于缺乏有组织的政党进行必要的政治意愿传达，马克龙的“中间道路”改革又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生活条件改善，反而进一步侵损了自身权益，最终导致大众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声与抗议。这既是法国2017年大选的政治遗留，又通过此次运动引发了政治格局的进一步失衡。
(3)燃煤对路供应。即根据用户和用煤设备对煤种、煤质和粒度的要求进行供煤，如以民用型煤代替散烧原煤，对层状燃烧的锅炉，以块煤、工业型煤代替混煤，以工业配煤代替原煤作一般动力煤等。不仅可以减少烟尘污染，而且可以节约煤炭。
而这一问题同样广泛困扰着其他欧美诸国，自航海大发现以来持续享受着全球化经济福利的众多欧美国家在进入21世纪之后经济纷纷陷入疲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各国在制定内政外交政策时突出考虑的因素。而民粹主义则借助反对自由贸易、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政治主张，迎合了欧美国家中下层民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寻求变革的诉求，迅速扩展成一种普适性的社会思潮。然而与法国选择不同的是，众多欧美国家纷纷将国家治理重点由国际转向国内。英国“脱欧”程序的如火如荼、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的提出及推出《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举措以及近年来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势力和极端政党的大行其道，都呈现出与马克龙政府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截然相反的选择。
欧洲各国民粹主义势力的发展和民粹主义思想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法国民众对法国政府在全球治理层面上的政策不满情绪。与其说“黄马甲”运动是对燃油税上调的抗议，不如说是中下层民众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抗议，对精英政治的抗议。特别是进入运动后期，对政策的抗议已经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黄背心”街头抗议口号从“反油价过高”变成“反对马克龙的改革计划”甚至“富人总统马克龙下台”，“我们不要面包渣，我们要的是整个面包！”政治诉求的深化和对政府的不满展现了法国国内民粹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壮大。节能减排、改善气候变化状况无疑将会对法国的国际形象和欧盟中的领导人角色塑造具有相当正面与积极的影响，然而马克龙政府却在政策推行阶段高估了民众对改革效果的长期预期，低估了民众对短期利益与福利政策受损的敏感程度，从而导致其全球治理政策自落地初期就面临着国内人民大规模抗议的现实。
对于法国来说，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源重新分配极大地改变了法国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随着全球生产格局的变迁和制造中心的转移，法国只在本土保留了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制造业外流、产业空心化，这些工业的“去中心化”举措逐渐导致法国经济主权被削弱、制造业式微、产业全球竞争力衰落。原本处于高福利、高就业率背景之下的法国民众不得不重新审视在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工作机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群体流动的现实。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因此进一步扩展和激化，这成为“黄马甲”运动兴起的社会基础。
此外，“生态环境还是人民权利”这种简单狭隘的二元对立政治方式也迎合了部分民众的心理需求，他们对现实处境的种种不满和希望寻求变革的政治诉求，都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抗议式民主的政治参与方式获得释放与表达。
三是劳动关系问题。劳动关系问题主要体现在“解除旧劳动关系难”和“建立新劳动关系难”两个方面。解除旧劳动关系难，主要是由于关闭制度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员工出于对未来生活和再就业的担忧，不愿接受安置。建立新劳动关系难则主要表现在：①煤矿工人具有技术的特殊性和单一性，转岗困难，煤矿关闭大势下，可供就业的岗位数量大大减少，职工难以建立新的劳动关系。②M煤矿和分流安置企业不属于同一体制，被安置职工的劳动关系续接程序不流畅，导致职工难以及时与新企业建立新的劳动关系。
从“黄马甲”运动的蔓延态势来看，这次运动也并不是法国独享的国内难题。CNN外交政策专家Dominique Moisi认为，法国总统当前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法国的危机，同时也是整个欧洲未来的危机。他说：“这也关乎民主的未来。当前，非自由民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崛起。”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欧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如英国的“脱欧”，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势崛起，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匈牙利民粹主义运动和力量的炙手可热。欧洲正遭受民粹主义浪潮的洗礼。在欧盟议会选举即将召开之际，作为欧盟领导者的法国面对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浪潮能否妥善解决国内危机，继续推进改革，将对欧盟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法国之所以爆发如此大规模的“黄马甲”运动，不单单是国内政治经济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作用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全球化经济发展根本的结构性弱点在于，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就存在经济正义维护者的缺位。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割裂，国家再分配体系的难以为继，既使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发酵，也挑战着当政者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何平衡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兼顾民众利益与国家利益进而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困境，是学者和欧洲各国政府都需要继续探索的议题。
结 语
“黄马甲”事件并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治运动，其成因也从另一方面展现了法国近年来为何改革频频受挫的真相。一方面，受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高福利与平均主义降低了民众适应改革的预期弹性，极端民主化发展使得人数众多的中下层民众成为左右两派中的“夹心层”，同时又缺乏利益代表与统一发声渠道。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矛盾也给法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挑战，民粹主义思想的大行其道吸引着日益庞大的信众。尽管如此，法国政府需要认识到，改革势必动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但国家只有受此“阵痛”才能摆脱沉疴，实现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位于民粹主义浪潮中的法国，是否能平稳度过此次“黄马甲”运动所带来的危机，是否能继续坚守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政治立场，是否能让法国再次伟大，这一系列疑问的解答仍然考验着法国政府的未来政策。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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