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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国情特点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由来
在世界封建农耕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上,中国曾长时期居于领先地位,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并把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西方发生工业革命的时期。身处盛世致使清政府从上到下充斥着富而骄、骄而奢、奢而腐的心态和行为。封建上层建筑日趋腐朽,统治者也目光短浅,不思进取,他们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国家富有四海,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先进生产工具不屑一顾,由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逐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这种差距逐渐拉大,最终导致了中国国门在1840年被当时来自经济最发达国家英国的殖民者用坚船利炮打开。自此,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被人为打断,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使得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近代中国虽然也形成了民族资产阶级,但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相比,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道路明显与之不同。英美的资本主义发展都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的资本主义化。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则一直控制在封建统治者手里,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的上层建筑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主要依靠外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机器工业,进行原始积累,并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利用私人资本。以上两种原始积累的方式造成了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软弱性和依赖性。由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但与西方产业革命过程中同时改造了小生产的情况不同,此时中国的产业革命及资本的运用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军工等领域,农业、手工业小生产没有得到改造,这为以后的中国社会留下了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也是日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所在。
对于旧中国来说,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几乎谈不到过渡时期的积累,而通过广泛发动农民走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决定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经济基础的薄弱。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和文化落后的现实、以落后的小生产为主体的经济,共同决定了我们不但不可能一步跳到共产主义,而且距离马克思提出的成熟的过渡阶段也还相距甚远,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根本原因。
中国之所以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与它建立的基础密切相关的。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公有制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国家没收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二是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没收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华资产。三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国没收的英美在华资产。这三部分资产成为我国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工业化发展的三个来源。新中国成立之时,除了国民党运往台湾和存在海外的资产外,中国大陆留下来的资产全部转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占有了这个基础,又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铁路和邮电,所以产生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这个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则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与此同时,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局限,虽然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合作化,但中国广大的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生产并没有得到改造。新中国建立时在工业的一定领域内实现了较为先进的大机器生产,但小生产的比重仍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这不能脱离目前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社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性的,不是盲目自发地进行的,过去我们在建设中走了弯路,正是因为一直没有真正弄清楚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概念的含义。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也有着充分的客观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但经济基础仍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虽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但小生产仍然在全社会占有很大比重。
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最本质的特征就在于劳动分工的深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小生产是社会化的低级阶段,小生产又决定了流通范围的狭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一步一步完成的任务是改造分散的小生产为社会化的大生产,变低效的科学技术为能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并推动社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二、以资本为纽带,不断拓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共产主义的发展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从而消灭剥削,消灭三大差别,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三个大大”,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资本、组织、生产、流通、服务等等都全面实现了社会化的基础之上。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距离这个要求还相距甚远,要实现社会化的任务只能一步一步地求得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过去我们过分地强调了“一大二公”,这是一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正如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谈到的:“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44页。)企图凭借国家政权实行直接过渡是不行的。改造小生产,不能靠强迫和没收的办法进行,只能通过以资本为纽带的方式来逐步改造。当前有很多人对于党中央发挥资本的纽带作用、大力发展民营资本的政策存在疑虑,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了社会主义壮大自身实力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是利用资本消灭资本,最终使私有制消亡。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指出:“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
商品生产本身是社会化的。从根本上说,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反映的都不是简单的公和私的问题,而是社会化的程度问题。它们体现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社会化的程度越高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越高。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正体现在社会化建设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上,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需要从全球角度着眼。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实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实现了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并且应当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导生产向着更高的社会化程度发展。但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全社会范围内远远没有达到发达的水平,生产社会化总体程度仍然很低,小生产在数量上仍占多数,虽然实现了商品的社会化生产,但也只是低层次的社会化、小商品的社会化,这一切与发展社会主义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马列主义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生产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没有大生产为基础,没有生产的革命化进步,小商品的社会化发展走不远。因此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对小生产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同时使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变革而变革,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快速、健康、协调的发展。
过去,在实现公有制的过程中,我们对旧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大生产采取了没收的手段,但面对着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要对其加以改造,不可能靠没收、强制的手段,而只能采取以小生产和大生产联合,以大生产来带动小生产改造的办法。社会化大生产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合作程度的扩大和加深。以往在资本帝国主义封锁之下,没有市场,没有资本,也没有外资来源,仅能实现劳动力的合作,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形式是当时的国情决定的。但是,单纯的劳动力合作无法提高生产力,只有实现了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才能发展新的生产力,引进新的生产技术,购买大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关于资本,列宁在研究土地问题时曾说过:“在商品生产的社会里,没有资本就无法经营。”(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279页。)也就是说,资本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范畴。在不同的所有制以及同种所有制内部不同的实现形式之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彼此必然会发生越来越多的交互作用。除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之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够将这些生产关系以及不同水平的生产力顺畅地联结在一起的最有效率的媒介便是资本,而资本最大的用武之地便是市场,“各种经济成分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就是市场”(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83页。)。改革开放后,国际国内条件发生了积极变化,我们具备了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合作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应当大力推动资本的发展,以资本为纽带来促进小生产的发展。为此在现阶段需要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权利,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私有制的积极因素,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货币和资本的积极作用。有商品经济存在,允许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有差别存在,交换中必然会存在不平等,但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使命并不矛盾。因为消灭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在遥远未来的最高纲领和终极目标,其实现前提是三大差别的消失,三个大大(生产力的大大发展,劳动产品的大大涌现,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大大提高)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在小生产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之前,不能达到各取所需,私有制也无法消灭,这就为我们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关系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奋斗的最终目标即最高纲领是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但在现阶段,我们必须从最低纲领做起,完成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完成的现实任务。我们奋斗的最低纲领是改造小生产,从而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从根本上说这个目标与最高纲领的奋斗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既要把实现最高纲领作为长远的目标,又必须在现阶段以最低纲领作为建设手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过去建设实践中曾经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邓小平理论中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两个大局三步走的战略思想和任务,就是近一百年内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统一的完美结合。
三、正确发挥资本的纽带作用克服资本的消极作用
对于资本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马克思早就有所论述。他指出,资产阶级在资本力量的帮助下,“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同时,资本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转化准备了基础,因为由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股份制度就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6页。)对于资本的消极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还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应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就资本的积极作用来说,资本能促进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从而也就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提高了,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就增加了。因之,资本获得利润相应增加,劳动者所得报酬也会相应的提高,这是三方皆能获利的良性循环。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利润增加时,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极分化和大企业的垄断,这种分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引发消费能力的相对下降,从而影响消费能力同生产能力的同步增长。这个差额就是两极分化的必然结果,它的进一步发展将造成产业结构失衡,从而造成市场失灵,引发经济危机。这就是资本的消极作用。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处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国家会有意识有计划地采取相应的政策,运用财政、金融等分配杠杆对社会产品有步骤地通过再分配手段来进行组织协调,从而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资本的消极作用。然而,尽管有着国家的宏观调控,但是在运用资本改造各项产业,在小企业发展为大企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问题,对此我们要加以客观正确的认识。上层建筑要加以协调,避免出现过度悬殊的两极分化情况,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一方面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一方面要求劳资差距要在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步缩小,最终通过革命来实现生产资料完全的公有制、社会化。这条最终之路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就目前来说首先要强调的是统一战线,在当前社会中仍存在着阶级的分别是客观事实,因为有分别才有必要结成统一战线。协调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建立科学合理、和谐共处的社会正是当前条件下上层建筑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发挥资本的纽带作用的同时,必须注意克服其消极作用。必须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由上层建筑出面领导组织,能动地实现分配方面的公平与效率并重,从而有意识地、分阶段地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我们还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假冒伪劣、制假售假以及贪污腐败等现象确实一时难以从市场经济中得到根除,这正是“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的表现,这也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肮脏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实。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可避免,因此我们的上层建筑应当主动加以协调,利用财政、金融手段对各种资源进行主动的宏观配置,不能放任自流。当前我们必须对这些不法现象进行严格的控制,将其限制在不足以对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制度构成破坏和威胁的范围之内。对于非公有制而言,我们的社会主义允许其存在资本剥削的现象,但这种剥削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受公有制经济制导的,其程度和范围都受到国家和法律的严格控制,从其所占比重和关键程度上看都不占主体地位。
我们利用资本,是为了发挥其对小生产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和发展生产力的能力,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不可逾越的道路,是必须加以客观承认的。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在此过程中,不可能存在着既发挥资本的积极效力又完全避免其消极作用的情况。因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24页。)
如前文所述,十月革命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伟大时代,列宁预见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的存在。根据经济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是新旧时代转换的本质特征,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客观方向。不但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而且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资本仍将发挥着它应有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资本的作用正是实现生产由分散到集中,并向着社会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例如银行资本,从私人存款角度看,它是存放在银行里的资金存量,但是另一方面,它代表着社会资本的集中,代表着资本的存量。这部分资本从1978年的1600亿元发展到如今的30多万亿元,加上证券市场和保险业市场的十几万亿元资金,全社会金融资产早已超过40万亿元,它能不能被用于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呢?完全可以。国家应当掌握对这部分庞大的社会资本调动的主导权,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发展政策来引导资金的流动。国家必须掌握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并在发展中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同时通过微调来缩小社会各阶层的差距,通过调动社会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实现私有制的自然消亡。
列宁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时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条件出发,指出了马克思不是随随便便地把资产阶级权利塞到社会主义中的。他还把“资产阶级权利”同国家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论断。他说: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还不够“完全成熟”,没有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人们不可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进行劳动,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以外没有其他规范,因而需要国家机构,一方面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另方面“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但是,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实现,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为主导,否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抛弃私人利益,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奋斗目标。
现阶段我们的社会中客观存在着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现象,这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大惊小怪。随着市场经济法制和秩序的完善,剥削和两极分化等消极因素作用的范围和程度可以得到逐步的限制,而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则需要等到经济获得了更大发展、市场关系更加发展壮大之后。关键问题是在我们的建设道路上,一切问题都要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可以说,之所以在当前社会主义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存在资本剥削的现象,其目的就在于未来最终彻底地消灭剥削。
四、在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完成好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期是一个混合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观能动力,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区别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特点。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型,正如拨动一个圆形的刻度表,我们现在正是沿着刻度表一格一格地前进,刻度的终点就是转型的完成、三大差别的消失、三个大大的实现。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走在这个转型的进程之中,正在完成利用资本消灭资本,实现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型的历史使命,而不是进行如一些学者所说的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历史倒退,这是一个必须加以明确认识和警惕的方向性问题。
我们当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变革,目的是通过改造不适应时代形势的经济体制来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新的生机,并采取一切积极手段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市场经济建设经验。在此必须牢记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可以往来,但是这种往来只是在工商业和经贸往来的具体操作方式上的接轨,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保证自身根本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与国际通行的经贸“游戏规则”的接轨,这属于方法的转变,属于制度层面的接轨,而不是方向的转变,在坚持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问题上是不允许有任何改变和动摇的。
有的学者认为,转型是一个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包括个人自由经济权利的建立、市场交换规则的确立与切实遵守等内涵。笔者认为,“市场化”还不足以完整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准确的目标应当是实现生产乃至经济的社会化。人类的发展方向就是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扩大和加深。马克思毕生追求的事业是实现消灭私有制、实现三个大大,从而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所说的解放,是指把人从受侮辱、受奴役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这种解放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必须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获得了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实现,当前的社会化、全球化正是这种全面实现的必经之路。以公有制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代表了社会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一种客观真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上的很多人失去了这一信仰,也失去了集体主义的信仰,极端个人主义统治了很多人的思想。没有信仰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状态,导致拜金主义、封建迷信和邪教的产生和社会上的种种纷争,因此当前建设的首要任务是重新在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
在与世界各国交往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能够不断壮大自身实力,也能够不断让世界各国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才能实现推广和平的目标,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处。当今世界并不平静,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一直不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互通有无,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不懈的斗争,用多边外交来战胜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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