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产业结构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经济周期论文,国际论文,FDI论文,协动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出现了国际经济周期明显的趋同趋势。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际经济周期趋同性及其影响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学迫切需要研究的新理论课题，国际经济周期趋同性已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中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现实问题。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源、冲击强度及传递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本文认为，引发全球经济的大范围同步衰退不但与金融危机的冲击源和冲击强度有关，还与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市场、FDI和产业结构等多元传递机制有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波动通过贸易、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多渠道在世界各国经济之间迅速传递、扩散、蔓延，有必要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变化的多元传递因素及其传递效应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分析国际贸易、FDI和产业结构与中国贸易伙伴经济周期协动变化的相关性，以及各传递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提供参考。
一、有关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文献
经济周期协动性(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s)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各个国家经济周期循环阶段在方向和波幅上所表现出的趋同性，通常是以两国之间实际经济活动的双边相关性来反映两国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相关系数越大，两国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
国内外有关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对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研究文献比较多。大致有四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正相关。McKinnon于1963年研究最优货币区(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即OCA)理论时指出，国际贸易将带来贸易伙伴国经济活动的高度相关。Frankel & Rose(1997，1998)对21个发达国家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双边相关性的研究得到两者呈正相关关系。二是双边贸易增强使国家之间专业化分工程度提高，导致经济周期协动性减弱(Kenen，1969；Krugman，1993)。三是不同的贸易模式具有不同的影响，产业内贸易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关键因素(Fidrmuc，2001；Gruben et al.，2002；Shin and Wang，2003，2004)。四是认为双边贸易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主要是由双边垂直专业化引起的，而非双边贸易强度导致的(Ng，2007)。迄今，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对贸易强度是否促进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还存在异议。
有关FDI与国际经济周期相关性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研究文献还比较少。Jansen & Stockman(2004)对OECD国家1982-2001年数据进行分析，提出FDI与国际经济周期呈正相关的观点，而且从1995年开始，FDI的影响有所增强。Wu et al.(2009)的结果表明，FDI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认为FDI联系比贸易和产业结构相似能更好地解释经济周期协同变化模式。
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关系的研究也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Imbs(2003)、Lee & Azali(2009)在研究产业专业化模式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动态关系时发现：产业结构越相似，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但是部分学者(Clark and van Wincoop，2001；Otto et al.，2001；Cerqueira and Martins，2009：Wu et al.，2009)指出产业结构相似与经济周期协动性并不具有显著关系。Clark & van Wincoop(2001)在探索欧洲货币区欧洲边界效应的解释因素时，发现两者的关系并不显著。Otto et al.(2001)在研究贸易、金融一体化以及国家的经济和制度特征的多元回归中，产业结构相似性缺乏显著性。有学者否定了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负号。Baxter & Koupiratsas(2005)对100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相似对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系数符号并不稳定。产业结构相似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有关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因素和传递渠道的研究对象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结果还存在比较多的分歧。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冲击非常严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趋同性的趋势也不断增强，有必要揭示导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传递渠道。本文以中国及其27个主要贸易伙伴为样本，研究国际贸易、FDI和产业结构与经济周期协动变化的相关性，探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主要传递因素和不同传递因素的影响程度差异，并分析这些传递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便中国有效进行经济政策调节，并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同调控。
二、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传递机制的理论简析
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际贸易传递机制；第二，国际资本传递机制；第三，国际产业结构变化传递机制。国际贸易传递机制是指外国经济波动经由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变化。具体的传递过程表现为：国际贸易流量和流向变化导致一国消费和投资的变化，引起国内经济和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增长波动，贸易伙伴联系越密切，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相关性越强。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变化造成国内进出口贸易商品价格的变化，进而与进出口贸易部门相关的非进出口贸易部门价格变化，导致国内产出、就业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不同的贸易模式如产业间贸易模式或产业内贸易模式，对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需求和供给变化及经济波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国际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效应是比较复杂的，本文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贸易伙伴类型样本进行比较，以便对国际贸易传递机制进行比较分析。
国际资本流动传递机制包括短期资金流动传导和长期直接投资传导。短期资金流动传导机制需要借助国际金融市场，涉及短期国库券、大额可转让存单、商业票据等传统金融工具，同时涉及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经由利率和汇率的变化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长期直接投资传导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FDI流量和流向变化，影响各国之间经济波动的相关程度。不同类型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本文重点分析FDI流量变化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
国际产业结构变化传递机制包括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结构的差异化程度对一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传递。国际产业转移会影响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国际产业结构的差异化影响国家间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波动通过国际贸易、FDI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全球范围进行传递。国际传递机制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与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资本开放度、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能力有关。
三、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分析
本文为了定量分析国际贸易、FDI和产业结构对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双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效应，以经济活动双边相关性作为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变量，以双边贸易强度、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程度作为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因素。
(一)指标的衡量及样本的选取
1.经济周期协动性的衡量
从现有研究文献看，通常以两国之间实际经济活动剔除趋势后的双边相关性来衡量经济周期协动性。但是这种衡量方法有一个缺陷，就是计算的是若干个子阶段的交叉相关，不能很好反映完整的经济周期变化的情况。本文借鉴Cerqueira & Martins(2009)的同步化指数构建方法，选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总就业指标，计算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实际经济活动相关性，来反映它们的经济周期协动性情况。指数值越大，两国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同步化指数的计算见公式：
式中相关数据来源：实际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2000=100，单位为美元；发达国家(地区)的总就业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发展中国家因部分国家缺失总就业数据暂不作分析，单位为人。
2.双边贸易强度的衡量
本文借鉴Frankel & Rose(1998)中双边贸易强度的计算公式，即分别用国家i和国家j的贸易总额和名义总产出对两国的双边贸易额进行标准化，具体公式如下：
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8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各国(地区)的贸易总额数据来自WTO，单位为美元。由于在双边贸易额的统计中，因为统计误差和转口贸易等，一国的出口未必等于另一国的进口，本文在计算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时以中国为报告国，按出口FOB、进口CIF计。在计算欧盟成员国之间两两的双边贸易额时，统一运用各国报告的出口FOB价。
3.双边直接投资强度的衡量
中国2002年才开始系统地统计对外直接投资数据，2003年正式发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由于按国别(地区)分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缺乏，本文选取中国实际利用各国(地区)直接投资金额来间接反映中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强度，计算方法类似于Frankel & Rose(1997)进口强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中国实际接受各国(地区)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8个欧盟成员国的双边FDI数据来自OECD，中国及贸易伙伴国FDI流入、流出总量来自UNCTAD的FDI数据库。与双边贸易额的计算同理，8个欧盟成员国之间两两双边FDI也存在一样的问题，一国从另一国获得的FDI并不一定等于另一国的FDI流出，本文以投资国报告的FDI流出计算，比如，德国与荷兰之间的双边FDI流量，用德国报告的德国对荷兰的直接投资，加上荷兰报告的荷兰对德国的直接投资。FDI数据的单位为美元。
4.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衡量
在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的衡量方面，本文用Krugman(1991)的绝对值指数构建产业结构差异指数，以间接衡量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其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5.样本国家(地区)的选取
本文计算了2000-2008年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197个国家(地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求出所有国家(地区)的年度均值，得到5年及以上的比重在均值以上的27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主要贸易伙伴样本(表1)，其中包括15个发达国家(地区)和12个发展中国家。①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1.模型的构建
表1中最后选定的样本包含15个发达国家(地区)和12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地区)中有8个欧盟国家。本文首先以8个欧盟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然后分别以中国的发达贸易伙伴和发展中贸易伙伴为研究对象，构建贸易强度、FDI强度与产业结构相似性对经济周期协动性影响的分析模型。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成功案例的欧盟，其内部成员之间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FDI方面关系密切，对其内部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的传递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为探讨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提供帮助。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欧盟8个国家组的数据期间是1985-2008年，发达贸易伙伴组和发展中贸易伙伴组的数据期间是1990-2008年，因此，分别构成包含28×24=672、15×19=285、12×19=228组观测值的面板。面板数据模型的分类有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混合回归模型假定截距项和解释变量系数对所有的截面个体都是相同的，既无个体影响，也无结构变化。变截距模型假定个体成员的截距项不同，而解释变量系数相同。变系数模型假定个体的截距项和解释变量的系数都不同，本文不考虑此情形。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可以根据个体影响的形式不同，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经F检验及Hausman检验，对不同的样本组需要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对欧盟国家组和发达贸易伙伴组适合建立混合面板数据模型：
2.双边贸易强度、FDI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动性的简单描述
应用EViews6.0软件，本文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率的相关性、双边贸易强度以及FDI强度(表2)，发现无论是GDP协动性还是双边贸易强度或FDI强度，后一阶段都较前一阶段普遍提高，表明贸易伙伴和中国的贸易联系、直接投资联系加强的同时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也有所提高。
(三)回归结果分析
1.欧盟国家样本
对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8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两两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因素分析(表3)表明，双边贸易强度的系数为正，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度越大，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双边投资强度的系数对贸易强度的不同衡量方法比较敏感，无论是在GDP周期协动性中还是在就业周期协动性中，当双边贸易强度被贸易总额标准化时，双边投资强度的系数符号为正，当双边贸易强度被名义总产出标准化时，投资强度的系数符号为负。产业结构差异的系数符号为正，表明成员国之间产业结构差异越小，即相似性越高，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程度越低。同时，我们发现，双边贸易强度的影响大于双边投资强度，这很大程度上与FDI的时滞性有关，对短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2.发达贸易伙伴样本
以实际GDP的相关性作为被解释变量，贸易强度、利用外商投资强度、经济结构相似度为解释变量(表4中(1)、(2))，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的系数为正，表明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强度越大，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FDI的系数为负，表明中国实际利用发达贸易伙伴的直接投资强度越大，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低；产业结构差异指数对经济周期的衡量方式比较敏感，对GDP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为负相关，对就业周期协动性的影响为正相关，即表明产业结构差异越小，相似程度越高，GDP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就业周期协动性程度越低。在1990-2008年期间，中国与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因素中，双边贸易强度的影响大于实际利用FDI强度的影响。
3.发展中贸易伙伴样本
以实际GDP的相关性作为被解释变量，贸易强度、利用外商投资强度、经济结构相似度为解释变量(表5中(1)、(2))，对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的系数为正，表明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强度越高，GDP协动性程度越高；FDI呈现显著正效应，表明中国实际利用发展中贸易伙伴的FDI强度越大，GDP协动性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差异指数的系数是负的，表明产业结构相似与GDP协动性程度成正相关。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GDP周期协动性变化中，三个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双边贸易强度影响小于实际利用直接投资强度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三组样本中，双边贸易强度越大，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在发达国家(地区)的样本组(表3、表4)，双边贸易强度的影响都大于FDI强度的影响，说明国际贸易对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影响更大。由于中国实际利用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伙伴和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FDI性质不同，因此对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作用也不同。来源于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伙伴的FDI往往是贸易替代型的，FDI的增加会替代部分贸易，从而对短期经济周期协动性具有负效应。另一方面，来源于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伙伴的FDI通常集中于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利于发达国家(地区)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发展国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伙伴的产业结构差异变化，也会对经济周期协动性产生负面效应。
产业结构差异指数对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GDP周期协动性的影响都是显著为负，表明产业结构越相似，GDP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但是产业结构差异对就业周期协动性却相反。我们认为可能与产业结构差异指数在衡量经济结构方面是个系统指标有关，无法揭示各产业内部之间的关系。创造增加值最多的产业不一定是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因此，Krugman(1991)的绝对值指数在构建产业结构差异指数来反映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方面是不足的，需要一个更加细化的指标考察细分产业内部变化，以探究其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传递效应，这也是本文的不足及留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四、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及国内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分析
为进一步深入分析双边国际贸易强度、双边直接投资强度及国内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我们将27个国家(地区)按强度或指数值大小(表6)进行分类，按双边贸易强度大小可以分为“低双边贸易强度型”、“较低双边贸易强度型”、“较高双边贸易强度型”、“高双边贸易强度型”，按双边投资强度大小可以分为“低双边投资强度型”、“较低双边投资强度型”、“较高双边投资强度型”、“高双边投资强度型”，按产业结构差异指数可以分为“产业结构相似型”(指数值0-0.5)、“产业结构相异型”(指数值大于0.5)(表7)。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分析不仅要考虑国内劳动力、国内资本的因素，还需要考虑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我们将双边贸易、双边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将表7中“高双边贸易强度型”和“较高双边贸易强度型”国家(地区)归为一组，统称为高双边贸易国家(地区)，“低双边贸易强度型”和“较低双边贸易强度型”国家(地区)也归为一组，统称为低双边贸易国家(地区)。选取1990-2008年数据，通过普通最小二乘估计获得这两个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为进一步比较国内劳动力、国内资本、双边贸易强度、双边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异，我们同时建立以国内劳动力、国内投资、双边贸易强度、双边直接投资及上年度GDP等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估计国内外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回归模型如下：
对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解释变量的系数反映变量之间的增长弹性。回归结果见表8。
根据表8的结果，在模型中不考虑国内劳动力和国内投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三组样本中全部国家(地区)、高双边贸易国家(地区)及低双边贸易国家组，贸易和实际利用FDI增长的系数都是呈显著正相关性，双边贸易的增长效应都大于FDI的增长效应。高双边贸易国家(地区)的贸易增长效应和FDI增长效应分别高于低双边贸易国家的增长效应。当模型中考虑国内劳动力、国内投资增长以及上年度实际GDP的影响时，国内劳动力、国内投资及上年度实际GDP对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性，但双边贸易强度和FDI强度的系数值明显降低，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结果表明，目前国内劳动力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双边贸易强度和FDI强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在高双边贸易国家(地区)组，双边贸易强度和FDI强度的增长效应大于低双边贸易国家组情形，而国内劳动力、国内投资和上年度实际GDP的增长效应小于低双边贸易国家组，这表明，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投资联系越密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低双边贸易国家FDI强度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可能与FDI的来源国及其质量有关。外资来源国不同，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Fortanier，2007)，外资的质量越高、技术含量越高，越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增长。高双边贸易国家(地区)组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是高双边投资强度型国家，这些发达国家贸易伙伴的外资技术含量相对更高，对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对经济增长作用更明显。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国际贸易强度、FDI强度、产业结构相似等因素对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效应，并研究了各传递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得出以下结论：(1)在1990-2008年期间，中国与发达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影响因素中，双边贸易强度越大，短期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实际利用FDI强度越大，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低；产业结构越相似，短期GDP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就业周期协动性程度越低；双边贸易强度的影响大于双边投资强度。(2)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变化中，双边贸易强度、FDI强度和产业结构相似性对短期经济周期协动性具有显著正效应；实际利用FDI强度的影响大于双边贸易强度。(3)中国与“高双边贸易强度型”和“较高双边贸易强度型”国家(地区)的贸易开放、投资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与“低双边贸易强度型”和“较低双边贸易强度型”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开放的增长效应；国内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比贸易和FDI更显著、更重要的拉动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若干建议：(1)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推动双边经济增长。(2)有选择地利用FDI，积极吸收与中国有较强双边贸易关系的发达国家(地区)的高技术含量的外商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转型。(3)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发挥在国际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主动权。
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出现国际经济周期变化的趋同，使得经济周期协动性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研究成为重要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如何形成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良好互动机制，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体系中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及更好地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发达国家(地区)是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荷兰、英国、新加坡、意大利、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芬兰和瑞典，发展中国家是印度、马来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墨西哥、巴西、沙特阿拉伯、菲律宾、南非和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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