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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作品流传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我们虽然还不能说普希金研究在中国已经形成专门的学科——普希金学；但是至少可以说作为国际“普希金学”的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已经有很大进展。它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本世纪初的引进
中国人知道普希金的名字始于1900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治通考》首次提到他。1903年《上尉的女儿》译成中文，是中国首次出版普希金的名作。1907年作家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一文在中国第一次评价了普希金的作品，涉及《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一些短诗。此后，尤其从“五四”前后便不断有人译介普氏的作品。
二、30—40年代推广和普及
1937年2月10日，上海举行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会，盛况空前。 围绕着那一次的纪念会有过一系列的活动。1936年由黄源先生主编的《译文》杂志出刊“普希金特辑”和“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各一期。两期共含普氏作品8篇、论普氏的文章12篇和插图27幅。此外， 《中苏文化》、《文学》等期刊，商务印书馆、光明书店、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普氏的作品集，再加上海的俄国侨民用中、俄、法、英四种文字印行的《普希金百年纪念册》。这一切使得中国在1937年前后出现了一次小小的“普希金热”。
1947年对于普希金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上海隆重举行的纪念普希金逝世110周年的活动为契机， 开始了向群众普及普希金的潮流：
一是推出精选的《普希金文集》。内含抒情诗40首、叙事长诗1 部、故事诗2部、戏剧作品2部、小说3篇。并有24位俄国作家和10 位中国作家分别撰写的论普氏的文章，以及俄中画家所作的插图35幅（其中俄国32幅，中国3幅），还有普希金传略及生平著作年表，种类齐全。 该书以文化界名人强大的阵容为顾问，摆开了推广和普及的态势：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田汉、胡风、臧克家、袁水拍。由著名翻译家戈宝权、罗果夫、林陵为编委会，而戈宝权则是执行编辑。文集出版很快造成社会影响。1947年首版1800册，不久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各再版两次。此后又几次印刷，以1954年至1957年为最多， 四年内重印5次，每次均在2000册左右。该书长期流传，影响深远，不但拥有大量读者，而且成为早期普希金研究者的依据。同时，还使一批能够直接从俄文翻译文学作品的名家提高了知名度。他们是戈宝权、瞿秋白、林陵、耿济之、水夫、磊然、梁香、葆荃、草婴。
二是在上海重新树立了普希金纪念碑。早在1937年已有俄侨在上海建立了普希金铜像。但据罗果夫回忆：当时那并不是出自“全体俄国侨民”的自觉行动，而是仅由“一小群人”，“靠了个别的几个人的钱”建立的，因而影响不大，何况抗战期间日寇占领上海，1944年11月间，“日本法西斯就在黑暗的掩蔽之下，正像夜间的盗贼一样，盗走和毁坏了诗人的铜像”。在俄国人看来，遗留下“纪念碑上那个空虚的台座，就像一个伤口在流血”（见《文集》第384页》，于是抗战胜利后， 两年内激发了全体苏联侨民的热情，集体捐资，并有少数中国人和其它国家人士捐款，委员会正式筹划重建。此次纪念碑得以长期保持下来。这也是在中国首次为外国作家建立的纪念碑。
三是开始了造就研究普希金的专家，以戈宝权为代表的普研学者正是从中成长起来的。
三、50年代培养人材的“升级”
两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普氏作品陆续得到大量的翻译，以空前的规模传播。但对普研工作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出现了培养人材的“升级”，即在五十年代让普希金进入大学课堂，高校文科有些系开出了“俄苏文学”课程，普希金便稳固地占有一席之地。以1954—1957年北大聘请苏联文学专家卡普斯金，1956—1957年北师大聘请苏联文学专家柯尔尊为标志，俄罗斯文学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一批经典名家便永久地占领了大学讲堂。这两位专家都各留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讲义，并且成书出版，两人分别培养出中国第一批俄国文学研究生，加上留苏回国的学生，毕业后被分派各地学校。他们日后便是俄文系和中文系的骨干师资。这样一来，一批通俄文、具学术素养、有翻译或研究成果的普希金学学者就涌现出来。
四、80年代以来的高潮
至80年代中期为止，普希金的作品已全部译成中文，有不少作品是多次重译。据不完全统计，1949—1987年，普希金作品译成中文的种类和次数，共有448种次（这里只包括文学作品，不计其文章、 回忆录和书信）。重译的种类很多，其中单是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种就重译10次出版。即有甦夫、吕荧、查良铮、王士燮、冯春、智量、未余和俊邦（合译）、丁鲁、王志耕、顾蕴璞11位译者分别翻译的10种版本。还有郑铮、田国彬、孙剑平、刘宗次四种译本已完稿，出版社正在运作，预计普希金诞辰200周年时总数将达到14种版本。
80年代以来的“普希金热潮”具有新的特点：
其一，作品的翻译和出版趋于全面系统化。已知的有四项大工程。首先成型的是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希金文集》（七卷集），卢永选编，33位译者集体合作，精选了抒情诗、长诗、故事诗、童话、戏剧、小说、特写和论文，以及书信，计223万字。 是当前我国已经出版规模最大、作品最全的普希金作品集。其译者的队伍集合了我国俄诗译界老、中两代的名家，无疑是一次普氏翻译力量的检阅；而且译者中按各自擅长的方面发挥长处去选择翻译，例如抒情诗的翻译有王士燮、
志洁、丘琴、魏荒弩、乌兰汗、苏杭、陈馥、谷羽、王守仁、杜承南、卢永、顾蕴璞、李海、陈守成，长诗的翻译有余振、查良铮、郑铮、汤毓强、冯春，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是智量，戏剧作品的翻译有林陵和张学增，而童话的翻译是任溶溶，小说和特写的翻译有磊然、迎秀、水夫、刘辽逸、谢崇俊，文学论文和书信的翻译则是由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人担任：张铁夫、黄弗同、刘文娟、刘敦健、何茂正。检视选编者卢永所邀集的这个强有力的队伍，我们不能不相信这个文集的译文自然属于上乘之作。
同时在进行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普希金文集》，计划出12卷，冯春一人独力翻译，出齐后规模将超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卷集。
此外，目前正在运作、预定在普希金诞辰200 周年推出的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分别成书的两种《全集》，均为10卷本。这两套各为刘文飞和沈念驹、吴笛主编。
其二，学术研究专业化。代替五十年代那以述评为主介绍式文章的，是一批专家学者写出的学术论文。1981年5月18—24 日湖南省外国文学研究会在长沙召开全国性“普希金学术讨论会”，是我国首次以普氏为专题的学术会议，有论文40余篇。后由易潄泉、王远泽编选出22篇，结集成《普希金创作评论集》于1983年出版。该书评论涉及的范围，包括普氏生平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创作中各个时期、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以及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普希金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都有专题作比较深入的分析和充分肯定的评价，而对于普氏思想和创作中的局限和缺点，甚至错误，也通过事实进行探讨和分析。同过去相比，这个集子的论文多数能侧重一个方面或一个作品做出有研究的论断，观点比较鲜明，材料也丰富，反映了我国80年代普研的新成绩。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论文属于不同观点的争论。
从总体上看，也可以把文章概括为两大类：综合论述和具体作品分析。属于诗人的创作道路和文学意义综合论析的有，雷成德的《“我将永远光荣”——普希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马家骏的《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鲁效阳的《评普希金后期抒情诗中的沙文主义》，严永通的《普希金与民间文学》，吴育群的《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李尚信的《普希金与别林斯基》，陈守成的《普希金与马雅可夫斯基》。对具体作品分别作出论析的（依作品发表时间先后）有，白瑞的《普希金抒情诗的特色》，孙尚文的《普希金的爱情诗与爱情生活》，谭绍凯的《瑰丽的南方诗篇》，金留春、黄成来的《向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一个信息——谈长诗〈高加索的俘虏〉》，王远泽的《人民是历史的主宰者——〈鲍里斯·戈都诺夫〉读后》，何茂正的《独创性的典范〈叶甫盖尼·奥涅金〉》，周敏显的《先进贵族青年的典型——论奥涅金》，王士燮的《评达吉亚娜的形象》，刁绍华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俄国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易潄泉的《诗的高峰——论〈青铜骑士〉》，陈星鹤的《贵族复仇的悲歌——评〈杜布罗夫斯基〉》，王秋荣的《普加乔夫的形象及其他——〈上尉的女儿〉散论》，戴启篁的《试论〈埃及之夜〉的特殊风格》，胡正学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的创作特色》。难得的是文集有前辈学者曹靖华题写的书名和戈宝权的文章《普希金和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提高了学术自觉性，恢复了与苏联学者的交流，一方面走出去，到苏联各高校和学术单位作参观访问，了解和搜集普研学的新进展、新信息，另一方面请进来，邀请苏联学者、作家来我国访问，做学术报告。同时，我国的俄苏文学学者专家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经常交流彼此的成果。这一切都有助于普希金研究的深入，高校教师尤因有教学任务，既讲授系统的俄国文学史课，又开设许多诗歌史、小说史、戏剧史，或者普希金的专题课。这样又大大促进了专题研究的深度，因而能写出具有中国人自己学术观点的著作。
目前，陆续出版的有一批专著，如王智量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1985）、陈训明著《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1993）、张铁夫著《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1997），以及徐稚芳著《俄罗斯诗歌史》（1989）、朱宪生著《俄罗斯抒情诗史》、易潄泉等编《俄国文学史》等书中论述普氏的专门章节。
其三，高校教学定型化、制度化。普希金进入大学课堂，得到定期讲授。从70年代末以来有教育部审定的三种全国通用教科书涵盖了中国高等学校所有社会科学专业。这三种教材都辟有普希金的专章（节），使“普希金教学”得以定期持续进行。一种是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教授主编的《欧洲文学史》（1979，迄今已印行近百万册）面向高校文科，另一种是朱维之教授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1980）及其扩编本《外国文学史》（1985，两书累计印行各为150万册和50 万册）面向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和师专的中文系，以及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的相关专业。再一种为曹靖华教授主编的《俄苏文学史》（1989，1991，印数约3万册）面向俄文专业。 三种教材恰好适应了推广普及和培养专业人才的不同需要。其中的普希金专章（节）分别为周乐群、李明滨、刘宗次撰写。
据统计，我国设有俄文专业的高校目前有25所，1980年以前最高时曾达到近60所，而我国有高等学校1065所（1993年），其中设有文科系的占三分之一。它们每年都要讲授这类课程，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积累下来，受过普氏作品讲授的学生该以千、万计，甚至成十万计，从中可以成长出多少普希金学人呀。我们能够常常意外地发现普研新人和新译者，这就是明证。可以说，中国拥有的普希金爱好者的数目，是除了诗人的祖国以外，在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何况以普希金为题而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博士和硕士，已不止一个，而是一批。
因而，中国普希金学人的阵容必然是庞大的，而且带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普及性。它包括四种人：翻译家、研究家、出版家和高校教师。从广义上看用俄文来说，包括：Πушкиноведы и пушкинисты这两部分人。
即便从狭义上来，我们也可以有根据地说：中国的普希金研究者已经形成阵势。其标志是：一、出现了众多通俄文和通晓俄国文化及国情、有着多方面成果的普希金学人；二、这类成果已不仅仅是翻译，而是从搜集全面资料、译介作品，进而做分析研究，并撰写成著述和史书；三、以高等学校为依托，有成形的教学科目和制度，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人材，以一批又一批的新人来壮大这个队伍。
今年已85岁高龄的戈宝权先生就是中国普希金学人的杰出代表，他一生献身于俄罗斯文学的传播事业，身兼普希金作品的翻译者、研究者和编辑出版者，在多所高校开过普希金讲座，指导过教科书的编辑，并且最早做了许多“普希金与中国”有关的历史资料考证和专题论述，功绩卓著，他实际上是普希金学在中国的开拓者。
戈老曾谈到，诗人是他最喜爱和景仰的俄国作家，也是他毕生研究的重点之一。他所译的《普希金诗集》已于1993年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他尤其是中国第一个荣获苏联文学基金会在普希金诗歌节（1987年于莫斯科）上授予“普希金文学奖”的人。（注：戈宝权早年曾作为记者赴苏联采访，从1935年3月住到1937年底，做过1937 年普希金节的长篇报导。1949年7月又陪同中国代表团访苏， 之后便留在莫斯科就任新中国首任驻苏临时代办，做了多年的外交和文化工作，促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以杰出的成就于1988年3月1日荣获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由于有了对普希金研究的发展，于是1996年4月20 日在北京大学成立“普希金研究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全国高校50名学者参加了成立会，共同庆贺中国第一个研究俄国作家的研究会产生，戈老因病未到，特地致函“热烈祝贺”。其隆重程度使之成为中国普希金研究史上的大事。研究会的成立，一方面是高校学术研究进展的需要，早在1995年10月，在30多所高校学者参加的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和俄语教学”学术讨论会上同行们就一致认为主客观条件具备，时机成熟，建议筹备成立普希金研究会，另一方面是友邦的促进，以著名文学理论家利哈乔夫院士为主席的俄罗斯“纪念普希金诞生200 周年基金会”向我们呼吁设立相应的机构，我们作出积极的回应。鉴于我国的普希金研究人数众多，分布面广，若从事详细的调查甄别，做吸收会员发展组织的工作，必然是任务繁重而力不从心。因而暂宜设立精干务实的理事会，做点切实的工作推动我国普研的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以及欢迎一切热爱普希金的人自愿参加。
普希金作品在中国传播广泛，成果丰硕。为了总结成绩、交流经验，和准备迎接诗人诞辰200 周年的大庆而举行“普希金在中国”专题学术会议，从1998年6月22—24 日三天的讨论有来自全国的学者专家近百人报告、发言或提交论文。内容包括：1、普希金在中国的传播历程，2、普希金与中国作家，3、普希金创作本体研究。
会后将编辑出版三本书向普希金诞生200周年献礼。一、 《普希金与我》，由孙绳武、卢永福主编，邀请译者、研究者、诗人、作家、艺术家和读者撰稿，就自己对普希金的作品的爱好和受感动，或对其理解和体会，或受到启发从中得到借鉴，或诗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和对今天的意义等选择一个角度撰稿。二、1999年4 月《俄罗斯文艺》杂志出版《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专刊，收入建国以来我国学者发表的论文，从查阅报刊、个人自荐和此次会议论文中遴选。三、《普希金作品翻译、研究文著、 艺术品品目汇编》。 同时开始筹备举办纪念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展览会，先作征集各种成果和展品的工作。 这些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我们工作的要旨，其实就是总结和交流，把普研推进一步。
1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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