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果茨基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系论文,心理论文,方法论文,维果茨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844;B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5－0092－05
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ev S.Vygosky，1896～1934）在发展心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50年代迄今，西方心理学界愈来愈掀起一股“维果茨基研究热”（以下简称维氏），而国内对维氏的重视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远远不够。他的理论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体系，这与其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体系是密不可分的。挖掘维氏研究方法体系的价值，无疑对建设当代发展心理学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维氏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渊源
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源于一定的历史背景，是科学家主体因素（如科学观等）与研究对象和理论范式危机交互作用的产物。特定的历史环境是科学研究方法产生的客观条件，理论范式危机是研究方法诞生的契机，而科学家则是创造研究方法的主体因素。“每一种心理学的体系——构造主义、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等等——都组成一种范式”（注：[美]T.H.黎黑：《心理学史：心理学思想的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每一种心理学范式的出现无不代表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譬如构造心理学之于马赫主义，格式塔心理学之于现象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之于实证主义等；而且新的理论范式常常是对前一种理论范式危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产物。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无疑是对科学研究方法论更生代换的潜在说明。维氏研究方法的诞生符合上述逻辑。
十月革命胜利到二三十年代这一期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一直表现在心理学领域。众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家与唯心主义心理学及其代表人物切尔潘诺夫展开了斗争。但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家（如著名心理学家别赫捷列夫和科尔尼洛夫）在研究方法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别氏的“反射学”与科氏的“反应学”均未摆脱机械论。关于苏联心理学的去向，有的人赞成格式塔学说，有的人主张走弗洛伊德学之路，还有人宣扬斯特恩的人格主义等。心理学领域错综复杂的斗争现实促使维氏从方法论角度去思考心理学的现状和前途。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导致了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危机，成为维氏研究方法体系诞生的契机。那么，马克思主义成为维果茨基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无疑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另外，就主观因素而言，心理学方法又取决于心理家的心理学观，而心理学观则制约于心理学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阅历。维果茨基早年对心理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在大学里阅读了大量的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他于192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和沙尼亚斯基大学历史—哲学系。广博的知识尤其是历史—哲学方面的知识结构，对他后来创立“历史—逻辑”研究方法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维氏的研究方法也是对心理学史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结果。他对历史上各个学派心理学理论及其代表人物的心理学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最后得出结论：“心理学的危机首先就是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的危机……是由于科学的实际材料与方法论基础处于尖锐矛盾而产生的，危机的实质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注：《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余震球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历史上众多心理学派别，虽然对建设心理学大厦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贡献，但由于研究客观对象及实际事实与其方法论基础——唯心主义的尖锐矛盾，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正如维氏所进行的精辟总结，“弗洛伊德、莱维·布留尔等人学说的实际基础和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理论结构之间的矛盾……凡此种种都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危机的烙印——二重性所注定的表现。这二重性来自：科学在积累实际材料方面前进一步，它在理论解释方面倒退二步。”（注：《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余震球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不难看出，维氏正是通过方法论钥匙打开了“心理学危机”这把锈锁。这些充满教益的心理学史实为维氏建立科学心理学提供了一面镜子：只有建立与客观现象及实际材料相符合的方法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方能避免这种“危机”。同时维氏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影响的产物。
二、维氏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具体内涵与表现
研究方法应严格地称之为“科学研究方法体系”。它依照从高到低的水平，可以分为彼此不同但紧密联系的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原则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维氏在自己的心理学实践中，形成了层次丰富、体系严谨、颇具创造力的方法体系。
（一）哲学层次 维氏的哲学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具体表现为：对立统一观、质量互变观、辩证否定观和理论联系实际观。其一，对立统一观是揭示事物发展中矛盾运动规律的方法论。维氏运用矛盾分析法（对立统一观）建立起了著名的“两种工具说”。物质生产工具和精神生产工具是性质不同而紧密联系的两种工具。前者是人在劳动基础上与自然发生关系的中介，使人摆脱了动物界；而后者则是人在交往活动基础上与社会发生关系的中介，促使人的心理机能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正是在使用物质生产工具的实践中产生了精神生产工具——各种符号系统，儿童正是在与成人交往中通过对符号系统的掌握，使其从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发展；同时，精神生产工具又促使了物质生产工具进一步发展。对立统一的“两种工具说”成为维氏探索高级心理机能的核心武器。此外，矛盾分析法不仅成为维氏破解“教学与发展”关系之迷的有效手段，也是他打开思维与言语关系的一把钥匙。其二，质量互变观是分析事物发展形式和状态的理论方法。维氏在从物质生产工具到精神生产工具，从教学到发展，从外部社会语言到内部语言或从内部言语到外部言语等理论问题上，无不直接或间接、鲜明或含蓄地贯穿着从量变到质变这一动态过程的方法论思想。他正是通过“质量互变观”描绘出了人由“直接的和不随意的、自然的”低级心理机能向“间接的和随意的、社会历史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轨迹。在维氏的学生列昂节夫的“智力按阶段形成”的理论中，更能看出他对维氏心理学研究的质量互变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其三，辩证的否定观是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的方法论。譬如在言语和思维问题上，维氏首先肯定了皮亚杰的贡献：在有关儿童的言语与思维学说的发展中，皮亚杰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时代，具有令人注目的意义，又指出“我们倾向于在皮亚杰所描述的儿童言语的自我中心主义中看到发展方面从外部言语转向内部言语的重要契机……皮氏不知不觉地、直观地证实了外部言语是如何转化为内部言语的。”（注：《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余震球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157页。）可见，维氏借鉴了皮亚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批判了皮氏否认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具有社会交际功能的论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儿童自我中心言语也是一种社会化言语的论断。此外，在教学与发展问题上，维氏辩证地否定了皮亚杰、詹姆斯、考夫卡等人的理论，提出了教学与发展方面的崭新理论。辩证的否定观集中体现了维氏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创造个性。其四，理论联系实际观是维氏在心理学研究方法论上的鲜明特色。这充分体现了维氏心理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实践性。首先，他一以贯之地从实践活动的角度来探索人的发展心理。其次，他注重通过大量实验来验证自己在言语与思维、概念发展等方面的假设，尤其是他从教育、教学实际方面出发，提出了富有生命力的教学与发展观。最后，他强调心理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如他用双重刺激法测出了“最近发展区”后，便在教学实践中进行验证。他的“教学与发展”思想观在前苏联及西方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现在仍被许多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所重视。
（二）一般科学层次 维氏的一般科学方法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统一法，这是其哲学方法论向具体研究方法转换的中介。历史的方法就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来揭示历史规律的方法，而逻辑的方法则是舍弃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和偶然因素的方法。维氏用历史方法描述了人类在自然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的演进历程，又用高度概括的逻辑方法建立了“两种工具说”，从而揭示了人类从低级心理机能向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过程。再如，在概念研究方法上，他也是对心理学上的定义法、抽象研究法及阿赫的综合发生法作了历史的分析，并进行了逻辑的概括，方提出了自己的“双重刺激法”。维氏在运用历史的方法时，对心理学上的观点并非机械地堆砌，而是进行了辩证、逻辑地概括；在采用逻辑的方法时，并非是空洞的玄思，而是常常借用心理学史上的史实和材料随时佐证，并紧密地联系现实，努力用事实、用实践去检验。这一方法原则与哲学方法论相结合，探索了发展心理的形而上的规律；该方法与具体研究技术相结合，又考察了发展心理的形而下的特征——不仅揭示了发展心理的共时性转换，而且揭示了其历时性发展。维氏堪称第一个成功地把“历史与逻辑”这一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应用于心理学研究的典范。
（三）具体研究层次 维氏的具体研究方法是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通过“历史与逻辑统一原则”这一中介在心理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其一，观察与实验法。维氏并非空头理论家，没有停留在观念思辨上，而是通过系统的观察与严格的实验程序对自己的许多假设进行验证。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是维氏与皮亚杰争论的焦点。他与A.P.鲁利亚、A.H.列昂节夫等人对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进行了大量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包括对正常儿童和残障儿童的比较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再如他对概念的发展、儿童科学概念的形成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实验研究，从而发现了“最近发展区”。其二，双重刺激法。这是维氏在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上的创举。他认为，每一种科学研究要视其具体对象和具体任务进行分析。他提出的“双重刺激法”原则：即意识行为是由两种反射共同组成系统的原则，也就是对外部刺激的应答性反射和从属于这种变化了环境的反射组成机能系统的原则。依此原则，如果儿童第一次实验中的反射效果，在第二次遇到类似条件但稍有改变的情况下，能利用第一次的效果作出灵活反应，这就表明他的心理有了新的发展。维氏正是采用这一方法测出了“有指导的情况下借成人的帮助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与在独立活动中所达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之间的差异”，即“最近发展区”。而且维氏与其同事用双重刺激法对儿童的知觉、注意、记忆、概念等形式进行了实验研究。其三，因果发生法。这是维氏用来研究概念发展的重要方法。传统的研究方法只能探讨业已形成的概念结果，而无法把握概念形成过程的动态、进程、起点和终点。而且传统法把词与客观的感性材料分离。维氏的这一新方法，则真正有可能对同时包括词与客观材料在内的各种形式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研究，并且还从“意识是统一体”的观点出发，用“单位分析法”取代将复杂心理整体肢解为丧失整体特性的各要素的——“要素分析法”。单位分析法的特点在于把统一整体分解为单位，而单位具有整体所固有的一切属性。维氏把词的“意义”确定为言语思维的单位，有助于研究儿童思维的发展与儿童社会发展之间的现实联系。他正是用此方法来研究各年龄儿童人工概念形成的过程，最后发现了概念的三阶段：含混思维——复合思维——概念思维。
三、维氏发展心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影响与启示
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直到五十年代末才有了具体交流。自此，维氏的名字渐渐出现在西方心理学文献中，以致在当今西方心理学界愈来愈掀起一股“维果茨基风暴” （VygoskyStorm）。Wozniak（1975，1976）正是通过维氏心理学著作了解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三原则，即对立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维氏及其学派所遵循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方法，正在从传统方法论转变为研究人类发展的最佳途径，并在西方心理学界引起空前重视。
在维氏学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下，西方形成了以Klaus F.Riegel为代表的辩证主义心理学派。Riegel和他的同事（Sameroff， 1975；Looft，1973；Lerner，1978；Baltes，1979； Bronfenbrenner，
1979；Elder，1975）都认为：辩证主义构成了一种方法论模式， 其基本内容是矛盾范畴，强调心理变化的“过程”和“社会文化背景”；个体、社会是通过正论、反论与综合等一系列过程向前发展；重视变化的连续性和多测度性。Riegel在其辩证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皮亚杰的认知理论进行了修正，即认为，于形式运算之后尚有第五个开放的认知阶段——辩证思维阶段的出现。另外，在维氏历史主义方法的影响下，西方心理学家对智力发展进行了再思考：人类智力是基于生物学基础，在获取文化意义和围绕客体的群体活动过程中发展的。
维氏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对西方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具有独特贡献。跨文化研究兴起于70年代，这种研究方法重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对个体心理发展的影响，力图发现个体水平上的心理变量与总体水平上的文化、社会、经济、生态和生物变量的关系，该方法在发展心理中具有独特的价值。Michael Cole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心理学观多年来深受维果茨基方法论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这是对传统的“文化缺失说”的反叛（Cole & Scriber，1981）。无疑，维氏的方法论为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视野增添了新的维度和活力，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走出误区，对“文化”在发展心理中的价值重新定位，并从“文化”视角去探索心理发展的普遍性和差异性，正象Cole所言：“恰当地理解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对于解释独一无二的‘社会性’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能对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指导，这是现有理论所缺乏的”（注：Lucien T.Winegar & Jaan Valsiner(ed),Development Psychology(thirdedition).Lawrence Erlbam Associates Inc.Hillsdale, New Jesey,1992:5～6.）。
维氏的单位分析法（包含于因果发生法）为西方心理学界的认知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过去的发展心理学常把单独的个体或单一的环境作为基本单元；即使同时考虑个体和环境时，也常常被视为互不相关的实体，而非相互确证、彼此依赖的整体。维氏重视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认为社会历史实践赋予了对象以文化意义。他们没有把一个事件或对象分成不具生命意义的元素，而是发现了保留事件内在运动和意义的分析单元——活动，这一单元负载着个体与社会背景交互作用的变化过程。从过去把认知视为心理变化的静态结果（如思想、图式、记忆、计划等）推至今天把认知视为问题解决的动态过程（思维、叙述、识记、回忆、策略选择等），维氏的单位分析法为这一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
维氏的研究方法对西方的生态化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生态化运动（The Ecological Movement ）是本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领域中出现的新趋势。所谓生态化运动是强调在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去研究儿童心理的普遍倾向。Robert H.Wozniak 和Kurt W.Fischer在其主编的《背景下的发展：具体环境中的实践和思考》一书说：“Vygosky、Piaget和Gibson是‘生态化运动’的先驱， 他们对于从交互作用、社会文化情景和结构主义途径去理解心理发展过程做出了重要的方法论贡献”（注：R.H.Wozniak & K.W.Fischer( ed.);Development In Context:Acting And Thinking InSpecific Envirronments.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dale, New Jersey,1993:18～21。）。众所周知，Bronfenbrener的《生态系统论》是当今西方发展心理学中一篇重要的方法论文献。他（1993）曾指出，在建构其生态学研究范式时，在丰富多彩的方法论宝库中，他首选的是Vygosky的方法论。Bronfenbrener及其同事Rich Canfield 等的大量研究建立在维氏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上，他们的研究对维氏的观点——“心理发展是社会历史流程的产物”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并认为维氏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不仅适用于认知领域，也适用于其他研究领域。另一位生态化运动的代表人物Wozniak认为，其“心理学共构元理论”（ Co-Constrctive Metatheory For Psychology）的方法论源泉来自维果茨基等人。
目前，世界上许多地方（包括中国）成立了维果茨基研究组织，而且定期举行不同形式的学术研讨会。人们无限缅怀这位英年早逝、才华卓巨的发展心理学先驱，重新认识、评价和弘扬他的历史功绩。维氏为打开人类发展心理学这扇大门所奉献的方法论体系，已铸成了心理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指导并激励后人不断前进！
收稿日期 1999－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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