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丁巳复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率辫子军进入北京。随后，康有为也从上海赶到北京。7月1日，清废帝溥仪登极，宣布复辟。一般论者均以为：康有为与张勋，一个“文圣”一个“武圣”，是丁巳复辟的主谋，把康与张完全等同起来加以批判，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派以张勋为主包括部分军阀及清朝遗老，主张复辟封建帝制（以下简称帝制派）；另一派就是康有为，主张“虚君共和”（以下简称虚君派）。要想弄清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的作用，就得首先从两派的政治主张谈起。
一 两派的政治主张
帝制派与虚君派的政治主张，既有共同之处，更有意见分歧。
首先看共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关于时局的看法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但共和制建立后，由于军阀专权，造成社会的极度黑暗。这一点，两派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
帝制派认为，辛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致“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苍黎凋瘵，逃死无门”[①a]。
虚君派认为，辛亥后虽名为共和，而“政权专制，过于帝者”[②a]，“赋税日重……刮尽民脂，有司不善，奉行苛暴”，“民无以为生”[③a]。
帝制派认为，总统由选举产生，“权利所在，人怀悻心”，故各地军阀官僚，为了竞选总统，必然会兵戎相向，造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而“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选举无已时，乱亦无已时”[④a]。
虚君派也认为，“总统只一，谁肯下者？”且当时由于“中国各省，兵力既分，雄豪各立”，故在“两党争总统之时，每次各率一万万男子而相战，不知经何年而后定也，不知死几千万人也”[⑤a]，必然造成国家的极度混乱。
第二，共和制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想改变中国的混乱状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复辟
帝制派提出“与其袭共和之虚名，取灭亡之实祸，何如屏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的主张，认为只有把政权“规复君主……拥戴旧君”，实行复辟，才能“拯生灵”于涂炭，“为民生留一分元气”，进而“为国留一息命脉”，这样，才可以挽救危局，“感召天庥”[⑥a]。
虚君派也认为：自共和制建立后，清帝退位，“付予袁世凯以全权，组织民国政府”，但“袁世凯藉托总师，窥窃神器，毒痛四海，危害宗邦，涂炭生民，大削国土，五年三乱，不绝于线。继其后者，府院争权，政不及民，议员扰攘，乱延于国”[⑦a]。康有为“审察国情”，提出了“非复辟不能救中国”的主张，认为只有复辟，才能“上免国本之动摇，下拯生民之惨酷”[⑧a]。
其次，两派的分歧。虽然两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危机有类似的看法，也都提出了复辟的主张，但对于复辟的具体方案，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主要有：
第一，关于体制问题
帝制派认为，中国社会的黑暗，“推委祸始，实以共和为厉阶”[①b]。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非建设巩固帝国，不足以图存”[②b]，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皇上收回政权……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统一之规。”[③b]
从1916年到1917年，张勋召集军阀，先后在徐州召开了四次会议，密谋“藉手规匡，复伸其志而重整清室”[④b]。在此期间，张勋反对惩办袁世凯，大叫“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⑤b]，公开为帝制进行辩护。1917年6月张勋入京后，立刻上奏溥仪，“求皇上悯生灵之愁苦，复亲大政”[⑥b]。到7月1日，则公开宣布由清废帝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⑦b]，并重新恢复清朝官制。
虚君派则不同。康有为认为解决危机的最佳方案，是实行“虚君之共和国”制度，即在中国重新立一个君主，但这一君主，对国家的一切政权，“皆不能参预，不能否决，惟有受命画诺而已”。所以，“虽有君主，不过虚位虚名而已”[⑧b]，而“一切百政，皆出于国民会议之权”[⑨b]。好处在于：由于“立一无权无用之君主，人不争之，于是国人只以心力财力运动政党，只以笔墨口舌争总理大臣，而一国可长治久安，无复岁易总统以生争乱之患。”[⑩b]
关于君主的资格，康有为提出：“虚君……不必有才”(11)b]，“惟须有超绝四万万人之资格地位，无一人可与比者，然后有定分而不争焉。”(12)b]辛亥后康有为以为具备君主资格之人只有一人，即“孔氏之世袭衍圣公也”(13)b]。到丁巳时，康有为提出，清废帝溥仪“年方冲幼”，不懂政事，可以作为君主人选，这样在中国“议定宪政，行之十年，风俗习成，政体坚固”，等到溥仪长大，“已习而安之，前时之威权尽改，委裘之虚号空存，拱手受成，南面无与”，就可达到“无争政权之患，直成虚君之共和矣”(14)b]，何其美哉！
第二，关于国会问题
帝制派把国会看作帝制的最大障碍，因此就首先拿国会开刀。在第一次徐州会议上张勋所提出的三个宗旨中，第一条就是设法“解散国会”(15)b]。随后，张勋“藉口上海土案牵连，连电三次”，“对于司法总长张耀曾，为严重之攻击”，并借此“痛诋国会”(16)b]。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发布所谓纲领，指责国会“各怀党见，违反真正民意，不顾国家”，并表示“至不得已时，亦当为正当之干涉”(17)b]。会后，“张勋乃益自负，于是干涉国会，攻讦总长之电，迭发而无所顾忌”，甚至公开要求“解散国会，否则出于横决，亦所不辞”(18)b]，表示要用武力强行解散国会。1917年5月底，大总统黎元洪电请张勋协助解决政府危机，张勋则“电大总统，以解散国会为罢兵交换条件”(19)b]。张勋率兵北上“行抵津门，以限期解散国会为最要条件，限至六月十二日晚止”，并威胁说，“如十二日不下解散国会命令，十三日晨，各督军即当自由行动”，最终迫使黎元洪“俯首听从”(20)b]，解散国会。
虚君派认为，在共和体制中，人民应该享受民主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即“凡国为人民所公有，即当与国民公议”[①c]，凡事均应“谋及庶人，应尽全国民之意”[②c]。这就需要建立国会。何为国会？康有为认为：“国会者，国民之所会也”，人民完全可以通过国会来体现其民主权利，参政议政。但由于国家之大，不可能人人都加入国会，即“广土众民，国民不能尽会”[③c]，因此，“不得已选举人代达之”[④c]，就是通过人民代表——议员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康有为主张，在中国实行参、众两院制，“众议院选举议员千人，参议院选举议员五百人”[⑤c]，“凡隶中国民籍者，汉、满、蒙、回、藏人”、“年二十五岁以上者得预选举权”[⑥c]、“年三十以上……皆许被选举权”[⑦c]。
辛亥后中国虽建立了国会，但由于军阀专权，短短几年间，国会竟两次被解散。因此，康有为呼吁：“亟议召集国会，庶几野无遗贤、奔走偕来”[⑧c]，共商国是，共同治理国家。
第三，关于宪法问题
帝制派对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及中华民国约法等一切民国章程、法令，均坚决反对。在第二次徐州会议上，张勋代表督军团声称，现行宪法如有“必不可行之处，当共抒正论”[⑨c]，对宪法提出了怀疑、否定。到第三次徐州会议时，张勋则直接提出要“修改约法”[⑩c]。到1917年7月1日，张勋以宣统名义下诏宣布：“民国刑律……应即废除”，代之以“宣统初年颁定现行刑律”(11)c]，完全恢复了封建法律。
虚君派认为：宪法是共和制度的基本法律。“宪法为何而立也，为敌人主专制其国而立也，为去人主私有其国而立也，为安国家而官明其职人得其所而立也”(12)c]，有了宪法，才能确保共和制度的推行。然而“宪法之宜，可为国利，宪法之误，可为民害。”(13)c]因此，在制定宪法时，应广泛听取意见，真正让人民“发其公意”(16)c]。这是其一。其二，英国“为大地宪法之祖，万国宪法之师，为宪法变化之极，民权过于美、法”(15)c]。所以在制定宪法时，还必须参照英国兼及其余欧美国宪法，“而加损益”(16)c]。这样，“内审中国之情，外察万国之宪”(17)c]，最终“别创新中国共和良宪法”(18)c]，制定出最为完善的、适合中国实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宪法制定后一经颁布，君主及“四万万人共有遵循”(19)c]，君民共治，国家就会长治久安。
第四，关于国号问题
帝制派认为，既然清废帝复位，重新建立了封建政权，那么，被废除的国号也应恢复。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溥仪登极，同时，宣布“国号恢复大清，年号恢复宣统，中华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变成了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20)c]
虚君派认为，在共和制度下，“五族一家，同为中华国民……应定国名为中华帝国”(21)c]，或者“称为中华共和帝国”(22)c]，简称“中华，或称中国”，而“有清为朝号，截至……摄政王退位止”(23)c]。
第五，关于拜跪问题
“张勋是喜欢磕响头的”(24)c]。1917年6月中旬张勋入京后，立刻去拜见溥仪，当时溥仪“坐在宝座上”，张勋则“跪在”溥仪“面前磕了头”(25)c]。以后张勋每次去见溥仪，都要磕头请安。尤其是7月2日那天“早七时，张勋等率领在京文武大小官员三百余进神武门，至传心殿陛见宣统帝，行一跪三叩礼。”[①d]
虚君派则认为：在共和政体中，臣民与君主同为共和国国民，地位均应平等。东西洋各国君主与国民之间行礼，“皆鞠躬肃立，或握手并坐”，中国应效法“环球之礼俗，其坐立而不拜”。所以康有为主张：在中国“臣工”对君主“行礼，其免拜跪”[②d]。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虚君派、帝制派都大谈复辟，但是两派的意见分歧是多方面的：虚君派主张虚君共和制度、建立国会、制定资产阶级共和宪法、定中华帝国之名、免拜跪；帝制派则主张完全恢复封建君主专制、解散国会、废除共和宪法推行封建法律、恢复大清国号及拜跪礼。虚君派是要借复辟之名行共和之实；帝制派则是要恢复封建君主专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辟。
二 复辟经过与康有为
丁巳复辟的主谋是张勋。康有为是不是主谋？下面把整个复辟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中来看看康有为的活动以及所起的作用。
第一阶段：从第一次徐州会议到张勋入京
1916年6月，张勋邀请南京会议的督军代表，在徐州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随后又于同年9月、次年1月和5月连续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徐州会议，并具体“商定了复辟的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国会，第二步是逼迫总统退位，第三步是宣布复辟”[③d]。接着，张勋即借调停中央与地方的争端为名，于6月7日率辫子军离徐州北上，次日抵达天津。在强迫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后，张勋又于14日进入北京。
从上可知，密谋复辟的四次徐州会议，康有为均未参加。但这是前台。康有为是否在后台操纵？下面来看看这阶段的康有为：
“康有为自辛亥以后，……平居持论亦主复辟，诸君子以此多与往还”[④d]。张勋在徐州密谋复辟期间，“康有为也时常被邀请来徐，为座上客。”[⑤d]第二次徐州会议后，“康有为应张勋之邀，从济南到徐州”[⑥d]，并由张勋安排，在“徐州城外张勋所建之庙内开讲演会，演说孝悌忠信大旨”，“张勋亦亲临听讲，大有感动之状。”[⑦d]离开徐州后，康有为致函张勋，“主张复辟说”，奉劝张勋“举兵勤王”[⑧d]。从此以后，康有为与张勋之间经常“互通声气，往还甚密”[⑨d]。第四次徐州会议后，“当张勋自徐州率兵北上的前夕，曾请教于康有为”，征求实行复辟的具体方案。康有为向张勋提出了包括“行虚君共和制”、“政权当归内阁”、“自身不宜包揽政权”[⑩d]在内的六条建议，其宗旨是虚君共和制。这与帝制派复辟封建帝制的主张，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持反对意见的。这使张勋改变了对康有为的态度，而把康一脚踢开了。对康有为提出的建议，张勋当然也就置之不理了。
张勋抵达天津后，徘徊不前。康有为专门致书张勋，督促他：“从来非常之事，同盟既定，发于旦夕，令人措手不及，不得不服，若久则变生，则支离蔓滋，不可收拾矣”(11)d]。随后，康有为又致电张勋，提醒他：只有效法英国“行君主共和之政体”，中国才能“国本安固”，虽立君主，但必须“不预政事，仍行责任内阁”，还要“开国民大会，以议宪法。再召集国会而举议员”(12)d]。康有为虽然不厌其烦，但张勋则全然不予理睬。
第二阶段：从康有为进京到复辟失败
康有为是应沈曾植之邀进京的。张勋进京后，对于复辟一事一直摇摆不定，这很快被远在上海的帝制坚决捍卫者沈曾植获悉。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急促康有为与他们一道北上，参加复辟。沈曾植的目的，是利用康有为的名声制造复辟舆论[①e]。康有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立刻登车北上。“初九日”，即27日，康有为在沈曾植、王乃徵的陪同下“到津”，随后又与陈曾寿“同入都”[②e]。
康有为一行抵京后，“张（勋）派员接待，设行馆于法华寺中，唯康居于张宅”。虽然表面上张勋对康有为“相待礼貌极优”，但“正事概不与商。虽居张宅，实同赘疣耳”[③e]。
早在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时，康有为就曾表示：如果由他来主持政局，“一星期内可措国家于磐石之安”[④e]。康有为这次北来，希望能一展抱负。不可否认，这次“康倒是的确想大做文章。事先就拟就了一大套诏书，有‘复辟登极诏’、‘保护各教诏’、‘免拜跪诏’、‘免避讳诏’……等等”，但是他带来的这“一套施政要略”，因为“内无奥援，外无应和，一条也没被采用”。康有为在北京只是“坐了十几天的冷板凳”[⑤e]。康有为入京后，帝制派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复辟策划，康有为连一次也没能参与。6月28日，即康有为进京的第二天，张勋召集遗老及军阀在“南河沿公馆，举行最高级会议……会谈下来，决定七月一日宣布复辟”[⑥e]。30日晚，张勋又召集军阀在南河沿布置复辟的具体行动方案[⑦e]，康有为均没能参加。尤其是7月1日张勋拥溥仪登极宣布复辟时，康有为没有到场[⑧e]。到底是帝制派不准康参加，还是康不愿去，或者其它缘故，但至少可以说明：康有为不是奏请复辟的一员。
至于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与徐世昌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冯国璋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詹天佑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等等一样[⑨e]，完全是帝制派的意思，根本没经过这些人的同意。
当时在北京，张勋“一手遮天”，而张的参谋长“万绳栻亦大权独揽，而所谓当今赫赫有名之文圣人者，则反退于无权地位”，整天“无所事事，亦仅吃饭睡觉而已”[⑩e]。难怪以后康有为愤愤不平：“吾一切未得与闻”[(11)e]了。
三 几点结论
第一，辛亥以后在中国出现的复辟逆流中，存在着两个政治主张不同的派别。
帝制派密谋解散国会、废除资产阶级共和宪法，故而大造舆论，企图利用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之机，摧毁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历史的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封建社会，恢复“大清”朝。这是一股黑暗复辟势力。
康有为虽然也大讲复辟，但他的复辟与帝制派的复辟是不同的。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是一个“积四千年君主之俗”的国家，若君主“一旦废之”，必“起争乱”(12)e]，竞选总统时必定会互相残杀，所以“君主之俗”不可废。与此同时，康有为又竭力主张推行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认为在中国必须设立国会，制定出适合中国实际的共和宪法，跟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潮流。康有为还“深信君主独裁之制不适于今日，法美共和之制又与吾国情不合，运用不灵，适以长乱”(13)e]。这就出现了两对矛盾：一是保留君主与不能实行君主专制的矛盾；二是实行共和制度与西方共和制不合中国国情的矛盾。康有为解决这两对矛盾的办法，是把中国的君主传统与西方的共和制度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两者兼而有之的新方案——“虚君之共和国”。具体办法是在中国“迎一土木偶”之类的人物充当君主，全国上下都视之“为神而敬奉之”[①f]，而政权则完全由国会掌握。这样既可以弭乱，又可使共和制度在中国真正推行。
康有为的“虚君共和”思想，其宗旨是资产阶级共和制，与帝制派的封建帝制复辟思想比较起来，有着积极的成分。两者是不能不加以区别的。
第二，康有为的“虚君之共和国”思想，最早是在辛亥年所著《救亡论》中提出来的。在此文中，康有为把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与中国的实情进行对比研究，并预测：中国如果把西方的共和制度全盘照搬过来，那么军阀官僚在竞选总统时，“必出兵而争之”，结果“必出大战乱”，这既“非安民之法”，也“非定国之方”[②f]。辛亥后数年间，军阀混战，你争我夺，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些恰恰证实了康有为的预测。康有为“审察国情”，认为“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这促使他去寻找时机，来实行其“虚君共和”主张[③f]，但其赤手空拳，没有抢炮，只得设法去借他人之力。
张勋为首的帝制派在这时期蠢蠢欲动，力主复辟，而康有为也讲复辟。两种复辟主张在表面上的统一，使两派产生了共鸣。“康有为自辛亥以后，当局屡招致不肯出”[④f]。而这时康有为却认为，帝制派的活动为他实现政治抱负创造了最佳历史机缘，于是积极拉拢帝制派，并为之出谋划策。但两派复辟主张的统一只是表面上的。掩盖在复辟外壳下的宗旨则是直接对立的。这使帝制派在封建复辟活动中，不得不把康有为踢开，只是在表面上对他表示尊敬，称他为“文圣”而已。
在整个丁巳复辟过程中，主角是张勋。如果把康有为看作配角的话，也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而已。康有为想唱主角，但张勋不准。康有为“内无奥援，外无应和”，是完全孤立的。康有为“到京三日”，帝制派即拥溥仪复辟，而康有为却“无所事事……不预问政治”[⑤f]，真是自讨没趣。万般无奈，康有为只得“移出张宅，暂居于圣人府”[⑥f]，打算离帝制派而去，另寻他途了。
第三，虽然康有为在丁巳复辟中没起什么作用，然而他希望借助于帝制派封建复辟势力，来实现其“虚君共和”的政治抱负，这是完全错误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共和是近代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帝制派密谋推翻共和，复辟封建帝制，倒行逆施，必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失败是必然的。
康有为一向对帝制派抱以莫大的希望，积极主动参与、支持其复辟活动。尤其是在张勋进京后即将宣布复辟之际，康有为从上海赶到北京，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帝制派的支持。虽然两派的政治主张存在着意见分歧，但康有为厕身于封建复辟逆流之中，为复辟派推波助澜，甘愿与封建复辟黑势力同流合污。只要参与、支持复辟，不论其程度如何、作用大小，都是反对共和、逆历史潮流的，应该受到历史的惩罚。丁巳复辟失败后，大总统在下令严拿谋叛分子张勋的同时，又下令通缉“此次同谋造乱之康有为，交法庭尽法惩办”[⑦f]。就连康有为的门徒唐蟒也认为：“复辟之举，背逆潮流”，而康有为竟参与“此死灰复燃之举”[⑧f]，成为民国罪人，理应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注释：
①a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0页。
②a③a⑤a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33、935、672页。
④a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3页。
⑥a 《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⑦a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57——258页。
⑧a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94 ——995页。
①b②b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3、490页。
③b 《内阁官报》第二号。
④b 《散原精舍文集》、《张忠介公墓志铭》。
⑤b 《南京国民党政府史馆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⑥b 《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2页。
⑦b 《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⑧b⑨b⑩b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7、1001、675页。
(11)b(12)b(13)b(14)b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85、691、691、1003页。
(15)b 《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1页。
(16)b 《新青年》2卷，3号。
(17)b 《晨钟报》，1916年9月25日。
(18)b 《护国军纪事》第5期，《张勋私开会议记》。
(19)b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07页。
(20)b 《新青年》3卷，6号。
①c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1页。
②c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96页。
③c④c⑤c⑥c⑦c 《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20、496、520、526、529页。
⑧c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1页。
⑨c 《晨钟报》1916年9月25日。
⑩c 《申报》1917年1月14日。
(11)c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1页。
(12)c(13)c(14)c(15)c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30、834、834、839页。
(16)c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0页。
(17)c(18)c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834页。
(19)c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0页。
(20)c 《清末民初云烟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
(21)c(22)c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4、653页。
(23)c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994页。
(24)c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8页。
(25)c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498页。
①d 《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05页。
②d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265页。
③d 《清末民初云烟录》第96页。
④d 《丁巳复辟记》，《近代史资料》第18号，第113页。
⑤d 曹毓隽：《忆语随笔》，《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220页。
⑥d 转引自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⑦d⑧d 《顺天时报》五年十月六日、五年十月十二日。
⑨d 《北洋军阀》第三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页。
⑩d 转见胡平生：《民国初期的复辟派》，台北学生书局，第219页。
(11)d 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626页。
(12)d 《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3册，第3页。
①e 《沈曾植函稿》，《近代史资料》总35号，第88页。
②e③e 《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
④e 王益知：《康南海史料商榷》，《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8页。
⑤e⑥e⑦e 《清末民初云烟录》第117页。
⑧e 1917年7月1日参加拥立溥仪登极的人员名单，见《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114页。
⑨e 《东方杂志》，第14卷，第8号。
⑩e 天忏生：《复辟之黑幕》，《近代稗海》第四辑，第254页。
(11)e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483页。
(12)e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5页。
(13)e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第139页。
①f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2页。
②f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672页。
③f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第1010页。
④f 《近代史资料》总18号，第113页。
⑤f 《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第483页。
⑥f⑧f 许指严：《复辟半月记》，《近代稗海》第四辑，第158、165页。
⑦f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六年》第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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