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50年亚太地区的中国与日本”国际会议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议纪要论文,亚太地区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联合主办的“战后50年亚太地区的中国与日本”国际会议于1995年11月12-13日在北京召开。来自澳大利亚、日本、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学者以及新闻单位的记者和观察员共40多人出席了会议。澳前副外长、现澳国立大学教授斯图尔特·哈里斯，澳前驻华大使、现澳社会科学院院士郜若素，澳日研究中心主任彼特·德赖斯戴尔，日本和平研究所主任研究员丸尾真，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务副会长陈鲁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谌取荣、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迈克尔·望月等，在会上发表了论文。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肖向前因病未能出席，请人宣读了他的论文。这次为期两天的国际会议，就亚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安全环境、中日关系及美国对东亚政策问题，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以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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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亚太地区政治与经济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经50年，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世界的旧秩序、旧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而且为当今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开辟了道路。
中方专家学者认为：
（一）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国家谋求和维护独立自主，是该地区战后国际关系演变的一条主线。
在东亚地区，有的国家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获得了独立，有的则又经历了一段局部战争，直到70年代才实现独立。独立后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经过漫长艰苦斗争赢得独立的东亚国家尤其珍惜它们的胜利果实。因而在冷战时期它们一般不愿意卷入美苏争霸世界的斗争，以免成为大国的工具。它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在后冷战时期，亚太各国仍面临如何维护本国独立自主的历史课题。首先，苏联解体后，美国热衷于在全球推行其社会制度、价值观、“民主与人权”等，而亚太多数国家则根据本国国情来选择各自的发展道路。其次，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国际贸易、资本流动量的增长，一种“无国界经济”和“国家主权过时”论开始流行。而实际上战后亚太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亚太各国独立自主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在今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也不例外，当然这并不排除开放、合作与相互依赖。国际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亚太地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极不平衡的，优势在发达国家一方，因而离开了国家的独立自主，相互依赖只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其三，美苏两极体制解体后，亚太发展中国家在多边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机制形成的过程中，如何抓住机遇，排除个别大国控制，为建立体现自己利益、要求、公正合理的亚太经济、政治新秩序而发挥作用的任务，已摆在面前。
（二）战后美苏两极体制瓦解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形成，主要是从亚太地区开始的。这是战后亚太形势的一大特点。今后亚太地区要力避形成中美两极对抗，努力建立中、美、日互利三角关系。
苏联威胁消失后，美国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易组织等问题上的对华政策是否会恶化中美关系，甚至出现以中美直接对抗为特征的“新冷战”时代，是世人所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历来反对霸权主义，其国防战略是有限防御性质的。它只谋求本国边防与海防不受侵犯，保证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不被分割。中国重视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并希望中美关系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美国克林顿总统虽多次强调美将对华采取“全面接触”而非遏制的战略，但美政府对华政策一直未能完全摆脱冷战思维，可能会使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这将完全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20世纪末美国外交上的最大败笔。
在日本，有些人也想借助美国牵制中国。战后50年来日本基本上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时至今日，其国内仍有一些人在美化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日政局处于动荡与过渡时期，其走向仍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李登辉访美后又在策划访日。可以认为，在台湾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中、美、日三国关系难以真正进入发展的轨道。
（三）东亚国家在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和各具特色的多种“东亚经济模式”，令世界瞩目，已经并将继续引起亚太地区国际力量的消长。
据世界银行预测，今后10年，东亚经济增长仍将保持7.7％，名列世界榜首。东亚在世界经贸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现已超过美国。这与“东亚经济模式”有关。“东亚经济模式”中有日本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等不同的发展道路，其特点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互补借鉴、合作与协调性均很强，形成了“追赶欧美”的增长态势。
亚太地区在两极格局解体后首次出现加强多边经济合作与对话的新潮流，促进了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进入了务实的新阶段。同时，亚太地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贸易自由化的时间表难以同步。
东亚多种“经济模式”的发展和亚太经济合作的加强正在改变国际力量的对比。美国日益受到日本的有力挑战，美去年实际国内总产值为5.3万亿美元，日本则达4.2万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的80％；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实现第九个五年计划和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国的发展势头是不可遏制的；东盟争取在本世纪末实现包括整个印支在内的十国“大东盟”的设想及努力提前实现投资、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其影响将日趋增大。还有韩国的发展和东北亚次地区经济合作等也不可小视。
澳方专家学者指出：
战后50年来，国际经济最重要的发展是全球经济重心发生了巨变，转移到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多的东亚经济大国完成了工业化，它们的财富和潜力对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都会产生空前的影响。他们的成功取决于国内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以及以高储蓄方式为有形资本和社会资本筹集资金。加之他们愿意接受结构改革，以便使他们与变化中的国际市场相适应。
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冷战的结束，国际经济体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澳大利亚角度看，地区经济合作不能放弃主权和照搬别的地区经验，欧盟的方法只适用于欧洲国家间的合作，有的可以借鉴，但原本照抄就错了。东亚地区的发展转移和市场化、一体化是互利的。应尽快容纳中国。全球体制需要一种集体领导，过去没有哪国能取代美国，现在三个华人经济区（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加入亚太地区发展，加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新加坡这个经济“成长三角”作联系，都是向世界开放、实现投资全球化和合作的有利条件。中国最具有使国际产品和资本供求产生巨大变化的能力，世界如何接纳这个经济巨人，是当前的重要课题。过去几十年中，关贸总协定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中。如今，美国经济不再拥有主宰地位来维持这种领导权了。因此，为适应新的国际挑战，世贸组织应有新的领导力量。亚太经合组织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秩序的新的集体领导将在这里诞生。中国是亚太最有潜力和增长最快的国家，日本是世贸组织的大会主席国，应多做工作以确保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全权地位。这样亚太才能同心协力，捍卫和加强国际经济秩序。
日方专家学者的看法是：
亚太国家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是减弱了，而是在加强。东亚地区经济成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贸易和外来投资自由化政策确保了出口和投资的良性循环。据世行证实，今后10年中，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需要1300亿美元，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不久前的大阪会议重申了茂物会议宣言提出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目标，即发达国家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为此，日本有关人士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共同货币，这样更有利于本地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活动，进而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际，世界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发展。
中方专家学者谈了以下看法：
二战后的亚太冷战不冷，冷战后的亚太和平不热，亚太地区的和平问题并未根本解决，相对稳定中潜伏着不稳定因素。
㈠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局部热战此伏彼起，如中国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印支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战后50年中，世界最大的两次地区性战争都发生在亚太地区。
㈡冷战后的亚太和平之所以不热，主要是因为冷战的阴魂不散，朝鲜半岛的冷战结构尚未消除，又从一些角落里响起了“遏制中国”的鼓噪。
㈢亚太政治形势趋向缓和，但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两极体制崩溃后，亚太地区一些战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对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起了促进作用。可是另一方面，美国与其亚太地区的盟国仍保持着原有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并且宣布将继续保持在东亚的10万驻军。美俄关系度过了“密月”，各种矛盾开始暴露；美实现了与越南建交，并加强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安全对话，但其在东亚推行“民主”与“人权”模式的做法则遭到它们的强烈抵制。这些既说明美国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力，但它要主宰一切已行不通。
㈣亚太面临新的挑战。苏联威胁消失后，世界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新格局是亚太国家关心的问题。未来世界可能出现三种情况：⑴一极格局，即由美国主宰世界；⑵一极多元格局，国际问题由多种力量协调解决；⑶大国互相争夺，回到二战前状况。
此外，冷战后时期，全球性民族问题更加突出，这与各国在冷战后更加关注自己的国家利益有关。应该看到这也是造成世界形势发展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日本专家学者谈到：
㈠冷战后时期的亚太形势比欧洲更为复杂。
在欧洲，冷战的产物最明显的是阻隔两德统一的柏林墙。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宣告冷战结束，欧洲的问题也随之明朗化了。而亚洲则不然，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日本的北方领土、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沙群岛等问题远未解决，而且亚太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非但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减弱，反而在加强。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这件事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不象对欧洲那么大。这主要是因为：⑴冷战在亚太不象在欧洲那样表现得既尖锐又复杂；⑵在亚洲，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没有完全被拉入冷战；⑶日本对前苏联仍心有余悸，许多日本人认为过去与苏联打交道被当作了牺牲品，他们对今天的俄罗斯还存这种心态，对“和平红利”——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期待值不会过高。
㈡冷战后时期亚太地区存在着危险和威胁。
当前亚太地区表面上看来是平静的，但有些政治问题可能会打破这种表象。首先是中国周边的领土纠纷问题，这是东西方文明冲突在上世纪造成的，当时在西方领土主权概念下，对中国的边界划分不彻底而造成今天这一状况；其次是北朝鲜政权问题；第三是东亚地区可能出现军备竞赛的问题及有人担心日本是否会倒退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最好是依靠多边地区性框架机制，可是亚太地区目前尚无这种机制。
此外，对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形势会产生直接影响的还有下列几方面的突出问题：⑴重要国家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⑵不同的政治制度并存，在亚太有自由民主制，指导型民主制，集权的社会主义，封建王朝集权制，等等；⑶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日益加深和跨国公司的业务行为；⑷多边地区机制发展缓慢。
㈢亚太正在出现美、俄、中、日之间的权力政治体系。
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的政治因素已不存在，但经济因素在安全问题中占有更重要的比重。在这种框架下，日美安全体制有助于亚太安全和稳定。由于中、美在台湾及人权问题上发生摩擦和美、俄在前南斯拉夫及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分歧，中俄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将会加强。东盟国家及韩国对强国施加影响所采取的强硬态度、台湾在经济上的威力显示以及越南的活力，即使作用有限，但在反对大国试图对该地区实行新霸权统治方面将发挥作用。亚洲国家对中国和日本心存疑虑，认为两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不论是相争还是联手都对其它国家不利，美国保留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可起到牵制作用。在南北朝鲜和平统一进程中，美国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日本也将努力避免在被迫的情况下填补该地区的权力真空。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发展到今天确实来之不易，它不单纯是两个国家间的双边关系，也是世界历史发展、国际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在讨论中日关系时只有用历史和现实眼光去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到全面的答案。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日关系
中方专家学者指出：
中日关系可以分为4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一）本世纪前50年的多极对抗时期。日本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恨和反抗，直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旧的国际体系的破灭与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
（二）二战后至70年代的两极对抗时期。中日关系基本上是处于对立状态，但未发生战争。
（三）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两极多元时期。在这种两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下，中日两国作为国际上的多元力量日益发展，终于冲破了两极体系的束缚，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四）苏联解体后的一极多元时期。一极多元，即美国这一极，加上欧洲、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多强。在亚太地区，除美国一极外，还有中、日、俄、东盟、澳洲、朝鲜半岛等多元力量同时并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在矛盾中合作，在协调中发展。日本自主性增强，虽然难以完全摆脱美国这一极，但中日关系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在减弱。另一方面，两国之间固有矛盾的影响则相对增强，如台湾问题及历史问题。此外，苏联消失后，日美又出现“中国威胁”论。
日方专家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日中关系的发展：
（一）中日关系的发展既有成就也存在重要问题。成就方面是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两国政府及民间的经济合作；两国间相互理解的加深。
但是中日之间旧怨未解又生新结，包括：有待解决的历史性问题；日本与台湾的关系问题；公开化的摩擦问题；双方在当今两国关系的姿态及政策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等等。
（二）90年代的中日关系中存在促进发展的有利因素。“六·四”事件后，中国在寻求与西方发达国家恢复关系时，日本毫不犹豫地主动要求解除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在与美国修复关系的进程中，中国希望日本充当中间人角色；日本政府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并在地区稳定和发展上发挥中心作用；中国支持日本在亚太地区政治生活中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日关系中有一些消极因素。历史问题及台湾问题仍将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既以“全方位外交”又以“改善形象外交”来发展其外交关系，其“改善形象外交”把冷战后的国际环境看作是以争夺新的势力范围为特征的“冷和平”。中国想得到日本的合作，又对日本心存疑惧，把日本看作是主要的、直接的竞争对手，不会放松对日本成为一个主要政治大国的警惕。
（四）中日关系处于转折关头。日、中两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把对美关系放在中心位置，中日关系是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互为影响的变量。只要导致中美关系不和的真正原因不解决，中国对中日关系不会完全放心。
此外，中国核试验也将影响中日关系。如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日本势必会重新审查对华日元贷款，从而激起中国更强烈的反应，中日关系就会面临自正常化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
二、中日关系与地区安全
有人预测未来的亚太将是经济强劲与政治脆弱并存的地区。中国和日本一个是该地区中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一个是最发达的国家。
澳方专家学者提出以下看法：
近来，西方和亚太大多数国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日本会以其经济（最终是政治）力量的发达来向亚太地区证实它将继续保持和平发展吗？关于新的地区安全框架，我们现在应把重点转向中国的崛起问题上。鉴于冷战框架下的国家关系已不复存在，现在应多讲讲如何有效地把中国纳入全球和地区体制之中的问题。应尽量少用西方的观点来评定已经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有了变化的中国。因此，我们在谈论中日关系与地区安全问题时不仅要用战略眼光看待它们间的双边关系，更应与美国（从长远观点看可能还有俄罗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中日两国都会根据三边（或四边）关系的演变而调整双边关系。从地区安全战略上看，不论是美国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安全对话，这一问题均在发展中。亚太地区内部国家间的协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上往往忽略了以推理和综合的方法去探究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影响着地区安全的问题，只是片面地从军事概念方面来考虑。日本早在70年代初期就把综合安全问题列为其分析国际事务的中心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年甚一年地把日本的经济、科技竞争和国际竞争作为其考虑国力与安全的基点。虽然该地区有许多（区域性多边的）安全关系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美日安全关系。对这一地区安全联盟的看法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认为它可以对亚洲地区安全起到平衡作用；中国则对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表示怀疑；还有一种看法是美日间的结盟会被它们两国用来对付中国。但就目前形势看来，我们倾向第一种看法。但从三角关系上看，自中美之间再次产生摩擦以来，倾向最后一种看法的迹象正在增加。
中日两国都在调整他们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但美国在中日之间的做法有什么差别，目前还不明显。美日联盟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两国经济分歧问题。作为敌对面的苏联现已不复存在，这就很难断定他们的安全联盟的基础是否仍存在。克林顿竞选时许诺其政府会关注美中关系问题。但自共和党多数派在国会中居统治地位以来美对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日）态度极不负责。美中走向冲突的危险可能会暂时避免，但两国不和的根子会长期存在。
关于建立地区安全机构的另一个想法是多边关系，东盟地区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安全机制，但必须在信任的基础上开展正常对话。从长久看，这种多边安全机制还得靠本地区内国家间稳定的双边关系来实现。换言之，就是双边安全关系与多边机构的结合，这决定着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其中又以中日关系尤为重要。
中日关系对美在全球充当老大也起到阻挠作用，也会影响到美与中日的关系和在亚太地区的作用。现在美国不得不看着一个国家的脸色来与另一国打交道。因而，俄罗斯的重要性在上升，俄将会被当作是连接北太平洋的重要大国。
三、中日经贸关系
中日经贸关系也有一段曲折历程，但自8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全面迅速发展，并取得了可喜成就。
中方专家学者谈了一些意见：
自80年代以来，中日经贸关系从相对单纯的商品贸易逐步发展到技术、资金、人员等广泛领域中的经济合作。两国的贸易额从1980年的89.1亿美元发展到1994年的478亿多美元，预计1995年将超过500亿美元大关，达到550亿美元以上。
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到1994年底已达10200家，合同金额为133.21亿美元，实际投入72.6亿美元，在我引进外资的国家和地区中居第四位。
我国从1980年开始利用日元贷款，现已实施了3批，合同金额为16809亿日元，实用13991.02亿日元，1994年底又签订了第四批（1996-1998）贷款，计划为40个项目，贷款5800亿日元，占我接受外贷总额的40％。
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两国经济合作将不断深化，合作前景广阔，但也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双方贸易统计不一致。近年来，由于双方贸易统计上的差异都认为本国一方有贸易逆差，而且问题越来越突出。
（二）贸易摩擦有日趋增加的势头。继1993年日本对我出口的硅锰实行反倾销后，最近又准备对我国向日出口的纺织品实行多种纤维协定限制，并对向日出口增长较快的生姜、大蒜等提出限制要求。
（三）日出现使经贸问题政治化的倾向。近几年，日本对中日间的经济问题动辄同中国的核试验或别的什么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最近又因中国核试验冻结了对华部分无偿援助，并称要在对华日元贷款等方面采取制裁措施。
（四）日元升值使我偿还日元债务负担更加沉重。
中日友好和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双方都应珍惜，总结经贸发展的经验教训。
（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两国经贸扩大。十几年的中日经贸大幅度增长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为扩大对日出口提供了丰富货源，也为扩大从日本进口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
（二）“远亲不如近邻”。在世界经济发展日趋国际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大潮中，地处亚太的中国和日本没有理由不加强合作。
（三）长期的中日经贸史证明，凡是中日间政治关系好的时候，两国经贸往来就发展，反之就停滞或下降。如50年代的“长崎国旗事件”和60年代的“吉田书简”问题，均使两国经贸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不利于两国经济贸易发展。
美国对东亚政策
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政策，是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国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美方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以下一些见解：
当前美国面临着一个不可迥避的对亚洲政策的难题，即整体运作问题，这是面对新的国际形势，美国外交政策概念中的一个空缺。
由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国家体制的复杂性、差异性以及动因方面的混乱状况，在没有概念范围的情况下去制定并推行一种政策的难度就更大了。但是，要界定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却不太困难。大多数外交界人士认为美国在亚太有如下利益：（1）防止该地区出现敌对霸权大国；（2）维护在该地区的航海自由和军事通道；（3）防止重大地区战争的发生，减少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4）保持和增进经济参与；（5）推进美国政治传统的“普遍”的价值观。在亚太地区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如何把这些利益考虑到美国的亚太政策中去并使之运作起来，确实是令当权者头痛的事情。他们甚至认为这样的亚太政策只能起到成败参半的效果。
在国家关系方面，美国政策制定者想在人权问题、安全问题以及与中国的商业利益问题上求得中国的合作时，得仔细权衡利弊。美国面临两大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把中国纳入地区经济体制和各种正在出台的机制中，以使中国意识到自己在地区稳定和同其它国家合作中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二是若中国选择不合作或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话，美国必须造就一种约束其行为的地区环境和松散的多国网络。这一战略的实现需要美政府内部最高层的协调、持久的关注和外交上的配合。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把美对华政策更广泛地与安全和经济联系起来，更加务实地衡量美左右中国内政的能力。但在决策过程中有失美国未来的信誉。李登辉访美和吴弘达在中国被拘留等事件都说明华盛顿在与北京的关系问题上要从大处着眼是何等困难。
即使与东亚地区的小国打交道，美国也感到棘手，许多东亚国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变得越来越自信。他们认为当今是殖民主义后时期，在他们看来，美国不过是一个国力日渐衰落的亲戚而已。由于苏联解体，他们不再象过去那样把美国的军事保护看得至关重要。他们对这种在他们看来是美国的伪善行为更容易产生忿恨情绪。他们希望受到平等对待，尤其是受到尊重。同时他们又极力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以抵制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努力。
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美国已完全无能力施加影响和发挥地区领导作用。美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国务卿洛德于1994年称美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即：亚太地区普遍要求美国继续保持安全存在（哪怕只是为抵消日本和中国的影响）；美国是亚洲重大出口市场和资本及技术来源；整个亚太地区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在许多亚洲人中留下的50年的友好感情，等等。尽管如此，美对东亚政策仍需要从长计议和巧妙运作。为此洛德提出：（1）重申美国与亚太地区在经济繁荣与和平上分享利益；（2）缓和语气并与国会共同努力，对那些往往是结构性的问题不要急功近利；（3）反对或纠正那些（基于国内原因）一旦被证明无效或起反作用的建议；（4）在采取单方行动时仔细权衡利弊，并考虑多方选择；（5）采取更有效的手段促进全球性的问题在强调渐进和一致的亚洲得到解决；（6）更多地注意“风度”和开展更加灵活的外交，以适应变化中的环境。
克林顿上台后虽然改组了外交机构，但没有一个能够得到总统授权去制定总体战略、以减少交叉重复工作的亚洲政策协调人，也就是说政府决策机构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亚洲问题专家。决策机构中的不一致，造成美对亚太政策中内在的不统一的恶果。一方面由于苏联的消失，许多美国公众不理解美国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预算用于海外驻军，而美政府则认为美军留驻太平洋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大量裁减在欧洲的军队是合情理的，相对而言，认为东北亚的裁军速度又太快了。现在的美国国会成员中，绝大部分人对二战没有直接印象，他们不太接受美军驻在亚洲就可能减少地区性战争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令人信服的就是美军留在亚洲就是为了保护美在亚太的经济利益。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会对美国安全的核心价值观构成威胁，并导致新的两极结构的出现，因而美国对东亚的安全政策将又建立在遏制主义的基础上。这一政策可能在国内更容易为人们接受，但其结果将表明仅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出发而把中国纳入地区秩序的政策是不会成功的。这也许是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试金石。
（丁顺珍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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