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对西夏外交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夏论文,北宋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北宋对西夏之外交，实为失败外交。这种失败从表面上看似乎很难理解。一则北宋乃一泱泱大国，雄据中原广大富蔗之区，集汉唐经济发展之基础，以如此雄厚实力作后盾同仅据有西北荒于开发的22州之地的西夏交往，岂能失败？二则自古以来，中原汉族王朝均自恃“天命”，以正统自居，视四方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为“蛮夷”，具有强烈的自尊自大心理，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此种一统独尊思想为支配去同后来才崛起的西夏交往，北宋又为何失败？但只要略作分析，便可发现北宋实际上貌似强大，外强中干，对西夏外交彻底失败就不难理解了。
在对西夏的外交政策上，北宋采取重辽轻夏、强制称臣、经济让步的政策。这三项政策本身有着许多缺陷之处，成为导致北宋外交失败的祸根。单就“重辽轻夏”而言，北宋建立初期采用此策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因为那时辽朝势力强大，正虎视耽耽准备南下，而西夏势则弱，因而北宋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尤其是“澶渊之盟”后，辽朝未再大举南下，而西夏则新近崛起，其势扩张甚快，咄咄逼人，已成为北宋新的主要威胁和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外交政策仍然是重辽轻夏，因循呆板，未及时调整改变政策，将注意力转移到“不慕‘中国’，习俗自如，不可轻也”①的西夏方面来，结果对夏“一战不如一战”②，境况十分艰窘。
在外交主动权上，北宋与西夏外交集中反映在“和战”问题之上。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和”，什么情况下“战”，主动权却完全掌握在西夏一方，北宋始终只能被动应付。982年，李继捧献四州八县之地入觐，甘愿俯首为臣。宋太宗满心欢喜，自以为可和平收管西北各地，但不料却遭到李继捧族弟李继迁的顽强抗击。面对李继迁的对抗，本未打算作战的宋军只得被迫应战，这是北宋第一次欲和不能，被动应付。1004年，西夏李德明继李继迁而立，首先向宋遣使求和，主动发出了和平信号。此时北宋部分大臣认为继迁一死，德明新立，有机可乘，主张对夏用兵，武力统一。但在李德明的不断让步求和下，北宋最终轻信了李德明的所谓“虔诚”，放弃了战争准备，这是宋朝欲战不能，外交被动的又一反映。以后，在对付西夏元昊称帝，梁氏专权，乾顺亲政等等一系列行动中，北宋均十分被动。北宋还因对西夏情况不甚了解，往往措置失策，狼狈不堪。
在外交的实际效果上，北宋开展对西夏外交的本来目的是限制西夏的发展，从政治上外交上控制西夏，使其臣服。为实现这一目的，北宋不惜拱手奉送大量“岁币”钱物，企图以经济上的让步换取政治控制的成功。但是，纵观整个宋夏外交，可以说北宋的这个如意算盘是彻底落空了，其对夏外交基本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就政治控制而言，西夏元昊承李继迁、李德明之基业于1038年公开建元“天授礼法延祚”，自称“兀卒”（汉语意为“青天子”），“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建立大夏国，③并称北宋为“东朝”，自居“西朝”④，力图与宋平等而立。西夏的带挑战性的举动，极大地刺激了正处在封建主义伦理名分思想盛行时期的北宋君臣。他们认为西夏既已处于割据独立状态，如再承认其“称帝”和“自居西朝”，则不仅颜面全失，且必然对北宋的统治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宋仁宗拒不承认西夏元昊的帝号，并下令削夺元昊官爵，撤销所赐皇姓（赵），并欲以强硬手段制服西夏。但事与愿违，北宋的强硬态度不仅没有在政治上使西夏屈服，反而激起元昊提前对宋大举用兵，并很快赢得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等三大战役的空前胜利。军事上的节节失败，使北宋控制西夏的打算完全化为泡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北宋只好极不情愿地改变政策，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去实现政治上控制西夏的目的。那么，实际收效又如何呢？宋夏双方从1041年开始议和，到1044年才告成功，签订“庆历和约”。和约虽然规定元昊称“夏国主”，向宋称臣，但这仅限于文字上而已。元昊仍然“自置官属”，“帝其国中”⑤，我行我素，照样扰边，甚至就连北宋派往西夏的使者也都可拒于首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之外，不予会见。所以，北宋政治控制西夏的目的并没有真正成功，只不过是获得了元昊表面上的“称臣”而满足了一下正统自尊的虚荣心而已，毫无实际价值。不仅如此，北宋为了这个空洞的称号，还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为了换取西夏表面上的“称臣”，北宋花费了大量“岁赐”，其银、绢、茶的总数量在庆历议和之后达到了25万5千两、匹、斤。这笔巨额费用，成为北宋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同其并未真正控制西夏比较起来，实在是得不偿失，代价太大。
在外交盟友上，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形成了互相利用，互相斗争的三角外交关系。不论是宋夏或是宋辽外交，谁能争取第三方的支持，谁就能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获得斗争的胜利。对于北宋和西夏而言，辽朝就成了最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北宋建国初期，曾有一番雄心壮志，要立志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恢复昔日汉唐一般的大一统江山。但与辽军三番交战，三番战败以后，北宋统治者便改进攻为求和，到1004年签订了“澶渊之盟”时，更为契丹人的汹汹气势吓破了胆，进而对辽朝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这个妥协以每年30万岁币作为条件。北宋统治者之所以如此不惜重金，固然是慑于辽朝的武力强大，心理上的恐惧，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求得苟安，保全赵氏江山。然而，对于北宋的殷勤献媚，辽朝并未满足，虽不再大举南下，但仍不时敲榨勒索。1042年，辽朝就趁宋夏纷争之机，借口“李元昊于北朝久已称蕃，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实为甥舅之亲”⑥，向北宋施加压力，轻易又获得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在整个对夏外交中，可以说北宋始终都受到了辽朝的牵制。尽管北宋不断屈膝妥协，也未能将辽朝争取为自己的盟友。这正是北宋外交失败的重要表现。
就上述事实可见，北宋对西夏外交的确失败无疑。所以，就连北宋大臣也承认不讳，不无伤感地说：“夏，小国也，自元昊以来，服叛不常，而每为‘中国’（按指宋朝）之患，虽有智者为之谋，而亦莫能以得志。”⑦
（二）
北宋以一泱泱大国与西夏外交斗争数十年，是什么原因始终“莫能得其要领”⑧，一败涂地的呢？这颇令人深思。
北宋统治者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只有“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才“深可惧也”⑨。因此，自建国初期起，北宋最高统治者就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内乱上，而置边事于次要地位，表现在军事部署上就是实行“守内虚外”之策，将全国禁军主力集于京师，驻防内地要冲地带，边境地区只驻扎少量用于守御的部队。这样做的结果，使北宋军队在西夏的冲击面前屡遭败绩。而军事上的失利，又直接影响了北宋对夏外交。一方面，战争的失败，使北宋丧失了外交有利地位。因为外交成败同战场上的胜负是密切相关的，战场上的胜利常常能增强外交筹码的份量，能增加讨价还价的本钱。北宋以屡败之绩同西夏谈判，自然只能处于十足的下风了。另一方面，通过战场上的较量，西夏统治者也充分看清了北宋政治腐败，军事软弱，外强中干的真实面目，增强了对宋斗争的自信心。例如，1042年定川砦战役西夏军队大胜之后，元昊就十分得意，甚至号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⑩，一派豪言壮语。在这种情况下，西夏对宋外交更持强硬态度，其外交官员也都“勇悍难制，强辩自高”(11)，难以应付，这无疑会对宋夏外交产生深深的影响。所以，北宋防内甚于防外，“守内虚外”的国策以及军事部署的失误，战场拼杀的失败，是北宋对西夏外交失败的根源。
960年陈桥兵变，宋太祖赵匡胤不动一枪一刀，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后周江山。但是，容易得到的，也就怕它轻易失去。从一建国起，北宋最高统治者就处心积虑地思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政权，以便千秋万世传下去，并为此采取了众多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允许群臣风闻奏事，奖励大臣上书进谏献策。这虽然有利于封建皇帝随时了解群臣的言行举止、思想动态，以施行专制统治，但同时也影响了他们的重大决策，使其常左右摇摆，难以是从。这就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言：“一法之行，甲以为非，即改以从甲。不久而乙又以为是，再改而从乙，政令之变易，无如宋代。”(12)这在北宋对西夏外交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例如宋真宗朝，在如何对付西夏问题上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招练与西夏为敌的蕃部大族首领，“啗以官爵，诱以贷利，结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13)；有人主张“来则掩杀，去则勿追”，“慎择名臣，分理边郡”(14)；更有人还主张给西夏高官厚爵，“务屈己含垢以安亿民”(15)。如此等等，可谓各执己见，严重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的是宋真宗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其结果必然是不能制订出符合实情，行之有效的统一政策，导致了对西夏关系的被动。再如宋神宗朝，在对西夏是否用兵的问题上，朝臣意见严重对立。主战者认为当时西夏内乱，“天亡其国，神献其策，破其巢穴如破竹之易，此不可不为也”(16)。主和者则说：“举兵易，解祸难”(17)，坚决反对。后来虽然主战言论占据上风，宋神宗下诏五路伐夏，但在宋军初战即惨败的情况下，宋神宗便十分后悔没有听取和采纳主和者的意见，并为此郁郁不乐，“涕泣悲愤，为之不食”(18)。因此，北宋统治者的优柔寡断，政策朝令夕改，和战议论不统一，亦是北宋对西夏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
北宋对西夏认识的偏差，未知己知彼，也导致了对夏外交的失败。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羌，公元六世纪后期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一直生活繁衍在西北边隅之地，其历史并不算长，虽然它“王其土久矣”(19)，但仍远不如北方民族突厥、鲜卑等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大，因而也就没有引起中原王朝的足够重视。特别是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归服唐朝被授定难军节度使后，西夏一直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就是在宋朝建立初期，西夏也遣使贡奉，以示恭顺。962年，李彝兴遣使向宋贡马三百匹；976年，李光睿兵破北汉吴堡塞，俘塞主侯遇献给宋朝；979年，李继筠出兵助宋太宗亲征北汉。正是西夏初期的这种政治态度，赢得了北宋朝廷的好感，麻痹了宋朝统治者的思想，使他们没有看到西夏的崛兴，对其力量估计过低，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和准备。所以，当宋初有人提出应预防西夏时，北宋统治者还认为那是“好勇多言者”(20)的胡言乱语，未予认真考虑和足够重视。即使是在李继迁公开对抗，大肆反宋已成事实之时，北宋政府仍认为李继迁只不过是一时气愤，要恢复祖先旧有地区而已，根本不会成什么大气候。在这种错误认识下，北宋对夏外交自然难免走向失败。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强制西夏称臣。北宋同辽在几次战败之后，就承认了敌强我弱的事实，同辽称兄道弟，完全放下了封建统治者一统独尊的架子。然而对于西夏，北宋却基于错误的认识，顽固地坚持宗主国立场，始终要强制西夏称臣，那怕是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也未改变过。但实际上，随着形势的发展这已经不可能。西夏到元昊统治时期领土已达到二万余里，在北有辽这一强敌存在的情况下，完全有实力同北宋对抗。因此，元昊本人“称臣则不喜，朝帝则是从”(21)，决心要摆脱宋朝的控制。正如西夏文诗歌所描述的：“为何不跟西羌走？西羌已向我俯首；大陆事务我主管，政务官员共协辅。未曾听任中国（指北宋）管，中国向我来低头。我处皇族不间断，弥药（党项）皇储代代传”，“唯君（元昊）独得御宝座，诸国帝王怎伦比！掌管大地幸福民，赫赫英豪世无匹。”(22)在西夏势力大增的情况下，北宋显然无力量大举进攻，以武力统一西北地区，可北宋却又偏要坚持自己的宗主地位，这当然是非失败不可的。
西夏与辽朝，由于地域关系的接近，经济生活、民族风尚的较多的一致性，且又同是被视为“中朝”之外的“戎狄”，因而有着某种民族心理意识的沟通。所以，在辽与北宋之间，西夏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者作为自己外交上的盟友。早在五代时期，西夏李仁福就与契丹开始联合。史载：“先是河西诸镇，皆言仁福连接契丹”(23)。李继迁反宋后更是向辽称臣，接受辽朝封号，与契丹义成公主结为姻亲，初步形成了辽夏联盟。从此之后，在整个宋夏外交中，辽朝统治者以第三方的身份站在西夏一边干预宋夏外交，支持西夏。例如，西夏崇宗乾顺亲政后为了缓解日益恶化的宋夏关系，主动派使节到北宋朝贡求和，但遭到了宋朝的严辞拒绝。为此，乾顺只好请求辽朝出面从中斡旋。辽道宗应西夏的要求，特派签书枢密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到宋朝“持书为夏解和”，甚至还威胁宋哲宗：“北朝（辽）皇帝敢告南朝（宋）皇帝，西夏事早与休得即甚好。”(24)正是由于辽朝的支持，西夏在宋夏外交中的地位得到加强，使北宋十分难于应付。对此北宋人感触极深：“元昊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犄角为奇，首尾相应……盖先已结大敌（辽）之援，方敢立中原（宋）之敌。”(25)当然，宋臣的议论难免有些言过其实，夏辽之间也并非没有利害冲突，但事实上辽朝的从中掣肘的确也是北宋对夏外交失败的一个客观外在原因。
（三）
北宋对西夏外交的失败，给北宋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即有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也有民族意识心理方面的。它对于北宋“积弱积贫”的形成和加剧，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北宋自建国初期起，政治统治就不很稳定，阶级矛盾比较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对西夏外交的失败更加速了北宋的这种统治危机。在内忧外患的困扰下，北宋统治者坐卧不安，其中部分有识之士便想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挽救危机四伏的赵宋王朝。但就是北宋中叶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者们所进行的改革努力，也因为对夏外交的失败而深受影响。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宋朝的边防能力，以改变对辽、夏关系被动软弱的状况，用宋神宗的话来说即：“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26)当时，就在王安石变法图治的同时，西夏大权旁落于皇太后梁氏之手，虽然宋朝已于熙宁元年(1068)、二年(1069)恢复对夏岁赐，正式册封秉常为夏国主，但西夏对宋仍桀骜不驯，不断出兵袭击宋边地。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眼见外交努力已失去意义，便于熙宁三年(1070)改变外交政策，再次停止给西夏的岁赐，并用军事封锁的手段对付西夏，而这恰恰成为影响王安石变法结果的关键所在。元丰四年(1081)，北宋中期变法已经到了举步维艰，极为困难的地步。此时恰值西夏国内发生权力之争，统治混乱，宋神宗便以为有机可乘，想趁势对西夏用兵，以战场上的胜利来检验和证明前期变法的成果，并作为支持继续变法的理论和根据。然而，由于宋朝军事制度的腐朽和将领指挥的失误，宋军惨败而归，宋神宗为之“涕泣悲愤”，十分沮丧，并从此“郁郁不乐，以至大渐”。(27)在元丰五年(1082)以后，宋神宗心灰意冷，再也不是励精图治的皇帝了，北宋中期的变法运动也日渐趋于消沉。这正好证明了对西夏外交失败给北宋政治带来的巨大影响。
北宋政府为了应付对夏外交的需要，经济上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使本已十分拮据的财政更陷入困境。这不仅表现在每年给西夏的25万岁赐上，还体现在宋夏外交往来过程中的“使节贸易”上。西夏地处西北偏隅之区，对北宋经济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了满足国内经济生活的迫切需要，西夏外交官在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一般还肩负着从事商业贸易的任务。这就是宋夏外交中所特有的“使节贸易”。这种贸易对西夏有百利无一害，对北宋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西夏使者利用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正所谓“使者一至，贩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28)，“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29)。有人甚至还认为西夏“累遣使人，货贩滋广，通约所得，不减三数百万”。(30)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也确实反映了宋夏“使节贸易”给西夏带来的巨大好处。而这个好处是建立在北宋政府的巨额财政负担上的。在使节贸易往来中，北宋王朝为了显示自己宗主国的地大物博，富庶繁华，也为了笼络西夏使者，采取了极为优惠的政策。一方面允许西夏外交官员到宋朝后可以自由经商，另一方面有意抬高西夏使节所带商品的价格，使其多获利润，并对西夏使节所带“久而不售之物”由政府统一收购，以保障西夏使节每次都能成交获利。在这种优惠政策之下，宋夏贸易出现不利于宋的巨额逆差，北宋政府只好从国库中拿出钱来贴付，这自然增加了财政上的困难。所以，王安石就曾不满地说：“与弱国（西夏）通和，厚与财物，乃不免其侵寇，又不撤备，即与和何补？”(31)这是北宋对夏外交失败恶果的真实写照。
北宋与辽、西夏并峙而立，随时都可能受到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交相威胁，因此，如何克服和避免西、北两面同时受敌便成了北宋外交的重要问题。北宋初期与国力较强大的辽朝数次交兵，连战皆败，心理上产生了恐惧感，用陈登原先生的话来说：“苏轼之文，正式呼为大辽，洪皓《纪闻》作于建炎三年(1129)使金之后，犹称之为大，可知北宋畏辽，至于口惯”。(32)在这种心理状态支配下，加上战场上的接连失败，北宋自然无力与辽争雄。因此，北宋要避免“一身二疾”的外交困境，其出路只有一条，即：制服西夏。但事实上就如前文所述，由于北宋对夏外交的失败，未能真正彻底地控制住西夏，西夏仍“外倚北戎（辽），内凌中国”(33)，故终北宋一朝始终不免两面受敌，还所谓“二敌（辽、夏）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34)，影响至国计民生，终成积弱不振之势。这一点就连北宋最高统治者宋神宗赵顼也从自己的生活感受中体验到了。他十分惋惜地哀叹道：“唐明皇晚年逸豫以致祸乱，如本朝无前世离宫别馆游豫奢侈之事，非特不为，亦无余力可为也。盖北有强敌，西有黠羌，朝廷汲汲枝梧不暇。然二敌之势所以难制者，有城国，有引国，自古外裔能行而已，今兼中国之所有，比之汉唐尤强盛也”(35)。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对夏外交的失败给北宋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
注释：
①陈师道：《后山集·谈丛》
②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③、⑤、(19)、(21)《宋史·夏国传》
④陈师道：《后山集·谈丛》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以下简称《长编》）
⑦王称：《东都事略》卷128附录6《西夏二》
⑧戴锡章：《西夏记》卷28
⑨《长编》卷32
⑩王巩：《闻见近录》谓系张元所作
(11)《诸臣奏议》卷131富弼《上仁宗论西夏八事》
(12)蒋复璁：《宋代一个国策的检讨》载《宋史研究集》第一辑
(13)《宋史·张齐贤传》
(14)《宋史·钱若水传》
(15)《宋史·李至传》
(16)《长编》卷313
(17)《宋史·孙固传》
(18)、(27)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20)《宋史·孙全照传》
(22)白滨：《西夏史论文集》第147-149页
(23)《册府元龟·外臣部·备御》卷7
(24)《长编》卷507
(25)《长编》卷124
(26)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6
(28)《长编》卷404
(29)《诸臣奏议》卷139 苏轼《上哲宗论前后致寇之由及当今待敌之要》
(30)《长编》卷572
(31)《长编》卷241
(32)《国史旧闻》第2册第406条
(33)《范文正公文集·奏陕西河北等地攻守策》
(34)《长编》卷150
(35)《长编》卷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