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拉：一个中国“小资”的经验贫乏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乏论文,小资论文,中国论文,拉拉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喧嚷的都市、熙攘的人群、鳞次栉比的大厦，其间车流如龙、巨幅广告和商业Logo琳琅满目。伴随着强劲的音乐节奏和炫目的画面分割，杜拉拉，一个新时代中国白领丽人闪亮登场……影片《杜拉拉升职记》的开头迅速将观众拉进一个好莱坞都市电影的经典情境。即便此时的杜拉拉还只是一个月薪不到四千的小白领，也丝毫不妨碍她的自信笃定和影片扑面而来的欣欣向荣的时尚气息。
从“职场小说”到“偶像剧”
从题材定位上看，这是一部承袭原著小说的“职场电影”。如此充满时尚元素和鲜明“职场”定位的影片在中国电影中尚属首次，被称为导演的一次“华丽转型”，其夺人眼球也就在意料之中。影片意图通过“杜拉拉”这个典型的当代白领女性的职场生涯，给观众提供一次影像版的白领“生存手册”和“职场指南”，同时营造一个充分好莱坞化的、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神话。这一意图决定了影片的品位和格调。这将是一部为广大中国“小资”观众度身定做的“小资电影”，它将反映出中国新生代“小资”们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味，同时也打上导演本人的身份烙印。
“小资”，这是中国社会学中关于阶层划分的一个独特称谓。这个阶层今天更多地被称为“白领”或是“中产阶级”。这个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刚刚复兴并日益庞大的群体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学家们的关注。据中国权威社会学家的研究数据表明，在200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已达8000万人以上①，更有人大胆预测，至20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4亿之多②。尽管有关“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及标准至今仍存在相当多的争议，但正是这些身份各异的新兴群体为《杜拉拉升职记》小说的百万销量和电影的亿元票房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也同属这一阶层中的一分子。
但影片中的“杜拉拉”形象显然没能获得广大中国“小资”观众的认同。在很多人看来，无论是与原著小说，或是与被称为影片好莱坞样本的《穿普拉达的女王》（2006）相比，电影《杜拉拉升职记》都显得像是一场“苍白的呓语”和“拙劣的模仿秀”。导演所扮演的“杜拉拉”与人们对于“杜拉拉”的想象似乎有着巨大的落差。
除去剧作单薄、表演生硬等诸多问题之外，从改编角度看，最重要的原因是影片置换了小说中原有的核心戏剧冲突，将一个人们普遍关心的“等级冲突”置换为无关痛痒的“情感冲突”，从而将“升职”主题变成了“爱情”主题，“职场戏”变成了“偶像剧”。影片刻意回避了小说中杜拉拉与上司、下属、同事等不同阶层的勾心斗角、步步机心，回避了杜拉拉升职过程中的苦苦打拼、步履艰难，剩下的是白领女郎间的争风吃醋和友爱互助、俊男靓女间的撒娇卖痴和三角恋情。其中大量复制了好莱坞轻喜剧里那些“菜鸟撞上狗屎运”、“绅士偏爱傻姑娘”、“千里寻爱大团圆”之类的桥段，编织了一场积极向上又温情脉脉的职场偶像剧。
《穿普拉达的女王》作为一出职场喜剧，其戏剧核心并不在于爱情冲突而在于出身底层的安迪和自命名流的梅兰达之间的“等级冲突”，人们关注的是一个底层女孩是否真的能顺利进入并适应所谓的“上流社会”。而对于《杜拉拉升职记》，人们原想看到一个中国“小资”如何依靠不懈努力、“自强不息”走向“中产阶级”的奋斗历程，借此汲取经验，获得勇气，最终却只看到了一个“中产阶级”者的“炫富”与“卖弄风情”。
时尚、品位与“中产阶级”美学
这里我想深入探讨的是，大多数人对于影片中“杜拉拉”形象的反感并不仅仅因为导演苍白的叙事能力，更缘于一种存在于中国“中产阶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经验差异、品位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阶层“区隔”。如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品位”是一种重要的“阶级标志”，用以“区隔”自上而下的不同阶层，而“时尚”则是其表达方式。《穿普拉达的女王》中安迪与梅兰达的“等级冲突”正表现为她们对“时尚”截然不同的情感反应和态度倾向，影片《杜拉拉升职记》则通过大量“广告”植入、浪漫叙事以及由此营造的“时尚”氛围“区隔”了电影、小说和现实中的“杜拉拉”。
在影片开头海伦向杜拉拉传授的一套DB公司内部“阶级划分”理论中，我们看到一个全球500强企业中的员工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层：经理级别以下的叫“小资”，也就是“穷人”，经理级别是“中产阶级”，总监级别是“高产阶级”，而总裁才是真正的“富人”。小说作者在此参照了美国社会学家保罗·福塞尔著名的“等级理论”。福塞尔将美国社会分为了上、中、下三个阶层九个等级，分别为“看不见的顶层”、“上层”、“中上层”、“中产阶级”、“上层贫民”、“中层贫民”、“下层贫民”、“赤贫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③ 而海伦的这番话里更值得注意的是，“穷人”与“富人”间的区别，除了收入差异之外，更在于他们有着泾渭分明的生活及消费方式：“穷人”要挤公交、喝剩汤、还贷款，“富人”则开跑车、住别墅、异国旅游、登山健身或打高尔夫。穷人和富人都会“在体力上折磨自己”，只不过前者是被迫的，后者却以此为享受。这番话生动地说明了福塞尔“等级理论”的核心要义：即正是“生活品位”、或者说“格调”而不仅仅是“收入”彰显出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
小说中的杜拉拉对照此等级理论，这个月薪不到四千的小白领只能自认“赤贫”，她全部的奋斗目标就是从“赤贫”、“下层”向“中产阶级”的级级攀登。这一心态在小说中体现为杜拉拉的小心谨慎，卖命工作同时低调做人。无论身居何位，她深谙自己作为一个中国雇员与美国老板和领导之间的天壤之别，她知道自己不可能真的飞上高枝，上演一出好莱坞式“麻雀变凤凰”的喜剧。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小资”和“白领”心态，作为从底层辛苦打拼上来却永远只能停留在社会夹心层的“中产阶层”，面对竞争压力，她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敢懈怠、奋斗不息。这是一群充满了职场经验却无暇顾及“时尚”的人群，直到成为HR经理、成为“中产阶层”后杜拉拉的服饰中才开始出现“NIKE”、“LV”等名牌商标，但也只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其中一条“NIKE”长裤因为是王伟赠送的爱情信物才有了较高的出现频率。这个杜拉拉的“时尚”观念是：做一个中国“小资”，“有姿色不如有体力实惠”。“杜拉拉这本书的精神就是实用，仅有观赏价值是不够的。”④
相比之下，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最夺人眼球之处当属各种“时尚”元素的轰炸式运用。现代大厦、拉风跑车、霓裳云影、异国风光、喷泉和海边的嬉闹，加上主人公杜拉拉不停晃动、不合比例的耳环……这一切强硬地给观众灌输着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们的生活品位和消费观念，人们观赏到的不仅是“物”和“商品”本身，更是标志着阶层划分，代表着财富、身份和地位的各种“时尚”符号。
影片里的杜拉拉从来都不是追求“实用精神”的中国“小资”，她下班后不坐电梯而是边听mp3边爬楼梯，“在体力上折磨自己”；她在泰国买了一个巨型台灯并抱着逃命；她对“升职”完全漫不经心，却对海边的萤火虫惊叹不已。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也因此笼罩上了一圈“浪漫”的光环，它不再像当代“官场小说”或“职场小说”那样与某种“厚黑学”与“潜规则”的经验紧密联系，而是去除了职场中的中国“小资”们战战兢兢、力不从心的焦虑和恐惧，以“时尚”和“品位”的华美包装将“升职”打造得轻松惬意。
这是一种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中产阶级”美学心态，是凡勃伦所言的“炫耀性消费”和坎贝尔所言的现代消费精神中的“浪漫伦理”。正如西美尔所言，只有在对“时尚”的追求中，中产阶级才能找到表达自我的合适语言。“对那些天性不够独立但又想使自己变得有点突出不凡、引人注意的个体而言，时尚是真正的运动场。”⑤ 这是《穿普拉达的女王》中所有身陷“时尚”的人们的宿命。不过好在《穿普拉达的女王》在肯定了“时尚”的正面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生活的艺术、人们内心的需求和经济的命脉，因此不可或缺）之后，终于还是做出了对“时尚”、“名流”和所谓“上流社会”的温和批判，对于那人心所向的浮华世界和欲望都市表达了戏谑调侃。《杜拉拉升职记》则恰好是以其对《穿普拉达的女王》“时尚”元素的移植（找来了《穿普拉达的女王》的服装设计）实现了一次对“上流社会”的附庸风雅，其中杜拉拉一掷千金购买豪华跑车的场景，正呈现出中国“小资”对一种平庸的“中产阶级美学”的拙劣模仿。
从小说到电影，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不同的杜拉拉，代表着两个不同阶层的中国“小资”。尽管影片的主创者一再声明他们并不了解“白领”生活，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生活经验的差异，《杜拉拉升职记》的改编恰好体现出了导演的一种自认为已由“小资”晋升为“中产阶级”后的成功心态。如同梁晓声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已俨然将自己归于“上流社会”。⑥ 而“上流社会”，需要的不再是奋斗，而是浪漫爱情和享乐主义。
“职场剧”的讽刺诗和浪漫叙事伦理
职场电影，究竟可以是一出讴歌个人奋斗和成功神话的“励志剧”，一出浪漫爱情喜剧，还是一首揭示潜规则、嘲讽名利场、写尽小人物悲欢的“讽刺诗”？“在严肃的文学作品中，白领职业者的形象往往带有悲剧色彩，而在大众型的小说里他们常常是人们渴望追求的目标。”⑦
好莱坞电影中一贯有着根深蒂固的浪漫叙事伦理，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中的“职场爱情”既是此叙事伦理的体现，更有着中国“职场”的独特经验。
稍具职场常识的人都知道，职场恋情的利益攸关使得当事人必须保持高度理性，这远不只是简单的“事业”和“爱情”的两难问题，更涉及到与各种“潜规则”相关的“职场伦理”。导演在此不仅遵循好莱坞的叙事法则，为“职场”这一都市男女追名逐利的场所笼罩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更令人吃惊的是，为了打造一个纯情浪漫的主题，导演不惜将“职场”偷换为“事业”，将“潜规则”偷换为“爱情”，不仅添加了小说中没有的杜拉拉、玫瑰和王伟的三角恋情，更添加了一条杜拉拉和王伟的上下级关系，一条从“一夜情”到“升职”的直线关系。随后，工作与爱情完美地合二为一，“公私不分”变成了浪漫爱情中的粘稠剂。坦率地说，这种对“职场潜规则”的浪漫化呈现即便在好莱坞电影中也属罕见。
事实上，即便是大众性的好莱坞电影，“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情感逻辑也不全然符合电影版“杜拉拉”的想象。
白领、职员、中产阶级，这是一群历来就挣扎在生存、名利和混乱情感间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常常意味着要“一个人牺牲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去挣‘活下去’的钱”⑧。早在1928年好莱坞无声电影《群众》里，一个大萧条时代小职员的悲喜剧就曾被金·维多讲述过。人生再没有什么值得担忧和焦虑了，除了升职和爱情。这一与《杜拉拉升职记》相似的主题也被比利·怀尔德在《桃色公寓》（1960）里以既温情又嘲讽的口吻讲述过：升职，是小职员不惜放弃尊严追求的梦想；爱情，在利益交换的职场中多半只是欲望男女的游戏。而职场中真正高贵的爱情，这是“垃圾桶中开出的玫瑰”（关于《桃色公寓》的评论），需要培育者真正高贵的心灵。还有伍迪·艾伦在《曼哈顿》（1979）中描述过的那些纽约“小资”们的混乱情感经验，那些“小资”们的虚荣、迷茫、对生活的热爱与绝望……陌生的并非这些现实，贫乏的并非创作经验，一切的粗鄙只因为缺少高贵的心灵。因此，当导演说，《杜拉拉升职记》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把北京拍得像纽约一样好看”，把北京的“小资”拍得像纽约的“小资”一样“光鲜亮丽”时，我们不得不相信米尔斯曾对“中产阶级”所做的断言：不管这些人有着怎样的历史和未来，他们“归根结底所渴望的”只是一个“假想社会中的虚幻过程”。⑨
时代的梦想和“贯穿在我们内心的价值观”
但最终，无论拥有着怎样的“品位”和“梦想”，小说、电影和现实中的“杜拉拉”仍然拥有一个根本的相同点：那就是她们共处于同一个时代语境，拥有着同一个关于“新新中国”的时代梦想。在一些人看来，一个由各种“白领”和“小资”们构成的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崛起，有一个“贯穿他们内心的核心价值观”正在支撑起当代中国的命运。⑩ 从某种角度看，从小说到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正是这一梦想的产物。
今天，无数的人在《杜拉拉升职记》中读出了“自强不息”的励志神话，更多的人“在杜拉拉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有人统计出“杜拉拉”品牌的含金量目前已达三亿。“杜拉拉”，正成为一个中国白领的成功典范被广大的中国“小资”们顶礼膜拜。在《杜拉拉升职记》之后，更多的“外企白领生存手册”纷纷出现，共同讲述着中国“小资”们向“中产”进发的时代梦想。在这个时代的梦想里，一切显得生机勃勃、欣欣向荣。但如同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样，“这并非真正的复兴，而是一种遮掩”，“我们经验的贫乏只是更大的、以新的面目出现的贫乏的一部分”，是一种“新的无教养”。(11)
的确，从偶像到粉丝，从导演到观众，这只是一群患了经验贫乏症的中国“小资”。西方有谚语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这注定了中国“小资”或“中产阶级”的经验“带有浓重的渴望与梦想成分”。在中国的社会学家看来，这是一群自1949年以来被消除、仅在近三十年来刚刚复活的中国第一代“小资”和“中产阶层”。他们至今尚未形成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缺乏历史经验、更缺乏现实经验，甚至连自我也无法把握。
关于这个阶层的人格剖析是西方自工业社会以来一个长久的话题，从凡勃伦、米尔斯到福塞尔、西美尔，都曾刻薄地嘲讽过“中产阶级”的虚荣、势利、脆弱、不稳定、精神的匮乏和了无情趣。西方将近百年的中产历程使得身处这一阶层的人们有时尽管身不由己，但也颇有自知之明。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中那些关于“返璞归真”、“远离名利场”的话语一面是中产阶级的“精神童话”，另一面却是“贯穿在人们心中的核心价值观”。影片《杜拉拉升职记》最终以玫瑰和王伟的主动离职似乎也要复述同样的主题，可这一主题在时代的梦想中显得如此牵强，现实中的杜拉拉们还在期盼着继续“升职”，而玫瑰和王伟离开了他们的位置又能去向何方？
对那些自命“中产”的“杜拉拉”们来说，无论他们如何为自己打造一个文化生活和情感经验上的优雅形象，也无法掩饰他们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他们所迷恋、追求的实质仍然只是一个利益驱动、毫无理想可言的名利场。对另一些提供职场“生存法则”和“晋升智慧”的“杜拉拉”们来说，他们可能离现实更近也更易被接受，但他们何时才能教给人们这样的智慧，让人们拨开现实的迷雾，把自身和时代看得更清楚？而广大的“杜拉拉”们如果仍然将各种职场小说和电影当作“指南”、“秘笈”和“宝典”来顶礼膜拜，“实现新的中国梦”，寻找“贯穿在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就真的只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
注释：
①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4-256.
② 龙永图大胆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十年内达四亿．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
③ ［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位．梁丽真，乐涛，石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1.
④ 李可．有姿色不如有体力实惠．钱江晚报，2010-5-7.
⑤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8.
⑥ 据梁晓声分析，在中国当代中产者阶层中，收入之最便是一、二、三流的影视明星。即便是二三流的影视明星，其收入也远高于一般中产阶层。见：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238.
⑦⑧⑨ ［美］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6，27,1.
⑩ 张颐武．新“中国梦”是贯穿我们内心的价值观．深圳商报，2007-9-24.
(11) ［德］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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