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阐发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马克思论文,在与论文,学说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由于近年来人们对当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的区别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近代哲学的框架内解释马克思学说这一历来的做法，已成为一个不应再被忽视的问题。尽管人们一直强调马克思完成了一场哲学上的变革，但是对这场变革的解释本身往往正是对变革的遮蔽。当然，这种情况也符合解释学原理：一切对于思想文本的解释都依存于时代的生存条件本身所形成的境域。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认识，同样需要现实历史进程提供出使之成为可能的境域。
现在，这种境域业已形成。特别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之后，西方思想界普遍意识到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抽象理性主义传统与当代文明的根本病症之间的本质关联。这就从根本上激发了对西方整个哲学传统本身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成了现今西方主要哲学派别的灵感之源。我们可以列举当代西方重要的思想家，如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等等，他们无一不是从自己与哲学传统的批判性关系处入手来阐发自己的新见解。
西方哲学传统正在经受深刻的反省。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已经终结，它终结于当今科学。其实，不仅是当今科学，而且是当今世界的日常生活原则，都意味着传统的知识论路向上的哲学之完成。当哲学如此这般地完成自身之后，近代意义上的“真理事业”便随之消失。我们应当为之感到遗憾还是庆幸?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关涉对当今世界的基本评判，关涉对于“真理”、“人类历史”、以及“社会进步”等的基本认识。这些根本问题在当代哲学的重要作品中都作为未曾得到过真正解决的问题而重新被追问，这便意味着传统哲学正在其根基处经受着考问。特别是，一旦谈及真理，是否就必定会陷入所谓已经过时了的“宏大叙事”、“解放话语”?但是，倘若弃绝一切有关真理和解放的叙事与话语，哲学又当何为?哲学是否仅仅应当为今日科学的进展作鞍前马后的效劳?就像哲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一样，它现在应该是科学的婢女?凡此种种疑惑，都证实了哲学在今天的危机。
在此情境中我们会想起马克思早在1845年说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这句话如今愈益得到关注与思考。在这句话里，“哲学家”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也曾说道：“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不管我们对这些话的理解如何，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已对西方哲学传统采取了某种根本的批判态度。至于他的批判的真实结果是什么，以及在其结果中预示的是哲学的一种怎样的命运，这正有待于今人对其学说的境界及其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意义再度进行深入的研究。
今人之研究不会凭空进行，总是有所依傍。依傍有二，一是由今天的时代状况本身所表明的人类处境，一是这种处境在哲学中所获得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正是“当代西方哲学”。
两种依傍缺一不可。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学说仅仅当做西方哲学史上的一段来考察，仅仅把它看成是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已经逝去了的界标。这种看法所以错误，其理甚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对资本主义的存在论批判不可分割，而资本主义始终还是当今人类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之主题正是指明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今天所造成的人类处境在哲学层面上所获得的反映，不可避免地以哲学危机的形式出现，或者应当更直截了当地讲，哲学危机本身乃正是当代人类处境之哲学的表达。以此判断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历史根由，当不会有错。
二
上面的讨论，已从一个基本的方面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正是从马克思思想与当代哲学危机的关系当中，可以确认马克思学说在当代在场。
这一判断根据如下两点。其一，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及其成果“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即预言了今日哲学的危机，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马克思的学说置入西方哲学近代传统的内部，对之作近代范围内的诠释。其二，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考察和理解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之瓦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视域。因此，对马克思学说的当代研究必须包含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萨特曾坦率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今唯一不可绕开的哲学。他在其《辩证理性批判》中说：“我常常看到，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只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种观念的表面更新。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无需让一种活的哲学去重新适应世界的进程；它会通过千百种首创性的特殊探求，自己去适应世界的进程，因为它和社会的运动是一回事”。(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中译本上卷，第10页。)不能不承认，萨特所言颇为深刻。
至于海德格尔，尽管仍把马克思置回到黑格尔主义的范围之内，却同时也承认马克思对异化的思考是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性的一维中去了。(注：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第383页。)海德格尔所谓“历史的本质性”，是指人类生存的历史性是形而上的学说或宗教的本质渊源，而不是倒过来。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是在存在中指认事物的“历史性”，“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如何理解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态度，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但是有一点仍是清楚的，那就是，海德格尔与马克思都有一个关于历史之基础的非知识论立场。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这一事实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本身要求哲学革命。其二，海德格尔通过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来解释历史(欧洲历史)，对于我们清洗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对历史唯物主义存在论视域的遮蔽，是一个重要的启发。
人们或许会认为，萨特对马克思学说的高度评价、以及海德格尔对历史唯物主义境界的部分肯定，都只属于个别哲学家的看法，没有普遍的意义和本质的重要性，不能以此为据来说明马克思学说与当代西方哲学有着相同性质的论域。对于这种怀疑，我们只需指出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知识的本性和根基所作的深刻探讨，也就足够了。
知识的存在论性质问题，是当代哲学的焦点。马克思在上述手稿中有一段话虽然是针对黑格尔哲学而说的，但在根本之点上概括了西方哲学传统因其知识论路向而导致的虚无主义病根。马克思写道：“意识的存在方式和某个东西对意识说来的存在方式，这就是知识。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某个东西对意识说来就产生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意识知道对象的虚无性，这就是说，意识知道对象同它是没有区别的，对象对它来说是非存在”(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刘丕坤译本，第123页。)。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穿的正是在整个知识论传统中的存在论思想：全部对象世界由于在根本上从属于意识所给予它的知识规定，它因此就在存在论上是虚无的。但对象世界同时又是意识领域要证实自己的存在就必不可少的。因此，如果问：这个被虚无化、却又无法对之彻底拒斥的对象世界，究竟是什么呢?回答应当是：它正是胡塞尔晚年所发现的“生活世界”。在“返回生活世界”的口号中，胡塞尔即使不承认，也因他自己的严谨的现象学原则的贯彻，走向了对意识自身的存在论问题的思考。
由于生活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始终不能不是对象世界与知识领域之间的关系，那么，未被知识对象化了的生活，就始终只能处在意识之外，即，生活世界不可能是意识的对象，因为“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
这样，就有两个尖锐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在当代思想中被提出来。第一个问题是，由于被知识所放逐了的生活无疑同时即是意识自身的界限，那么，意识如何能在这一界限上依旧坚持自己作为“知识”的无限性呢?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突破了意识领域的生活世界与意识领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只要我们认真思量一下全部当代哲学，就能发现，它的各种派别、各种思想路线、以及各种各样的论题，其核心的焦点其实都是由上述疑问所引起的“知识问题”。这是当代哲学危机中的知识问题，就其问之所问及问之所向而言，都已不再是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主、客体关系问题)，而是在根本上关乎存在论，关乎哲学本身的立足点。它在根本上撼动了西方哲学传统。
三
应当从这个动摇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当代知识问题出发，考察和领会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表述这场革命、并进而引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中，一种新的存在论视域已经打开。在这种新的存在论境域中，一个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是：“意识”如何面对并且表达那决定了它自身的“生活”，倘若它不想把“生活”在意识的先验结构中虚无化为“对象”的话?
这一问题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而首次被彰显出来，它同时也正是当代真正的“哲学问题”。正是在此问题上，应当全面展开马克思学说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我们先来看一看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设想这个问题的解决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有如下的论述：
“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于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这里有若干要点具有关键意义。其一，从存在论上看，“意识”在根本上是有限的，因为它是处在历史过程中的现实个人的意识(“他们的意识”)。其二，“生活”是人的生活，而“人”不是一种抽象的、与世隔绝的形而上的主体(这种主体只在自己的意识内部生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活”概念之存在论的意义，正在于它之突破意识的内在性。其三，“生活”是历史的，而“历史”乃是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过程，而“真正的知识”的可能性(即“意识”去表达“生活”的可能性)即是这个发展过程本身的可观察性。其四，“历史”的可观察性，规定了由意识所做成的知识本身的历史性：这种知识的前提、方法、内容都在“人的实际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是对“物质生活条件”本身的当下性质及未来趋向的表达。这就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描述了“能动的生活过程”，也因此它自身在根本上从属于这一过程。
上述四个要点无一不在当代哲学的基本论域之内。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这些论域。历史唯物主义首次展现了当代的“思想之事情”的本质渊源，提供给我们一把去领会当代西方哲学之根本旨趣的钥匙。当代现象学运动的实质在于清除对“事情本身”的范畴遮蔽，以便能够把握到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对物质生活条件的观察正要求一种“现象学的观看”)；当代解释学方法的目标则是要指认一切知识在其渊源处的历史规定性，以便能够深入到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中去；至于解构主义，更是试图直指知识构成本身的前逻辑的要素和关系。凡此种种，都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描述“能动的生活过程”这一新的“知识理想”直接相关。
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理想”之能否实现，是一个关系到哲学在其当代危机中能否走一条出路、进而使现今一切科学返回其“历史性”基础上去的大问题。在此意义上，当代西方哲学诸重要学派的思想努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努力一方面是哲学危机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人类思想真正地回到自己的事情本身中去的先兆。在这一非凡的、事关人类文明前景的历史性努力中，马克思学说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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