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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1)04-0009-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逆力理论引起国内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热情关注，理论层面的介绍与讨论，实践层面的运用与创新正在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国外研究与探索抗逆力的学者层出不穷，观点纷呈，成果丰富，为中国学者学习、借鉴提供了有力的前提。在此，我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五位学者Garmezy、Hunter、Rutter、Kumpfer、Richardson，围绕他们富有创造力的模型设计，提取当中的基本观点，介绍他们的重要思想，比较模型的异曲同工。通过提炼与比较，达到对抗逆力理论的深入认识，推动国内相关研究的进展和开拓。
一、五种抗逆力模型的观点呈现
本文对抗逆力模型的关注围绕三个问题：抗逆力的起点、抗逆力的作用过程、抗逆力的作用结果。起点研究包括Garmezy、Hunter在抗逆力主要概念、产生原因、分类方式、作用功能上的阐述。作用过程包括Rutter、Kumpfer的两种模型，涉及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的运作过程，抗逆力怎样产生了不同的行为结果。Richardson的模型将注意力集中在抗逆力的作用结果上，四种不同的行为结果基本涵盖了个体抗逆力的表现方式。Rutter、Kumpfer、Richardson三种模型在运作过程的完整性、运作结果的多样性上有突破性发展和探索。
(一)抗逆力运作的起点研究
抗逆力研究中，如果将其看作是动态的、多样的、发展的、立体的过程，那么Garmezy对保护性因素和风险因素之间互动关系的阐述——行为目标模型就体现为静态分析；Hunter的抗逆力层次模型，属于抗逆力过程中点状概念的划分。
1.Garmezy：抗逆力的三个行为目标
该模式源于Garmezy等人对美国城市地区200名儿童所进行的精神病理性行为分析，研究对象经历过先天性心脏病或生理残疾等重大生命事件。研究验证了个体能力(competence)作为一种因变量，与风险性因素之间的互动结果，以及这些互动结果对儿童行为方式的影响。
(1)补偿型：行为目标寻求对危害性结果的补偿。补偿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预测结果和补偿行为。前者是个体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与个体抗逆力行为之间的互动，结果的好坏对个体行为产生预测性影响。后者表明当个体预测到结果具有正向意义时做出的反应，遇到负向危害性事件时，个体会选择补偿性的行为模式。
(2)挑战型：风险和挑战激发个体潜能。行为的发生缘于遇到了危机、风险或挑战。挑战型抗逆力表现为个体面对风险性因素的自我激发，做出正面积极的行为结果。也就是说风险促进了生命个体的积极效能，为了挖掘风险性因素的正面影响，调整压力和能力之间的相关度，实现对抗逆力的挖掘，预防和避免危害性的行为方式。(见表1)
(3)免疫型：保护性因素的天然免疫性。Garmezy对个人能力特质的变化(减缓和增加)和压力大小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保护性因素本身具有免疫功能。当个体的某些能力特质缺乏时，保护性因素会调节压力，减少外界风险的刺激，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新环境。
上述模型亦可称为“免疫-脆弱模型”或“保护性因素模型”，揭示了风险、压力、个人能力特质、行为结果等主要因素之间存在的线性互动关系。②个人能力特质降低了风险对个体的影响，保护性因素具有天然的免疫作用。③Garmezy认为三种行为类型并非相互独立、僵化静止，而是相互联系，动态作用。
2.Hunter：抗逆力策略的三种形式(如图1所示)
Hunter的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抗逆力不仅是适应的、灵活的克服逆境的能力过程，更是对特殊情境的抵御过程。抵御策略包括冷漠、不与人交往、离群、拒绝、挑衅、侵犯等，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生存的方式。研究发现，冷漠型青少年在焦点小组(focus group)中表现为少言、沉默，根据他们的个人生活史撰写，一些人经历过早年情感创伤、家庭解体等困境。在小组活动之前青少年并不能对困境有正确的认识，也没有支持系统给他们提供情绪疏解，压力累积导致个体对周围环境采取防御性行为。
(1)压力事件是激活抗逆力的起点。Hunter的模型从分析个体压力入手，将压力事件归纳为具有影响性的重要事件。包括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创伤经历，尤其是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对个体抗逆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个人生活史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如升学、重要伙伴、家庭变迁等。挑战型事件基于个体的差异性判断，有些事件对有些人构成挑战，对另一些人却不构成挑战。
抗逆力修饰因子是指在抗逆力运作中产生影响的因素，Hunter并未对此作出细致的划分，而是综合前人的研究，用多样的、全面的“修饰因子”来解释抗逆力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他特别强调，根据发展心理学对青少年阶段特点的归纳，抗逆力修饰因子应该结合不同的生理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
(2)抗逆力行为方式的层次划分。Hunter在研究中使用了创造性自由写作法，以此提高青少年的自我认知，避免他们选择极端的、低水平的、伤害性策略处理问题。在了解多种应对策略的基础上，Hunter对青少年的抗逆力水平作出划分，从低到高，健康程度依次增加，最终达到最佳状态。有些青少年使用低层次的抗逆力方式解决问题，如离群、冷漠、孤寂、反社会行为等，引导他们使用自尊的、有能力的、亲社会的行为方式应对挫败与挑战，为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思路。
(3)抗逆力策略的基本特点。从生存策略到保护策略再到最佳策略，体现出青少年应对压力的不同水平，每个水平都是青少年个体与其所处环境、文化、情境及其时机相互作用的结果。青少年抗逆力方式具有灵活多样的特征，抗逆力是一个连续运作的动态过程，低水平到高水平不仅仅是能力程度的划分，更体现出抗逆力是一个复杂的建构活动。
(二)抗逆力运作的过程分析
相对于Garmezy和Hunter的研究，Rutter和Kumpfer以关注抗逆力运作为主，侧重于过程分析。Rutter从环境与个体两个角度提出四种策略，呈现出抗逆力运行的关系框架。Kumpfer提出了从抗逆力的启动到结果的运作模型，着重对运行过程作出详细阐述，标示着研究重点由线性分析向面状解构的转向。
1.Rutter：抗逆力应对的四种方式(如图2所示)
图2 环境—个体策略模型
Rutter从环境与个体两个方面对保护性机制进行分析。保护性机制的运作是环境与个体互动的结果，只有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减轻危机事件对个体产生的消极影响。
(1)降低风险的影响：改变对风险因素的评价和避免或减少与风险因素的接触。④对于已经受到风险因素影响的个体，一种补偿性的环境有利于缓解这种影响。比如拒绝、丧亲、离别的经历对个体产生了伤害，一种新的关爱关系会消减这些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对于还未受到风险因素影响或者影响正在产生的个体，避免或减少与风险因素的接触是一种降低压力的途径。比如说，父母的监督有利于减少违法犯罪人群对孩子的影响。完全避免与风险因素的接触恐怕是难以做到，但是利用有利资源尽可能减少与风险因素的接触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实现的。
(2)减少由于承受持续风险而产生的消极连锁反应。对于风险因素已经造成的消极连锁反应需要采取补偿性措施，尽量减轻这种消极连锁反应的扩大化。比如说，早期父母一方的丧失会增加制度性照顾的可能性，而这也会对个体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依赖、亲情缺失等。相反，通过健在一方的良好照顾和多样性的照料安排，有利于减轻这种消极连锁反应带来的影响。
(3)提升自尊感和自我效能感。从个人角度看，只有增强应对风险因素的能力和自信，才能在逆境面前不畏惧。安全、和谐的社会关系，成功完成个人的重要任务是提升自尊感和效能感的两种体验。增强个体的自信心，通过增能使其更好地应对各种困境及问题。
(4)创造获取经验的机会，减轻早期风险因素产生的影响。例如，婚姻的延迟可能会增加更多的机会，因为它不会要求个体为了工作和养家而停止继续受教育。
风险因素不可避免也无法逃避，建设性的方式是，缓解风险因素的袭击，提升个人的能力水平，保护个体尽量少受伤害，并能主动应对，克服困境，获得成长。针对不同的个体，侧重点不一样，有的需要激活环境因素的有利资源，有的需要个体自身发挥潜能。
2.Kumpfer：抗逆力运作的基本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环境—个体互动模型⑤
同样基于环境与个体互动，Kumpfer从抗逆力产生的起点、过程到结果进行了完整的探讨，并对抗逆力运作机制作出详细分析。
(1)抗逆力起点——压力源或挑战。压力源或挑战是抗逆力产生的起点，这种刺激使个体或组织内部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在应对压力和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成长是抗逆力的本质。文化、社区、学校、家庭、同龄人群体对个体应对压力或挑战具有重要影响。
(2)抗逆力运作过程
笔者将Kumper呈现的抗逆力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以图中的两个阴影状椭圆为界)。前抗逆力过程：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后抗逆力过程，即抗逆力的运作过程。前抗逆力过程是对后抗逆力过程的铺垫，后抗逆力过程中，前抗逆力过程仍在持续。
前抗逆力过程：个体—环境的互动
当压力源或挑战来临时，环境因素与个体抗逆力特质都会做出反应，二者之间相互影响，抗逆力通过二者的互动过程运作。此过程称为个体—环境互动过程。
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中都包括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风险性因素使个体面临的压力或挑战变大，保护性因素则能缓冲它们造成的消极影响。一般而言，个体在一两个风险因素下尚能良好适应，但是超过两个，其发展功能损伤及适应不良的几率大增。相反，保护性因素数量的增加可以有效地缓冲这些风险性因素的影响。⑥二者之间到底怎样才能达到一种平衡，从而使个体成功克服困境获得发展，是因人而异的，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同时也要考虑到个体生活的时代特征、文化和地理位置等因素。
在应对压力或挑战过程中，内在抗逆力特质与环境直接发生作用。它包括精神方面、认知方面、社交/行为方面、情感方面和身体方面。精神方面主要指促进个体行动和为他们的努力创造方向的认知能力或信念系统，比如说，梦想和目标、生存的意义、乐观精神等。认知方面主要指帮助个体完成他们梦想或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智力、阅读能力、洞察力、自尊感、计划能力、创造能力等。社交/行为方面的能力主要包括：社交技巧、处事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交往能力、亲密能力等。情感方面的能力主要包括：幸福感、情绪管理技巧、自尊修复能力、幽默感等。身体方面的能力主要包括：良好的身体状况、健康维持技巧、运动才能的发展等。
在个体—环境互动过程中，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改善他们的环境或者对环境进行选择性知觉。一些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自己将高风险环境改造成更具保护性的环境，其中包括：1)选择性知觉；2)认知再构造；3)计划和梦想：4)对亲社会人们的识别与交往；5)主动地改善环境；6)主动应对。比如，生活在高风险环境中的青少年可能会主动地为自己寻求更好的环境，也许是进入另一个学校，也许是选择与友好的邻里居住在一起，与积极的亲社会朋友交往。然而，大部分青少年没有离开现有生存环境的机会，他们只能通过在环境中寻找积极因素来减少风险因素的影响。比如，与亲社会的家庭成员接触、参加文化和社区活动、结交健康的朋友、加入一些青少年俱乐部等等。有爱心的成人也可以通过积极的社会化和照顾帮助有抗逆力的青少年积极地适应生活⑦，包括：1)角色示范；2)教导；3)给予建议；4)情感上具有回应性的照顾；5)创造有意义活动的机会；6)有效监督和训练；7)合理的发展期望；8)其他形式的社会心理促进和支持。⑧
后抗逆力过程
该过程关注个体抗逆力特质与最终结果的关系，在个体—环境互动的基础上产生，并受之影响。如果个体—环境之间呈现积极的互动关系，在后抗逆力过程中形成正向抗逆力结果；反之，则是负向的抗逆力结果。这个过程可能长期也可能短期，强调个体通过应对压力与挑战，发展个体抗逆力。
(3)抗逆力结果
Kumpfer认为抗逆力过程会导致三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抗逆力性重构，标志着个体达到一种更高的抗逆力水平。第二，适应，指回到压力或挑战发生之前的状态，虽没有达到一种更高的抗逆力水平，但也能维持生活。第三，适应不良性重构，指个体的抗逆力水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状态。
(三)抗逆力运作的结果分析
Richardson侧重抗逆力四种重构水平的研究，当个体的生理、心理、精神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时，通过风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个体具有重构平衡的可能性，新的平衡是个体生命建构的标志。
1.抗逆力的标志——身心灵平衡状态。他对抗逆力的描述始于一个人能适应他或她生活情境的一个时间点。“身心灵平衡状态”⑨(biopsychospirtual homeostasis)是心理、生理和精神上对外界环境的一种适应状态，不管这种环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如图4所示)
图4 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⑩
2.平衡状态的瓦解
平衡状态的瓦解是重构的前提。日常生活中，生理、心理、精神平衡状态常被内在和外界的各种突发生活事件(life prompts)、压力、逆境、机遇和其他形式的改变所打破。这些改变是否导致平衡的瓦解，取决于个体对这些改变的严重性的认识和个体的思想及感觉，改变是环境与个体互动的结果。如果个体的抗逆力特质和以前的抗逆性重构可以帮他处理好当前的各种突发生活事件(1ife prompts)，这些事件就不会导致破坏，平衡状态不会瓦解。如果人们无法在生活中发展出抗逆特质或没能在以前的失衡经历中获得成长，长期的压力源就会降临在人们身上，新的生命事件就会导致平衡状态的瓦解。
需要强调的是，Richardson所说的突发生活事件不一定指消极事件，在他看来，所有侵入原有生活的新事物都是突发生活事件，因为它会打破个体原有的生活状态，使之发生改变。即便是积极的变化，也可能带来瓦解。比如，有的青少年考进了重点中学，因为难以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出现情绪障碍。
突发生活事件和保护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决定平衡状态是否会瓦解。保护性因素充当抵抗生活事件的冲击和维持平衡状态的杠杆。瓦解意味着个体原有生活模式的改变，新难题进入人们的生活。受到这种新“侵入”的影响，人们可能产生消极或积极的后果。他强调任何改变都意味着瓦解，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一个新的工作机会或者突然收到浪漫的求婚都可能引起瓦解性反应，因为它们代表了改变，即使是预期中的改变。
3.重构：抗逆力的结果。瓦解并不意味着毁灭，它是新生活的开始。为了应对眼前的瓦解，“我要做什么”是每个个体无法逃避的选择，这是重构过程的开端，有四种可能的结果。第一，抗逆性重构，指能促进成长、获得知识、达到自我理解和提高的具有抗逆力的表现。是在识别、获得和培养抗逆力特质上的一种内省体验过程，促进个体抗逆力特质的增强，也是最理想的结果。第二，恢复到生理、心理、精神的平衡状态，即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在有些情况下，比如说爱人的死亡、永久性的机能丧失等，这种平衡状态的恢复是一种面对现实的表现。第三，丧失性重构，即个体以放弃一些动机、信念或动力为代价而达成一种新的平衡状态，比如得过且过、消极应付等。第四，功能失调性重构，即通过药物滥用、破坏行为等非常规方式来应对突发生活事件。是一种对自己、他人、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方式，虽然能达到重构的目的，但结果可能会导致新的瓦解。功能失调性重构的个体大部分在内省技巧上是有盲点的，需要通过治疗来弥补。
最后，Richardson从生命活动的角度对四种结果进行了总结，即：生命前进是重复的抗逆性重构的功能表现。生命停滞是仅仅恢复到生理、心理、精神的平衡状态的功能表现。而生命脱轨是慢性的丧失性重构。(11)
二、五种抗逆力模型的比较分析
五种抗逆力模型之间体现出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以时间先后为序，Garmezy的模型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几个模型中最早的。其后，Hunter的抗逆力层次模型、Rutter的抗逆力策略模型、Kumpfer的抗逆力互动模型、Richardson的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从80年后期到21世纪初陆续面世。五者之间围绕着抗逆力的起源、过程与结果形成了清晰的研究脉络，承前启后，继承发展，对推动抗逆力研究走向专业、丰富与成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较五者之间的承续递进，下列几点尤为突出。
(一)研究态势：动态分析
Garmezy看到了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的存在，理论上预见到个体面对风险因素时会采用不同的行为——补偿型、挑战型或免疫型，但在实践中这三种行为方式是如何形成，如何表现的，研究者解释的并不多。这可能与Garmezy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关，侧重于资料分析和文献综合。他之后，Hunter在研究方法上显示出重大突破，使用“生活史记录”、“自由写作练习”、“焦点小组”、“结构与非结构访谈”等手法，进入到研究对象的微观世界，详细了解青少年面对危机挑战时的应对策略，发现了生存策略、保护策略和健康策略三种基本状态。Rutter作为承上启下的研究者，提出了个体与环境两大系统，提醒人们抗逆力的生成必须基于两大系统的相互作用。他本人从环境与个体的互动关系入手，主张一方面降低环境中的风险影响，减少消极连锁反应，同时提升个体的自尊感和效能感，为其提供创造机会。他之后的两位研究者Kumpfer和Richardson实质性进入了动态分析，Kumpfer的模式涉及四个域和两个相互作用过程，四个域是压力源或挑战、环境、个体特征和结果。两个相互作用过程是连接这四个域的结点，包括环境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结果的选择之间。从刺激源——环境背景——个体特质——行为结果存在着两个互动环节，个体与环境互动，个体对结果的选择，动态过程跃然纸上，清晰可见。Richardson的模型是一个完整的动态解析，他的关注点就是个体平衡的被打破，使个人从相对稳定进入相对动荡，他称为“瓦解”。瓦解是重构的动力，也是抗逆力生成与运作的显现。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差异呈现出四种抗逆力结果：抗逆性重构、平衡性重构、丧失性重构和失调性重构。就人生的特定阶段而言，四种结果相对清晰。就人生的完整过程而言，个体会在四种状态下再重构，形成新一轮的四种结果。所以说，抗逆力伴随人的一生，生命的过程就是抗逆力的过程。
(二)研究角度：生态整合
抗逆力问题从1950年代受到北美学者的关注，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两个基本因子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早期研究者对两类因素的界定、特征、组成要素进行了丰富的探索，产生了众多有价值的成果。抗逆力过程的形成与运作，两类因素缺一不可，风险因素的刺激与保护因素的应激形成了一个此消彼长、相辅相成的生成关系。本文关注的五种模型无一例外地关注到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关联，Garmezy和Hunter分别提出了三种分类，分类标准就是两个因素的动态状况。在Garmezy的模型中，补偿型意味着保护因素不足时，抗逆力是对风险因素抗争；挑战型表明，风险与危机反而激活了个体保护因素的崛起；免疫型指的是个体具有强大的保护因素，对风险与危机形成屏障和阻击。在Hunter的模型中，生存策略意味着个体保护因素弱，难以抵御外界风险，妥协到底线的挣扎与抗击，甚至付诸不良行为；保护策略代表保护因素对风险因素形成制衡，个体能够保持持续平衡状态；健康策略表明保护因素坚强、充足，即使面对风险因素也能保持健康状态。
从Rutter开始，抗逆力模型的生态视角初露端倪。他将抗逆力放在个体与环境互动的背景下，环境作为个体生存的生态圈，任何正向或负向变化都会对个体生存状态产生作用。为此，营造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就是抗逆力生成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两个路径：降低环境中的风险影响、减少环境影响的消极连锁反应。环境的优化有利于提升个体的自尊感与效能感，有利于为个体提供创造机会。
Kumpfer和Richardson的生态视角更进了一步，将个体与环境看做一个共生的生态圈，无论是个体还是环境，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成为抗逆力生成的起点。Kumpfer认为压力源或挑战是抗逆力出现的刺激因素，抗逆力的本质就是从这些压力或挑战中获得成长。Richardson认为抗逆力的起点始于个体的身心灵平衡状态被打破，抗逆力过程就产生。实际上，他们都是从个体受到“侵入”的角度阐述的，即平衡状态被打破，只不过提出的视角不同。Kumpfer是从外部环境的角度，Richardson是从个体自身的角度。但是二者都认为抗逆力始于一个人平衡状态的受损，说到底就是个体生态状态的失衡。要想进入新的生态平衡，启动抗逆力重构是必经的过程。
(三)研究取向：能力为本
抗逆力研究初期，受传统心理学惯性的影响，研究者的注意力常常锁定“少数”、“边缘”、“问题行为”、“弱势”人群的资料收集或模型总结，忽视了对普通个体能力特质的关注。当代五种抗逆力模型表现出从问题视角向能力视角的过渡，不再囿于“问题”、“症状”的诊断与干预，而是对个体在逆境中能力特质的彰显与重构给予了极大关注。
作为抗逆力研究的先驱，Garmezy对保护因素的挖掘奠定了能力本位的基础。他提出的补偿型、挑战型和免疫型抗逆力从个体能力特质出发，证明在各种风险与危机面前，个体有能力变通自己的能力资源，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维护并保全个体生命的运行与发展。Rutter继承了Garmezy的模型中对能力的重视，从降低风险因素的影响和提升个体保护因素两个层面提出四种应对策略，无论是从环境介入还是启动个体动机，根本动力源都是个体的能力因子。从个体与环境互动机制寻找抗逆力的动力源泉，提示后继研究者，关注个体本身的“积极”性和能力特质，是抗逆力研究的基本立场。Kumpfer的模型对抗逆力的运行机制进行了完整分析，他提出的三种抗逆力结果中，对抗逆性重构的优势和能力着墨颇多，并将其作为抗逆力重构的最高水平。Richardson创立的宏观模型提出“突发生活事件”、“改变即是瓦解”、“瓦解即是重构的开始”等命题，对前面几位学者的研究具有明显突破。以“改变”的视角解读能力的产生及运作，表明“改变”是无法避免的，应对改变重构平衡，是生命体不竭动力与生机的完美体现。
更值得一提的是Hunter在抗逆力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不再用优劣的绝对化标准对抗逆力水平进行划分，而是由低到高，针对不同人群，区分出抗逆力运作的层次。比如生存策略对青少年个体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保证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自我保护能力的体现。研究者的这一关注，是对研究对象“增能”的体现，是对抗逆力个体能力、个性与能量的积极回应。
(四)研究范式：建构主义
五种模型在具体的表达方式和模型结构上各有千秋，但在研究范式上都遵循了建构主义的研究路径，特别强调抗逆力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Garmezy划分抗逆力状态的标准是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的互动方式。补偿型说明，个体保护因素在遭受风险因素挑战时，会自动做出补救与防御；挑战型是风险因素所带来的积极结果，Garmezy假定风险和能力特质之间存在一个负的线性关系，即风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能力特质扮演增强者的角色(12)；免疫型解释的是保护因素克制风险因素，使个体免受或减小风险因素的攻击与伤害。很明显，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互动关系是模型建构的核心。
Hunter的抗逆力分层源于青少年对自己行为类型的总结，生存策略、保护策略、健康策略展示了青少年群体面对压力事件时的行为反应。做何种反应，基于个体能力、发展特点与外在环境的互动，不同个体，同一个体的不同时间，同一时间的不同环境体现为个人与外界、自我与周遭的具体互动。每一个互动都不是单向的，都是诸多因素的建构生成。
Kumpfer提出了抗逆力过程的三种可能性结果，即：抗逆力性重构、适应性重构和适应不良性重构。先前的研究者大多只从抗逆力本身提出模式和策略，Kumpfer认为，每个人的抗逆力水平是不同的，不同的环境因素、个体因素及其他变量等都会导致个体适应状况和抗逆力水平的差别。他强调，只确定抗逆力的保护因素是不够的，需要对个体及其环境作分析，找到适合个体并能为个体所利用的资源，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达到较高的抗逆力水平。研究抗逆力结果，Kumpfer超越了前人，原因在于他始终关注个体与环境、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的互动。互动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没有完结，只有相对完结。果然在他之后不久，Richardson就提出了第四种结果。
抗逆力重构是个体保护因素健全、有效的表现，表明个体有能力应对眼前的变化且达到积极成长的状态。身心灵平衡是识别、获得和培育抗逆力特质的一种内省体验过程，在突变的生活事件面前，个体以冷静、严肃和适度的状态平稳渡过危机，维持个体抗逆力特质的延续与抗衡。丧失性重构表明个体在危机的进攻下，自我保护因素不够坚强，被迫放弃一些动机、信念或动力，重构的水平低于原有状态。功能失调性重构是自我放弃的最大尺度，保护因素严重缺失，无力抗衡风险，以偏差、破坏行为等不良方式应对突发生活事件。Richardson认为，功能失调性重构的个体大部分在内省技巧上存在盲点，需要通过治疗来弥补。显而易见，四种抗逆力结果描述了自我与环境、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相互博弈，彼此制衡的各种可能性。尽管四种结果之间有高水平与低水平之分，但就抗逆力运作来说，都在证明生命过程的建构机制。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互动就没有动力，没有建构就没有生命的继续。
注释：
①Garmezy,N.,Masten A.S.& Tellegen A.,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ld Development,1985,PP.101-103; Garmezy,N.,Stress-Resistant Children:The Search for Protective Factors.In J.Stevens(Ed.),Rec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Oxford,England:Pergamon Press,1985,PP.213-233.
②Garmezy,N.,Masten A.S.& Tellegen A.,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hild Development,1985,PP.101-103; Garmezy,N.,Stress-Resistant Children:The Search for Protective Factors.In J.Stevens(Ed.),Rec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Oxford,England:Pergamon Press,1985,PP.213-233.
③Carl.F.Rak and Lewis E.Patterson,"Promoting Resilience in At-Risk Children",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March/April 1996,Vol.74.
④马维娜、桑标、洪灵敏：《心理弹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92页。
⑤Kumpfer,K.L.,Factors and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The Resilience Framework.In M.D.Glantz & J.L.Johnson 95(Eds.),Resiliency and Development: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New York:Kluwer Academic,1999,PP.179-224.
⑥马维娜、桑标、洪灵敏：《心理弹性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述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92页。
⑦同上，第93页。
⑧Kumpfer,K.L.,Factors and Processes Contributing to Resilience:The Resilience Framework.In M.D.Glantz & J.L.Johnson 95(Eds.),Resiliency and Development:Positive Life Adaptations.New York:Kluwer Academic,1999,PP.179-224.
⑨柳菁：《心理弹性新论：多视角人格模型理论与实证》，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年，第28页。
⑩Glenn E.Richardson,"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Vol.58,No.3,2002,P.311.
(11)Glenn E.Richardson,"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Vol.58,No.3,2002,P.312.
(12)Carl.F Rak and Lewis E.Patterson,"Promoting Resilience in At-Risk Children",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March/April 1996,Vol.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