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胡适，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历史发展。本文拟作考察。
胡适与中共关系的发展，大致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的变化：从1919年到1926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生成阶段；从1927年到1937年，这是胡适与中共矛盾分岐的深入阶段；从1938年到1945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潜伏或缓和阶段；从1946年到1949年，这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激化阶段。1949年胡适逃台去美后，胡适与中共已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五十年代初大陆掀起了批胡运动，以清除胡适的思想影响。
为什么说从1919年到1926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生成阶段？首先从1919年到1921年夏中共正式成立这段历史看，这一时期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导致西方社会思潮涌入中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正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态度上，胡适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但是总的看来，胡适与中共这一时期的关系，合是主要的，分是次要的。即胡与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共产党人）还未正式分手，还保持着某种共同姿态，某种盟友关系。
有的研究者显然将1919年7月胡适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看作是胡适与早期共产党人分手的标志，胡自己也声称这是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1]。的确，这场论争就其性质来说，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是学术之争，而至少是政治思想和政治信仰上的争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胡适已从新文化运动中退出，已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就胡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的实质来看，是处于一种“迟回瞻顾”[2]的过渡状态。第一，胡对现存的军阀政府是坚决反对的，没有材料表明胡已放弃了“推翻这个鸟政府”一类的激烈主张。第二，他对学生运动及各地的反军阀暴政的斗争还是支持的[3]。第三，他对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发展还持同情态度[4]。第四，他与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还存在着某些共同要求[5]。此外，就组织形态来说，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派别还未形成，胡还未另立山头，另扯旗帜，仍然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仁，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
二是从1921年夏中共正式成立到1926年胡适赴欧美这段时间看。这一时期，胡适与中共关系中分岐和矛盾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第一，胡彻底从曾是新文化统一战线阵营的《新青年》分离出去[6]。在胡的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号称“自由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以《努力周报》和《新月》杂志为喉舌与纽带形成与中共分庭抗礼之势。这标志着胡开始另立山头，公开扯起旗帜，表明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也标志着所谓胡党或“月党”已形成[7]。第二，在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上，胡适与中共之间的差别凸现出来。胡甚至在政治活动上开始开倒车：首先，胡对以广东为中心的国共合作新局面认识模糊，同情北洋军阀政府，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其捧场。其次，在“五卅运动”和“女师大风潮”中，站在群众和青年学生的对立面，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纠缠不清。最后，拜见废帝溥仪，“拥护复辟余孽”[8]。可见，这一时期的胡适“浮沉于灰沙窟中”[9]，远远游离于正在到来的大革命主潮流之外，胡适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已没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内容了。
为什么说从1927年到1937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深化阶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国共两党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政治上的盟友分裂而为政治、军事上的主要敌手，以两党为中心形成的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尖锐地对立着。胡适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与倾向不能不深刻地影响胡与中共之间的关系。第一，胡在国共两党的分裂斗争中，心理天平一开始就倾向国民党，并且一直向国民党倾斜着。1927年春，胡开完在英国召开的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回国，途经东京巧遇从上海来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贞，胡向他表达了对国共之争的看法：“蒋介石清党反共的举动能得着一般元老的支持。你们外国朋友也许不认得吴敬恒、蔡元培是什么人，但我知道这几个人，很佩服他们的见识与人格。这个新政府能得到这一班元老的支持，是站得住的。”[10]1931年10月，胡适奉召去南京谒见蒋介石，蒋介石欲委任胡为“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胡从此与南京国民政府有了直接的牵连瓜葛。1932年5月，胡适等人创办专门谈政治的杂志《独立评论》，常以中立面目出现，为蒋介石政权抬轿子，吹喇叭。第二，对中共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胡适是坚决反对的。在胡适创办的《独立评论》中充斥着“清共剿匪”，“先清共，后剿匪”的词句，说明胡适等人是将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与杀人放火的土匪等同看待的。胡适声称：“国民政府为自卫计，想用兵力铲除这样胁迫它自身存在的政敌，这种心理是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的。”他对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苦心孤诣深表同情，吹捧蒋介石“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膀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蒋介石已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11]。他对蒋介石“围剿”中共的得手表现得欢欣鼓舞[12]。第三，对日唱不抵抗的低调、附和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期间，胡发表多篇文章，声称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和国联提出的“满州自治”，“看不出可以反对的理由”[13]，主张对日妥协调和。1933年华北危急，胡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辩护，认为此时中国“决无解决的能力，也无解决的办法”，要求全国民众对华北停战表示“谅解”[14]。胡适反对青年学生为抗日救亡举行罢课游行，指责学生是受少数人“把持操纵”，荒废学业，自生事端。他还特别对一·二九运动表示反感[15]。如此种种，说明胡在对国家内政外交的根本看法上距离中共越来越远，却越来越趋近于国民党。这不能不严重深化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岐。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胡适与国民党政权之间并没有达成默契与一致。有时，胡适为首的那群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批评和责难还相当尖锐。他们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主张“人权”与“法治”[16]，要求实行“正当的选举和公开的考试”，建立真正的“专家政治”[17]。他们甚至将批评的矛头指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认为这一学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官僚主义统治的思想根源。
那么，怎样认识胡与国民党之间的这些不同呢？我们显然不应夸大胡与国民党之间的不谐。如果我们只是片面地甚至是过分地估计这些不谐，就只会抓住问题的枝节与表象。就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打笔仗的实质来说，是他们对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途还抱有幻想。但是他们毕竟软弱不堪，当遭到国民党的党棍学阀一番围攻之后，便“退而求其次”，转而去做国民党政权的“诤友”与“诤臣”了。况且，胡适早就表白过，他的本意不过是“只希望做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18]。我们不妨套用鲁迅的话来描述胡适等对国民党政权的心态，“哀其无能，怒其不争”。
从1938年到1945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潜伏或缓和阶段。第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引起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大变动与阶级关系的大调整，国内各党各派之间政治斗争相对和缓下来。就胡适个人来说，也改变了自九·一八以来的一贯低调，赞成对日作战。他检讨说，七·七以来的抗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愿打，这就是大收获”[19]。证明“我们当初未免过虑”。由于受到全民族抗战热潮的鼓舞，胡适的爱国情绪也高涨起来。在主张抗战这一点上，胡最终与中共之间趋于一致。第二，胡适于1937年9月受命以非正式使节赴美国和欧洲进行国民外交，1938年10月正式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直至1942年8月15日卸任后仍居留美国。胡在欧美期间，为中华民族抗战“吃苦效力”，“拚命向前”，“四处奔波”演讲，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胡在这方面的工作，毋庸置疑是会得到一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赞许的。第三，由于胡适长期寓居国外，他对国内政局比抗战爆发前是生疏的，相对来说发议论的机会也少得多，这在客观上也掩蔽了胡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岐。
但是，应该看到，所谓胡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缓和或潜伏，是指状态而言，是相对的。实际上，胡适与中共之间的矛盾分岐仍然存在。并在关键时候显现出来。在关于“皖南事变”问题上，胡就站在国民党立场上，为蒋介石辩护，声称：“新四军之解散，为军纪必需之举动。”1944年赫尔利使华调处国共关系期间，胡支持赫尔利诱使中共放弃武力参加国民党政府的计划。这些都说明，胡的亲蒋非共心理并未因抗战而消弭或改变。
从1945年到1949年是胡适与中共之间矛盾分岐的激化阶段。第一，抗日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胡适就急不可待地为蒋介石当说客，于1945年8月24日致电毛泽东，劝说中共放弃武力，顺从于国民党的统治。胡适要求中共领袖诸公“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他鼓动中共“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不可限量”，又警告中共“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20]。在黑暗的中国和光明的中国两种前途的决战前夜，胡适这种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痴人说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共的反感与反对。第二，在1946年兴起至1947年达到高潮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胡公开站在了这个运动的对立面。就在胡适从国外返回的1946年7月份，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在五天内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而胡却在北京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中国民主有了进步”[21]。胡适多半察觉到了中共对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和领导，所以以“青年导师”的面目出现，竭力劝告青年学生“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22]，企图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爱国民主运动中脱离出来，去实践他的“读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第三，在民主革命阵营和民主反革命阵营的分野中，胡适最终放弃了“仲裁人”和“评判者”的身份，完全倒向蒋介石政权一边，参加伪国大，走出了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决定性一步。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制宪”国大，胡适当选为国大主席团主席，对于这个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都拒绝承认的国大，胡却声称“对此次中国实验民主政治认为一大成功”；称大会通过的宪法“包含最高最美理想及三十五年来若干人的梦”。为其大加捧场[23]。1948年4月2日，蒋介石为挽救行将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欺骗。胡适当选为国大代表，并再次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扶助蒋介石登上了“总统”宝座。胡适还瞎吹这次大会是什么“真正自由意志的表现”。胡的这番表演已彻底丧失了他的所谓“独立地位”与“独立人格”，无怪中共要将其定为“学者型战犯”。1948年12月15日，因北平被人民解放军围困，胡离平逃宁，1949年1月胡乘船逃往美国，迈向了与人民中国决裂的不归之途。而胡适到台、美后，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稳定，政治上国共两党两极对立格局的不复存在，胡适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加深并表面化。但是，总的来说，胡蒋之间始终保持了既矛盾又合作的关系，而且合作方面是主要的。
注释：
[1]《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2]《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卷三，第101-102页。
[3]1919年8月24日，胡写文章赞扬湖南青年毛泽东所编刊物《湘江评论》是“武人统治下产生的一个好兄弟”。称赞毛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见胡适《介绍新出版物》，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
[4]胡适曾撰文赞扬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及其创办的《建设》杂志，称中山先生是个实行家，并赞佩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版。
[5]1919年12月，《新青年》曾刊出一篇由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其他很多人共同签名的宣言，声称“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承认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参与现实政治的必要性。1920年8月，胡适还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征、张慰慈、李大钊、高一涵、陈独秀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废除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条例、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的自由。
[6]1920年，《新青年》内部发生一场关于编辑方针的争论。胡适不满于陈独秀使《新青年》流为“一种特别色彩之杂志”的编辑路线，故写信隐约要挟陈独秀，要求他将《新青年》从上海迁回北京出版，并宣布不谈政治。争论尚未结束，1921年初《新青年》2号出版前，上海当局敦促法国巡捕没收了印版，陈独秀遂于1921年4月将《新青年》迁到广州出版。胡与《新青年》的关系以彻底破裂结束。
[7]三十年代中期，鲁迅书信中常以“月”指胡适，“月党”指胡适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
[8]《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9]《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0]《胡适选集》“人物”册，第167－168页，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出版。
[11]胡适：《改制改革的道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5日出版。
[12]《南游杂记》四“广西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164号，1935年8月12日出版。
[13]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版。
[14]胡适：《保卫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3日版。
[15]《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中册，第292－293页。
[16]详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日版。
[17]罗隆基：《专家政治》，《人权论集》第179页。
[18]《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8册，1929年7月2日。
[19]胡适1937年9月8日日记，见《胡适的日记》下册，第581页。
[20]《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1日版，下册，第26－27页。
[21]北平《华北日报》1946年7月30日。
[22]胡适1946年10月10日在北大举行复员复校后开学典礼上对师生的讲话，见天津《大公报》1946年10月11日。
[23]胡适：《宪法与宪政》，天津《大公报》194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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