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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
一、开发西北的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的西北是指陕西、甘肃、宁夏、绥远、青海、新疆六省，面积约占全国的32%，人口仅占全国的6%，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尽失，华北亦将不保，东南也是战火频燃。可供国民政府经略的后方基地只有西南与西北。但西南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表明政府的渗透力明显不足，不得已国民政府只有放眼西北。正如有些国府大员所言：“以今日之国势而论，东北则藩篱尽撤，东南则警号频传，一有非常，动侵堂奥，故持长期奋斗之说者，力主西北之建设，以保持民族之生命线。”（注：邵元冲《西北建设之前提》，秦孝仪《革命文献》第88辑，第158页，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 ）舆论界也普遍认为：“东北业已版图变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宜从事开发，巩固西防。即为收回东北各地计西北之开发亦为当务之急。盖在今日非有丰富之资源不足以做持久之战争。华北各省民穷财困，赖以供给饷需实非易事。苟能开发西北则河套所属，正今后之粮库所在，未容忽视。至于藉开发西北以减轻腹地之农业恐慌，尤其余事。”（注：周宪文《东北与西北》，《新中华》第1卷第11 期。）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西北开发。3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注：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9辑，第4页。）。 同时筹备西京委员会，以引起国人对西北建设的关注，各军政大员也纷纷到西北考察。宋子文在考察西北时还提出“西北建设是我国的生命线”，“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而是一个整个国家的问题”（注：宋子文《西北建设问题》，《中央周报》第31期，1934年5月14日。）。 第一次把西北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调查的基础上，南京政府对西北建设进行了一些规划。1931年5月， 建设委员会拟订了内容浩繁的《开发西北计划》。
国民政府对西北问题的重视还来自于西北局势的危机。苏、日、英三国对西北均有所图。苏联出于其远东战略的考虑，极力想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为维持其在印度的地位极其在西藏的利益，也不惜以新疆为角逐之场。日本之于新疆虽距离遥远，却也窥伺很久。曾多次派人潜入并多方宣传，欲在新疆制造第二个伪满国。南京政府对岌岌可危的边疆局势极为忧虑，认识到“东北边陲已失，我们这时对于西北边疆的蒙古新疆西藏等处的情形不可再抱从前的态度，蹈袭歧误政策了”（注：居正《东北沦陷中之西北边陲问题》，秦孝仪《革命文献》第88辑，第69页。）。
二、西北的自然与社会状况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中国西北的边疆危机，各界人士纷纷发表评论，阐述西北问题的重要。舆论界对西北地位的认识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1.从历史文化看，西北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华民族自有史以来就以黄河流域为根据地，这里曾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中西文化主要的交汇地，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中国文化演进的历史，实由西北而渐趋于东南。
2.从自然资源看，西北的物产极为丰富。据统计“西北六省的主要矿产年产值可达1100多万元”（注：向金磬《西北资源的调查》，《建国月刊》第14卷，第2期。）。但由于交通不便，大部分未能开发。 西北农产也极丰富，“每年产棉有二万四千八百余万斤，几占全国棉产总额之四分之一；产麻有五千四百余万斤，占全国麻产总额之五分之一。产药材有三千九百余万斤，占全国药材总产额四分之一强。其他农家用品如麦及高粱等产额也颇可观。”（注：周宪文《东北与西北》，《新中华》第1卷第11期。）西北同时也是国内的畜牧业中心， 羊毛及羊毛制品的出口数额巨大。
3.从经济结构看，西北地区主要以农牧业为主，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持续不断的旱灾、冰灾、震灾、兵灾使得哀鸿遍野。“甘肃最苦县分，一日行程不见人烟，一村住户，不到十户。”（注：周宪文《东北与西北》，《新中华》第1卷第11期。 ）西北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可言，抗战前的近代工业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据记载，陕、甘、青、新等7省的工厂数只占全国总数的6%，资本额占4%，工人人数占7%，发电量占2 %（注：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Ⅱ》，第49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5.民族问题复杂。为杜绝外人觊觎西北的野心，防患于未然，应尽快开发西北，优抚西北各民族，以巩固边疆。
6.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发展，西北与东南地区的关系都至为密切。从国防上看，西北是东南的屏障。西北土地广袤，察绥与外蒙相连，热河与东北省比邻。若不经营西北，入侵者可高屋建瓴，东南则无险可守。现在东南沿江沿海一带门户洞开，“一旦与帝国主义者相冲突，东南各省马上要受封锁的苦痛，假使不先经营西北根据地，那时举国上下根本再不要想有退身之地。”（注：李如汉《开发西北问题》，《新中华》第2卷，第14期。）
三、西北开发的步骤及方式
论及开发西北的前提，舆论认为，首先应以整个国家利害为前提而确定开发西北之整个计划。六省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皆有密切之关联，尤其在国际上更有辅本之倚、唇齿之保，任何省分发生问题终必波及全体。“若不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前提而任某事为局部问题，则问题日趋复杂，纠纷日形严重，整个西北难免为东北之第二。”（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其次，应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而改进西北之积弊。开发西北乃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其责任自应由整个民族来担负，反对“西北为西北人之西北”，或“西北人之事听西北人自了之”（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
至于开发西北的步骤，“最务急者第一在发展交通；第二在开发农矿；第三在积极移民”（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
就交通建设而言，首要者为铁路建设。由于南京政府财政困难，抗战前的西北铁路建设仅限于扩展陇海路以及勘测其他相关路线。陇海路贯穿中国腹部，其重要性倍受注目。“今日之言建设西北者，陇海路实负有重大之使命，倘论者以西北为中国之生命线，则陇海路为西北之生命线更为千精万确之事实。”（注：杜一波《陇海铁路之现阶段》，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4月16日。 ）自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之日起就决定向西扩展陇海路，分为灵潼段（灵宝至潼关）、潼西段（潼关至西安）、西宝段（西安至宝鸡）三段，全长为377公里。1936年12 月全线通车。
农矿开采方面，西北气候干燥，雨量稀少，游牧之地多，农耕之地少，故农业不发达，但这并非说西北不适于农耕。当局“当详勘荒地面积，分别登记，或令原族开垦，或由内地移民开垦，或办理军垦，或移陕甘各区灾民以工农代赈”，“同时兴修水利，改良耕种方法”（注：景园《危机遍伏的青海》，《新中华》第1卷，第11期。）。 西北的矿产多未经开采，“欲矿业发展，必须组织地质调查队，以明各地的情形，延用专门人才以求改进，组织采冶公司以资发展”（注：葛绥成《内忧外患下之新疆》，《新中华》第1卷，第11期。）。
移民殖边亦为开发西北之要务。西北地广人稀，内地则人口过剩。“东南各省平均每方里百余人，西北各省平均每方里不及二十人。”（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东北事变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农民流离失所。此外，由于国内百业凋敝，失业人数大增，“利用这些人推进殖边事业，为失业者调度工作，为殖边充实人力，可说是两全其美”（注：王成组《国难声中之殖边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 通过移民殖边可以开发边疆地带的富源；促进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地带的防务（注：王成组《国难声中之殖边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移民殖边的推进方式有：1.政府倡导组织。“将各省愿为移民领袖之人集中培训，授予知识和技能，毕业后派往移民区切实指导。”（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2.民间组织团体。这种团体“可以募集资金，赞助确定的事业，或是资送团员到边疆去调查服务，或是宣传边疆现状以及殖边事业的进步。”（注：王成组《国难声中之殖边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3.对于志愿投身于边疆建设者政府应设法鼓励。如提供资旅费、保障薪给、免费安家等。
西北开发中尤需注意的是民族问题。西北各民族因风俗、语言、文字、宗教诸方面的差异，历史上不无捍格之处。要永远消弭民族间冲突，则地方当局不能不于政治及教育两方面多所努力。政府施政方针首当遵循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凡关于西北一切政教设施应尽量以为各族谋共同幸福为原则，不能偏颇于某一方，以失共存共荣之义”（注：景园《危机遍伏的青海》，《新中华》第1卷，第11期。）。 要使各民族间获得真正的调和，教育的力量不容忽视，应“以教育的力量打破民族的鸿沟”（注：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新中华》第1 卷，第10期。）。西北地区师资不足，“中央当责令当地政府于各民族中保送人员，来内地入学，毕业后返回服务”。学校教育以外，社会教育对于沟通各族文化、调和各族感情的效用也很大，也应逐渐推行。
四、西北开发的意义
舆论界认为开发西北不仅仅是民族抗战的需要，其政治上的特殊使命还在于能提供一种新社会的改造模式，“吾国处此政治破产社会秩序总崩溃的今日，新秩序所以不能建立，新制度所以不能收效，虽不无政治设施不合国情，规章不切实际之处。然在崩溃中旧社会的牵制力过大，实在是新建设中的重要之障碍”。“崩溃中的建设较在荒墟上的建设为难，因为崩溃的力与建设的力往往正负相消，甚或崩溃的力过于建设，结果使新社会的建设未成，而崩溃先见。反不若在废墟上做新建设易见效率。”这种荒漠上崭新建设的社会，往往足为旧社会的典型，使旧社会加速蜕变为新社会。“所以现在开发西北为不可缓之图，而且建设新西北，结果就是建设新东南！”（注：李如汉《开发西北问题》，《新中华》第2卷，第14期。）
正因为国民政府确立了西北的战略后方地位，并很快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才开启了西北的近代化历程。当然，国民政府对西北的重视首先是基于军事的、政治的考虑，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西北当时的落后状况却很难担负起重要的战略后方这一重任。这也就决定了条件一旦变化，情况就有不同。1935年，当国民政府完成了统一西南的任务后，立即强调西南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这不仅因为西南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航运交通，而且西南地区与英美的势力范围毗邻。国民政府投资重心的转移使得刚刚起步的西北开发工作或半途而废或止步不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收稿日期：20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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