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意义的意义——德勒兹论“Snark”，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德勒论文,Snark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3)05-0120-11
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原名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作为数学教师的他虽然拙于言辞，却创作了一系列写给孩子的故事，他的作品被称作19世纪英国“胡话文学”(nonsense literature)的代表，不仅被儿童喜爱，也深受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青睐。除了广为人知的爱丽丝系列，被称作“胡话史诗”的《猎捕蛇鲨》(The Hunting of the Snark)也是他的重要作品之一。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Snark”是什么。这个由卡罗尔创造的“Snark”，如今已经进入英语和汉语词汇，英汉直译结合了“蛇”(snake)和“鲨”(shark)的“蛇鲨”来翻译snark。但是，就像卡夫卡的“城堡”和贝克特的“戈多”一样，“Snark”是什么依旧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其实，卡罗尔本人对此有过五次回答：分别是“我不知道”、“我也不清楚它是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没想用它来表达什么，我就是在胡说”(I don't mean anything but nonsense)，以及“Snark是Boojum”。(Carrol:32)前三次卡罗尔不回答，第四次他以“胡说”来回答，最后他干脆以“Boojum”对答。但是“Boojum”和“Snark”同样都需要解释，“什么是Boojum”，这个问题在卡罗尔提供的文本线索中只能用“Boojum is Snark”来阐释。于是“Boojum is Snark”和“Snark is Boojum”构成一组循环论证。
对此，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论述道：我是我所是，“一个名字只能表达自己的意义，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非意义”。(Deleuze,1990:67)因此，“蛇鲨不是包含意义的某个词，它属于另外的秩序，它是一种非意义”(non-sens)。(Deleuze,2002:262)换言之，卡罗尔说自己在胡说，德勒兹说卡罗尔就是在胡说。但是德勒兹并非要贬低卡罗尔，相反，非意义是德勒兹意义理论乃至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德勒兹为何要关注“非意义”，德勒兹如何思考“非意义”，“非意义”又有什么意义，本文将在接下来的三部分探讨这三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思考非意义
对“非”的迷恋和思考，是每一个严肃且勇敢的思想者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由于气性和机缘的不同，巴门尼德以一道禁令来停止我们对“不存在”的思考，柏拉图则用与“原相”相对的“幻相”概念来思考“异于存在”的“非存在”。而海德格尔和萨特则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尝试在“存在”和“虚无”间建立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联系。那么，德勒兹为什么要思考“非”，思考非意义呢？
历史的语境：寻找出口
《意义的逻辑》(Logique du sens)出版于1969年，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德勒兹首次系统提出了“非意义”的问题。哲学家属于他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对此，与德勒兹合作著书长达20年的菲利克斯·迦塔利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们属于我们那一代人，我们的政治意识来自于对自由的狂热和无知，它伴随着法西斯主义的阴谋神话学。还有一些问题也萦绕着我们，把这些问题留给我们的是1968年5月，另一个失败的革命”。(Bourg:169)换言之，德勒兹的时代面对着两个历史事件：法西斯主义和1968年革命。他试图思考的是两个问题：法西斯为什么发生了，革命为什么没发生。这两个问题又可以综合为一个问题，即如何找到一个强大系统的出口。对于德勒兹，这样一个命题同时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行动中如何革命，在认识中如何克服康德留下的人类有限性，在语言中则直接体现为如何生产出新的意义。
对于这第三个层面，德勒兹认为，围绕“自我”、“世界”和“上帝”，我们分别建立了语言的三个维度，围绕自我有“展现”(manifestation)，围绕世界有“指称”(dénotation)，围绕上帝则有“意指”(signification)。这样理解的语言，是由展现、指称和意指构成的封闭系统，自我、世界和上帝在这样的系统中相互映射，因此，意义在这里不是复制就是延宕，不是早已有之就是从未到来，换言之，意义的生产是不可能的。就如，今日我们会探索让空间流动变化起来的第四维，德勒兹探索的则是“语言的第四维”，前三个维度有了这第四个维度才能从静止的坐标中解放出来，才可能去流动和生产。而这第四个维度，德勒兹称作“意义”(sens)，“与展现、指称、意指相比，意义完全不同：它自非意义产生，就好像从总是在移位的悖论，从永远在解中心而外于中心的中心发射出来……这是世界的大峡谷，是自我的裂缝，是上帝的肢解。”(Deleuze,1990:176)后文我们将论述到，引文中那个“总是在移位的悖论”就是德勒兹的非意义；意义的生产来自非意义，而非意义就是封闭语言系统的差异。
哲学的任务：重建形而上学
上文德勒兹的矛头指向康德。“世界”、“自我”和“上帝”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理性的先验理念，它们整理概念，并赋予概念以最大程度的统一性。但是它们自身又不可知，因此也构成了人类认知的界限。(康德：506—23)如果说康德属于经典力学的时代，他要做的是为牛顿的世界提供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因此也必然像牛顿为“上帝”留出位置那样，为人类知识划出界线；那么德勒兹认为今日哲学家面临的任务是在爱因斯坦的时代重新思考形而上学，为现代科学提供“它所缺乏的形而上学”。(Deleuze,1988:114—115)但是，一方面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既无法证明又无法证伪，因此只能是伪命题，对于形而上学的讨论只能是胡说八道；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如“
”这样的虚数和其他无法找到经验和逻辑对应物的理论假设，因此，它们似乎只能是“无意义”的符号。(Throesch:37—50)
德勒兹的野心，正是要尝试“重构”形而上学，使得在新的思维范式中，重新审视“变化”的现代科学，也能拥有以“变化”为根的形而上学。对于这样的定位，在“形而上学家”几乎要与“集权”和“过时”等同的“后现代”，德勒兹并不试图隐藏：“我觉得我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家”，“一个非常古典的哲学家”，(Villani:130)“我相信哲学是一个系统，我不喜欢的是人们把系统和同一的坐标和类比的坐标联系起来……系统必须永远在差异性中，它必须是一种差异的生成(heterogenesis)，这样的系统观念仍有待探索”。(Martin:7)不难看出，德勒兹并非全盘否定系统，他批判的是同一静止的笛卡尔式坐标系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形而上学。他要探索的是另一种可以自我创造的坐标系，一种建立在差异之上的形而上学。一种建立在生命模式而非几何学模式上的形而上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这是一种“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
二、什么是德勒兹的非意义
德勒兹曾经对哲学家做过三种区分，一种是阿波罗式的，以柏拉图为代表，他们向往高空的永恒和统一；一种是狄奥尼索斯式的，以恩培多克勒为代表，它们扎根深渊的混沌和无序。但是，哲学家要思考，彻底的无序是无法思考的。因此，德勒兹推崇的是第三种思想家，以赫拉克利特为代表，他们思考表面的变化。(Deleuze,1990:127—34)原来，非意义之“非”强调的不是“无”和“混沌”，而是“变化”。换言之，不是非无即有，而是无中生有，也因此“意义和非意义的关系，不能复制真和假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意义的逻辑就是要在意义和非意义之间建立一种最初的内在关系，一种共存的模式”。(Deleuze,1990:68)那么，什么是德勒兹的非意义呢？如何借助“非”来思考变化呢？这种变化与悖论有什么关系呢？这种“有”和“非”的内在关系与存在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呢？虽然，德勒兹从来没有以定义的方式回答什么是非意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非意义和其他两个思想公案的关系中见其一斑：悖论和非存在。
悖论和非意义
让我们从德勒兹对拉康阐释的《被窃的信》的发挥开始。
拉康在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了埃德加·爱伦·坡的《被窃的信》……没看到信的国王—为自己把信隐藏在最明显的地方而庆幸的皇后—拿走信的知情者大臣(第一个序列)。在大臣的房间什么都没找到的警察—为自己把信同样隐藏在最明显的地方而庆幸的大臣—把信又拿回来的知情者杜邦(第二个序列)。信件出现在爱伦·坡的两条序列中……结构的两条序列(由于分化的法则)总是发散的，但正是那个独特的客体，构成了如此这般发散的序列的收敛点……如果不是“未知物(objèt＝X)”，我们如何称呼这个谜语的客体，这个伟大动者(grand Mobile)的对象……如果未知物遍历的那个序列，必须要表现出一个项和另一项的相对移位，这是因为，在一个结构中序列各项的相对位置，首先取决于每时每刻它相对于未知物的绝对位置，这个总是在循环，总是在与自己的关系中错位的未知物……是它让结构在关系的变化中，作为一种位置的秩序被规定出来。整个结构因为这个起源性的“第三者”改变。(Deleuze,2002:256—58)
这个“起源性的第三者”就是德勒兹的“非意义”。它有两种功能，首先，故事中的角色在各自的序列中，都要相对于信件才能被规定出来，例如在第一条序列中是没看到信的国王、藏信的皇后、拿走信的大臣；在第二条序列中是没看到信的警察、藏信的大臣、拿走信的杜邦。其次，信件不是不变的原点，它自己的位置一直在变化。而它的“自动”和它所规定的个体的变化同时发生。例如，信件从王后转移到大臣手中，又从大臣转移到侦探杜邦手中，故事情节就随着信件位置的变化而转折。因此，大臣携信离开皇宫这个转变，就不能被简单看做个体在旧有权力结构下的移动，相反，大臣的移动和信件的移动同时进行，大臣的变化表达了权力结构自身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个体的变化和结构的变化同时发生，是结构的变化内在于个体的变化，而非超验的结构让个体去变化。
通过以上具体的文学案例，我们看到了德勒兹式差异系统的隐喻和形象化展开。在这里，如果我们把“信”看做坐标原点，把“大臣”看做由原点规定的个体，那么此处的做法不是借不变的坐标原点来表现个体的变化，不是用同一的规律去解释现象的变化，不是用超验的法则去统领经验的生灭。而是看到原点的自动，看到结构本身的改变，看到结构的改变在个体中的表达。或者更确切地说，正确的方向应该反过来。由于信总是不在场，我们在经验中无法找到这个原点，那么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特定个体的变化中看到结构自身的变化。而正是这一变化，同时连接着个体和结构，而它们也通过如此变化来实现联结。
但是这样的联结意味着什么呢？一般我们会认为，个体和它所在结构属于不同的逻辑层级。简单来说，“人”这个集合包含“苏格拉底”这个元素，集合和元素要各归各位，不可乱窜，“人”不能和“苏格拉底”并置在一起，人既然已经是集合，就不能再把自己当自己的元素去包含。如此常识性的分层观念，到了形式逻辑学家那里就获得了这样一种表述“任何涉及一个集合的全体的东西，一定不能是这个集合的元素之一”；同理，“只要一个特定的集合有一个全体，假如它可以拥有只能通过那个全体加以定义的元素，那么这个被提及的集合就没有全体”。(Russell,1963:16)其实，罗素之所以要制定这一似乎晦涩而冗余的人为禁令，为的是避免从“说谎者悖论”到“理发师悖论”这一类源远流长又悬而未决的思维困境。
我们知道，“理发师悖论”作为罗素悖论的通俗表达，它曾经撼动整个数学大厦的基础。因此，罗素才要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而他的做法是，在类似于“这句话是谎话”这样的自我相关的陈述中，区分出两种逻辑类型，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他认为，悖论的产生是由于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混淆，例如，“我只为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其中的“我”作为“不给自己理发的人”这一集合的规定者，本应属于元语言的层面。这样一来，“我”就不再能属于这个集合，换言之，“我”就不能够被“为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一限定发生关系。因此，如果有人想问理发师是否要给自己理发，那么这个发问本身由于把更高层级的“理发师”和具体的“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缠绕在了一起，所以悖论并不来自非真非假的回答，而来自不合法、无意义的发问本身。(Russell,1997:171)
“一致性”和“全面性”，“包罗万象”和“一以贯之”，这曾经是数学家的梦想，是形式逻辑系统的野心。但是哥德尔却告诉我们，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如果要求“一致性”，就不得不放弃“全面性”；同理，如果要求“全面性”，就不得不牺牲“一致性”。简言之，这样的系统虽然可以实现对其他元素的规定，但是唯独完成不了对自己的规定，它唯独容纳不了自身。联系上文，理发师的陈述之所以会成为悖论，就在于它试图规定自己。
对此德勒兹又有何高见呢？
对于卡罗尔有益的那些东西，对于逻辑也是有益的。我们说理发师的王国不存在，某个不正常的集合不存在，但是我们不可能借此摆脱悖论。相反，悖论内在于语言，我们的整个问题应该是考察语言若是没了悖论，是否还能正常运行下去。(Deleuze,1990:74)
不得不承认，形式逻辑系统有其自身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它自身。德勒兹偏偏逆其道而行之，从悖论入手，从被宣判为“无意义”的反身入手，并非因为他依旧笃信形式逻辑的能力，相反，他之所以要拥抱形式系统的“阿基琉斯之踵”，是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我们上文提到的另一种系统的可能，一种能够容纳“差异的生成”的系统的可能。简言之，如果一个封闭的系统很难去兼容“一致性”和“全面性”，那么或许一个有自我创造力的系统，就能够用秩序的内在创造，去化解由自相关带来的不一致。
在上文中，大臣和象征着坐标原点的信件同时移动，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元素对结构自身的作用，坐标原点才会变化，秩序自身也才会变化。虽然这样的作用意味着对分层机制的不遵守。同样，语言中也存在着各种越轨和越界事实，但在德勒兹看来，这同样来自于语言创造自身秩序的需求。“意义”，正来自如此“活”着的语言的生产和创造中。正是由于这样的创造与悖论如影相随，因此，那些试图排除、回避或限制悖论的系统，无论是试图模仿日常语言的机器语言，还是试图消除语言模糊性的形式语言，总免不了成为一种虽然规范精确，却死气沉沉的人工语言——从日常语言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语言当然很难“正常运行下去”。因此，在德勒兹看来，建立在分层之上的形式逻辑，必须要通过对悖论的拥抱，转化为有自我创造力的“意义的逻辑”。不难看出，在如此“意义的逻辑”中，正是悖论充当了“意义”生产机制的枢纽，换言之，正是这些被打入“无意义”的缠绕机制，打开了封闭语言系统的出口，使意义的内在生产继续下去。
现在让我们来看德勒兹如何论述这些悖论。
在卡罗尔的世界中，爱丽丝总是在问“你是谁”和“怎么走”，德勒兹认为这代表了两种情况，丢失名字和丢失方向。(Deleuze,1990:74—81)对于第一种情况，一般我们会认为，一个名字的意义一般要由其他名字来阐明，所以仅当名字能够与其他名字建立联系时，它才能获得意义。当被既有和先在意义系统解释时，它似乎才能够有意义。不难理解，“你是谁”的发问，意味着和“既有”和“先在”网络的关联机制出了故障，然而德勒兹的提案却不是强行修复故障，而是另求其他机制：既然上下求索也无处可得，那么何不返观自照自我命名呢？于是，非意义，是“只能表达自己意义的名字”。(Deleuze,1990:67)
名字的意义在这里反指向自身，这就构成了以上提及的自我指涉。我们知道，命名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认知和创造，如果我们姑且认为西方文化中最著名的自我命名行为就是神的“我是我所是”，那么自我命名不啻为一种最高的创造权能，一种非限定性的创造。“Snark”就是这样反指向自身的名字，是那个无穷的意义自其中创造出来的“非意义”。
在第二种情况下，爱丽丝总是处在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在德勒兹看来，这不意味着“左”或“右”的排他选项，而是“左”和“右”的重叠状态。这是从这样不可思议的模棱两可中才“生产出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如何理解德勒兹的这般奇思妙想呢？上文我们提到，悖论是一种集合和元素相互缠绕的状态，当这样的状态发生时就会出现一种叫做“双重困境”(double bind)的局面，例如悖论中的理发师如果不给自己理发，那么就该给自己理发；可是如果给自己理发，那么他似乎又不该给自己理发。最终，理发师该给自己理发又不该给自己理发。这样一种状态，为真假所不及，为矛盾律所难容。那么，矛盾又是如何诞生自其中的呢？
这种“非真非假，亦真亦假”的状态在德勒兹的系统中叫做“分离综合”(synthèse disjunctif)，如果在我们惯常理解的辩证运动中，差异被综合克服；那么在如此“分离综合”中，恰恰是综合本身带来了差异。例如，从“左和右”的模棱两可中，创造出了左和右的秩序，左和右的矛盾这才随之而来。也因此，“原罪者亚当和非原罪者亚当的矛盾，来自于亚当作为原罪者的世界和作为非原罪者的世界不能并行不悖”。(Deleuz,1990:111)因此，此处的关键不是亚当的矛盾而是世界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那些平行世界在被分化出来前的一种悖论状态，在这样一种悖论状态中，亚当是“空亚当”(Adam vide)，“是一名流浪者，游牧民，他是为几个世界所共有的未知亚当”(Adam＝X)。(Deleuz,1990:115)不得不承认，虽然德勒兹在这里呼应的似乎是现代科学有关量子态和平行宇宙的理论，可是无论是《圣经》里的“地是空虚混沌”，还是《山海经》中的“天地混沌如鸡子”，从“混沌中创造秩序”不过是各种创世神话中不断重复的主题。
综上所述，德勒兹的“非意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反身自指”的名字和“亦此亦彼”的状态。反身自指是悖论的结构，亦此亦彼是悖论的状态。但与其说德勒兹关心的是悖论，不如说是悖论对形式逻辑系统的突破，是悖论状态所体现的生成和创造。
但是，系统有其惰性，创造并非总受欢迎，无法被消化的差异好似卡在喉咙里的鱼刺，而“统一”对于理性如果不是认知的预设，也至少是本能的诉求。因此，对于这些差异，将其打入“无意义”是一种直截了当的策略，把其转化为既有意义系统中的意义是另一种迂回曲折的策略。对于被放逐者，系统从来就不值得思考；对于被招安者，系统只需转换因此依旧不需要改变自身。这第一种策略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现在让我们来看德勒兹所说的第二种策略。
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什么是snark”。有的说Snark表达了卡罗尔对社会的不满，有的说Snark代表了存在本身的处境，有的说猎捕Snark是对快乐的追寻，还有的说Snark是卡罗尔以伦敦动物园新住进的大象Jumbo为原型虚构出来的庞然大物……正如卡夫卡的“城堡”和贝克特的“戈多”，为了弄清楚什么是卡罗尔的snark，从历史背景到传记研究，从批判现实到嘲讽政治，从存在主义到精神分析，各种手段一拥而上。(Carroll:27)
除了以上应对策略，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对语词本身的分析和拆解。它不仅集中体现了我们对“非意义”的两种处理策略，也牵涉到我们对“非存在”本身的思考。
非存在和非意义
Snark如果有汉译，通常我们译作“蛇鲨”。不难看出，“蛇鲨”是把snark拆分成两个我们熟悉的东西“snake＋shark”的产物。这样一来，“蛇鲨”虽说奇怪，但一头鲨头蛇尾或者蛇头鲨鳍的怪物，总不至于不可想象。可问题也就因此而起，一方面，除了“蛇鲨”，为什么不能是“蜗鲨”(snail＋shark)；除了动物，为什么不能是声音“啸吠”(snarl＋bark)；除了名词，为什么不能是一串动词词根组成的猎捕套路“绑-拧-下圈套”(sna-＋snar-＋snark)；最终，说不定snark本身不过是“假冒的标注”(snide＋remark)？(Carroll:15)虽然从snark中辨认出熟悉的两种事物几乎是一种本能倾向，但却牵涉一个重大的哲学公案。为此我们还得从《对话录》说起。
在《政治家篇》中，客人曾经提醒小苏格拉底，要特别小心智者这个群体，他们就像“人头马”、“羊人”和“变形兽”，为了把这些怪物逮住，就一定要认清楚他们的本质。(柏拉图：291B-C)后来在《智者篇》中，被比作“人头马”的智者被指认为一种装作哲学家的“非哲学家”，一种异于原相的“幻相”，一种“异于存在”的“非存在”。(247E-256E)到19世纪的枚农(Alexium Meinong)，哲学才把对“非存在”的思考又一次推上了高峰。枚农这样写道：
作为知识的对象的全体，比存在物的全体(包括已经存在的和将要存在的东西)要多得多。很少有人注意这个事实，或许这是因为我们对现实的浓烈兴趣——而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让我们倾向于去支持这样一种过了头儿的想法：不真实的东西啥都不是，不值一提。(76—117)
为了弄明白“永动机不存在”、“圆的方是圆的”这些针对不存在者的陈述究竟在说什么，枚农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按照这种设想，不管是“金山”还是“圆的方”，即使它们在事实上不存在，甚至在逻辑上不存在，但我们依旧可以谈论它们“‘是’用金子做的”或者“‘是’圆的”。这就意味着并非性质要建立在实存之上，换言之，谓词意义上的“是”独立于实存意义上的“是”。(86)这就像卡罗尔笔下的那只总是突然间就不见了的柴郡猫，当它全部消失的时候，还能留下奇异的微笑赖着不走——虽然脸不在了，但“脸是笑的”；但这样一松口，那就不仅是方的圆、金的山，就连飞马、独角兽、美国的国王这些奇葩异兽都会一并钻出来。存在的世界就这样挤满了各种怪物，如果不是柏拉图笔下智者横行的腐败城邦，那也至少得是卡罗尔笔下怪物百出的奇幻王国。
不难理解，这将怎样招致实证主义者的不满。在这里我们同样举出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这个几乎可以作为他思想标签的理论，正是在枚农奇思妙想的刺激下发生的：
众人皆知，“金山不存在”是真命题。其主语显然是“金山”，如果“金山”不能指称什么对象，这似乎就是个无意义的命题。但枚农说可以有这样一座金山，它是金的，它也是山，它不过不实存而已。这个说法我不满意。正是为了避免枚农过分拥挤的存在领域，我走向了摹状词理论。(Russell,1995:12—13)
这个著名的摹状词理论①如果应用到“圆的方”上，枚农的语言怪物就由一个专名，改写成了一组复杂的符号，于是乎“圆的方不存在”就被改造成：不存在如此X，X是圆的且X是方的。
罗素发明的改写虽然是分析哲学家的创建，但它的根源来自于我们最初的分类与归类冲动——“猎捕Snark”，猎捕未知物，“猎捕X，X是蛇且X是鲨”。就这样，要么“Snark”和“方的圆”一样，被扔到我们的语词、概念和分类网络之外，因而无意义，从来就不值得思考，或者不可说，压根就不能言说；要么，“蛇鲨”和“X是方的且X是圆的”一样，被一竿子打捞到我们的分类网络中来，于是，分类本身没有问题，无需思考，相反是这些怪物需要学习正常的分类系统，学会在网络的交点找到并摆正自己的位置。换言之，一句话，snark不是被“流放”就是被“招安”，不是被妖魔化就是被规范化。
可是，以上各种选项虽然为我们解释了Snark，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Snark的模棱两可变成了各种清晰的释义。不难看出，正是在如此操作中，Snark被我们的概念网络重新捕获，无论是“蛇鲨”、“啸吠”还是“绑-拧-下圈套”，无论怎么个分类法，这些语词就这样捕获了Snark。此时，虽说Snark在人类熟悉的地盘上的确有一定自由活动的空间，但这个静态概念网络的边界，就是Snark的活动边界，或者说Snark的活动边界，就是人类知识与实践自身的分类边界。
但是或许有人会说，是的，我们是“以其所知求其所不知”，这样难免“以其所知掩其所不知”，可是你如何能够不通过所知去理解未知？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在于我们的思路一致局限在认知，如果换一个思路——例如德勒兹一直强调的意义的创造——或许一切就清楚了。
三、非意义的意义
让我们围绕Snark，从一些事实开始。在事实的基础上，我们将尝试探讨非意义、意义、创造以及与文学的关系。
Snark事实上带来些什么？
“Snark”自从被卡罗尔创造出来之后，获得了非凡的生产力。首先“snark”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虚构作品中：它最初是《猎捕蛇鲨》的猎捕对象snark，后来出现在杰克·伦敦的小说《Snark号游艇》(The Cruise of Snark)成为游艇Snark，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成为中士Corporeal Snark；它是小说《夜的洋》(The Ocean of Night)中造访地球的外星机器Snark，是电脑游戏《半条命》中被用作武器的貌似肉虫的外星生物Snark。其次“snark”也可以是现实存在物：SM-62 Snark是美国洲际核巡航导弹，USS Snark是美国的海军巡逻舰，Sopwith Snark是英国的实验战斗机，The Second Snark是苏格兰的一艘渡船，Snark sailboat是一种轻便而经济的小型帆船，Snark moped是一种机动脚踏两用车。同时，“snark”还可以是一种处理知识的方式：有一种作图理论叫做snark，有一款用来证明一阶逻辑定理的计算机程序叫做SNARK，有一个表示反讽的标点符号叫做snark，还有一个用于网络资源共享BitTorrent客户端叫做snark。
同时，在《猎捕蛇鲨》的故事情节中，猎手最终遇上了snark，但就在相遇的那个时刻，猎手消失了，按照故事中提供的传说，有些snark是boojum，“如果你遇上的snark是boojum，你将瞬间悄然消失”，所以猎手消失了，是因为他遇上的“Snark是Boojum”。因此，不仅“什么是boojum”同样成为卡罗尔阐释者的一个重要议题，“boojum”本身和“Snark”一样也获得了非凡的生产力。在这里仅举出两例：1922年，英国生态学家塞克斯(Godfrey Sykes)在美国下加利福尼亚的沙漠中发现了一种树，这种树的形状让人无法相信“它是地球上的物种”，丑陋到“或许只有植物学家才会喜欢它”。据说，塞克斯望着这令他难以置信的树，突然间说道：“啊哈，这是boojum，这就是boojum”，从此，boojum成为一种树。(Humphrey)1981年4月和6月，物理学家大卫·梅尔曼(David Mermin)在《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上发表文章“E.Pluribus Boojum”，他发现超流体H[,3]的一个奇点，当出现在流体的表面，它可以使超流体瞬间悄然消失。两个月后，研究“复杂性”的著名科学家沃尔德洛普(Michel Waldrop)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文章“让我们感谢著名的boojum”回应梅尔曼，从此“boojum”成为了物理学术语，用来描述一种此前从未进入人类视野的物理学性质。
意义创造的必然前提——非意义
“猎捕Snark”的活动由19世纪卡罗尔的诗歌中发起，这个神奇的Snark就这样开始周游列国。在这个旅途中，Snark是人是兽是武器，是物理现象，是电脑程序，是标点符号，是沙漠物种，是美国人的舰艇和苏格兰的渡船。如果此时为了争夺“Snark”的名号，把英国人的虚构怪物和美国人的坚船利炮拉出来一决雌雄，这种做法反倒显得可笑。因为“Snark是什么”明显是不属于这里的问题，或者说，这里Snark是一切但又不是——它生成了这些“是”，它要继续生成所以它又“不是”。终于我们的注意力从“Snark”转移到了“猎捕Snark”，正是在这个猎捕的过程中，猎捕的对象和主体都获得了再造；但在元素的如此再造中，物和词的分类系统也相应得到了更新。就这样系统就“活”了起来，而意义也伴随着如此“活”着的“系统”表达了出来。因此，与其说“Snark”是一个实体，不如说是一个功能性的“空格”，它的存在和变化，是为了让我们的分类系统也能够变化起来。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始的《被窃的信》。我们一再强调，德勒兹思考的出发点不是那个永远不在场的信件，那个理论假设中的功能性空白位置，而是大臣由持信者到藏信者的变化，是故事情节的推进，是实际发生在经验中的变化。
对于“思考经验中的变化”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德勒兹堪称一个“非常古典的哲学家”。但是他认为古典的各种各样的机械论和目的论都犯了共同的错误，“机械论假定，给定一个初始状态，万物是可以计算的；目的论猜测，按照一个计划，万物是已经被决定的”，(Deleuze,1988:104)两者都预设一个统一完整的“一”，在这样“一”的统摄下，一切都已经安排好，变化是法则允许的变化，创造是计划内部的创造，意义一开始就被写进圣典。因此，没有真正的变化，只有循环、复制和实现；同时，变化总有停止的时刻，不管那个时刻被称作“死寂”、“末日”还是“终结”。
或许，德勒兹的创建就在于，以逻辑的方式去思考那个变动的“原点”，或许我们可以更大胆地说，它为“大道流行”的“生生不息”提供一种自西方思维内部突围出来的表达和呼应。因此，这样的“非意义不是意义的反面或意义的谬误，相反，是它给意义价值，是它生产出意义。影响结构主义的不是阿尔贝·加缪，而是刘易斯·卡罗尔”。(Deleuze,2002:245)因此，“非意义不是意义的缺失，它是意义的过剩”，因为它是与创造必然相伴的“非”，甚至，它就是创造的必要前提之一。
最终，我们会发现，在以上事实中，Snark同时出现在语言、现实和猎捕行动中。因此，“Snark”是未知的名字，但也是不可见的怪物，它还指一个可怕的行动：猎捕。(Deleuze,1990:66)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其实德勒兹的“意义”虽然首先体现在语言中，但“意义”从一开始就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法语“sens”来自拉丁语sensus，sensus又由表示“感知”的动词sentire变化而成。在现代法语词汇中，sens可以表示(1)感觉；(2)直接的知识；(3)意见；(4)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5)意思；(6)方向；(7)物体的边、角、面等多种意思。可以说这是一个涵盖了物、意、言、认知和存在、感觉和秩序等多个主题的极具包容性的词语。因此，处理“意义”就意味着同时处理秩序、感知、思维、语言等不同领域的问题，去建立这不同领域的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个“Snark”，能够创造出体现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的丰富意义。
最后，让我们回归文学，看一看snark代表的非意义，在德勒兹的阐释中对于文学和语言具体意味着什么？
菲利浦·索莱尔斯和让·皮埃尔·法耶喜欢提的是盲点，他们指的是一个总是在动的点，一个举止盲目的点，但正是从这个点出发，写作才成为可能，因为序列作为真正的文学素(littérèmes)，在这里自组织。J.A.米勒(J.A.Miller)为了说清楚结构性或者换喻性因果关系这个概念，从弗雷泽(Frege)那里借来了零位(la position d'un zéro)，零位被界定为自我身份的缺失，它同时是构成数列的前提。甚至就连列维·斯特劳斯，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最实证最乏浪漫、最不愿意接受某种流动性元素的结构主义者，在“马纳”或“马纳”的对等物中，也认出了“浮动的能指”，认出了在结构中循环的那个象征性零价(valeru symbolique zéro)。在这里，零价和雅各布森的零音位联系起来，它是这样一种位置，它自己没有任何区别特征或语音价值，但正是相对于它，其他所有的音位才在它们各自的微分关系中有了自己的位置……刘易斯·卡罗尔和乔伊斯发明了“混合”词(mots-valise)，或者广义的秘传词汇，从而确保词汇音响序列的同时发生，与词汇相连的故事序列的同步进行。在《芬尼根的守灵》中，我们再次看到一封充当宇宙的信，它联合了世界上所有的序列……当然，混合词只是确保循环能够进行下去的手段之一。在福柯的研究中，雷蒙德·鲁塞尔(Raymond Roussel)用的是另一种技巧，它建立在语音的微分关系之上，或者建立在更加复杂的关系之上。而马拉美的作品又是另一种类型，我们在其中发现的是序列间由关系构成的系统，发现的是激活序列的动者。我们的无意义调动整个地形测量学(topographie)，整个“未来之书”(livre 
venir)的地形测量学，以便研究那些构成现代文学或者还在构成现代文学的方法的集合，我们的目标不过是在所有的个案中，指出这个有着两张面孔的空格的效应，它是词也是客体。(Deleuze,2002:261—62)
德勒兹在这里从作家的创作论谈到了作品本身，从小说谈到了诗歌，从文学批评谈到了语言学，无论是“盲点”、“零位”、“马纳”、“零价”还是“宇宙之书”，共同的出发点是找到它们中的“非意义”。从神话中的“飞马”到卡罗尔的“Snark”，再到贝克特的“戈多”，或许，文学不羁的想象力并非到了现代文学才繁荣昌盛；或许，也并非只有到了现代文学，我们才开始关注那个作为本源的“非”。但是，在德勒兹看来，将这个“虚构之点”放到创造的核心位置，让这个使创造可能的“非”流动起来，并且如此大规模地流动起来以至于几乎要成为一种文学的建构方法，这还得等到现代文学。
正是在如此意义的内在创造中，如此把文学自身当做生命的内在创造中，在文学对“我是我所是”的创造权能的分享中，文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超越任何我们信以为可能的世界”。(Deleuze,1990:161)
最终我们发现，德勒兹阐释的“Snark”不仅仅是“Snark”的某种特定阐释，这种特定的阐释构成了所有阐释的阐释。最终，在德勒兹的阐释个案和如此个案对全体阐释的纠缠中，在悖论式的自我回归中，德勒兹创造了他自己的“Snark”。
注释：
①罗素认为“金山不存在”，这个句子的深层结构可以改写成以下逻辑上的句法：“没有一个X，这个X既是用金子做的，又是山”，或者这样表达为：
((x是金子做的)∧(x是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