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社会化、产业化与学术化论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学术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不是做高深学问的地方吗？不是戴着闪闪发亮的学术光环吗？怎么也可以谈论大学产业化呢？这种话题也可属于大学吗？大学精神是怎么回事？产业是怎么回事？产业之四周有没有精神，有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产业精神？大学精神与产业精神是个什么关系？它们相容吗？
社会化就是产业化吗？产业化就是社会化吗？大学，核心在一个“学”字，大写的“学”字，学问，学术，它所需要的就是学术空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空气吗？神圣的大学依然可以是那样神圣吗？
一 社会化与产业化
“后勤社会化”由一本名为《走出校门天地宽》的书作了注解，问题的实质似乎成了由校门内走向校门外了，那个校门外才是社会，一走出就走进社会了，从而也社会化了。大学后勤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吗？就是从校门内走到校门外？
“大学不应办成一小社会”，这种说法没有把大学划在社会之外。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大学这个机构不能像社会那样复杂，如果它除了殡仪馆不办之外什么都办的话，大学无法完成自己的主要使命。所以，这种说法是适当的，贴切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当大学是个小社会时，还看它如何在运作，它以什么原则和方式在办食堂、办房产、办物业、办医院、办幼儿园……其中，要害的问题是，第一，学校既是相关财产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第二，采用的基本上是配给制（此处暂且均指公办大学）。
前一个问题的延伸是：学校兼有所有者与经营者、消费者的三重身份，这样，常常就形成自己跟自己做生意、自己赚自己的钱，亦即自己挖自己、自己吃自己的局面，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所以，这是一块常常能吞掉学校巨额财政，并且是一块不很干净的地方。
后一个问题的延伸是：教职工的许多物质需求，包括子弟求学就业，学校就全揽在身上，且基本上采用了计划经济下的供给形式，还有学生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学校行政当局可以为此类事宜投入大量精力而不得其要领。
大学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严重的问题？也来源于历史的两个方面，一是彻底的“公”字制度，亦类似于“工农商学兵”齐备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制度；二是彻底的计划方式，原始的供给制。
这些要害问题，可以用走出校门的办法解决，也并不一定要靠走出校门来解决。“走出校门”与“社会化”这些概念的模糊，使一些学校急着把学校宿舍修到校门口之外去，把教师宿舍修出去，或干脆划出去，更有一些学校不顾国家利益，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且为未来的校园管理、教师合理流动埋下无穷后患。
解决问题的关键，亦即改革的基本要领在于：第一，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管理者、消费者的身份剥离，真正的剥离，而不是若即若离；第二，学校行政当局与教职员工之间，除了工资关系之外，一切补贴予以取消（实即一切衣食住行等行为进入市场而与学校行政无关）。
由于这一改革并未把握问题的要害，改革的初衷似乎只是把关着的门打开，不要管不该管的事，让学校省精力，让政府省钱；结果，“一些学校领导在处理涉及后勤体制、机构调整、干部任免等事项时仍按机关行政单位的习惯做法”[1]，还是换汤不换药。然而，那个初衷并不直接出自学校，学校领导者们要承担的只是部分责任。
这似乎只是一个形而下问题，却主要还是观念问题，思维方式问题。大学后勤改革，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大学后勤产业化、市场化。这才是要害。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应当可以解决三个问题：学校仍然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形成的有形资产，但不必再为师生员工的吃喝拉撒而分散精力从而真正在办大学，做大学问，让大师引领青年一代成为“大我”，此其一；教育成本真正被提到议程上，增强大学提高办学效益的内在动力，此其二；学校因握有所有权，在脱离了经营者身份后，那部分有形资产将成为学校获得可靠财政来源的一个有效部分（在西方某些大学此项收入约占全部效益的（10％～20％），此其三。
在我们分析了大学（或高校）后勤改革的实质应当是产业化、市场化之后，自然地发出疑问：为何大学在后勤这一块主要见诸于有形资产的地方也不愿意提产业化？如果对于大学整个地一般地谈论产业化，岂不是更困难了？为何中国的大学这样忌讳说产业化呢？
原因在哪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产业十分落后，中国的产业观念必定十分落后，曾几何时，中国还只知道“农、轻、重”，连商业都不在产业之列，更没有文化产业、科技产业、体育产业、教育产业等相关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大学离产业更远，当我们的社会对产业的认识已达到半山腰时，大学才在山脚下起步。至于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做着教育计划的官员，可能还只在山下徘徊，不曾往山顶上望望；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管理者们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敏感……但这一切，把问题说清楚了？把原因找准了吗？
为何对“大学产业化”如此敏感、如此反感？为何对大学产业化作了形式的、绝对化的理解？很可能不只是对产业化，甚至对教育产业概念本身即有保留。有作者指出：“把教育‘化’为产业，这是教育本质再度迷失的表征。”[2]“再度”一语，表明教育本质曾迷失过，但并不见关于它的本质何时迷失、以何种方式迷失、又何时招魂归来（“本质回归”）等相关问题的论述。
不过，上述作者毕竟把问题挑得更明白了；教育本非产业，何以能“化”为产业，或者，何以有产业化？这样看来，问题还不在于是否承认高等教育产业化，而在于是否承认高等教育产业观念。也有作者按同样的方式，从另一角度挑明了问题：“教育既然是产业，也就不存在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3]所以问题还存在于一个更基本的前提上，不在字面上，而在实质上。
即使认为教育是产业，但看不到教育产业水平仍很低，因而也会看不到产业化的必要性，那显然不能算真正认识到了教育的产业化。承认教育是产业的人也未必一定能看到教育产业化的必要性。
虽然大学与大众之间所存在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并非大学与大众的惟一关系，却也有此关系。有投入，有消费，有产出，这就是产业性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也说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讲产业，但是，大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会提教育产业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有人提教育产业化，特别是高等教育产业化。这是很大的区别。
这种区别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实质便是市场化，问题的焦点也就在：人们是否认为高等教育可进入市场？是否必然进入市场？是否只能站在市场之外？中国处在由计划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变之中，也就是走向市场化。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我们未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已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非排斥了任何意义下的计划，但从根本上说，那不能再叫计划经济，性质上根本变了（化了）。问题也就在：高等教育在这种变和化中也应否有个大转变？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不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计划经济更有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形式”，而且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平等的精神、质量意识、创新精神、守信用的品格、敬业精神、开放精神，“同它相适应的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习俗等，也是更先进的，更高一个层次的”[4]。同样来自大学的声音，对市场经济却是认可、赞美和欢迎。
大学在社会的大转型中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其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是大学所不能容纳的一些问题。于是，有学者，包括海外的某些学者，以为这些严重问题源于高等教育产业观念。这种看法及相关的论说可以协助已有偏见者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偏见。
由此看来，连大学后勤改革也不愿意提产业化，这包含了多么严重的问题。
二 我国教育现实与政府的变革
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40年时间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属于“义务”性质的，而直至1986年，初等教育却还不是义务性质的。这或许就是教育认真地遵循了“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原理的结果。这种长时期的倒挂现象或许加深了人们对于高等教育产业性质认识的模糊性。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了中国高等教育大踏步走向产业化的新时期。大学免费上学格局的打破，包分配制度的真正改变，大学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大学科技产业的迅速兴起，还有大学后勤的变革，民办大学的更大规模涌现……所有这些，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历史给我们的感觉，有时是轻松的，有时是沉重的。上述诸多变革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府横在大学（经营者）与求学者（消费者）之间的情形，逐渐在改变，逐渐在削弱，也就是高等教育的产业性质逐渐在增强，因而，高等教育产业化是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只要回首思索，就会看到，上述种种的变革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即令在出现了伟大转折的1978年之后的整整十年内，即令1985年有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也只是看到农村巨变、经济体制的巨变，而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巨变则明显滞后（并非未变）。这种来之不易，还可从1992年高等教育开始大步走向产业之后产业观念依然不被一些颇具影响的人士所接受这一事实看出。当然，这也表明，高等教育的产业进程既是艰难的，又是深刻的。对于邓小平1992年春讲话中所显示的理论力量，在教育界并非人人都是感受很深的。
现在，仅仅入学者的择校权加大这一事实在唤起大学的产业意识方面就起了极大的作用，还有人才市场、科技市场、文化市场、产业结构变革等因素，都在大大改变着传统大学的思维方式，一心只向着财政、只向着计划部门的那种心态，事实上发生了极大变化。
现在，某些大学一年的科技产业之产值已达到数亿元，而且，学术水平越高的大学，相应的科技产业之产值越高。这一事实，充分反映了大学学术性与产业性的正相关性。有的大学产业性收入已接近80％。据2001年的统计，仅收费制度改革这一项，“每年全国高校在此方面的收入，估计已超过100亿元”[5]。2004年，这个数字肯定超过200亿元。至于高校科技产业，其总值已高达1248亿元，“其中高校法人股值约440亿元”[6]。这个数字现在也当接近千亿了。
我们说，高等教育产业发展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同时，如果高等教育不走产业之路，教育改革就无法真正进行”[7]。教育现实难道没有证明这一点？这不叫事实上的高等教育产业化？只要不把“化”作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理解，应当没有问题了吧？
从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2年国务院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再到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这种思路是十分清晰的，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在“上头”是没有疑问的。
以北京大学赵靖教授的言论为代表的相当多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观念也是明确的。是不是又存在一个所谓中间梗阻的问题？一位十分富于改革精神的教育行政官员被问及：“为什么不提高等教育产业化？”答：“你想想看，若说高等教育是一个产业，财政还会给你投钱吗？”显然，他并不认为高等教育不是产业，但是一个功利的问题摆在面前。
这样，又多出了一层问题：假定认可了高等教育的产业性质（这亦非惟一性质），政府还该不该给它投资？私立大学你不投，公立大学还投不投？国有企业该是产业吧，还给不给投资？还有许多产业，政府不也投吗？为何高等教育因其有一个产业名分就不投了呢？
实质上，虽都叫投资，却也有差别，一则是有偿的，一则是无偿的。政府给大学的投资曾经基本上是无偿的，维护这种无偿性，或者是有法可依，纳税人赞成的，或者是，高等教育确实被认为属于非产业性事业。否则，它为什么无偿给你？除非钱多得实在无处可花了。
私立大学出现了，并且，政府压根儿不给它投资。这两方面的事实又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是否同为高等教育，为何有此有彼？对公立大学，你无偿投入几十年了，它已“长大成人”了，更能“自食其力”了，为何继续投，而新生、脆弱的民办大学，你不投？
很可能，政府不给私立大学无偿投入是对的，而给公立大学无偿投入就对吗？如果都不是无偿的，那么，给谁投都是对的，就剩下一个投资评估问题。
政府的无偿投入应是严格审慎选择的。大约所选择的项目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极为珍贵，对民众，对民族，对纳税人；第二，没有或很少利益回报的，因而一般资本没有兴趣过问的，难以开发市场的。
在各种教育中，什么更符合政府无偿投入的条件？高等教育，还是初等教育？
先看看两者的区别：
——初等教育的主要受惠者是政府，高等教育的主要受惠者是求学者。
——初等教育的普及化意味着100％适龄儿童上学，高等教育普及化有一个大家都谈论的50％标准（以18～22岁之间的青年人为基数）。
——初等教育应是义务教育，政府和当事人都有义务，不想上学的也得上学；高等教育应是非义务的，其普及之含义相当于想上大学的年轻人都可找到一所大学（并非一定是某一所大学）上。
以上三点，第三点是应然性判断，第一点是实然性判断，应然之判断是基于实然之判断的。
小学教育，珍贵在何处？全民族素质之保证，政府一切行为有效之基础。小学教育，近期的利益回报在哪里？市场最多只对“贵族”小学有兴趣，但任何一个富裕国家也不可能全民皆“贵族”吧？小学教育，稍宽一点说，初等教育更符合政府无偿投入之条件。
大学“出人才、出成果”的任务使之可能而且必须进入市场，在各类学校中惟一称得上“高投入、高回报”的大学的这一特征，为大学与个体之间形成市场关系提供了基础。政府对大学投入的无偿性也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基础，政府也实际地开始了走向取消无偿的进程。
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无疑更为合理，更为公平。中国政府事实上在近十年来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既可以叫做产业化进程，又可以叫做合理化进程。以下几个方面都能体现政府这种变革的性质：
——缴纳学费的制度的建立，这已经体现了“成本分担”原则。虽有适当控制，但公立大学也进入收费行列，一方面是有利于减弱投入的无偿性，同时又沟通了大学与消费者（学生或其家长）之间的直接产业关系。
——通过设立各种项目和基金，使这一部分投入直接与大学的“产品”相联系，这是投入与产出的一种直接联系，更明显地消除了无偿性，当然也就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了高等教育产业性。
——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从形式上看是政府的一种变革，从内容上看是增加了大学产业性收入来源及其比重，实质上也加速了产业化。
——包分配制度的取消，其合理性从否定的意义上说更方便：少数免费享受最好教育资源且即将获得较好收益、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其就业保障也曾是远远高于大众的。这种不合理制度的变革远不是那样轻松的，虽然它所发出的信息既简明又合理，既合理又简明：请走向就业市场。
如果高等教育投资的性质进一步变革，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只有教育行政部门投资的积极性而无财政部门的积极性？甚至，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其他资本投入的积极性，如果改革进一步深入的话。
事实显示，近十余年来，中国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推行了高等教育产业政策，不仅有文件，还有随着文件而发生的行动。很可能，我们相关的理论还跟不上，否则，为什么在某个并非无足轻重的范围内总是缠绕着“高等教育是否产业”的争论，而且颇有点像过去“姓资姓社”争论的味道？
政府不是做理论工作的（虽然要有理论），大学却是做理论工作的（虽然不只是做理论）。理论工作的繁荣不仅有助于政府决策的制定，而且有利于决策的执行。可惜，大学应作的事做得不充分，也不很漂亮。当然，政府也不能不问自己：大学的这种贫乏无力，是否也包含有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大学和政府都还有许许多多需要反思的东西。
三 与西方高等教育市场化之比较
就高等教育产业而言，中国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却又是理论困扰最多的国家之一。仍是理论与实践的某种不和谐，如果更和谐，情况会更好；同时，似乎我们更有理由指望走向更和谐的局面。
我们再不必以为现实就是可以摸得着、闻得到、尝得出的那些东西。观念、理论的存在不也是现实吗？“教育在美国是一个巨大的产业。”[8]这是一个观念现实，同时又指出了另一种现实，一种几乎不再争议的观念，一种活生生的产业现实，无形而有形的。不同的是，在美国已基本不存在那种理论困扰。
“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是私立教育而不是公立教育；在很长的时间内，私立教育占统治地位。只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欧美国家强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公立教育才逐渐占主导地位。”[9]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则主要不出自“强制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主要出自意识形态的原因致使公立教育或公共教育占统治地位。教育产生于人的本性，而且社会从不同的角度注意到它的作用和力量，进而介入教育，这才有了社会的教育，国家的教育，公共教育——教育的历史是这样的。北大、清华是（清）政府办的，加之，从上世纪50年代起的30多年里兴建的大学都是政府办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可能给了人特殊的感觉。
“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国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教育是否发生了相应的足以适应社会经济巨大变革需要的变化呢？答案是否定的。”“公共教育计划管理的主要问题是官僚主义严重，制度僵化，灵活性和适应性差，缺乏竞争和活力。”[10]以什么变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教育私营化（并不等同于私有化），引入市场运作方式，便是这种变革。“教育市场化以竞争求效率、求特色、求提高教育投入的产出效益，而竞争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灵魂。”“市场竞争理论”、“消费者主权理论”、“教育公平理论”、“成本分担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为教育私营化的发展提供着指导”[10]。“私立学校学生家长对学校、教师、学校的学业标准和学校纪律这四项的满意度分别为80％、76％、83％和84％，而公立学校学生家长对这四项的满意度则分别为51％、58％、55％、56％，二者呈现出了强烈的反差。”[10]
“近十几年来，教育私营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为什么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教育私营化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潮流呢”[10]？西方也寻求了一系列理论支持。其中就包括了教育与经济的“一致性”理论。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在英国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是这种潮流中的一部分。当时的英国教育大臣贝克1987年在议会下院说：“在已往的四十年里，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建立在1944年《巴特勒教育法》规定的框架之上的……我们需要为这个制度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它已成了一种生产者主导的制度，无法对以往的十年里日益急迫的改革要求作出敏锐的反应”，从而，“教育改革应该着眼于建立一个消费者主导的体制”[11]。更一般的信念是这样的：“盲目的、非计划的和没有协调的市场智慧完全优于精心研究的、理性的、系统的、善意的、合作的、有科学依据和尊重数据事实的政府计划。……市场体制是国民财富的最佳发生器：它能够以人类思维不能理解的方式，在没有强制、指导和官僚干预的情况下，协调和满足无数个体的不同需要。”[11]
在我们这里某些人拒谈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同时，“‘市场化’是近十年来欧洲高等教育文献中出现最为频繁、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12]。两相比较，又让我们感到，我们不止一次地吃亏，不止一次地陷于理论困扰和不休的争论带来的尴尬处境。
从私营化，到公营化，再到私营化，这不是回到了起点，首先是，虽然是私营化，但并非私有化；虽然走向消费者主导而非生产者主导，但政府的作用不是消失，而是在变革中变得更有力；此外，不仅整个社会的功能之完善非起始时可比，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亦非原初可比。即便如此之不同，却也显示了教育本性的回归，人的本性的回归。
这种变革，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政府放弃通过生产者主导体制去对高等教育进行控制的想法，或者说，把自己需要控制和干预的事项限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主要通过立法、指导、监督……去发挥作用，在充分的发展市场运作积极性方面发挥作用，站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旁，而不是之内。
伴随着那些观念现实、理论现实的是，西方国家的教育产业迅速发展的现实。“全球教育产业市场容量为2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的教育产业市场容量为7400亿美元”[13]。占世界人口不到1/20的美国，占去教育产业市场容量的1/3以上。而其赢利性教育机构的总收入在1999年就达到了95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1.1％[13]。它拥有5.9万个高等教育商业机构，创造了350万个工作岗位。
伴随着教育产业化、教育国际化，还有一个教育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现实。“外国留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带来110多亿美元的收入”[14]，培养外国留学生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获得国外资金的产业[14]；十年前，教育输出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九大外汇来源[14]。拒绝高等教育产业概念的中国同行们当如何看待这种世界情势？
中国高等教育事实上的产业化进程仍然是令人鼓舞的，这得益于中国政府明确而坚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及其对高等教育产生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中国高等教育产业理论的落后是令人担忧的。“存在决定意识”的那个“决定”并不总是直接有力和迅捷的，但是已有的存在和现实给我们足够的信心。
四 大学精神与产业精神
我们仍然把学术与产业联系在一起，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它们本在一起。
或者是过于近视，以为市场都是鼠目寸光的，看不见未来的；或者是过于远视，以为学术与产业是遥不可及的，永远与市场无缘……
对于学术与产业的联系，大约也需要一点点想象力才能把握到，然而，大学不会连这一点想象力也没有吧？“卢浮宫、米兰歌剧院、费城交响乐团、毕尔巴鄂美术馆……多少城市的名字是与它世界一流的文化机构联系在一起呢？这些著名的文化品牌，按麦肯锡公司的算法，又为其带来了多少经济效益？”[15]大学难道不能比这些城市更富想象力，比麦肯锡公司更会计算吗？文化与经济效益那样联系着，学术与产业怎样联系着，我们都能想象。
不是说大学仍少不了象牙塔里的工作、故纸堆里的研究吗？或者可以像我们需要哲学那样去思考，或者把大学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体来理解，它是多元的，又是整体的，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而与产业相连——对于这一点，如果有了把握上述问题的想象力不需要再花更多的工夫就可理解了。在思辨上，可以而且需要把它们掰开；在运行时，可以而且需要将它们整合。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是既分又合的；在我们的现实大学生活中，它们也应当是既分且合的。
如果大学只有象牙塔和故纸堆里的工作，只有思辨的工作，甚至只有基础理论工作，那么，它还很难由边缘走向中心。同时，大学走向中心时又不失其理性主义的光辉，这就必然要把大学精神与产业精神融合起来；虽然它们本是合的，但不一定是融合，不一定是融洽而和谐的。片面总是会伴随我们的，片面是走向全面的一步，但是片面性总是容易妨碍我们的；片面帮助我们走向全面，片面性阻碍我们走向全面。什么是全面，什么是我们的全部呢？并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
其实，由片面到全面，并不只是一个量的变化，并不是只要算算加法就可解决的问题。乌托邦不知道物质的意义，物质主义者不知道精神的价值。我们时而持久地批判“唯生产力论”，时而又不小心、不经意地陷于拜物主义了——不总是没有到达全面吗？所以，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过分的轻松，就是遗忘了历史的沉重。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何被称为是科学的呢？就是因为这种理论、这种哲学是和谐的，是把物质与精神融在一起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怎样的社会呢？它“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16]（第4卷，第371页），同时，它又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6]（第42卷，第373页）。人的解放导致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亦将进一步促进人的解放，这样走向和谐，走向物质与精神在更高水平上的协调发展，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
那种和谐只是一种理想吗？那也是一个过程，马克思就充分肯定过“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的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16]（第46卷，第532页）。物质与精神（个性）的发展是相联系着来看的。
我们的社会理想中，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二是人的充分发展，而核心是后者。大学容易关注到这个核心，但若没有关注到另一基本方面，就不算对那个核心，从而对那个理想有很好的把握。
哈佛创建之初，仅“有一个小院子、一间房子、一个教师、12个学生”，那也是一种水平，在物质与学术上低等程度下的统一，低水平的统一，统一的低水平。如今它的总投资已达87亿美元，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并无政府的无偿资助[17]。并且，请注意“哈佛大学资产年报酬率高达20％”[14]。如今，哈佛大学也是一种统一，高水平的统一，物质与学术的高水平统一，大学精神与产业精神的统一。
物质与精神、产业与学术，获得似是同时的；失去是不是也同时呢？某些中国大学（不乏著名者），过分聆听政府而缺乏学术精神；又由于过分依靠无偿财政投入而缺乏产业精神，似也是同时的。
其实，不仅有赵靖教授对市场经济的一般肯定，而且，真正优秀的实业家是首先为消费者着眼的；真正有眼光的实业家是十分懂得精神价值的。
完全有理由相信，真正优秀的教育家是绝对优先为人（首先是学生）的；真正有眼光的教育家是十分懂得产业意义的，甚至需要企业家精神的。
大学需要清高，也许它本就清高，否则还不一定是优秀的大学。那只是因为它做着高深学问吗？为什么还不因它也创造着巨额财富呢？后者仅仅是实业家的事吗？大学可以比实业家更为清高，因为这里主要以心智活动的方式，以创造人的发展前景的方式创造着财富。有三个重大的变化：物质生产越来越依靠精神活动；精神活动本身越来越成为精神生产；人力本身成了资本，而且成为增值很快的资本，关于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首要要素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视为资本。这三大变化使大学当之无愧地拥有资本和财富。
其实，中国大学的清高是可怜的，它在强大的社会面前实际上是脆弱的；它在铿锵作响的经济面前是衣衫褴褛的；……它更多的不是清高，而是清贫。传统的心态中，误把清贫与清高相连，且与不食人间烟火相连，学人不耻于生意人，学校没有买卖和销售……
一切都将进入交易吗？一切都将进入产业，并非一切等于产业。一切进入市场，并非进入一切交易，仍然有肮脏的交易，伦理和学术良心决不进入这种交易。今日的大学倒是特别提醒自己了：不要有“权学交易”，不要有“钱学交易”，有权就可弄到文凭，有钱就可买到文凭（而非真才实学），这件事大学应承担主要责任，尽管你也多少可以怨环境，然而，没有谁有力量把你拖进这种肮脏的交易中，脚长在你身上，是你自己迈进去的。还可以说，是你自己让自己不值钱了，这与产业精神无关。
任何行为都是为着交易吗？“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就不是为了交易，热爱和兴趣本身就可以产生强大的动力，至于作为科学、学术或艺术的成果后来产生了经济效益、进入了交易甚至获得巨额收益，那可以叫做忘物而有物，那是“身外之物”，却也是“身内之物”的派生物，虽不是当初的刻意追求。
安于清贫的教授，往往是大学的精华，但大学亏待他们的危险是存在的。实际上，他们富有，精神上的富有，但大学管理者应明白：他们不只具有精神价值。
“忘我”仍然是大学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但忘我的前提是有我，有可忘之我。从已有的我，达到忘我，从忘我而获得更高大的我。所以，有我而忘我，忘我而有我。这又是可以达到物质与精神在更高境界统一起来的条件。有物而忘物，忘物而有物——是同样的道理。
大学精神与产业精神是什么关系呢？也许需要一个一般情况下无需挑明的约定：这两种精神都是在褒义下讲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精神一词犹如道德一词，是中性的）。有此约定，那么就很清楚了，产业精神应是大学精神，特别是今日大学精神的一部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却是必要的一部分。对于信仰自由教育精神、以探求高深学问为己任的大学，产业精神都不应当是受到排斥的，充其量，它在这里以一种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
学校不是商场，学校不是企业，学校有生产，但它主要的是精神生产，因此，大学必须是独特的。然而，大学也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当大学无论如何要与经济、与物质生产相联系时，它也要运用经济生活的某些规律，还要善于运用。
一般所称的“大学是学术的殿堂”、“大学是‘探究场所’”（伯顿·克拉克语）、“大学是创造的圣地”，这些话对大学是永远珍贵的，但是“大学是经济生活的原动力”也作了补充性描述，大学是站在社会顶端（不是之外，不是对面），而且是以更高境界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融为一个世界，简言之，大学是高境界的和谐世界。
以为与物质、与产业、与商品分割开来，以为它们乃异己之物，以为只有这样看才是一种崇高，那至少是一种盲目，或者是麻木。大学不应该再有这种有害于我们的麻木或盲目。
大学追求崇高的学术理想，大学以高尚精神之培植为己任，大学的灵魂是学术伴随的精神。然而，离开了肉体的灵魂是否存在，是人类探寻了数千年而尚无谜底的问题。
自由教育理想并不自然而然地与产业化相融洽，可是，只要我们不忘记自由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本身就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那么，今日仍持自由教育理想的大学，也应当更明白产业精神与大学精神的相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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