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及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女子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响亮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但他同时又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因此可以说，实际上“有教无类”的口号是仅仅针对男子而言的，而广大女子则被排斥在“有教无类”的范围之外。长期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我国封建社会传统女学特征的高度概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女子教育长期被排斥在正规的学制之外。也就是说，在近代之前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正规的女子教育。“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司，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1] 伴随着我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风雨飘摇之中，中国传统女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2]，与传统女学截然不同的近代女子教育应运而生了。在我国近代史上，外国传教士结合传教布道的需要开办了一系列的教会女子学校，部分国内有识之士则以“强国保种”为目的而兴办了各类女子学校。本文主要论及国内有识之士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近代女子教育产生及发展的背景
1、教会女学的传入
“近代女子教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3]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暴和侵略，西方的文化、宗教等也随之而来踏入了中华大地。以传教为目的，各国传教士纷纷创办起了教会女子学校，尽管这些学校“非专门教育家所设立，其意图也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的进步，而是以学校为一种辅助之物，以助宣传福音之业”[4]，但是在客观上还是打破了中国女子长期没有专门教育的传统局面，开创了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先例，为国人创办女子学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模本。面对国土上逐渐出现并不断增多的教会女子学校，一些有识之士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强烈呼吁要创办中国自己的女子学校。“泰西女学，骈滇都鄙，业医课蒙，专于女师。……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5]“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6] 可以这么说，教会女学的出现，客观上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情感，促进了国人自办女学的产生和发展。
2、留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受西方教会女学的影响之外，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方女学的传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并以传教为目的的，是被动的；而留学教育的兴起则是国人为寻求国富民强之策而主动向外界学习，更多地体现了主动性。在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中，女子也争得了一席之地。留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看到了“欧美诸国，女学校林立于都会，女学生络绎于道途”[7]，“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8]，而国内女子不学、女子无业的现象地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她们深刻认识到了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们归国后，或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展示与众，或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或积极发展近代女子教育，为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进步政治势力的鼓吹与推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诸多代表进步思想的政治派别都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为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天亩制度》中就体现了朦胧的男女平等思想，而在洋务运动中，“民族资本最初投资的缫丝厂、纺织厂主要招收女工，使一些妇女走出家门，参加了大工业的生产劳动，从而在较大范围内，改变了有史以来女子仅仅局限于家庭的生活方式”[9]，这种朦胧的男女平等思想和妇女走向社会的事实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前奏；面对教会女学的出现，晚清进步知识分子既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也开始对“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郑观应、宋恕、陈炽等人都提出了“兴女学”的主张；甲午战争溃败之后，维新派把女子教育作为社会改良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女子教育为强国保种之本”的女子教育观；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男女平权，提出了“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的女子教育观；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出了“以提高妇女自觉意识”为主导的女子教育观。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代表进步思想的政治势力的鼓吹与推动贯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始终，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4、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芽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妇女要从家庭走向社会并参加生产劳动，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技艺，当然也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
二、近代发展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方面是列强的铁蹄蹂躏，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国力积弱，在这种鲜明的反差之中，近代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猛烈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之瞀儒”之言，提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中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10]
1、女子接受教育，是相夫宜家之需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大家固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准则，女子不需要接受正规教育，“惟知洞其耳、梏其足、涂饰其面目，一若仅供天地间玩好之用”[11]，“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以至于造成家庭不和睦，导致一些豪杰倜傥之士“终日引而置之床第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12] 经元善、郑观应针锋相对地指出：“惟治国之要必本齐家，事理之繁尤资内助”[13]，“女子治内，然其当尽之道，当为之事，何减男子。相夫教子，迎宾送舅，在在皆有学问焉”，而且“天下者，家之积，家者，夫妇之积。吾未见家道不正，天下可得而治也。世徒知男子不读书为无学，不可以齐家，而乌知女子关系为尤重耶？”[14] 因此，妇女“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15] 可以看出，经元善、郑观应均把发展女子教育作为家庭和睦的根本和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女子接受教育，可以“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16]；反之，不积极发展女子教育，而“日望天下之贤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女事其父，使家庭雍睦，闾里熙攘，仁义之风播于国，敦厚之化遍于都，……不亦难乎？”[17]
2、女子接受教育，是强国富民之需
国家要富强，必须人人都有职业、都能自养，而当时中国“约居其半”的女子不读书、无职业。维新派认为，女子不从事职业，就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就不能促使国家富强；反之，女子要就业，则“非经学问不能达也”[18]。因此，“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他们借用西方“生利分利”理论，指出女子不接受教育、不从事职业的严重危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19] 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经验来看，不论是西方全盛之美国，还是东方新兴之日本，发展女子教育都对强国富民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20] 由此可见，要强国富民，就必须使国人无论男女都能执一业而足以自养。因此，必须通过发展教育来培养女子自养、自立的能力，使她们能够参加生产劳动，从而为国家的富强而贡献力量。
3、女子接受教育，是儿童早期教育之需
女子接受教育，对于子女的早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女子接受教育，有利于进行胎教。“育才之道，根于胎教。女子读书明理，就有用之艺，学经世之术，志量廓然，能知大体，断无有妇姑诟詈娣姒起衅之丑。夫妇之间，互相勉励学业，有文明思想，则生子聪明寿考，种类愈优，此进化进种之微旨也。”[21] 另一方面，女子接受教育，有利于优化蒙养教育。“西人蒙塾，多用女师，盖以其专精静细也。……初生之赤子，天性纯一，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其势而利导之。且孩提之童，狎母而畏父，习于父者寡，成于母者多，幼之所学，壮而行焉，引线之差，视乎起点，九层之台，立于初基。”[22] 七岁之下的孩童，在学问之理、立身处世之道方面“皆由母教定其始基而善诱之”[23]，如果母亲“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就比较容易引导孩子成才。身为母亲的女子，“教男子居其半，教妇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原亦出于妇人，故妇学为保种之权舆也”。不论是进行胎教，还是优化蒙养教育，女子接受教育都是不断提高下一代人口素质的必然要求。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女学不兴，蒙养教育更无从谈起。“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24]
4、女子接受教育，是形成自强、独立人格之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广大女子不接受教育，没有自营生计的能力，“少则待食于其父，长则待食于其夫，老则待食于其子”。[25] 中国女子之所以不能独立，原因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能力不强，则无独立之资格；见解不深，不知自由之界限；不善交际，不足以感化家庭；不富公德，不足以担任教育；昧于大义，不足以参国政；暗于抉择，不足以交吉士。”[26] 从表面上看，这是女权堕落的结果，而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女子教育不兴所导致的恶果。要改变这种现实状况，就必须提倡女权，必须使女子求学、自立，而发展女子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女子不患无权，患无驭权之资格；不患无驭权之资格，患无驭之预备。预备为何？曰教育而已。是故对无教育之女子而语以女权，是犹对三尺童子而语以自由，对田夫野老而语以民权，其有不紊乱败坏者鲜矣”。[27] 因此，为了培养女子自强、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大力发展女子教育。
三、广立女学是近代发展女子教育的主要途径
在我国近代史上，创设女子学校是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共同呼声。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强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并大力发展女子教育。“其学校之制，凡男女八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幼学处所，男女并同。及其长也，别为女学以教之。学分三等，循序而升，……。故美、法之女，有为臬司者，英、美之女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者，类皆与男无异。”[28] 因此，中国也应该创设各级各类女子学校，来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宋恕认为：应“取法日本，下教育令，民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每县乡聚连(乡聚别章)均置男女校各一区，校费派捐于本县乡聚连，校师公举于本县乡聚连，课程酌集外国之长，……。依日本科举法，某学有成，给某学士某学博士号，女子一体给予。”[29] 郑观应提出，应“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匾赠物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30] 康同薇主张：“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义，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校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31]
正是在这些有识之士的呼吁之下，经元善于1898年在上海创办了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当时的《时务报》、《国闻报》、《申报》、《字林西报》等国内外有影响的报纸都争先报道了女学堂开学的消息。[32] 之后，全国各地闻风响应，苏州兰陵女学、严氏女塾、务本女塾、爱国女社、争存女子学堂、广东移风女学校、公益女学、苏苏女校、女子蚕业学堂、女医学堂、女工传习所等纷纷创立。根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国女子学堂统计表”[33]，当时全国共有428所女学堂、女学生15496人。值得强调的是，这些女子学校中不仅有一般的女塾，而且还有了医学、蚕桑、盲女等方面的专门学堂，这为近代女子成才提供了比较开阔的空间。
这些新型女子学校的宗旨，不外乎智育、体育、德育三大端，“而三者之中，尤以德育为最宜注重”，而女德就是“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仍不外乎孝舅姑、和妯娌、相夫教子等方面，可见其本质还是要做“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女子一生有两大义务，“一为髫龄之义务，一为年长之义务”。其中，髫龄之义务是指，“女子当髫龄之时，必习普通之学。一曰文字。……二曰算数。……凡此二端，皆治家必不可少之事，亦世界凡事之根本也”；年长之义务是指，“若夫年长已嫁，孕育婴孩，保抱幼稚者，则以家庭教育为义务”。[34] 由此可见，这些新型的女子学校中虽设有国文、英文、算术、地理、历史、教育、图画、唱歌、手工等课程，但其目的只不过是“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近代变种”[35]。但是，这些学校的出现毕竟促进了我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进程，鼓励了更多的女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特别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些女子学校纷纷兴起的过程中，女子体育成为了社会各界呼吁的焦点。郑观应、陈炽、维新派代表人物等纷纷撰文论述女子缠足的危害。大多数女子学校设置了体操课，目的在于“使身体各部均齐发育，动作机敏，举止严肃，使知尚协同、守规律之有益”[36]，并有不少女子学校还举行了运动会(如：上海各本女塾及幼稚舍于1905年举行秋季运动会，比赛项目有18项；上海爱国女校于1911年举行春季运动会，比赛项目有21项)。1907年颁发的《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女子缠足最为残害肢体，有乖教育之道，各学堂务一律禁除，力矫弊习。”[37] 沿袭了千余年的缠足陋习的废除和体育、体操的兴起，均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妇女以崭新的姿态步入社会奠定了基础。
除了兴办新型女子学校外，近代发展女子教育的途径还有创立各种女子学会和创办系列女子报刊等。当时，以知识女性为代表的女子学会主要有中国女维新会、共爱会、女界自立会、女子合群求进会、女子参政同盟会、上海女界协进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兴学保险会、留日女学会等40余个；以宣传妇女解放和启发妇女觉悟为主要宗旨的报刊则有《女学报》、《白话报》、《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女子世界》、《女报》等30余种。这些学会和报刊的出现，对于发展近代女子教育，推动近代妇女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近代女子教育的特点
1、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整个社会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女子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着。维新派的鼓吹和宣传为女子教育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力推动将女子教育的实践引向了深入，知识女性的积极参与把女子教育和社会革命有机地融为一体。可以这么说，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和革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又似一股洪流，冲击并瓦解着封建社会种种抑制女子才智的陈规陋习和传统观念”[38]，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社会的变革。
2、近代女子教育享有了合法地位
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制定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把女子教育完全排斥在外，之后的《奏定学堂章程》也只是强调“蒙养家教合一”、以家庭教育包含女子教育。但是，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中，在诸多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国人自办的女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了。面对这股不可逆转的潮流，清政府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四日(1907年3月8日)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对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在立学总义、学科程度、编制设备、教习管理员、考录入学等方面做出了种种规定和要求。虽然，其中不泛“女子师范学堂，以养成女子小学堂教习，并讲习保育幼儿方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于家庭教育为宗旨”，“授修身者务援引古今名人及良媛淑女嘉言懿行，以示劝戒，常使服膺勿忘”，“使习熟计算，适于日用生计，且练习其心思，使进于细密精确”等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根本宗旨的规定；但是，“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存之情状，并本国国势之大要，兼养成其爱国心”，“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等反应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内容也占有了一席之地。[39] 可以说，《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女子享有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合法权利和近代女子教育具有了合法的地位，这也为之后《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强调男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奠定了基础。
3、近代女子教育在重重困难中艰难地发展着
尽管有一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尽管也创办了各类女子学校，但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重重困难中艰难、曲折地发展着。
第一，思想不解放、风气不开明，是近代发展女子教育遇到的一大困难。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教育从未登上过学校教育的大雅之堂，“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对女子教育的基本概括。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难以让人们从思想上很快接受。“拟欲内地广兴女学，而人情难与虑始”[40]，因此近代女子学校的创办者们只能先在“通商既久，渐习西法”的沿海城市(比如上海)办学，以开风气，“徐图推广”，“而内地乡曲儒士，犹以为妇人女子无与于家国事，女校建筑尚少”。[41]
第二，创办者办学热情高涨，但很缺乏办学经验。近代女子学校的创办者，大多原本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比如经正女学的创办者经元善是上海电报局局长)，他们在办学方面并没有多少经验。“发起创办这学堂的人，都不过是抱有一腔热血，想有所助于国家的自强而已。可是他们都不是学校里出身，更不曾到过国外，亲眼目睹他们的办法究竟是怎样的，并且连可资参考的出版物也是没有的。因此，关于学校内部设施，颇有无从措手之感。”[42] 尽管如此，近代女学的创办者们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克服着各种困难，甚至为创办女学而殉身。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馨，在“自知靠劝捐不能解决学校经费时，她给将军副都统写了一封信，痛陈女学兴衰的利害关系，信发出后，便服毒自尽，留下遗言道：‘愿将一死，感动当局，请办学经费，兴女学，图自强。’”[43] 正是在许多创办者的努力和抗争中，近代女子教育才得以在艰难的进程中逐渐发展。
第三，保守势力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在近代史上，反对设立女子学校的人认为，女子教育完全可以包含在家庭教育中。“若设女学，其间流弊甚多，断不相宜；既不能多设女学，即不能多设幼稚园……”，“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于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故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44] 也有稍微进步一点的人士提出：“教学原不仅保育幼儿一事，而此一事为尤要；使全国女子无学，则母教必不能善，幼儿身体断不能强，气质习染断不能美。”虽然“中国女学，今始萌芽，弊端已见。……然使因噎废食，摈二万万女子于学界之外，将来幼稚园及家庭教育无人担任，即各学堂之基础无由建立，是筑室而自毁其址也”，因此，“今日之中国，女学断不可不设，流弊亦断不可不防”。[45] 事实上，保守势力的反对，还不仅停留在语言层面上，广东、湖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女子学校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被迫解散。《女子世界》第九期刊发《哀女界》一文，谈到“乃返顾世俗，阻力方坚。……裴景福、丁仁长之禁广东女学，德某之禁常州女学，近则湖北已成之女学校且为张之洞所解散。……有权力者实行其破坏女学、阻遏女权之政策；无权力者则冷嘲热骂、以播谣诼于社会。”[46] 由此可见，作为新生事物，近代女子教育在保守势力的破坏和阻挠中曲折地发展着。
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是西学东渐和我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近代女子教育在各个方面仍然带着传统的封建色彩，这是历史的局限。但是，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促使妇女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参加生产劳动，甚至参与政治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