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邱华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新写实小说”或“先锋小说”以其对终极价值追索的舍弃、对旧有价值模式的拆解及激进的形式革命给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那么，以邱华栋、朱文、何顿、张旻、东西、徐坤、毕飞宇、祁智、李冯、刁斗、韩东、鲁羊等为代表的所谓“晚生代”作家的出现，构成了90年代小说界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线。从这批小说家的创作实绩考察，他们并非以叙事技巧与叙事语言选择的创新使人振奋，而是凭其在题材领域的开拓即对当下文化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极富深度的人性挖掘，表现90年代“存在与虚无”的形而下叙述及形而上思考而令人感到沉重，从而变得深沉起来。在他们的写作中，文学相对进入了一个平缓期，这些作家不再对社会的、历史的大问题发生浓厚兴趣，那种迷失感隐藏在时尚性写作之下，文学写作普遍成为即时写作。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人与人、人与环境、生活方式、两性关系的主题与倾向，宗教和深度思想已暂时消退，浪漫主义进一步削弱，非批判的现实主义蔓延开来（注：参阅吴亮：《批评者说·九十年代的写作、艺术和流行文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晚生代”小说成为“后新时期”文学发展中极为重要的内容。这里，我们以其代表作家邱华栋的小说创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邱华栋小说欲望化叙述表现形态的分析和评判，特别是他对当下人们生存的精神虚无、伦理价值等精神意向的探索，进一步认识“晚生代”作家的写作品性以及作品的价值、意义所在。
一
可以说，在90年代还没有一个小说家像邱华栋这样，在大量的几乎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中倾尽全力地表现人的欲望与梦幻，表现欲望在现实、在现代城市中的极度膨胀和消长，并通过对欲望的展示，表现城市与人性、欲望支撑下的人性在生活中的错位，表现当下的生活与时代的本性。我们感觉，邱华栋像一个穿行在欲望沟壑中的刺客，以他年轻人所具有的非凡的勇气与胆识，在稠密的城市与人群中游历并记录下亦喜亦悲或难言悲喜的生动故事。
邱华栋的写作，充分表现出他对人的自然天性和基本欲望的肯定。当代的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弛、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了它那绚丽的画卷。欲望是‘生活之父’，是生活程序的软件”（注：谢选骏：《荒漠·甘泉》，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当代中国自80年代迈进90年代以来，一个无欲的社会已经在时代的阵痛中轰然坍塌，而在那片瓦砾与废墟之上，欲望的洪流开始在这个现实世界的每一条街道流淌，这种欲望的冲击使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这些欲望的生成则集中在现代城市。进入90年代，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才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而大批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成为城市新移民，充分表现出整个社会、时代的骚动不宁。邱华栋的小说充分表现着都市空间本身的成功扩展和膨胀、现代生活节率推进的快感与高速旋转后精神坐标的倾斜。那么邱华栋是怎样表现这种文化上的激进和其对世俗的认同呢？
事实上，现代城市环境加剧了人的欲望的膨胀，加速了对欲望满足的渴望，这种近乎疯狂的对欲望的追逐也很容易使人的精神走向虚无。
邱华栋小说中最早出现的是一批城市的“闯入者”的形象。《手上的星光》中的“我”、杨哭和林薇，《闯入者》中的吕安、赫建和杨灵，长篇小说《城市战车》中那一大群青年艺术家，构成了现代都市轮盘中活跃的分子或细胞。
我的杨哭从东部一座小城市来到北京，打算在这里碰碰运气。我们都很年轻，因此自认为赌得起……我们都是属于通常所说“怀揣著梦想”的那类人。我和杨哭除了梦想，便口袋空空，一文不名。但我们至少都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们俩离开青春时代还不算太久，因此保留了足够的热情打算把剩下的青春年景在这座城市中消耗掉，借以换取我们想得到的东西。
——《手上的星光》
在黑暗之中，这一地区仿佛是升浮起来的岛屿，有多少快乐的人群在那里欢宴！那些被高级商场与名牌轿车吞吐的男人和女人则像是一个种群，他们的笑容与声音混合着淫靡的气息与华贵的灯光，构成了城市森林中迷人又叫人厌弃的风景。这时候吕安忽然产生了一种幻觉，他觉得自己是这座森林中的一只鸟，一只奇怪的鸟，也许还瘸了一条腿，像某种鹳类那样在大街边向城市眺望。
——《闯入者》
邱华栋首先把城市置于人物面前，让他们感受城市那老虎机般“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展与膨胀”，然后，他们怀着异常复杂、迥异的心态眺望城市，走近城市的玻璃山。人仿佛成了被放出的“笼中困兽”突然有机会去较斗。一方面邱华栋极力渲染着城市之“恶”，一方面又让人怀着亦爱亦恨的心态充满自信地去投入其中，诸如“各自投入绞肉机一样的北京和深圳，像一块带着血丝的肉那样和很多城市肉渣一起搅拌着。这两座城市都同样有吞吃各自人性与肉体的好胃口。”城市越来越使人在欲望云海中变成平面人，成为人的庞大的敌人。可人们依然像吸食鸦片一样成瘾，在半梦半醒之间穿梭，最后迷失于巨大的城市盆地，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必须要去爬那些玻璃山一样的城市楼厦，“肯定有人在这里摔得粉身碎骨，也肯定有人抓上了那些玻璃山，接受了城市的认同，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内欣赏在外面攀援的其他人，欣赏他们摔下去时的美丽弧线”。在这充满刺激的欲望拉力赛中，人性的丑陋在城市阔大的空间里演绎出无数生动的环境戏剧。说到底，城市诱发了无数的欲望之火，欲望又营造了残酷的生活之恶。杨哭、吕安、林薇算是城市欲望的幸运者和成功者，但在他人追逐欲望的过程中几乎全部丧失了自我，无不引发生命本身的阵痛。也许生命就是痛苦的，这种痛苦的存在才能激发生命的潜能。生命不是积极保护，而是积极扩张。邱华栋用富有激情的文字写人在欲望追逐中所经历的痛苦，正视人与现实的种种冲突，在冲突中领略人生，求证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各种欲望，作为反抗环境压力的“生理需要”而存在、而活动起来，倘若无视或不顾及这些需要，有机生命就会趋于解体。所以，“欲望成为维持有机体正常生存必不可少的积极形式。”（注：谢选骏：《荒漠·甘泉》，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邱华栋小说中的“闯入者”们都试图在酷烈的生存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摆脱城市造成的物质与精神巨大反差下的阴影。他们找寻的只是某种约是俗成的结果，而不是找寻的过程，意义在他们那里变得荒唐而又可笑起来，《环境戏剧人》中主人公的精神之旅就遭到世俗生活的重创，他们自身的行为方式也显得无可奈何，自我迷失，价值失衡，精神因落地无着而走向虚无。
邱华栋既表现欲望追逐中的虚无，也描述欲望满足达成后的虚妄。这在几个女性人物那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之恶》中的吴雪雯和眉宇，是两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形象。生活之役扭曲了她们的灵魂，把她们放逐到欲望之壑的边缘，她们便放逐自己的灵魂，从此开始向男人们的游戏与征逐，以为感情完全是一场空，只有从男人那里得来的其它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她们放纵欲望，向生活疯狂地报复。吴雪雯以摧垮男人的意志，折磨他们的情感为快感，在物质欲望的极大满足后走向虚妄苍白的人生之路。最终以收集与之有过两性关系的男人内裤为乐趣，欲报复生活，结果却被生活吞噬而走上欲望的祭坛。眉宁的欲望之船似乎是在不知不觉、稍不留意中驶向邪恶的港湾。在与罗东的一场肉体交易中，眉宁的灵魂发生了裂变，以丧失与尚西林的圣洁之爱为代价，使自己加入原本不属于她的生活序列。她义无返顾地踏着欲望的节奏，成为一个高级妓女，一个真正的城市空心人。眉宁的选择似乎比吴雪雯、林薇更令人感到震颤，更使人感到世俗力量的强大。而在晚近的长篇《蝇眼·午夜狂欢》中，于磊的幻像游历、秦杰的神经麻木症、何晓的“飞行死亡”所表现出的欲望满足后的虚妄达到了巅峰和极致。他们被置入了想超越虚无而不能的尴尬窘境，灵魂在世俗欲望的泥沼中无法真正地飞翔起来。
对欲望的过分追逐使现实呈现出非和谐的生活状态。应该承认，和谐不是历史前进的方式，而是历史平衡的方式，平衡很差，并使人获得一种宁静心理，但平衡没有力量。社会、历史是在对立、倾斜和超过限度后而产生的力量作用下前进的（注：参阅曹文轩：《思维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邱华栋的叙述似乎在用形象反复说着黑格尔那句至理名言：“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理所当然的合理性。这也是他对世俗欲望的认同，任何人的行为都源于他的世俗利益，又源于他的精神需要，而只要他做这件事是为了“活得更好”。因此，我们很难说清楚邱华栋赋予人物的是悲剧还是喜剧，也就很难将其存在的动因简单地归之于社会或人性的层次，但终究使我们的灵魂产生剧烈的震撼，这种力量之大留给我们更大的想象的空间，引导启发着一种颇具哲学兴味的存在探寻。
二
无疑，邱华栋创作了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当下时代的文本，所以，我们在他的作品中获得了一种写实与虚构之间的阅读感觉。可以说，邱华栋、何顿、朱文、东西等与苏童、格非、余华、北村是一代人，都是具有“历史晚生感”的文化贫血者，是对自身历史有着苍白记忆的群体。但面对过去和现实，他们的写作姿态与内容、审美价值取向都表现出迥然的差异。新生代的邱华栋们的叙述直面世俗，他们不像苏童、格非、余华、北村们沉醉于自己的想象世界进行主观抒情式叙述，“编造”重塑历史，而是目光凝视当下现实，深陷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泥潭。在表现形式上也不似苏童们迷恋于狂热的语言组织过程，改变言说方式，改变感受世界、事物、人物的方式，也不追求新颖的语言世界，而是一味地让人们直接“呼吸”，亲自去倾听“耳光响亮”（注：《呼吸》和《耳光响亮》分别是晚生代小说家祁智和东西的长篇小说。），让人们确切地认知身在其中的现实生活与当下人生。这样在邱华栋的小说中，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基本对应的关系，呈现出容易让人理喻，没有符号化的欲望表象化书写。人性的冲动、现代人的处境、生活的存在形态在解读中就给人朴素的颗粒般的质感。也可以说，这种对当下生活的即时性叙事，是邱华栋竭力回到生活本身以此来遏制语言叙事中惯性的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写作活动。所以，我们在他的小说中听到了隐蔽的叙述者和公开叙述者两种声音的交替出现。
在《蝇眼》这部被作者自称为拼贴式的小说中，作家交叉使用不同的叙事视角和话语表达形式，并通过“观察者”、“参与者”完成这一叙事情境及主题意蕴。
《蝇眼·天使的洁白》选择的就是一个“城市观察者”的角度。袁劲松以故事的主人公身份参与生活，可以说也是邱华栋叙述的视角。作家甚至觉得“参与者”视角不足以表现更深层的生活品性，而给袁劲松以双重身份。袁劲松在现代城市的“恶之流”中追寻海德格尔的境界而不得，变得焦虑不安，孤独难耐。他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在陌生的人群中走动，并在风中竖起风衣的领子，“而孤独这个可怕的虫子咬噬着他那颗被黑夜浸泡的心”。他不可能诗意地安居。他开始厌弃城市，开始疯狂地对生活进行照像式地捕捉，试图洗印出生活的底色，显现城市既诱人又令人恐惧的两面性特征。袁劲松用另一只眼重新打量审视生活，重新构建自己的精神大厦，是为了摆脱虚无的折磨和世俗性存在烦恼对他的困扰。这暗含着邱华栋小说的母题，即都市欲望化生活的迷乱及其反抗。同时，正如邱华栋所言：“为什么要把这样一部小说命名为《蝇眼》？显然，苍蝇的眼睛是一双复眼，而作为我本人，也是在用这种分裂的、重叠的眼睛去观察当代生活。也许在一双蝇眼的注视下，当代生活过于碎片化、信息化、物欲化、恶梦化、残酷化，而实际上这其中包含了很多生活本身真实的意味儿。”（注：邱华东：《蝇眼·后记》，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最终袁劲松在发现劫匪产生的“刺激”中兴奋起来。邱华栋没有在社会责任感的层面挖掘袁劲松生命的亮色，而着力表现他在审视生活、发现自我生命潜能、提升自己存在根据的自觉，这也表现着观察者的自觉意识。
在邱华栋的大量作品中，经常以分开叙述者身份出现并贯穿一系列作品的还有“写作者”形象。“写作者”采取更多的是描写、叙述之外的评论式话语行为，评论性话语中又以判断性化居多。
她从杨哭那儿找到了久已逝去的青春的激情与甜蜜。这就是当代城市的情感，以当下为主流精神，以欲望为核心，迅速、火热、刺激，偷偷摸摸而又稍纵即逝。
——《手上的星光》
每天发生的各种现实事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在这个他娘的什么都在结构的时代里戏剧的真正精神早已萎缩，已退化为乏味无聊的、充斥在电视台上各个电视频道的肥皂剧。
——《环境戏剧人》
从这些话语叙述中，我们从更深的层面感受、认识到叙述者或作家写作所依据的某些外在价值、信仰、道德标准。邱华栋有时还在作品中运用接近“元叙事”的写法，这时，很难分辨作家本人与“写作者”、叙述人三者的界限。《手上的星光》、《把我捆住》、《爬着城市玻璃山》、《环境戏剧人》中的乔可、《闯入者》中的赫建在小说叙事功能上都有着双重存在意味和所指。
文本中“写作者”多次坦言：“我终于决定，也许我会像王朔一样靠写作发财和挣得爱情。我终于决定写作。”“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干什么都是社会的填充物罢了，作家也一样”，“我打算靠写作挣钱与成名”，“我必须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社会迅速分层的时期，我必须要过上舒适的生活。”从叙述学的观点看，“写作者”所言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是作家本人的思考，但我们完全可以把邱华栋与作家刘心武对话时的“公开叙述”视为对“写作者”坦言的印证：
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在利益分化期结束以后，社会重新稳固，社会分层期结束，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
这能让我们感觉到邱华栋逼人的坦率，并深深钦佩他敢于反讽自身的那种自信。作为作家，他丝毫没有避讳谈及自己的世俗欲望：“我已经越来越清晰了，我知道我该写些什么”，“作为更年轻的作家，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去表达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了。”（注：参阅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载《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我们所忧虑的是，坦陈自己写作的世俗动机固然可贵，这似乎揭去了蒙在“写作者”头上的一层神秘面纱，但倘若邱华栋视自己的“世俗欲望”为最高写作境界，最终，欲望化的表达和表达的欲望化是否会扭曲作家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这也许会像另一位“晚生代”作家所说：“当写作成了功能性需要，不再指向任何意义之后，就等于否认了写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同时也等于否认了写作的精神品质。一种不指向任何意义的写作是虚无的写作，它给这个无意义之痛苦日趋严重的世界出示的是消解一切意义的话语证据，尽管这种证据是虚拟的。”（注：刘继明：《相对主义时代的写作》，载《长江文艺》1998年第5期。）也许这种写作的现实功利性最终会丧失写作和自身的存在意义及价值，那样的话，写作倒真的成了当下的即时性选择了。现在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在邱华栋迄今发表的一百余万字的作品中，我们已经读出了许多自己重复自己的叙述者、“写作者”抑或作家本人的声音。而我们所期待的是，邱华栋的“城市战车”真能像他作品中那些青年艺术家们在摇滚式的行为艺术中推陈出新。
人们很难在当下生活中找到可以安顿自己灵魂并在其栖居的精神家园与锚地。现实五光十色的魅力只向我们出示实利和诱惑，它根本无力给人提供新的精神的生长点。所以任何诗意的浪漫的想象都会显得荒唐可笑。我们期待邱华栋在经历了欲望化的阵痛后能更充分地认识到生活本身是变动不定的，但是生活的真正价值则应当从一个不容变动中的永恒秩序中寻找。这种秩序不是在我们的感官世界中，必须靠我们的判断力才能真正把握它，因为判断力是自由、自主、自足的（注：参阅[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