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宏观环境及经验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技术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经验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研究中国农业科技的扩散战略，就必须首先理解市场经济是现代农业的运行方式。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单个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劳动力要素状况不会改变，如何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关于农业技术的扩散理论，充分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于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一、中国农村技术推广的宏观环境
（一）市场经济是现代农业的经济运行方式
无论从历史上实证分析，还是从理论上逻辑分析，商品化是农业现代化的起点，农业现代化是在农业商品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当农业从自给自足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时，价值规律的作用就会撬开传统农业的固有生产力系统，各种生产力要素及其结构就开始向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及其结构演进。这时农业生产力的变革还是渐进的过程。一旦商品经济发达了，市场成为农业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时，也就是说当市场经济体制已日益形成，并成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载体时，市场经济就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动力，农业生产力的变革出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使农业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与环节，又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而不断地调整和变革。这一切，实际是世界上农业已经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的实践过程在理论上的概括。所以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市场经济是农业现代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因而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要建立符合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导下，传统农民一方面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开始引导，或者说迫使农民进行技术改革。因为，无论是选择新产业或原有产业的专业化，都是要有一定新的技术装备和新的技术相配合。更重要的是，农民不难发现，产业调整带来的利润是有限的，暂时的，只有当产业调整建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才能在变化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产业的调整相对稳定，技术的变革处于经济变动中。所以，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虽然往往从产业变化开始，但他们的分歧不是由于生产什么，而是如何生产。农业现代化的最本质过程是从传统农业技术体系向现代农业技术体系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技术改革不需要，也不可能再用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中那种自上而下的、靠行政手段、政治压力强行推广。现在农民有自主选择采用何种技术的自主权，通常只有采用新技术的边际效益大于边际成本，农民就有可能乐意采用。这种采用新技术的经济界限，也是推动科学技术的经济界限。所以，市场经济不仅使农民对技术改革获得强大的内在动力，而且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得到有效的监督。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遵循自然规律这是前提。但其运用，不能不受国情的制约。在我国，农业技术改革的目标必须是高产、优质、高效，并且要能保持持续发展。所以在吸收世界上先进的、适用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技术体系，其主要特点是：生物的与非生物的技术相结合（或称有机的和无机的相结合），农业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工业科学技术的引进相结合，新农艺和新材料、新手段相结合，技术措施和基础工程设施相结合，传统优良技术的提高与现代技术的应用相结合，常规的现代技术和高新技术相结合。总之，要强调综合，防止片面性，要在寻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保持协调。
（二）小农体制是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前提
随着农业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技术变革和推广日益成为我国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决定因素，在中国国情下，农业技术的推广首先面对的是以单个农户为生产主体的传统农业格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农、传统农业、小规模农业经营几乎成了同一内涵的不同表述。而当我们综观一下当代世界各国农业的发展，就会发现先前的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传统经济理论对小农经济解释是，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从事个体劳动的自耕农。由此可以判断我国现时的家庭经营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虽然所依靠的土地制度和社会制度各不相同，但仍表现为明显的小农经济特征。按西方小农20公顷的划分标准，那么我国目前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一般地区，都未走出小农经济的范畴。按照亚洲3公顷的划分标准， 我国的农区也基本是以小规模经营的小农占据绝大比重。更长远点看，下个世纪中叶人口将达16亿，如果农业人口占20%，估计的经营规模也就在1.2 公顷左右。这就是说，以规模大小为界定标准，我国的农业将长期保持这种小农经营格局。
历史上，小农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经营模式，是因为它一直是传统农业的典型模式，尤其在东亚地区更是如此。它被解释为缺乏或无法获得科学技术知识、仅仅是人们凭藉对自然的敏锐观察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农业。但到了近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小农的传统特征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事实上，农业上的技术革命不仅给发达国家大农场带来了新的投入品、现代基础设施以及最终体现出的较高的产量增长，而且也给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小农带来了巨大效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的小农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生产系统，从外部进入的现代技术在量和质上均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现今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已达到30%—40%，经济发展地区达到50%以上。那种缺乏生物学、化学和物理知识，无工业提供的生产要素投入的传统小农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据国家统计局分析，1994年我国大陆农机总动力已达33685万千瓦， 化肥施用折纯量为3313万吨，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一半。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世界每公顷耕地化肥施量为104公斤，而中国为246公斤。
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小农经济传统特征的落后一面正在不断地接受改造。与此同时，小农所具有的优势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东亚地区也始终得到关注。由于人均资源的相对不足，通过现存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促进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一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主要选择。而小农本身却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在既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要素的高效率配置。
过去的十几年，人均土地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都曾围绕小农体制展开过热烈讨论，最终对其充分肯定，正在于其具有较高的资源生产效率，尤其是土地生产率的稳定提高，在这些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农业并不都是在大农场基础上产生，如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省和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的生产效率已进入世界前列。从单位耕地的单产来看，中国的水稻产量最高，达到7.23吨／公顷，从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来看，复种指数达到155%，东南地区复种指数平均为210.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小农体制对生产效率的贡献首先得益于其家庭经营的组织方式。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劳动的绩效难以评估等特点造成的农业生产组织和管理上的困难，能够较好地被家庭组织特有的极强的自组织能力所控制。其次，得益于流动生产要素（而非大农场所依靠的强大物质装备）的高投入，如种子、肥料、劳动力、管理等。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对最高边际生产力追求的经济动力，以及以此而产生的对资源充分利用的时间、空间技术，对于大农场而言，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小规模小农经济的确也存在着一些致命弱点，其中之一是对关键技术替代缺乏强有力的内在动机。由于其规模狭小、产品的市场量较小，外界可替代的关键技术的输入或吸引对其总体效益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因而对于生产条件的改善、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反应迟钝，而往往充其量是局限于现在所掌握技术的充分利用。加之一旦劳动、资金等要素机会成本增大成为现实，还会出现现存生产要素投入下降的现象。这可以从一个方面解释近年来我国“高价农业政策”仍难以持续地推动农业增长与现代化进程。在政策效应日益下降的条件下，人们逐步寄希望于规模经营和科教兴农战略，这确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土地规模的扩大有其可能性，但潜力有限。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业体制将长时期存在，任何新的经营组织形式与技术措施都不能以牺牲资源生产效率，尤其是牺牲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为代价。小农体制下的农业技术的进步更取决于外在力的推动，而非农户的主动吸收，今后的很长时期内，我们将担负着农业持续增长与农业现代化的双重任务。据此，充分利用小农所特有的高效率资源配置优势与加大外界关键技术的输入，可能更是当前的一种政策选择，而其中农业技术组织的创新则是首要工作。
二、中国农业技术扩散的经验因素分析
（一）农业技术采用和扩散的一般理论
在一般情况下，在给定的某一时期内生产者的决策可假设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效用的最大化也就是生产者目标（如利润或产量等）函数的最大化。目标是生产投入、技术采用决策以及其它影响因素的函数。而技术采用决策是指生产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对生产中可供应用的所有技术（包括连续和不连续的、综合和单一的、传统和现代的等等）做出定性（采用还是不采用）和定量（若采用，采用程度如何）的选择和决定，以上问题用数学形式可表达为：
π[,i]＝p·q（X）·g（Z）－∑r[,j]x[,j]
上式中π[,i]为第i 户农户（假设农户为生产技术采用的基本单位）对采用某种技术的期望利润（假设利润为农户生产的目标函数）； q（·）为新技术采用后的生产函数；g （·）为技术采用决策或信息的转换变量函数，它取决于Z（影响技术采用的各种因素）；X为j 种生产投入（x[,j]）的投入向量；p和r分别为产出和投入品（X）的价格。假设一种新技术有相对的效益优势，没有任何风险，农户对新技术的所有特性、应用技术、产量水平、生产效益、产品的生产潜力、期望价格等等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g（Z）值为1，方程（1）简化为常见的利润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完全被采用。相反，即使某种新技术在生产上可能会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益，若农民对其毫无了解且技术本身有极大的风险，g（Z）为0，技术采用率为零。 但在实际情况下，g（Z）值往往是介于0—1之间。技术采用的中心理论就是研究g（Z）的变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Z）。我们把g（Z）做为q（X）·g（Z） 的交叉项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以其它形式进入目标函数，是因为技术采用中的大多数的风险（主观和客观的）都同产量或生产函数有关。根据上节的定义，主观风险主要是指生产者对某种新技术的效益所表现出一种不可测性或不可知性，即缺乏对生产函数的内在关系（如投入产出系数等）的了解。它取决于Z，Z也可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广义的信息知识和经验，这些因素同客观上的其它变量一起构成技术采用的限制因素。客观上的风险主要指对气候、环境及市场和价格等方面的风险，所有这些风险都同生产量（生产函数）和生产总供给（影响市场价格）有关。
以方程（1）为目标函数，以生产中的各种资源及生产函数（ 技术）为限制因素，对目标函数最大化求解，可得出某一时期的农户最佳决策变量值。其中包括技术采用的决策变量，如杂交稻播种面积占某农户水稻总面积的比重等等。
以上所讨论的技术采用原理是静态的，然而技术的采用和扩散往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动态的理论模型一般形式可用如下函数表示：
上式中的p[,t]和r[,t]为在t时期产出和投入品的预期价格，Z[,t]－1 为上一年度技术采用决策时生产者所拥有的各种信息和经验以及其它影响技术采用的各种因素，Z＇ 为在上一年度技术采用过程中新掌握的信息、知识、经验等等。新的知识和经验包括上一时期自身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以及从附近其他农户或外界（如技术推广部门、技术推广传播媒介等）学来的。这些信息包括新技术的实际风险程度、实际投入产出关系、实际收入、利润等等。换言之，农户在采用技术过程中从上一时期掌握的信息和经验进入本时期决策模型，从而提高g（·）值，同时改变p和r的期望值。同理，下一时期的决策影响因素包含着以前及本时期积累的知识。以此类推，形成了新技术采用的扩散的周期。随着新技术应用的扩散，供给线向左下方移动，需求不变，价格下降，其下降程度取决于供给曲线的移动幅度以及需求和供给弹性的大小。同时随着新技术采用率的提高，对某些投入品的需求量也增长（如现代高产农作物品种和化肥施用量），因素的需求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投入品价格上升。p和r的变动一起导致利润的变化，技术采用率也随之而改变。在农业技术方面，由于许多新技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此技术采用中的衰退现象尤为明显。这主要表现在现代高产品种的长期使用对病虫害的抵抗能力下降，长期施用农药与病虫害的抗药能力提高等等。一定时期后，生产者又不得不寻找新的替代技术，从而又开始了另一种新技术采用的过程的周期。
（二）影响农户采用技术的主要经验因素
研究农户技术采用的行为，重点是分析其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即直接估计各影响因素对某种技术研究的直接影响程度，如研究土地经营规模、教育程度、风险程度、技术相对效益（期望利润），资金供应状况等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其模型形式可简单地表示为：
P（f）＝F（x）（3）
上式中p（f）也可理解为技术采用的概率，x是一个向量， 代表一组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国内有关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见林毅夫（1991）、黄季琨和Rozelle（1993）。
根据这些研究和得到的经验，可以将影响农户采用技术的主要因素归纳如下：
1.新技术的赢利性（profitability）或称生产的经济效益
这是技术是否能被采用以及实际采用程度的关键所在。一种技术能够替代另一种技术，它必须在生产上或是能够增产和增收、或是能够节约开支。技术的相对效益可用各种指标表示，如产量、技术采用成本、产品的价格等，综合起来就是利润。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较高的利润同较高的产量是一致的。技术采用的成本包括购买技术的费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以及技术操作的复杂程度。如杂交稻技术在八十年代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的推广，除其它影响因素外，杂交稻单产的相对优势（比一般的常规稻产量高15——20%）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过去优质不优价的情况下，高产意味着高利润。有关杂交稻技术采用方面的研究见林毅夫（1991）、黄季琨和Rozelle（1993）。
2.新技术及其配套技术的供给能力
新技术的供给能力或称新技术的可得性（Av—ailability）也是技术采用的关键影响因素。可得性又包括潜在能力的可得性和实际技术的可得性。前者同技术的生产供给系统有关，如在70年代后期，由于杂交稻种子繁殖技术不过关，影响到杂交稻种的供给能力，从而限制了农民采用杂交稻的进展。后者同信息、宣传媒介有关，这将在下面列为一个单独的影响因素讨论。新技术的配套技术供给能力主要指与该技术相关的投入品供给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它同国家政策及技术推广系统有关。完善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是新技术能得到顺利采用和推广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尤为重要。分散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在没有充分发展的农民合作机构（如合作社等）以及没有充分发育的技术市场情况下，只有靠完善的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来协调和支持。
3.新技术采用的风险
市场风险同产品流通领域以及市场产品的供需状况有关，流通费用越高，产品出售的风险越大。信息、市场的发育程度及交通运输条件等都是影响市场风险的重要因素。供需状况决定价格均衡水平，增产不增收就是由于供给曲线向下方移动而引起的产品价格下降幅度大大高于产量的增长幅度。为简单起见，价格的下降程度同需求的弹性关系在这里不再展开讨论。某些农产品的地区性积压、价格的急剧波动等都是市场风险的表现形式。但不管是哪种市场风险，它最终都可以用价格来表示。积压在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价格下降或趋于零，所以这种风险可以用价格的方差来衡量。价格的平均数代表着预期的平均赢利值，而价格的变动方差体现着赢利的风险度。同理，产量的风险也可以用产量的方差来表示，这是非常通用的一种测量产量风险的方法。综合产量和价格的风险，可求出收入风险，再考虑技术采用的成本和费用风险就是利润风险。
4.技术信息和技术的传播媒介
农民是否采用某种新技术受他们自己的主观因素影响，而这种因素又与他对该技术的了解程度紧密相关。尽管某种技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不了解甚至还不知道有这种技术存在的农民是不可能采用的。直接用数量来衡量农民掌握技术的信息量是一个相当难的问题，它在一般情况下只能用一些近似变量来替代。如农民是否参观过新技术的试验区或一些农户的示范田，或农民是否参加过新技术的应用培训以及参加的次数等。从整个地区的总体来分析，诸如新技术手册和技术报纸等的销售量、技术广播的时间及收听率、生产者平均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等都可作为生产者掌握信息的近似变量。因为这些变量中的许多是相关的，所以在解释模型的估计系数时要特别小心，不能把这些近似变量的估计系数都归类于它的影响结果。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技术信息的收集和接受过程也是技术的学习过程，农民从附近其他农民和朋友处学来的以及自己积累起来的经验都是农业技术信息积累的重要源泉，这是贝耶松学习模型（Bayesian Learning Model）的核心所在， 也是技术采用特性的关键原因之一。
5.人的素质
人的素质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对于技术采用来讲，又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他的工作能力和资源分配（把资源利用于各种技术）能力。两种能力都随其工作经验和自身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它体现为人对外界的反应、判断、理解和正确决策的能力。素质高的农民对信息反应和接受能力强，往往成为技术的早期采用者，而素质低的农民常常需要经历学习和模仿过程，他们多为技术采用的跟随者或落后者。衡量人的素质最常用的指标是文化教育水平，也有用农民的生产经验（如农民的年龄、务农时间等）来代表农民素质的。
6.劳力和资金（资源）的稀缺程度
劳力和资金的富缺程度虽然可以用它们的机会成本来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都属于影响技术采用的预期成本和利润范畴，即上面讨论的技术采用的第一类影响因素），但由于它们在农业技术采用上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我们把它们列出来单独讨论。劳力余缺是一个经常提到的影响农民技术采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各种种植制度的选择。如沿海地区的双季稻稻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已从剩余向紧缺转化，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随之上升，这是这些地区近年来双季稻面积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对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资金是决定其是否被采用的关键所在，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资金也是化肥等重要农业生产投入品采用的限制因素，对于投资量较大的农业技术及时有效的贷款决定着现代技术采用的水平。
7.土地
它包括土地的规模、类型和土地经营管理制度三个方面的内容。一般来说，土地规模小的农户技术采用的时间和速度比大的农户迟而且慢，他们属于我们上面提到的“跟随者”或“落后者”。在我国，土地分配在某一区内（如一个乡和一个县）是相对均衡的，它取决于整个地区的土地总资源。然而，由于地区间的土地资源有较大的差别，地区间的土地经营规模也就不同。这是地区间技术采用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影响地区间的技术采用差异的因素是很多的，我们讨论某种影响因素时是假设在其它所有条件相同情况下讨论的。土地的类型按地型可分为山地、高原、丘陵、平原和盆地；按类别又可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内陆水域和沿海滩涂。就是耕地也可分为水田、旱地等等。旱地在没有灌溉的条件下不会选择种植水稻及水生植物的技术；同样，水田不宜于选择旱作的种植方式和技术。土地的经营制度也属政策影响因素，这在下面将作详细解释。
8.社会制度、生产经营方式以及国家政策和组织结构
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决定着生产经营的方式和国家各时期对农业生产及技术推广所采用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土地和产权制度对技术的采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同等条件下，自产自营的农场主比雇佣工人采用新技术的时间要早，速度也快。就是在我国现阶段，土地经营的不同方式（如自耕、承包和转让等）可能同各种农业技术采用水平也有关系，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技术采用有关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包括农业技术推广的组织形式、技术的宣传和推广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投资和经费，还包括产品和投入品的价格政策等等。价格政策影响技术的采用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价格水平决定着生产者的收入和利润，从而影响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其次是间接的风险影响，国家制度、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政策和其它物价稳定政策就是其中的例子。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杠杆，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农业技术进步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农业技术效益的提高，即同样的产出来自较少的投入或同样的投入导致较高的产出。在我国农业技术进步研究中，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已有不少研究。一种新技术如何被采用及其采用过程中的规律也开始受到重视。然而，一些经验因素如何限制农户采用新技术，从而阻碍了新技术的扩散，如何改善这些制约因素从而加速技术扩散等问题尚须我们深入研究，以图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从整体上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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