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隆斌[1]2002年在《企业并购市场的作用机制分析及其运行效率考察》文中认为本文在市场机制的层面上讨论了企业并购的作用机理，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考察了并购机制的运行效率，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企业并购既是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自发行为，也是市场在演进过程中的必然选择。以企业为主体，企业并购表现为针对企业产权而进行的一种交易；以市场为主体，企业并购表现为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改进。企业并购的本质是一种复杂的市场机制，具体包括：企业边界的调控机制、社会资源的再配置机制以及管理约束机制。 并购机制的运行效率包括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方面。在微观效率的考察上，本文强调通过CAR法从企业和市场整体两个层面检验并购活动的市场反应；在宏观效率的考察上，强调从企业经营业绩、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动态竞争理论等叁个方面进行。 本文的主要结论： 1、企业并购的本质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企业并购可以创造价值、改善社会福利，并购收益的真正来源在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2、对并购活动市场反应的检验结果，支持我国并购机制在微观效率方面的积极结论，但具体表现并不明显； 3、从企业经营业绩和市场结构上判断，我国并购机制的宏观效率对促进我国企业并购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具指导意义。
宋夏[2]2004年在《证券市场与产业组织完化关系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存在明显的逐年衰退现象。上市公司业绩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产业组织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产业组织优化来实现。 产业组织理论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等的发展和丰富,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中国产业组织理论经过学习、实践和借鉴,取得了长足进步。近些年,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证券市场在产业组织中的作用。中国有些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产业组织优化主要包括市场结构的合理化、企业行为的合理化和企业组织的合理化,这叁者之间相互影响,企业行为不仅要适应市场结构,而且会影响和改变市场结构,它是产业组织优化的基础和核心。产业组织优化不完全是一个自适应过程,它受到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证券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有四个方面的机制促进产业组织优化。一是证券市场提供融资平台,为企业进入和形成规模经济创造了条件;二是证券市场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桥梁和媒介,促进存量资源流向那些优质企业;叁是二板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形式,给中小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机制和创业投资退出机制:四是证券市场通过市场的力量推进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中国证券市场在企业融资结构变迁中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其它方面存在严重的功能缺失问题。总体上说,中国证券市场的试验并不成功,突出地表现在过分看重筹资功能,而忽视资源配置功能。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缺失的制度根源在于制度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运行的扭曲,使得证券市场内在机制不能完全有效的运行。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缺陷和制度风险来源于制度设置的本身,只能通过制度创新来逐步解决,这样才能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的各项功能,真正地推动产业组织优化。
林燕[3]2008年在《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研究》文中提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金融规制放松的推动和促进下,世界性的银行并购活动在全球持续发生,众多跨国银行逐渐把并购目标转向亚洲、转向中国,处于从新兴市场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被融入这一全球性的并购浪潮。中国银行业的并购可以分为本国并购和外资并购两种类型。本国并购的实践主要从1995年开始,初期的银行并购多为当银行面临危机时,政府出于稳定金融秩序的目的,由政府决策、政府撮合、政府注资而促成,具有较浓厚的政府主导色彩,因而有“准并购”之称谓。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并购,由于规制政策的限制(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入股比例合计不得超过25%),主要表现为境外金融机构对我国银行业的参股,从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入股光大银行算起已有12个年头。随着入世五年过渡期的全部结束,中国的银行将更多基于市场化的选择,通过并购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通过混合并购和海外并购开拓业务领域和市场领域,提升国际竞争力;外资亦将以占有国内市场、扩大和掌握控制权为目的,更迅速全面地进入中国金融业,入股中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此,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必将面临一场大幅度的变革和创新,展开新一轮的结构调整。中国银行业的并购整合势必融入世界并购浪潮中,并成为银行并购研究中不应忽视的现实内容。本文在文献综述、理论阐释的基础上,从研究分析美国、欧盟和日本叁个国家(地区)对银行并购的规制制度、模式和方法入手,综合比较了叁者在银行并购规制制度、模式与具体方法上的异同,为最终就中国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制度、模式与方法做出选择,做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准备。在此基础上,分析论证了中国银行业国内并购的历程和类型以及外资并购的历程和特点,探寻了中国各级政府的规制行为在银行并购中的作用,以及对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和并购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中国对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中国银行并购规制制度、模式和具体方法的建议。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银行并购规制的经验表明,政府规制在银行并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合理有效的政府规制能够规范银行的并购行为,防止银行利用垄断势力危害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促进银行业在自由竞争中改进效率、提高竞争能力、形成合理有效的金融市场结构,最终改善社会福利。而过度的政府行政干预和保护不利于银行业形成长期有效的产业竞争力,不利于银行在竞争中确立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不利于金融与经济环境的长期稳定。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银行并购的规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政府作为金融规制的供给方,通过金融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执行,实施对银行并购的规制。第二,银行并购改变市场结构,具有引致垄断、危害自由竞争的可能性,因此各国对银行并购的规制均以反垄断规制为核心,通过制定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实施对银行并购的全面、系统的规范。第叁,由于在社会、经济、政治、人文、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发展历程和特征,对银行并购的规制在国与国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即使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规制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规制政策也在发生着变化。同时针对不同的微观主体,针对不同类型的并购行为,规制政策均不相同。因此对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阶段性和灵活性的总体特征。第四,随着近年来各国对政府规制的放松,以及出于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和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总的发展趋势是,各国对于本国银行业的并购逐步持宽松的态度;同时由于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银行并购尤其是涉及到外资的并购关乎一国金融的稳定与安全,各国对本国并购和外资并购行为实施宽严有别的规制选择,对外资并购仍实施相对严格的规制政策。中国的银行并购与西方银行并购有着不同的制度背景。当代西方的银行并购有着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金融市场发达,银行产权制度明晰。而中国缺乏全面完善的银行并购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未形成发达的金融体制,银行产权制度有待完善。与西方市场化的并购不同,中国银行业的并购行为长期以来以政府效用为主导,政府在银行并购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城市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都为国有企业和地方经济提供了众多便利,形成了大量历史包袱。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不得不为过去对商业银行的索取行为延期支付对价,在引资前期处置了大量不良贷款,以政府注资、资产置换等方式充实银行资本金、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第二,商业银行的并购成为各级政府博弈的结果。在城市商业银行合并重组为省域股份制商业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省政府和市政府根据自身的效用函数做出是否积极支持、配合并购的策略选择,而并非完全从市场原则和银行自身效用出发。政府在并购中的行政干预和介入为日后政府干预银行日常经营行为埋下了隐患。第叁,在早期问题银行处置过程中,政府为避免银行倒闭带来的金融波及效应,通过指定、建议接管收购的主体,暂时化解了金融风险,但由于对收购银行的并购整合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考虑不足,反而可能加大了收购银行的经营风险。第四,中国银行业的外资并购则显露出金融资产评估、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法律制度、规制政策制定和执行提出了要求和挑战。银行并购本质上属于一种产权交易,政府对并购过多的直接干预可能扭曲经济效率,有悖市场原则;而对发生的任何并购行为都听之任之,没有一定的规范,也可能会形成垄断、加重金融风险、危害金融安全。一国的金融规制能力反映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以及履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的能力和稳定经济、克服金融危机的能力。中国在银行并购中的政府职能的正确定位十分关键,这将涉及从行政性干预转向以法律规制为主、对国内银行并购从严格保护转向市场开放、对外资银行并购从严格限制转向制度约束、对问题银行从无原则的保护转向基于成本收益的市场化处置。放松规制与加强监管并行、政府职能转变与效率改进并行。总之,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制保证市场行为的顺利完成,打击和避免垄断行为,维护中小银行和利益相关者的应有利益,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
许若琪[4]2017年在《政企关系动态调整中的政绩驱动机制与价值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014年以来,随着经济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并购焕发出新的活力,市场越来越重视企业和企业家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加之2016年两会重新以“亲”和“清”两大原则深入贯彻新型政企关系改革,也为企业通过市场化并购,突破地区壁垒,进行规模扩张提供政策支撑。立足于国家推进政企关系改革的大背景,在国家大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号召下,结合政府职能权力的区域性特征,论文从政企关系存在的动因、企业的政治应对以及政企关系的价值效应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理论分析,从企业经济行为的角度考察了政企关系动态调整的政治动因和价值效应,并探究了异地并购行为如何影响政企关系动态调整以及对这种调整方式下的价值效应的调节作用。论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政治晋升动机和经济收入动机是影响政企关系动态调整的主要因素;(2)政治晋升动机驱动下的政企关系调整,主要是通过直接政企关系调整方式实现;经济收入动机驱动下的政企关系调整,则是通过同源代理人的变化进而影响直接政企关系调整;(3)异地并购企业中,政府的政治晋升压力与直接政企关系调整的正向关系更加显着,政府的财政压力与直接政企关系调整的正向关系则弱于同属并购企业,但财政压力与间接政企关系的正向关系要强于同属并购企业;(4)建立在同源代理人基础上的间接政企关系,是经济收入动机驱动下政企双方直接关系调整的有效路径;(5)政治晋升和经济收入动机驱动下的政企关系调整与双重成本显着正相关,与企业绩效显着负相关,企业可以通过异地并购行为规避政企关系调整导致的寻租现象和价值损害,但企业也会因此承担更多的政治成本。因而,为了进一步理顺新型政企关系改革中政企双方的角色定位,国家需要尽快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完善新型政企关系改革的顶层政策设计,促使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此外,企业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完善治理结构,摒弃对政府的过度依赖思想。论文从企业并购行为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应对政企关系调整的有效性,为政企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新型政企关系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
刘湘玫[5]2007年在《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正值时机,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的趋势,保护企业利益、提升企业竞争力,这些都是新一轮改革中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改革的重要出发点及价值取向。公司治理则是当前中国企业乃至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企业所得税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企业的各种行为,对公司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中,企业所得税就被定位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法律制度之一。因此,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从一个特定角度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进行研究。新《企业所得法》已经在2007年3月正式通过,新企业所得税法对税收要素(比如,纳税人、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规定为企业的公司治理创造了比较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和条例》还在制订之中,并且实施细则的制订是一个不断改进、调整的长期过程。结合本文的基本论点,即企业所得税是公司治理的一项外部法律制度,笔者建议政策的制订者不能忽视税制对微观企业主体所造成的影响,应该合理设计企业所得税税制,使其有效地引导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向好的方向发展。本文分为七章,围绕企业所得税税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展开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分析: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言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与意义、文章的研究范围及涉及的基本概念、本文总体思路与框架安排和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介绍。第二章是文献综述。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改革,是一个涉及企业所得税改革、公司治理、经济全球化背景的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本章旨对本研究的这些理论背景进行简单的介绍、评述,从而总结出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设计。第叁章是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阐述了公司治理与税制的基本关系。这一基本关系表现为两大点,一是企业所得税是公司治理的外部法律机制之一,二是企业所得税作为企业的费用,影响企业内部多种决策,进而影响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与运行。这一部分探讨了企业所得税对与公司治理联系最为紧密的公司行为的影响:一是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和股利、利息的重复征税问题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二是企业所得税中并购税制对企业兼并的影响;叁从提高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的角度研究企业所得税法与会计准则的协调。第四章和第五章是论文的现实分析部分。其中第四章在介绍了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史沿革之后,分析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对财务政策、企业并购及会计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影响。结论是,由于现行的法规主要是出于财税角度设计,忽视了税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对公司治理的负面作用。基于研究中所涉及的数据和资料的可获得性,本章主要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第五章则对2007年3月的“两税合一”的改革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已经通过,但是企业所得税的实施细则及条例的制定还将不断改进、调整。于是在接下来的第六章,笔者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对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提出政策建议。首先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本次“两税合一”后新企业所得税总体特征,如纳税人、税率、税收优惠政策等,对公司治理即将产生的影响。其次,针对企业所得税与公司治理联系最为紧密的几个问题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建议,包括:一是企业所得税的合理设置以促进形成治理成本小的资本结构;二是从促进企业控制权市场发展而对企业所得税相关条例进行设计;叁是如何协调企业所得税与会计的关系,以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结论,再次简要地总结本研究的研究意义;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叶建木[6]2003年在《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跨国并购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必须认真面对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经济结构正处于战略性调整阶段，中国加入WTO，更使我国企业直面国际竞争，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势头十分强劲。 本文沿着跨国并购概念—理论—决策—运行—风险—实证这一逻辑主线，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工程、期权理论、博弈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跨国并购的基本内涵、现实意义和相关理论出发，构建了跨国并购驱动轮模型，并分别对跨国并购的主要管理活动即决策、运行和风险控制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最后从母国和东道国两个角度对跨国并购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模型和方法。 第1章和第2章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基本问题，研究了跨国并购的目的和意义、评析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界定了跨国并购的内涵、简述了跨国并购的历史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第3章在总结集成前人研究的关于跨国并购的基本理论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跨国并购的驱动轮模型，揭示了跨国并购是FDI轮和M&A轮两轮共同驱动集成的结果：FDI轮主要回答企业为什么要跨越国界进行直接投资问题，即企业FDI的驱动力问题；M&A轮主要回答投资方式的选择问题，即M&A的驱动力问题。 第4章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决策问题：运用核心能力理论研究了跨国并购的战略问题；运用AHP方法对跨国并购的投资区位进行决策分析；应用实物期权方法对跨国并购的对象选择及时机决策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 第5章主要研究了跨国并购的运行与管理：总结并建立了跨国并购前后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体系，研究了跨国并购融资及支付方式选择问题，揭示了跨国并购整合的本质及层次管理原理。 第6章研究了跨国并购风险及其防范：分析了跨国并购风险概念及分类；提出并分析了跨国并购“风险链”概念及相关特性，运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了跨国并购决策风险的控制与预防。 第7章从实证角度对跨国并购分别从外资并购和海外并购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王习农[7]2004年在《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跨国并购浪潮席卷全球，一方面加速经济全球化步伐，另一方面加速其自身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全球经济向自由化、开放化发展，而任何国家在这一国际大趋势下无动于衷都无异于自甘落后。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而加入WTO，又为我国面向全球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我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如何确立新的发展战略，我国政府如何应对，从而抓住机遇、直面挑战、走向开放，将是当前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正是以开放经济中增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为主线，通过建立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全面研究当前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企业发展战略和政府行为取向问题。全文共分七个部分。导论：主要是在说明论文选题背景和国内外跨国并购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确立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简要说明全文的主体结构和框架构思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明确本论文主要创新之处。第一章，跨国并购实践及理论：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指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即国际投资以跨国并购投资为主。同时，在总结全球跨国并购实践的基础上，界定开放经济内涵，给出跨国并购概念，分析跨国并购实质，梳理当前国际上关于跨国并购动因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以国内企业并购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基础）并进行综合评价，旨在吸收利用并加以创新。本章对跨国并购和跨国新建两种FDI方式加以比较，进而说明在总体上跨国并购优于跨国新建而成为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方式的原因。第二章，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MCCAT）：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理论是在评价利用国际各种跨国并购理论的基础上实现的一个理论创新，目的在于架构解释跨国并购动因的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本章核心观点在于：企业并购的动因是企业试图利用自身竞争优势通过企业并购或跨国并购去获取更大的市场竞争优势，以使企业获得长期发展和持久利润。本理论以企业客观存在市场竞争优势为前提，提出市场综合竞争优势概念和函数，分析形成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探讨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构成、作用和选择方法，并以此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确立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为战略目标，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为战略重点，以合作性战略、进攻性战略、防御性战略、宏微观环境相协调战略为战略方式。以下四章则以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时代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为指导分别展开论述。第叁章，外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本章以合作性战略为指导，在归纳我国企业客观存在的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分析外国企业并购我国企业的动因和现状，指出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而把国有企业改革放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中重新定位，进而提出我国企业<WP=4>制度和机制创新的构想。同时强调在外资并购大举进攻的挑战下，我国企业必须加快自身并购进程，快速形成规模经济的必然趋势。在知识优势日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我国企业经营战略必须作相应调整。最后，阐述通过打造我国企业竞争优势构建我国产业竞争力进而塑造国家竞争力的问题。第四章，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本章以进攻性战略为指导，在分析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动因和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指出我国企业如何利用自身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获取更大竞争优势的策略和技术问题，并对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并购外国企业，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提出相应对策。第五章，跨国并购与企业外部环境：本章以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相协调战略为指导，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针对目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宏观层面存在的问题，着力从政府管理、法律、金融和市场等四方面探讨如何为开放经济中我国企业构建市场综合竞争优势，积极参与跨国并购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六章，跨国并购与经济安全：本章以防御性战略为指导，重点论述跨国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防范、企业跨国并购防御、民族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其他国际风险防范与控制等几方面内容，旨在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树立风险防范和经济安全意识，进一步保护和提高我国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研究表明，在跨国并购大潮下，我国只有适应开放经济的要求，通过主动引进外资并购和走出去并购国外企业，通过重塑宏观环境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运行条件，不断增强经济安全意识，从而面向世界、面向开放、面向未来，确立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并相应调整和改革，积极打造企业、产业和国家竞争力，才能快速赶超世界发达国家。
胡可果[8]2012年在《中国上市公司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及其监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比较成熟资本市场与我国资本市场上并购重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多数是通过资源整合力求达到“1+1>2”的效果，其本质是一种企业自主的市场化行为；而后者多数是基于保住上市公司资格或者实现再融资的目标，其终结目标往往表现为利益转移或再分配，其本质具有典型的非市场化特征。近几年，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主要方式——整体上市，其本质仍是一种单方面资产置入行为，多数目标是为了资产证券化，其动机根源于我国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资产和股权的高估值溢价和二级市场对并购重组行为的非理性追捧等。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上述特征，不仅破坏了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监管效率，毒害了市场文化，还引发了大量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和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基于此，从证券监管角度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特有现象，从而系统地解释并试图解决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沿着“问题提出→并购重组两大特征→非市场化表现形式→非市场化动因分析→非市场化宏微观效应实证分析→并购重组监管现状及问题→并购重组制度重构→监管建议”的基本思路开展研究。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并购重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并购重组非市场化表现形式、成因、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展开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六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概念界定及国内外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即第叁章），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两大鲜明特征：“政策诱发”是主要驱动因素和渐近市场化趋势下的显性非市场化。第叁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将非市场化并购重组的主要形式划分为绩差（ST）公司型、买壳上市型、关联交易型和政府主导型四大类，并借鉴马斯洛需求理论提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需求层级”动机假说。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并购重组非市场化的具体原因。然后从宏微观两个方面论述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并以叁个典型案例入手分析其特征及存在问题。第四部分（包括第六章），简要阐述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设计和执法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包括第七章和第八章）。提出了市场化监管导向和差异化监管策略的总体设想，并对其理念、目标和原则进行阐述，然后对并购重组监管的制度设计、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制度重构。最后从中介机构、内幕交易、诚信以及盈利预测与承诺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重点环节的监管。第六部分为结论（包括第九章）。通过深入分析及探讨，得出如下结论（创新点）：（1）中国证券市场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背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和监管政策的缺失或缺陷，共同作用从而导致了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呈现出“渐近市场化趋势下的显性非市场化”的典型特征。（2）与马斯洛需求理论同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具有典型的“层级需求”动机，具体可分为：生存需要、规范需要、政治需要、壮大需要和垄断需要。其中，前叁个需要为我国当前并购重组的主要动机，具有非市场化特征。（3）基于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宏观背景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各板块的特征，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可按照监管体制和监管政策两个方面实行差异化监管模式，即在监管体制上对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创业板和中小板按照“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原则实行市场化并购重组监管模式，对主板仍采用现有的监管模式并逐步实现市场化；在监管政策上对有利于产业转型和升级，增强协同效应的并购重组给予倾斜，对于借壳上市等非市场化并购重组从制度设计和监管等各环节予以限制，从而使我国并购重组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转变。（4）我国资本市场并购重组还具有一个典型特征——“政策诱发”，即并购重组实践多数是在政策的“诱发”下发生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要全面梳理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监管理念，即：解决资源流通问题同时解决资源流向问题；从强调融资规模向注重融资效率转变；全面促进并购重组行为的市场化；全方位提升并购重组的层次和质量；树立退市风险“维稳”宜疏不宜堵的观念。在此基础上，需要对并购重组相关制度进行重构：①以“前门后门相当”的原则改革借壳制度；②以“首次再次一致”原则改革恢复上市制度；③以“出口入口相当”的原则改革退市制度；④以“破产退市分离”原则改革破产重整制度；⑤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训，完善整体上市制度。（5）应尽快明确监管部门的监管边界，逐步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和律师等中介机构和自律组织在并购重组活动中的监督作用，促进其“归位尽责”，逐步形成“行业自律为基础，政府监督为主导，中介监督为辅助”的监管格局。同时，要加强对并购重组中的内幕交易、不诚信、虚假信息以及承诺不履行等行为的重点监控。
周媛媛[9]2016年在《基于产业升级视角的并购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检验》文中指出并购市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再配置机制,能够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改进企业产权效率,提升企业经营效益,逐渐实现帕累托最优。我国并购市场不断发展,受益于经济转型、行业整合、重组和外延式增长等原因,并购市场活跃度和交易规模再创新高,证券化套利型并购逐渐降低,产业升级型并购逐渐兴起。在产能过剩和转型升级背景下,发挥并购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重组整合产业链,实现存量资产有效流动,引领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以此来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本文以资源配置效率理论、产业升级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围绕产业升级的视角,对我国并购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检验。从产业角度,通过对并购市场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了并购市场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采用面板数据混合回归(Pooled OLS)、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对并购市场促进产业升级效率进行检验;从企业角度,本文以2012年发生业务转型、行业整合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企业转型升级的评价模型,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并购样本进行配对样本wilcoxon符号秩检验,根据实证结果对并购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并购提高企业转型升级效率进行检验和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宏观层面,并购市场提高了产业升级效率,有效地促进资源在产业间最优配置,并购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高;微观层面,并购市场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并购市场发挥了资源配置功能,但效果有限,其原因可能是并购市场套利型并购盛行,企业并购整合效力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归集、并购存在对价风险累积等,影响了并购市场整体的企业转型升级效果评价。本文最后全面地总结了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我国并购市场提升产业升级效率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改进并购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提供参考,为企业自身制定发展策略、国家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提供理论和实务依据。
徐艳[10]2005年在《企业资本运营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提出资本是一项稀缺经济资源,它是维系企业生命的血液,是价值循环的起点,又是价值循环的终点。企业的发展壮大以资本的有效筹集为前提,以资本的合理配置为条件。企业对资本这项稀缺资源利用的效果就取决于企业资本运营行为,所以对企业资本运营问题进行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论文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企业资本运营基础理论的研究,阐述了资本、资本运营和投融资的内涵、外延及相互关系。其中将企业的资本内容扩展到包含各种虚值资本,并用简明的图形反映了企业各项资本运营的过程;另外,本文认为企业的资本运营包含了投融资,投融资是企业资本运营的关键环节,投融资的效果与效率影响企业资本运营的效果与效率,企业的资本运营为企业融资提供资金的来源。企业的快速度成长应该走产权资本运营的道路,并离不开企业良好的财务管理和其他虚值资本的运营。第叁部分是企业资本运营应用理论的研究,对企业资本运营的动因、企业资本运营的财务决策理论、企业资本运营的原则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是企业资本运营方式与财务决策方法研究。将企业资本运营方式按满足企业战略需要分类为扩张型、收缩型和治理型叁大类,在此基础上对企业资本运营的各方式进行阐述与分析;对企业资本运营财务决策方法进行总结,运用图表进行反映,并对其中主要的方法进行比较与分析,指出其中存在或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第五部分是国外企业资本运营的经验总结。第六部分是国内企业资本运营的分析,介绍国内企业资本运营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国内企业资本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国内企业资本运营存在效率低下、成功率低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外部条件和环境问题,包括政府过度干预、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原因,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问题,包括企业进行资本运营的盲目性、企业财务决策不利和事后虚值资本运营不利等原因。第七部分是完善国内企业资本运营的建议,对第六部分中分析出的国内企业资本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利用国外企业资本运营经验的启示,提出了叁个方面完善建议,并进而阐述了这叁项解决方法具体的实现途径。第八部分是结论与展望部分,是对本文的研究进行总结,指出本文的创新点,还有对本文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企业并购市场的作用机制分析及其运行效率考察[D]. 周隆斌. 河海大学. 2002
[2]. 证券市场与产业组织完化关系的研究[D]. 宋夏. 复旦大学. 2004
[3]. 银行并购的政府规制研究[D]. 林燕.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8
[4]. 政企关系动态调整中的政绩驱动机制与价值效应研究[D]. 许若琪. 中国矿业大学. 2017
[5]. 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D]. 刘湘玫. 厦门大学. 2007
[6]. 跨国并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D]. 叶建木.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7]. 开放经济中企业跨国并购研究[D]. 王习农.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8]. 中国上市公司非市场化并购重组及其监管研究[D]. 胡可果. 辽宁大学. 2012
[9]. 基于产业升级视角的并购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检验[D]. 周媛媛. 兰州理工大学. 2016
[10]. 企业资本运营理论与方法研究[D]. 徐艳. 长沙理工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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