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哲学家的角色——李登贵编审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家论文,访谈录论文,哲学论文,角色论文,李登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语：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矛盾与冲突迫切需要哲学工作者面对现实、面对问题发挥哲学的范导和指向作用。因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哲学并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它还在具有科学价值的知识基础上，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的。而令人尴尬的是，我们的哲学远没有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这不能不说是哲学家的失职。哲学家如果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反思的意识和社会关怀的责任感，哲学就失去了方向和范导作用。哲学家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对社会问题上，而且也体现在对哲学和哲学家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上。因此，作为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我们自然应当关注当代中国哲学和哲学家自身存在的问题。
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编辑工作的李登贵先生，对国内哲学发展的走向和存在的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的“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申”、“从思想世界到现实世界”、“孔夫子和孔方兄”、“国学研究·意识形态和百家争鸣”、“走出观念论的文化沼泽”、“公共权力的异化和制约”、“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现实”、“永远的乡愁”、“评一种文化比较观”、“讲坛哲学：皇帝的新衣”等哲学论文和评论通过犀利的笔触从多侧面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哲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访谈时间：2005年8月9日
访谈地点：《哲学研究》编辑部办公室
刘：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访谈。前天我们在电话中谈到哲学和哲学家的角色问题，当时您的见解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想请您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谈谈自己的观点。
李：这个问题和我的编辑工作有关。我在审稿时敏感到这个问题与政治导向有关。我们一直没有给哲学以真正独立的地位。比如说，在主流意识形态里边，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被当作了宣传工作的工具，而作为一般学术意义的哲学则大多成了匠气十足的教授哲学。这同作为思想家的哲学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当哲学作为宣传工具时，宣传部门就会用政治辅导员的角色来要求主流文化里边的哲学，把哲学工作者当作受雇的、给主流意识形态作辩护的牧师。当哲学作为教授谋生方式时，哲学家侧重的是技术性的解读，扮演的是教书匠角色。
刘：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哲学与作为探索性的哲学之间是什么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宣传的东西同探索性的、学术性的东西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界限。比如，在综合性大学里除了有哲学系外，还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就是承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块往往也承担了本来应该是宣传或意识形态部门承担的工作。
李：我不清楚这里课程设置的区别。不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承担的应当是探索性的角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课承担的则是教化性的任务。
刘：探索性和教化性，这两个词用得很好。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地位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哲学的探索性领域和哲学教化性课程上，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方式是否应当有所区别？
李：任何国家都有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标榜非意识形态化的西方，比如，自由主义崇拜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有些问题是宣传部门的一些传统体制造成的。他们把一些现行权力意志和国策拔高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马克思主义指导被混同于权力意志崇拜。当哲学家的批判视角触及这些国策时，就产生了理论禁区问题，产生了用新教条主义代替老教条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应当是指最基本方法论、最基本的价值观的指导，包括最基本的一些底线，比如，禁止鼓吹法西斯的哲学。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僵化地理解为受宣传口径、宣传官员的指导。我总觉得哲学家和政治家、宣传家这两个角色有重叠的地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立国的基本精神、基本旗帜来起作用的，但是它与治国的技术性问题不在一个层面。比如，政治家主要考虑现实问题，考虑怎样解决一些具体的应对问题，只要求不出乱子，所以他们倾向于保守的东西，倾向于如何协调各种各样的力量，以及必要时与这些力量相妥协。而哲学家则不同，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利用抽象思维，为文明社会提供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论证。它有很大的超越性与前瞻性，而这种超越性和前瞻性同政治预言并不一样。
刘：是否可以说哲学的超越性和前瞻性是在对现实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理想的一种合理性价值的论证，而政治预言则仅仅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某种状况的一种预测？
李：我一时不好作出结论。但是，在两千年前哲学家就可能宣扬人性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观点，这是哲学家的权力。但如果政治家在两千年前要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在当时条件下就是激进主义者。但是哲学家从社会分工上就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他的前瞻性思想刚开始可能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然后变成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这个过程可能要花几千年的时间。由于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和高度的批判性，因此，哲学家与政治家有不同的地方。其侧重点不是同现存相妥协，而是要批判现存，哲学家讲的现实不是现存。哲学家立足现存，眼睛却永远盯着理想，总想把理想变成现实。当然，政治家或宣传家也不能说不讲理想，但他每天要处理的以及他的政治基本需要的东西是现存的东西，因此，他比较在意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哲学家一般来说可以忽略这些具体条件的差异，哲学家的理想不一定都能变为现实，但它作为精神旗帜有一种让人灵魂透气的感觉，让我们从凡庸的生活中能够产生一种飞扬感。人之为人在什么地方？人之为人就是要用未来评价今天。由于未来，我总觉得我在往前走，我有一种方向感，我觉得哲学应当给人这种感觉。人最可怕的就是像一群蝼蚁一样不知所处，蝇营狗苟。
刘：就是失去了方向感。
李：这样的后果就是，我们在社会主流文化中自己听不到自我批判的声音，而批判的声音都是来自外边的，比如来自极右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等。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是最富有自我批判精神的阶级。但我们却丢掉了这种精神，一直在追求表面上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这在政治上也许是必要的，但对哲学来说则是致命的问题。而且，这种统一如果不是经过理性批判，很可能是一种专制。所以搞到最后，表面上到处是异口同声，但实际上各行其是。你能说我们现在有方向感吗？我不敢说政治家是否还有方向感，但我感觉到，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青年学生大多数没有方向感。如果有方向感，现存社会就不会那么纵欲放荡、骄奢淫逸，事实上现在的方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崇拜，对物欲无限制的追求。由于我们对哲学角色跟政治宣传角色的混同，从而抹煞了哲学的范导作用、它的前瞻性、它的批判价值、它的方向感。实际上使人们失去了信仰。
刘：这个问题很尖锐，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误解了哲学的价值和功能。
李：通常的情况是由于否定了它的批判性，就使得所谓研究成了翻来覆去倒腾文件汇编罢了，倒到最后，断章取义。比如，现在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就有一种倾向，就是通过教条主义地曲解邓小平理论，模糊它的阶级属性，淘空它的基本价值观，用生产力标准代替一切，把邓小平理论解释成资产阶级的东西，表面上把它解释成各个阶级都能接受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能接受，有产阶级化的东西。离开邓小平理论的具体语境和所针对的时空背景，不讲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只讲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不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只讲摸着石头过河、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等等；这样肢解和歪曲的结果，给人的感觉同惟利是图的庸俗实用主义有什么区别？国家不是“捞到钱就是上策”的大公司，不是个盈利机构啊！哪能用资本扩张作为社会进步和干部政绩的标准呢？可是就有人不许反思这个问题，准备了一大堆“反改革”的帽子。所以我说哲学在社会通讯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重新思考、重新认识。
刘：哲学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也就决定了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这和哲学家的使命或责任是什么关系？
李：哲学与哲学家有重叠的地方，哲学的批判性要求哲学家体现批判精神。哲学家的生活有个特点，他的生活就应当是他所讲的那一套信仰的寓言，就是说我做的或我行的必须要和我说的保持一致，不能像塞涅卡那样，嘴上歌颂简朴的生活，结果却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刘：就是说哲学家要有一种践行的精神，像苏格拉底和孔子那样。
李：马克思哲学跟以前所有哲学最最不同的地方，人们说是它的实践性，但是从哲学家的特点来看，马克思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彻底的批判性。批判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从来就不打算封闭自己的思想，相反他对哲学体系化是很反感的。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批判的革命的活动，但这种批判和理论的批判、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处在非常辩证的关系之中。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如何做的呢？因为一些宣传部门要他们这样干，特别不要他们过多地讲批判精神，于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实际上研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学。考证马克思这句话怎么讲，那句话怎么周全。即使有一些很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打破僵局，搞什么实践哲学或生活哲学，但还是玄来玄去，还是在构造那种解释中的体系，或者变换一种概念魔方。
刘：没有跳出前苏联上世纪三十年代构造的体系巢臼。
李：对，无论是体系还是反体系，都是在体系上绕来绕去。当年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有好的地方，至少我们几代人都是教科书哺育出来的，但它骨子里缺乏批判的灵魂，没有自我批判。我们的哲学家在面对这些现实问题时很无能。他们的能力钝化了，没有批判性了，主流意识形态给了他们这个位置让他们代代师承下去，食人余唾，然后就在这些概念里边翻过来倒过去。所以人家说，哲学成了一种愚昧的再生产，只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当然，可以把原因归咎于外在环境。可问题是那么多哲学教授在积极地、主动地写着谄媚效忠的东西、阿谀奉承的东西，说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这难道没有个人的因素吗？朱德生教授说过，学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道德问题。哲学家的批判锋芒一旦内敛了或者被折断以后，他就会变成一种御用哲学家，就会指鹿为马，吹牛拍马。领导说什么他就吹什么。哲学应当是时代精神的通讯员，但在现实中往往却成了权力意志的通讯员。
刘：看来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在中国是最应当说话的时候，目前中国在发展中整个出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那种语境，像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像阶级对立、贫富分化、原始积累、圈地运动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应当表达自己鲜明的立场，但至少在主流通讯渠道上他们却集体失语了。他们拿着成百上千万的课题经费，却搞一些风花雪月的东西，写一些精致的让人毛骨悚然却没有灵魂的东西，我现在看他们的东西都能闻到口臭。话又说回来，出现上述这样的情况，你又不能单纯责备学者个人，因为对绝大部分个人来说，他受经济法则所支配，就是怎么样生活得好就怎么干，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像马克思本人那样的思想者如雨后春笋般产生。但是我们一旦出现这样的思想者，就应当要鼓励、要保护，而不能冷落、埋没、摧残，不能用体制来限制。可是我们现在的体制是鼓励人说平庸的话，鼓励人做应声虫，鼓励人做扬声器、回音壁。比如某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所谓哲学家却能经常上电视，连年获五个一工程奖等等，你说这是什么导向？其实，你把这些人从五十年代到现在的文章拿出来前后比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这些人是在与时俱进呢，还是见风使舵。
刘：这种不鼓励批判精神而鼓励平庸的问题，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体制之内的地位有关。
李：是的。有一种观点认为，是我养活了你，你就必须给我说话。实际上给我说话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说什么，我就说好好好，对对对，是是是；另外一种是，你说什么，我再给你琢磨琢磨，我再踱踱方步，补充完善，这也是帮忙，小骂大帮忙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一点上就显得高明些，它允许马克思主义存在，它虽然把马克思本人到处流放，但最终没有给马克思判刑，马克思还是能在英国平安地写他的著作。可以说，作为资本主义的敌人，实际上资本主义应当感谢马克思，他最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各种异化的弊病。回想一下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思考一下马克思当年进行的批判，再看看一百多年以后今天时代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不能不感谢马克思——它的敌人最先发现的它的弱点。
刘：英国BBC2000年评选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排名第一。
李：即使再过一百年，资本主义还是需要马克思。
刘：由此可见环境对哲学家的作用。我们现在的制度能产生出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吗？
李：拉倒吧！我们现在是给了某些搞哲学研究的人很多钱，比如有的学校一下就能获得成百上千万的经费，但真正的哲学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思想的翅膀缀了许多黄金之后，它是飞不高的，难免要掉在最凡俗的地方。当然，哲学家也应当解决衣食之忧，但如果香车宝马，就成了与现实隔绝的金丝笼，会让哲学家疏远人民，他们的感觉只会被金钱所钝化，失去良知。
刘：关键是你给他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繁荣学术呢，还是让他更好的做你的工具。
李：即使是作为工具，那它也应当是给社会作反思的工具。而现在课题制用钱堆出来的是风花雪月的东西，所谓“创新”的东西特别多，但那些“新”新在哪里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政策和良好的学术机制，给钱不如给一种宽容的学术环境。
刘：如果说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责任和价值在于批判和反思的话，那么应当如何为哲学和哲学家创造条件、营造这种环境呢？
李：话又回到到学术机制、哲学定位问题。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一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哲学工作者，但我们的体制往往把他们的声音淹没了，把这些人的思想给抹煞了，把他们给放逐了，最终把一些人给踢到对立面去了。有的人有一些激进的东西，但是他们可能是恨铁不成钢才提出批判观点的。而且，难道我们没有值得批判的地方吗？太有了！包括像晚年的周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你说周扬的异化观还是个理论问题吗？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但就是从现象上来看，异化是一种形象而客观的表述。
刘：当时考虑的可能是导向问题。
李：就是战争年代的宣传口径，就是强调要讲主流，强调主流是好的，所谓三分之二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几是好的。其实这是标准废话，有时候真正起作用的不是主流，你说苏联垮台是主流要垮台的吗？是人民要垮台的吗？当时是有这个社会基础，但是如果有一个坚定的党中央领导，有一个不迷信自由主义、不迷信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它就可以解决一些自己的问题，清除一些历史负担。实际上最后是一党专制的政体让戈尔巴乔夫一个人就摧枯拉朽地把这个党给毁掉了。十月革命是几十万党员完成的，而到了几千万党员时苏联却解体了。我觉得，有时候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少数人，真正腐蚀社会的也是个别，但这个个别一旦走入社会通讯里，就成了普遍的伤害。比如，前不久媒体报道云南的某些餐厅搞女体盛，对这种兽行如果不明确表态，或者像现在这种表态，即仅仅罚两千块钱了事，这种暧昧态度就表明它不是反道德、不是反文明的东西。所以，对个别的阴暗的东西一旦不及时阻止，那么它就会具有普遍的杀伤力。而且从历史上看，哪朝哪代，大多数都是好人，包括德国当年选举希特勒上台这件事，你能说德国当时大多数是坏人吗？不能。但就是这个集团，在当时德国的社会危机情况下，煽动起人民身上的愚昧东西，利用民主渠道走上了反民主的道路，少数操纵了整个国家。所以我们对哲学家不应该过分强调要他们歌颂主流的东西。当然我们说要抑恶扬善，但抑恶本身就是扬善，抑恶就是批判。我们体制内的一种错误观点是，好像讲光明就是纯粹的光明，一片大好，其实社会里真正的光明都是在对黑暗的批判中才体现出来的，我们的政治家、宣传部门往往没想到哲学家在批判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你一批判就是找茬，就是添乱，就是不帮忙。
刘：哲学家的批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设性的。
李：而且是一个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建设因素。
刘：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就像牛虻一样不断地在叮社会，逼着人前进。
李：所有的先知都具有悲剧性色彩，他看到了醉生梦死的人们没有注意的东西，发现了危机，他总是警告人们这个城市要毁掉了，洪水要来了，最后弄得很多人很烦他，就把这个先知杀掉了，就像摩西一样，被杀死后又把被尊为先知。苏格拉底也是这样的命运，人民杀死了苏格拉底，然后又把苏格拉底送上道德祭坛。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哲学精神与权威之间永远应当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就是说，哲学家与现实之间最好的距离应当是一种温和的对立。所以，如何从体制上保护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是一个值得政治家、宣传部门认真考虑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某些大红大紫的人，一旦城头变换大王旗，我敢断言，他们的风派作风一定会让他们最先抛弃马克思，因为他们只是为稻粱谋。另一方面，如果我要在学术界批判那些伪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们可能对我是欲除之而后快。那样一来我带的硕士生可能就会受牵连而毕业不了，我的课题会被枪毙，我的教席就会被别人挤掉，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就会受影响。就是说，没有制度会保护我这样的人。所以大家现在谁都不批判，你好我好大家好，都在混，有钱就分，多争博士点，多招收几个厅局级的研究生。人是经济动物，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马克思那样忍饥挨饿去从事一些崇高的事业，大多数人只会随波逐流。
刘：这样一来就导致了迷信钱、迷信权威的情况的蔓延。
李：青年马克思曾经在谈到当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时说过，我们说出来这些问题并不是要立即解决它，但是我们说出来就会让人民知道有人在关注这个问题，不断地说就会有人起来行动，行动就会改革。其实，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没有人给你说话了，洪水决堤了，那时候连方舟都没有啦。
刘：看来，如何为学者发扬批判精神创造一种环境、氛围，需要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从政策上和体制上创造一种适合具有批判精神的哲学家的生存环境，政治家应当有这种胸怀和魄力；另一方面是哲学家本身的自觉。当然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就是有人从事哲学就是为了玩学术。
李：如果作为有闲阶层，他可以自己玩去，我们没有那么多闲钱鼓励他们。但为什么事实上又有鼓励风花雪月的机制？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的批判空间确实比以前大多了。但问题在于往往出现作茧自缚的情况，因为组织或领导学术工作的人很多都是行政干部，行政干部的天条就是无条件服从权威意志。比如，一个学术单位的领导，往往首先考虑的是比较现实的问题，他们都不愿意让本单位的人触及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旦为此而出了事，他个人的前途就成了问题。你不能说他考虑不现实，你没有制度作保障，他凭什么不考虑个人的前途而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呢？这种作茧自缚是不是就是单纯的个人因素造成的呢？显然不是。因为，这是多少人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后得出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比如，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国企改革出了这么多问题，老百姓反映那么强烈，最后还是由一个大陆外的郎咸平揭露出来，而不是由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揭露的。不仅不揭露，我们很多马克思主义主流学者还在为国退民进唱赞歌，说工人下岗后如何有了自主权。这些人对劳动阶级根本就没有感情。有时候你不能不为到这种情况感到悲愤。所以说，这是个制度问题。但我们又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制度上。体制也不是天生的，是靠大家争取的。
刘：所以，对这些问题，哲学工作者也应当深刻反思自身的问题。
李：学者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丧失是一种历史遗传的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导致的后遗症。反右斗争以后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给打断了，然后就形成了一种媚骨，加上社会机制这么多年来打压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从而形成了一种经济法则，一种定向。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根本扭转不了。因此，世故的选择就是大家都去搞一些抽象的、阳春白雪的东西，既然不便过问现实的问题，不能面对现实，那就去搞逻辑分析，搞语言分析的，研究这是一块抹布、那是一把扫帚在逻辑上怎么成立等。这些东西按我的看法，应该是哲学大厦的构件，而不是哲学使命之所在，但如果因此而丢掉了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对整个人类命运、对文化的关怀与批判的宽广的胸怀，哲学就可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给那些学者的残羹剩饭，或者说是收敛他们思想的金丝鸟笼。实际上，这些东西从西方发源地走到中国，其意义已经被夸大了。但我有一种未经证实的直觉，哲学界的土、洋教条主义是有国际背景的。比如，研究儒学、研究西方哲学的容易得到西方财团的青睐。
刘：我倒觉得，哲学这个东西应当是多样化的，有为民请命的，有批判性的，也有搞远离生活的东西，这都很正常。
李：是的，人各有志。问题是在中国这些东西的作用被夸大了，成了一种偏向。比如说一旦有人研究海德格尔，遍地都是“此在”，走进去就绕不出来了。这就不正常了。
刘：这似乎是我们国内学者的一种通病，一种思潮引进来，大家一哄而起。
李：而且，研究来研究去，没有掌握人家西方哲学真正有价值的、灵魂的东西，把这些灵魂的东西搞掉了，最后是把西方哲学搞成了翻译学，这个概念如何翻，那个概念怎么译，拾人牙慧。
刘：其实，现代西方哲学用的一些技术性的方法，比如语言分析、逻辑分析等，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为了逻辑而逻辑，为了语言而语言。
李：技术性的东西是载体，它的灵魂是对现实的关注，其实西方哲学在它的基础中大量的是世事关怀的东西。例如斯宾诺莎哲学，国内哲学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大多只注意他的几何学公式，他的实体论是怎样自圆其说的等等，而忘了斯宾诺莎在枯燥的定义背后是汹涌澎湃的对人性解放的追求，人们把这个灵魂给丢了，或者只是轻描淡写的讲讲，反而只注重他的工具性的东西，皮表性的东西。中国搞西方哲学的人不在那片土壤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西方哲学和西方现实之间的应对关系不太了解。
刘：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哲学都应当有它的灵魂。
李：是的，一个哲学家如果对人世间的苦难没有一些悲悯的情怀，那你就作为一个文字匠算了，你不要说你是搞哲学的，你这样搞实在是玷污哲学。而现在恰恰相反，提倡追求所谓学术规范就是非意识形态化，把一切现实的东西、人性的关怀统统过滤的一干二净，变成了一种纯粹逻辑的完美性。我一向讨厌有闲阶层风雅背后的伪善和自私，那种风雅骨子里边实际上是很委琐的，不过是向资本批发或零售灵魂的文丐。他们总是让我想到鲁迅对“中国文人”的评价：“人渣居多”。我们有些搞哲学的人抱怨哲学受到了冷落，说实话，你没有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怀，那么你还要人家注重你的哲学，门也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的衰落是必然的。现在有的人吹中国哲学如何如何发展，但实际上，我看不出有多少令人乐观的发展成果来。
刘：谈到中国哲学，似乎就必然涉及到儒学或者说儒家学说在中国现代的发展状况，儒学似乎很积极地介入生活，你认为现在的儒学是不是扮演一种哲学的批判角色？
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儒学当然是要批判地介入现实，我的一些朋友也在做这些艰深而清苦的研究工作。问题是现在就有(那么几个)打着儒学旗帜拉着草台班子招摇撞骗的人，对这些人我很不恭维——也许是偏见，但不幸的是我太知道他们的道德履历了，一帮口吐莲花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他们丝毫不打算在私生活里践履那些真正的儒学精神，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向资产阶级谄媚的手段。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不是说中国是共产党搞的吗？而我们搞的是非共产党的东西，你们来给我们投资吧！我说他们是一些文化商人或文化掮客，而不愿称他们是儒家，因为这埋汰了儒学，有辱先贤。孔子、孟子这样一些人都是有浩然之气的人。孔子周游列国，但他有“道不同不相与谋”的傲骨。现在的小人儒有这种精神吗？整天抱着几本抄来的书奔走于权贵之门。
我对真正的儒学的评价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因为儒家骨子里的东西是用血缘的东西来整合人的道德。然后就把个人道德放大到国家整个政治生活中去，就是从“孝”一直推到“忠”，这个东西在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或许可以说有一种感召力。但在血缘家族被跨地域的交往所取代的时代，交往被普遍强化，社会通讯已经公开化，再从心性来推出政治就未免太迂腐了。这套解释系统可以在幼儿园里产生一些积极作用，对个人道德修养也有某种作用，也可以作为政治批判的思想资源，但你把它放大成救国、救世的良方，那就成了卖狗皮膏药了。有人鼓吹什么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令人喷饭！特别是他们把道德的丧失归结为教化的缺位就显得更可笑了。实际上，道德在今天的现代生活中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的东西，你绕开政治讲什么道德教化，对现实中真正敏感的问题却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是等于给乞丐念食谱吗？他们自己可以做书呆子，咀嚼那些冬烘遗老的道德感受，但要把什么灵魂深处闹革命啊等等当作济世方舟，那就是江湖骗子。
刘：不过这些年哲学研究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发展的，至少表面上是繁荣的，出了好多的专著。
李：当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发展了，而是发展到了精致得不得了的地步。这种发展是对哲学庸俗化的反动，但走向了极端。还是在教授圈子里边。
刘：就是说，还是属于学院哲学。
李：沙龙化的哲学。在少数人的圈子里不断地谈论这个体系，那个体系，今天是这个创新，明天是那个创新，互相喝彩。
刘：学术圈子的热闹并不意味着哲学的真正繁荣和发展，哲学的发展应该是真正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思想的出现，比如像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的影响。而近年来我们似乎并没有产生出真正对我们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
李：当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或者说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时，我不希望像有些人那样的讲法，即中国哲学就是指那些非要用孔夫子的话或者用古汉语来讲的，就是传承中国古代文化中诸如心性、天理人欲、气质之变等等一些概念，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与儒、释、道相结合。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儒、释、道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与儒、释、道无关，这不是表达或翻译上的语言形式、概念形式，而是面对中国现实的哲学内容。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就是应当立足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哲学。
刘：我也反对那种做法，以为用古汉语的一些概念来解释现在的东西就叫中国哲学。古人面对的问题同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不同，古汉语的表达同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同，你不可能通过古汉语把现在的问题解释清楚。
你刚才说中国哲学就是立足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么你认为现在什么是中国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呢？
李：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的现实主要是中国劳动阶级的解放事业。具体说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扩张问题，我们应该怎样迎接、驾驭并限制这个扩张，发挥它的有利的一面，避免它的不利的一面，这是我们的哲学应当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与世界接轨往往被理解成接到资本主义这个轨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对资本主义最经典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都能在中国找到发挥作用的土壤，都有可能发展为中国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也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的批判太有价值了。
刘：对现实的关怀还意味着哲学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内，还应当关注现实的经济问题。
李：朱德生教授也在《两个文明，一张卷子》(署名岳平，见《哲学研究》1996年第五期)的文章中提到经济在社会通讯中的主导作用。我想，哲学家在哲学圈子里是在磨刀，而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边则是砍柴，你整天磨刀，磨得宝光可鉴，那有什么意义？你必须拿磨好的刀去砍柴，柴在哪里呢？在荒山野岭。问题是目前大家都不愿意去砍柴，而只是仅仅欣赏宝刀如何好。但宝刀入库你的砍柴功夫就没了，那样还有什么价值呢？你想想看，马克思哲学离开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会有意义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块整钢，而不是互不相关的三大块。它的灵魂、价值观、批判精神在各个部分都必然地渗透着。
刘：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肢解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李：这还是因为走学院化道路的结果。因为教学的方便、解释的方便、表达的方便，于是就搞成哲学上马克思如何说，经济上马克思如何讲等。如果我们强调马克思的现实性、批判性，那么它就应当是一个整体。
刘：时间过的很快，今天我们从哲学和哲学家的角色意识入手，讨论了哲学家的批判精神、哲学家的社会责任、哲学生存和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等，占用您一个上午的时间，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