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对象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就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各种方法与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证。文中指出目前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方法可归纳为四种：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渗透法，审美范畴、审美命题系列法，审美文化起源法与文艺思潮衔接法，审美文化与审美思想印证法。
在论述中国审美文化的特殊性时，作者指出感悟中国审美文化之形象时，往往产生言不尽意、言不逮意的矛盾，即文本与解构的矛盾。
本文认为中国美学的特殊价值在于系统性与体系性、系统性与感悟性、鉴赏式与品评式、人物性与个体性。
研究中国美学史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但是，中国本来没有现代西方美学的分析逻辑与方法意识，那时，也没有一部科学的中国美学史。要研究中国美学及其研究方法，就必须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中，探讨其历史发展的逻辑规律，并结合中国美学的历史实际，寻找出相应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西方美学史的研究方法
美国吉尔伯特、德国库恩在其合著的《美学史》开端，有这样一段话：
“美学与其说产生于任何纯粹的悟性活动中，不如说产生于争辩的过程中。”
这段话的意思表明，研究西方美学史可以有两种方法，或者说，可以由此而建立两种方法论：
一种是研究西方人对于宇宙的美和艺术、技术的审美活动，或者说，西方人审美意识的起源，可以追叙到什么地方？由这种方法出发，他们把西方美学史的起源，追叙到基督教的《圣经》，以及希腊神话《伊丽亚特》和《奥德修纪》的史诗里。
吉尔伯特和库恩继续说，壮丽的希腊史诗，提供的不单是审美享受，它所产生的魅力，也不仅在于神妙的音乐性。它在古希腊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比之于基督教时代的《圣经》，而作为它的素材的神话，则开导和培育了民众的思想，神话和诗歌的这种结合，体现了一种古老而令人敬佩的人生观，以及一种对事物本质的说明。
尽管现在还没有一部真正体现东、西方美学的科学美学思想史，但是，前苏联奥夫相尼柯夫的《美学思想史》，虽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他却已率先提出审美意识的发生以及《圣经》对于西方人美学观念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奥夫相尼柯夫指出，正如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考证的那样，艺术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萌芽的出现，应上溯到更加古老的时代，即旧石器时代中期结束以前（所谓莫斯特Moustier时代）和整个旧石器时代的后期（即奥瑞纳Aurignac文化－－公元前四万至三万五千年；梭鲁特Solutre文化－－公元前三万五千年至二万五千年；马格德林Magdalena文化－－公元前二万五千年至一万二千年）。
在谈到《圣经》时，奥夫相尼柯夫又指出，古代欧洲语言艺术的原著《圣经》具有重大意义，这部文献的创作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这里指的是《旧约》）。美的观念在这里是以宗教神话的形式表现的。古代欧洲文化同埃及、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关系密切，因此，在欧洲人的审美观念中具有这些古代东方民族的影响和成分。
另一种研究美学史的方法论，就是英国鲍桑葵《美学史》（1892年）和意大利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1902年）以及我们上面提到的吉尔伯特、库恩夫妇的《美学史》（1936年）为代表的观点，那就是以希腊色诺芬尼和赫拉克利特的论辩性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开端（起点）。
这两种方法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把美学思想史理解为从审美意识萌芽到美学理论的发展的历史。后者，则把美学思想史，仅仅理解为哲学思想诞生时起渗透于其中的关于艺术和美的性质的考察，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美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历史，“即一种关于灵魂感应美的现象的学说，以及一种关于创造美的事物的过程的理论。”（吉尔伯特与库恩语）
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当我们考察或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时候，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方法论的分歧。
（1）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渗透法。这种研究中国美学思想的方法论，就如同吉尔伯特和库恩对于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一样，突出强调美学思想在希腊哲学思辨观念对于宇宙论或宇宙结构理论、心理学、关于人类有目的性活动（Techne，即技术）的理论的渗透。因此，研究中国美学史，或者从考察先秦音乐、诗与艺术、先秦哲学与先秦美学开始，强调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这是随着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开始产生、发展，至孔子而形成儒家美学的时期。然后，又从战国前期到战国后期，分析了荀子、荀子学派及韩非的美学，《易传》、屈原、《吕氏春秋》的美学，其基本思想是属于儒家的，但也同时吸收了道家思想的若干因素，因此，他们认为，“儒道互补”这一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规律在中国美学史上的最早表现。简单地说，中国美学思想产生于西周末年关于美与艺术的各种见解中，而又以儒家思想为最突出，并且还出现了儒道互补的思想规律。
（2）审美范畴、审美命题系列法。这种观点认为美学史所研究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理论，而不是埃斯库洛斯等人的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强调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一方面比较分散地表现在这个时代的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一方面又比较集体中地表现在这个时代的若干美学理论著作中。因此，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历史，表现为两个系列：一个是形象的系列，如陶器、青铜器、《诗经》、《楚辞》等；一个是范畴的系列，如“道”、“气”、“象”、“妙”等等。研究形象系列的，是各门艺术史，包括文学史。研究范畴系列的，是美学史。根据这一种方法论，中国古典美学的发端，也即是哲学的发端，不是旧石器时代的中期，而是战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先秦时代。这个时期的美学家如老子、孔子、《易传》作者、庄子、荀子等都是大哲学家。他们的美学是他们的哲学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提出了“道”、“气”、“象”、“妙”等范畴和命题，为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还进而针对过去只重视儒家哲学和美学，而忽视道家哲学与美学的状况，明确强调，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
应该看到，在后一种方法论里，以孔子为起点或以老子为起点的问题上，以老子为起点的观点，更符合于历史的实际。也就是说，是老子早于孔子，而不是孔子早于老子。在现在所发现的老子帛书中，可以进而求证老子在西周末年便已存在着。当然，这还有待于历史的进一步验证。
这种以老子为起点的中国美学史观，作为一种方法论，是言之成理的。但如果以范畴命题来治中国美学史，则《易经》所提出的符号系统，较之老子所提出的范畴命题，时代更早，产生于殷周之际，则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以此方法论来撰写中国美学史时，把《易经》作为中国美学的起点，则更为实际。
从治中国美学史的后一种方法论来看，它摆脱了以往对于“美”的考察，即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寻找关于“美”的概念的理解，研究美和艺术关系的思想，它使人们从西方美学关于美的形而上学理论模式的方法论中解放出来，去发掘中国美学特有的范畴和命题，这是一个飞跃式的进步。如果究其实际，这仍然是一种把西方美学史前一种方法论中国化而己。
（3）审美文化起源与文艺思潮的衔接法。这种方法论的主张者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研究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审美意识、观念、审美活动的本质和特点发展的历史。他们强调，史前时期，是历史的源头，是人类审美意识萌发并逐渐形成的时代。不粗略地了解这一方面的事实，就无法理解我们民族的审美意识的形成，无法对以后的历史做出叙述。
这样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其起源是原始审美意识的形成阶段，到了奴隶制与有关商周青铜艺术等的审美意识，西周文化与人的觉悟，这些问题，则是我国美学思想体系的形成的中介。以后，审美文化对于论述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发展则似乎不重要了，甚至也看不到它的踪影。这种方法貌似宗白华先生提出的审美文化和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法，其实则是将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作为二段历史加以连接。这不是印证的方法。印证的方法，是将审美文化作为一条与审美理论平行的主线，在历史文化的展开中，揭示其彼此互相符合的特征的方法。它既有两者历时性的描述，又有两者共时性的印证，而不是将两者割断，取其源头的一段与文艺思想相衔接。
（4）审美文化与审美思想的印证法。要弄清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我认为应把中国美学史放在东、西方美学史的背景来考察。
以往的美学史，其实就是西方美学史。自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苏联出现以后，才有了东西方的美学史。当我们把视线转向东方以后，便会发现，东方的美学，是从研究审美意识的产生开始的。
在考察了原始艺术所表现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萌芽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即审美发生论）之后，美学史家强调指出，“美学思想这个词，严格说来，是产生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如奥夫相尼柯夫）同样，将这个思想具体化，那就是，在青铜器时代，产生了奴隶制社会结构。在埃及、两河流域和中国出现了阶级国家。人类的艺术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早期的美学思想萌芽，虽然它们还没有严格形成理论原理和学说的形式，还没有明确地表现为标准和规范。
这种考察美学史的方法论，旨在说明审美文化的发展，绝非始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这样，审美理论、审美思想渊源于审美意识、审美文化。
但是，它在考察了西方美学思想起源于东方的审美文化，或深深地受到东方审美意识的影响之后，则停止了对于东方审美文化在整个东方美学史上特殊价值的探讨。这种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还是类似于我们上面叙述的第四种方法论，或者应该倒过来说，第四种方法论，实际上是从这种世界美学思想史的方法论移植而来的。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衔接法。
宗白华先生的印证法与此不同。它首先是以印证为区分东西方美学差异的根本点。从印证法来观察美学史：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以审美哲学为主体、审美心理学、审美艺术学、审美技术学渗透其中的审美范畴、审美命题、审美理论的发展史。东方美学史，则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的历史。中国美学史，也是一部由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的历史。中国古典美学史，也是一部由古典审美文化与古典审美理论互相印证的历史。
为什么这样说呢？最明显的事实是东方的奇观：埃及吉萨大金字塔（公元前二十七世纪）、亚历山大灯塔（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印度阿旃陀（约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七世纪）、泰姬陵（公元1631-1653年）、中国长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十七世纪）、敦煌莫高窟（公元四世纪至十世纪）、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公元八世纪后半期至九世纪）、柬埔寨吴哥古迹（约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宝库，在东方审美文化史上具有很高、很奇的审美价值。但是，阐发这些审美文化的美学理论，却没有像西方美学那样被系统地创造出来。这就形成了审美文化的奇观与审美理论表现不平衡的矛盾。
印证的研究方法，是解构和阐释审美文化这一文本的科学的突破性方法。当这些东方民族审美文化的文本，未被当时相应的审美理论所解构和阐释的时候，我们应用印证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矛盾。这种矛盾，在我们阐释中国舞蹈的美学史、中国建筑美学史、中国园林艺术美学史、中国雕塑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陶瓷美学史、中国青铜文化美学史、中国玉器美学史等各个领域中，尤为突出。
印证，按照佛教教义，“印”是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的决定；“证”是证悟，带有神秘性、直觉性传授的特征。哈利·列文在《批评的各种方法》中提出“审美决定”的概念，“印”就是审美决定。东方和中国美学以审美文化来印证，可以说是一种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的审美决定，或者说，是一种言不尽意、言不达意的审美决定，一种直觉式的审美决定。
在这里，我所要阐述的中国美学史观，就是宗白华先生提出的中国审美文化与中国审美理论互相印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已与研究世界美学史，尤其是与研究东方美学史的方法不谋而合，这种方法，是从中国美学史的特殊情况出发的。
宗白华先生在长期研究中国美学的特点之后，强调除了要从中国文论、画论、乐论、书论等著作里发掘中国美学思想之外，更重要的还要从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所发掘和保存的文物来考察与印证中国的美学思想。他指出，这些文物所反映的中国人美感史，是认识和研究中国美学思想的非常珍贵的资料。在这种方法论的启示下，他特别强调，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工艺所表现的中国美学思想，从这里开始研究中国美学史。然后再展开其他文献思想的研究。在他保存下来的大量中国美学与中国美学史的笔记中，在他收集与鉴赏的古代文物及其大量照片、图片与考古资料中，他所首先要探讨的，还是中国人审美意识的起源以及表现为文物，表现为理论形态，表现为精神发展过程的原理。
三、中国美学的特殊性
①中国审美文化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特殊价值。所谓中国审美文化，系指具有审美性质、审美价值，又凝结着古代艺术家、工匠的审美经验所创造出来的工艺品、艺术品、建筑物、风景、城市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它与中国美学思想与理论的区别，在于形象、具体与抽象、逻辑的差异。
感悟中国审美文化的形象、具象，对于揭示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本质特征，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无从在文献资料中真切了解原始人的审美心理，我们也无从在《周礼》与《考工记》的记载去了解殷商、春秋战国的人们审美体验与宗教情绪，人们对于人生审美的理想和期望，但我们可以通过古代的审美文化，如玉器、青铜器、陶器、金银器、绘画、书法、铭刻碑帖、石雕砖刻、织绣、符节玺印、文房四宝等物化的精神审美文化，去了解先秦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技术，以及宇宙神的崇高等审美体验。
还可以着重指出的是，在英语词汇里，“中国”和“瓷器”（China）是同为一体的。可是，瓷器文化是中国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国审美文化的象征。一位研究中国陶瓷美学的学者指出，中国陶瓷在美学园地里迸发出来的光辉格外耀人眼目，它既有精巧剔透，又有浑厚古雅；它的釉色之美，更是五彩缤纷，它的技法和装饰，在世界文化史上举世无双。中国古代文化中，包括绘画、音乐、书法、舞蹈、雕刻、戏曲、杂技等审美文化，都可以在陶瓷装饰中找到自己的踪迹。因此，研究中国陶瓷美学，研究中国陶瓷审美的民族特征，不仅有利于总结中国陶瓷艺术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技术，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它对于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成就，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感悟中国审美文化所透露的精神，对于塑造与陶冶人格的审美内涵，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人格的美学，是中国美学中的重要内容。人的自由与解放，精神的超越，都是人格美学中所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玉文化、风景文化、山水诗与画的文化，都蕴含着最丰富最生动而又最纯真的人格审美体验。宗白华先生说“铜器之整齐，对称比例；玉器之重色泽，温润，虚灵之感，微妙触觉的体味，更趋向音乐的境界，其代表精神人格之价值，近于浪漫精神。《白虎通》云：‘玉者德美之美也’。《礼记·玉藻篇》：‘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比德于玉’。”宗先生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中国玉器审美文化所表现和象征的人格浪漫精神，同时也阐释了中国青铜器审美文化那种重形体结构的和谐人格的古典精神。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了阐述和研究中国审美文化对于研究中国美学史所启示的人格美精神，是何等的重要！
②中国美学理论结构的特殊性。既然中国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互相印证法，重在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的直觉式审美决定和审美鉴赏，而我们在向大家介绍和深入探讨的时候，又不能不用语言和文字来叙述，这样，就必然产生了言不尽意、言不逮意的文本与解构之间的矛盾。
我这里所说的文本，就是中国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解构，是指我们对于前两者统一的文本的阐释。更深入一层来理解，在形成中国审美理论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古代阐释里，就包含着言不尽意、言不逮意的矛盾。所以，互相印证法是一种让审美接受者直接感受中国审美文化，从而去悟证中国审美理论的精神实质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今天要重新发掘和阐释传统审美文化与审美理论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不但是从中国审美文化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的特殊性出发，而且，也是从中国审美理论的特殊性出发。
中国美学理论和美学思想又有哪些特殊性呢？其理论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它的著作形成与西方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系统。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A.系统性与体系性。迭名《乐记》、刘勰《文心雕龙》、孙过庭《书谱》、计成《园冶》、李渔《闲情偶寄》、叶燮《原诗》、《石涛画语录》、迮朗《绘事雕虫》等。
这类著作，或论音乐，或论文学，或论书法，或论园林建筑，或论戏曲，或论绘画，立意集中，论证严密，自成系统，逻辑性强，是古典美学的代表作。像《文心雕龙》堪称体大精深的完整的古代文艺美学体系。
B.系统性与感悟性。阮籍《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陆机《文赋》、宗炳《画山水序》、王微《叙画》、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徐浩《法书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荆浩《笔法记》、郭熙《林泉高致》、郭若虚《图画见闻记》、韩拙《山水纯全集》、严羽《沧浪诗话》、丰坊《笔诀》、笪重光《画筌》、黄钺《二十四画品》、徐上瀛《溪山琴况》、潘曾莹《红雪山房画品》、杨景曾《二十四书品》、袁枚《续诗品》、马荣祖《文颂》、许奉恩《文品》、魏谦升《二十四赋品》、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江顺诒《补词品》、蒋衡《书法论》、刘熙载《艺概》等。
这类著作，立意集中，但以感悟式诗赋，或简练语言对其论题进行阐释，是中国美学中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著作。
C.鉴赏式与品评式。刘义庆《世说新语》、谢赫《古画品录》、钟嵘《诗品》、杜甫《戏为六绝句》、皎然《诗式》、张戒《岁寒堂诗话》、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谢榛《四溟诗话》、王世贞《艺苑卮言》、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唐志契《绘事微言》、吕天成《曲品》、王夫之《薑斋诗话》、贺贻孙《诗筏》、袁枚《随园诗话》、焦循《花部农谭》、包世臣《艺舟双楫》、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方薰《山静居画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王国维《人间词话》等。
这类著作的特点，是论述和品评作家、艺术家观点新颖，阐发某些艺术流派和风格的观点集中鲜明，多为诗歌语言感悟式、语录式、品评式，虽有一定范围和系列层次，但缺乏系统的、逻辑的论证。
D.人物性与个体性：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关于艺术和审美的论述或言论。如老子、孔子等先秦诸子、唐宋八大散文家、历代诗人、画家、戏曲家、书法家、园林艺术家的有关言论和文章序跋等。
这些论述的特点是涉及范围广泛，观点富有个性，形式多样，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对中国美学史上声望较高的人物，均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其缺陷是分散于各种文集、笔记之中。
总体上来看，中国美学理论著作，仍以B、C、D三项占绝对优势的地位。A项虽然也不乏其例，但真正称得严密逻辑体系的，还是少数。
这种比较并不意味着中国美学处于低于西方美学的层次，只是说明逻辑与感悟，理论与印证，各有其民族思维文化的特征，因此，不能以西方美学的立场，去分轩轾，以研究西方美学史的方法去套用于研究中国美学史，而应该建立一种符合中国美学文化和思想规律的特殊研究法：审美文化与审美思想相互印证法。
东西方文化史家研究表明，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已经逐渐被东西方文化多元共生的历史观念所代替。历史似乎很无情地嘲笑了哪种欧洲中心论，以后又曾经出现了东方为西方文化之根的文化哲学观。但我认为，在文化起源的考古资料不断被发掘的时代，以欧洲为中心或以东方文化为中心的提法，都欠缺全面。东方文化较之西方文化的历史更为古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何者为中心必然成立。当前的状况，意味着东西方文化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它们正在互补共生的交流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东西方审美文化的异同和趋向，与东西方文化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东西方审美文化，共同研究人类的审美感与审美情感，共同从实用走向装饰，由装饰走向返朴归真，真中有美，也就是实用里蕴藏着美，实用功能达到尽善尽美的极致，实用便走向了审美。
西方与东方的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也有明显的差异。西方由宗教、理性走向感性、非理性、超理性、新感性。然而，东方则由神权崇拜、礼乐相和，走向追求独立自足的人格美，虚实相生的意境，现代化的东方审美风格。中国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在东方审美文化与美学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地位。东方审美文化与美学思想，将随着东方文化的复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的文化。施宾格勒、汤因比、池田大作、宗白华、季羡林等中外文化哲学大师，早已预言到这一点。模糊美学、周易美学、老庄美学、禅宗美学所表现的东方审美思想，已经被西方人以及在西方世界的华人学者越来越广泛地吸取与重视。人们已经注意到，只有以东方综合的模糊的、虚实相生的审美意识和思维，去济西方分析的、逻辑的审美思维，才能使人类的审美文化在交流与融合的大潮中，各显其新生的活力，并使其走向崭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