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托尔斯泰对李光洙文学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试论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李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光洙（1892～1950），字春园，又字孤舟、长白山人等，是朝鲜近现代著名作家。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他的文学创作在朝鲜半岛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朝鲜现代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以李人植为代表的“新小说”作家的优良传统，创作内容上则比主张改良主义的“新小说”更加强烈地提出了对封建旧习及传统道德的批判，更加鲜明地提出了民族觉醒、个性解放等近代要求；创作形式上则克服了惩恶扬善的旧小说模式，剔除了“新小说”中残留的旧式文言而统一使用现代朝鲜语，为朝鲜民族语言的纯洁做出了贡献。
李光洙的创作生涯长达40余年，然而他的巅峰期却只有十年，进入20年代，他的地位被崔曙海、金东仁等作家所取代。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存在决定意识，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李光洙所处的时代和他对时代所做出的回应铸就了特殊历史阶段上的李光洙，这也同时决定了他接受托尔斯泰的影响的心态。
托尔斯泰对李光洙的影响，已为评论界所公认，本文拟分三个时期就托尔斯泰对李光洙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做进一步探讨。
如果我们把作家大体分为偏重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两类，那么李光洙属于后者，因此，我们把他的创作按照思想的发展变化来划分。李善荣在他的《春园的比较文学之考察》中，把李光洙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即1920年以前的逐渐成熟时期，1920年到1930年的注重实践时期以及1931年后的宗教探索时期。这同朱耀翰的划分法大致相同，与李光洙对托尔斯泰的接受也基本上是同步的，为了叙述上方便，我们把第一时期界定在1906年到1919年，为反封建时期；第二时期为1920年到1934年，是主张民族改造时期；第三时期为1935年到1950年，是李光洙宣传爱的宗教时期。当然，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弹性，并不是绝对的，如长篇小说《有情》是1933年创作的，但就其思想倾向来说，它属于第三时期作品。
一、第一时期
第一时期的李光洙主要是受了托尔斯泰的批判精神的影响。李光洙读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时刚刚年满16岁，他“单纯幼稚”。对他来说，《我的宗教》“思想新鲜高尚”，“文章晦涩”而难以理解，但它毕竟使李光洙看透了教会的虚伪并再也不去教堂了。（注：《李光洙全集》）这样，第一时期的李光洙虽然未能接受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但却接受了托尔斯泰对教会的批判乃至托尔斯泰的批判精神。
李光洙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对封建制度的讨伐上。第一时期的李光洙可以说是反封建的斗士，正如金东仁在《朝鲜近代小说考》中所说：“李光洙的文学是叛逆文学，而李光洙则是勇敢的堂吉诃德。”第一时期的李光洙在小说和杂文中向封建传统伦理道德发起了猛攻，批判“父母的权力”和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李光洙的这种批判是基于个性解放的要求，他呼吁年轻一代不要成为父母或家庭的牺牲品而应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个体。长篇小说《无情》（1917）中新女性的典型炳旭引导深陷于旧贞操观念而无力自拔的英彩重新走上新生之路。长篇小说《开拓者》（1918）中的成顺为追求独立的人格和真正的爱情而宁死不屈。李光洙认为“生命比任何道德法律都要伟大”，（注：《李光洙全集》）因此他反对压抑人性的封建道德和法律。李光洙出生于没落的两班贵族家庭，看够了封建的两班贵族之懦弱无能以及虚浮世俗，更尝尽了没落两班贵族的贫困与苦难。10岁成为孤儿，18岁遵照父辈意见与素不相识的女子成亲，25岁又偏偏爱上医大学生许英淑，这一切人生际遇，对他在留日期间成长为反封建斗士也起了促进作用。毫无疑问，在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李光洙的反封建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为了进一步了解李光洙批判精神的实质，我们还有必要了解李光洙对殖民统治的态度。他在纪行散文《往海参崴》（1915）中这样写道：“他们不愧是驰骋天下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他们额头上的皱纹和粗硬的头发里好似藏有奋斗的痕迹和重大的秘密，显得威严十足……再看蹲在一边的我们，没有血色的脸凄凄惨惨，实在无法与之面对。”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对侵略者和殖民者的批判和反抗，而是一个苦难民族的自卑和对殖民统治者的敬畏。李光洙还说：“实在不能不惊叹于这民族的能力和奋斗精神，同时也不能不对我和我们民族的无能感到惭愧。”
显然，李光洙的批判精神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和倾向性。他是反封建的斗士却不是反殖民主义的勇士（这也是导致他晚年亲日的重要原因），这同他这一时期的社会理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希望朝鲜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达到独立富强的目的，因此他尖锐地批判朝鲜的尚文主义，把费希特、尼采的哲学思想奉为信条并加以大力宣传，渴望朝鲜民族尽快强大起来。我们姑且不论他的这种社会理想在殖民统治下的可行性，可以断定的是这个时期的李光洙是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狂热追随者，他把近代化看成是朝鲜民族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说，这时的李光洙是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二、第二时期
“三·一”运动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最终破产，也宣告了李光洙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的破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朝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法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李光洙感觉到了朝鲜民族“体力、能力与精力的不足”，（注：《李光洙全集》）认为“朝鲜民族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性的堕落”，并认为“虚假与空谈是朝鲜民族最大的弱点。”（注：《李光洙全集》）为了把朝鲜民族改造成一个务实的、具有社会奉献精神的民族，李光主张同胞之间的非暴力与不抵抗以及个人道德自我完善。可见，这一时期的李光洙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着重接受了典型的“托尔斯泰主义”，另外他还主张“以爱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建设。”
1923年李光洙翻译了托尔斯泰的戏剧《黑暗的力量》，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做尽坏事而最终灵魂觉醒并进行忏悔，那么李光洙也在这时期的小说中描写了世人的堕落与悔悟。长篇小说《再生》（1924）的主人公金顺英曾经是“三·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却成为物质享乐的奴隶，背叛了曾经的同志兼恋人申凤九，成为别人的情妇，但最终反省自己并投水自尽。《爱情的多角形》（1930 ）和《女人的一生》（1934）也描写了女主人公的沉沦与忏悔。 这些小说在主人公的堕落以及最终觉醒的内容结构上同《黑暗的力量》是一致的，这应该说是李光洙对《黑暗的力量》的接受并受其影响达成的结果。当然，李光洙小说的主题同《黑暗的力量》的主题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表现了把人类引向毁灭的罪恶的诱惑力以及人类最终战胜它的顽强的自救能力，李光洙表现的则是“三·一”运动失败后社会风气的消沉、人性的堕落以及对此的批判。
长篇小说《土》（1932）是这时期的代表作，李光洙在这里试图找出一条救国救民的出路。主人公许崇顺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同富豪家的千金小姐结婚，但却为了民族事业去农村致力于理想村的建设。许崇的一生是自我完善的一生，是为民族团结而牺牲自己的一生，为了民族的振兴，他主张同胞间不抵抗、非暴力和爱。当他得知城里的妻子与自己的朋友金甲镇私通时，虽很痛苦并想过报复但最后还是决定宽恕，那是因为“如果报仇也许一时能够痛快却会毁掉自己、贞善和甲镇”，但“如果宽恕就不会有这一切损失”。于是他精心照顾自杀未遂而落下残疾的妻子，并把妻子的私生子当亲生儿子抚养，他认为如果连妻子都宽恕不了，就无法想象能够去爱千千万万的同胞，更无法想象能够热爱国家。当政根出于私心侮辱他同俞顺、善姬的同学关系时，他也默默忍受，甚至进了监狱也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他的高尚品格终于感化了政根，使自己又多了一个同志。
这一时期的李光洙希望每个人都能象许崇那样致力于自我完善，并在以爱为基础的不抵抗、非暴力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认为这就是朝鲜民族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显而易见，不抵抗主义、非暴力、爱等都是从托尔斯泰那里接受过来的，但内涵并不完全一致，李光洙是从民族主义角度接受了托尔斯泰。他认为：“托尔斯泰是最明确地指出爱为救世唯一良方的近代圣人”，“但他憎恨现代国家和民族争斗之余，未能指出应从民族成员之间做起，忽视了以爱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建设。”（注：《李光洙全集》）
三、第三时期
1929年一场空前未有的灾难性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便加快了军国主义的步伐，对朝鲜实行空前的黑暗统治。1934年新干会（指朝鲜独立解放运动组织）被解散，朝鲜的民族运动跌入低谷，李光洙的社会理想又一次被严酷的现实所粉碎。他在《我的告白》中写道：“我想过抵抗日本，但这不大可能，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也没有武器。”从此，对朝鲜的前途失去信心的李光洙便隐遁到宗教世界里去了。他在随笔《鬻庄记》中说明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始末：“我终于明白了民族主义运动多么浅薄，十余年的人格改造运动又是多么乏力。虽说对朝鲜的出路不在于政治运动而在于人格改造运动的认识是一次进步，但依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离开信仰的道德修养也是空的。”
李光洙曾经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第一时期）和“艺术的道德性”（第二时期），而到了第三时期则主张宗教文学，认为“真正的文学应是人生的解释者、启示者、安慰者、讨论者、指导者……文学就是宗教。”（注：《李光洙全集》）持着这样的观点，李光洙对表现宗教之爱的《复活》深感景仰，为它“对人生的虔诚与严肃”以及“超越肉体和和个人的人类之爱”而感动，尤其感动于“涅赫留道夫放弃爵位等社会地位，追随昔日恋人卡秋莎去往白雪纷飞的西伯利亚那无法比拟的崇高、深刻和严肃的行为。”（注：《李光洙小说研究》）这种感动表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当中。长篇小说《有情》（1932）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不能为世人所认可，男主人公便去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女主人公知道后也象涅赫留道夫那样毅然舍弃一切，追随而去。小说的背景同《复活》一样是白雪迷漫的西伯利亚，主人公也都是具有“纯情的思想与行为”的人物。长篇小说《爱欲的彼岸》（1936）也塑造了一位拥有“纯情的思想与行为”的女性形象，主人公慧莲的父亲虽信基督教却为娶小老婆而不择手段，慧莲的哥哥则丢下妻子在外流浪，为了救赎这些有罪的灵魂，慧莲留下遗书后自尽，她“只希望一条生命的死亡能够感动父亲和哥哥并使之悔过自新。”这一时期的李光洙同宗教家托尔斯泰产生了深深的共鸣，奉托尔斯泰为自己宗教探索导师，全盘接受了那“引导人类走向爱的真理之正路思想”，（注：《李光洙全集》）即博爱主义。长篇小说《爱》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也是集中体现他博爱思想的作品。主人公石旬玉是博爱的化身，她的爱是宽容的、高尚的，是超越一切的圣母之爱。许荣是旬玉的追求者，他不能赢得旬玉的心便诬陷她与教师安彬的关系，旬玉默默忍受并出于博爱而同许荣结合。婚后许荣本性不改，暗地与李贵德私通并生下一子，旬玉得知此事后事怜贵德母子便帮他们成家，后来贵德病死而许荣又长期卧病在床，旬玉重又进许家照料多病的许荣和多事的婆婆。旬玉的一生可以说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刻苦的自我完善的一生，是不抵抗的一生。为了消除人世间的仇恨，为了让人世间充满爱，旬玉连句公道话都不说，她认为正因为是公道话才加倍刺痛对方的心以致与对方结仇。这与托尔斯泰鼓吹的“别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是一致的，可以说，在旬玉身上，体现着完整的“托尔斯泰主义”。
李无影曾经在《托翁与朝鲜作家》中指出李光洙是托尔斯泰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而非托尔斯泰的批判者。的确，第三时期李光洙的思想同“托尔斯泰主义”是大抵一致的，托尔斯泰曾经说“真正的信仰只有一个，即爱的信仰”，李光洙则说“人之正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爱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李光洙强调“人类之爱”，鼓吹“为别人，给别人，宽恕别人。”需要指出的是，李光洙所谓的“爱”是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是一种“无论生人熟人都平等对待的博爱”，他还鼓吹当“人们忘记正义与自由时才能创造爱的世界”，“太平世界用暴力是实现不了的。”（注：《李光洙全集》）在殖民统治下，李光洙的这种思想认识是导致他亲日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上，他的这种反动论调也起了宣传亲日的反动作用。这是我们应该予以批判的。
纵观李光洙的创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托尔斯泰对李光洙的影响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过程，李光洙创作的第一时期深受托尔斯泰的批判精神影响；第二、第三时期则深受通常意义上的“托尔斯泰主义”影响。
他创作的第一时期对封建社会的批判直接得益于托尔斯泰的批判精神。1910年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之后，促进民族意识的自觉与反封建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李光洙的创作则顺应时代要求，批判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呼吁民族意识的觉醒与个性解放，透射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对近代朝鲜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奠定了李光洙在朝鲜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
“三·一”运动后，朝鲜人民的反日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成为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取代了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崔曙海等“新倾向派”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揭露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批判了殖民统治的不合理，塑造了一批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人物形象。受阶级立场的局限，李光洙在这一时期则提出以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来进行民族改造，其创作未能反映时代要求，创作成就远远不及崔曙海等“新倾向派”作家。
进入20年代，李光洙的文学成就也不及金东仁等资产阶级作家。同为资产阶级作家，在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上，李光洙和金东仁是一致的，但在文学观念上二者却大相径庭。李光洙把文学做为民族运动的手段，金东仁则主张文学的自主性。因此，虽然李光洙与金东仁都接受了托尔斯泰，但二者接受的角度则迥然不同，李光洙主要是从思想上接受托尔斯泰，金东仁则从艺术形式上接受了托尔斯泰。
李光洙的一生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一生，他的作品堪称近现代朝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探索文献。如果说托尔斯泰是俄国宗法制农民情绪的代表，那么李光洙则是近现代朝鲜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情绪的代表。近现代朝鲜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曾起过进步作用，但却未能在反帝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刚刚起步的朝鲜民族资产阶级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之下，未能走上正常的发展道路，它不仅惧怕帝国主义，也因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而惧怕无产阶级，李光洙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时代情绪的反映。
总之，做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李光洙虽然经历过艰难的探索，却并未能指出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后来甚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做为文学家，他的创作也缺乏艺术性，但做为朝鲜民族资产阶级情绪的代言人，他在朝鲜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别人所无法取代的，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意义之所在。
收稿日期：1999—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