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民族地区论文,西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5-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6-0069-04
一、自然环境的制约
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构成社会的要素之一，没有适宜的地理环境就不可能有生命的产生和人类的生成。但强调地理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观点，往往被作为“地理决定论”而加以批评[1]，这不利于对地理环境与经济兴起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入分析。尽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能突破自然环境的制约，改造自然使之更适合人类的生存需要，但是这种改造是有限度的，否则就会遭受自然规律的惩罚。
西部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大多数民族商品意识缺乏，与其所处的封闭的地理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例如，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西欧具有天然地理条件。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尤其是气候差异较大，因此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加上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2]。便利的河流、海上运输为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贸易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西欧手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而中国则缺乏这种自然条件，而在西部民族地区，环境更加封闭，交通运输条件更差，交换成本极高，因此农牧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即使有交易，也长期以来一直以满足地方需要的传统集市贸易为主要形式，更加固化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结构。封闭的环境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干部和群众的商品经济意识淡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商品经济发展的滞后，进而制约着地区整体经济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的步伐。
在全国市场经济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西部与东部、西南与西北、西部与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不畅，已成为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例如，甘肃中南部尽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由于仍是铁路交通的死角，主要运输仅靠低等级的公路，使生产、生活资料进出的成本增高，不仅外来投资者不愿前来投资建厂、参与建设，就是当地企业，也因发展成本约束，显得竞争力不足，难以形成经济优势。恶劣的自然环境及落后的交通状况使这里的人们处于贫困状态。
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状况恶劣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如水资源缺乏、植被破坏、荒漠化、水土流失等都是这些地区面临的严重问题。这给工农业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加剧了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落后状态，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西部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现代化。
二、国家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西部民族地区各民族社会都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在政策上给予各种优惠，在资金、物资、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甚至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由此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给予西部民族地区更大资金和政策支持。
但是时至今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总体较低的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扭转。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仍处于落后状态。在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中，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国家改革开放进程的地区安排差异的影响
从历史地理原因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和当地政府出于政治的考虑，把稳定边疆、协调民族关系、维护安定团结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东部沿海地区则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政策，先于中西部地区进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向东部优惠和倾斜，东部地区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而西部民族地区的计划经济和政府指令经济仍有很大的影响。这种制度安排方面的差距，成为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这就使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处于“双重迟发展”的状态，一方面落后于东部和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还面临全球化的挑战[3]。东部地区凭借国家倾斜政策和初步形成的市场机制，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人才和资金不断地吸引过去，资源的巨大地区差异导致不同民族相对经济地位的重大差异，经济地位差异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导致政治地位差距，从而使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群众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平等感，乃至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4]。
(二)资源配置方式差异及其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资源配置的方向，总的说来是有利于弱势地区，到20世纪90年代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资源配置倾向和有利于强势地区、强势群体和强势部门，资源和社会机会向城市和中心地区集中，农村则出现衰落。1994年的国家财税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因为扩大了中央财政收入并有利于有效进行经济宏观调控，但也造成财力向上、向城市、向东部、向发达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农业地区县、乡两级的财政十分困难，约有50％的县、60％的乡入不敷出，债务繁重，已经影响到县以下政权的正常运转[5]。
(三)二元结构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及其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政策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使得大量农民被排斥在城市化过程之外，农村劳动力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进程而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候鸟式的流动人口，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民工的工资长期低下，他们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也使得国家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收效减弱。例如，国家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由于国家大力投入西部民族地区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总体而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较为艰难、效果不十分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部民族地区廉价劳动力源源东流，使得东部劳动成本低，民间资本因此不会流向西部民族地区，也就难以培育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民间力量。因为“靠国家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从东部抽取资本去补充西部的做法局限性很大，而靠公民权利的提高与市场机制的完善把超过市场均衡水平的利润转移到西部则是前景广阔的”[6]。
(四)建设援助政策和方式的偏差及其影响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的30年间，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曾经放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走廊地带，从内蒙古经陕西、甘肃到四川，投资达3700亿元，建成了九条铁路和几千个大中型国营企业。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这几千个大中型企业却并没有成为这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出现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人文生态失调”现象，这是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在西部建设的许多国有及军工企业留下的后遗症。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与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至于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日常生活和繁殖，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是人文生态失调的主要原因，这在西部表现得更为突出。也就是说，西部的几千家大中型企业就像一个个孤岛或“飞地”，没有成为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些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和当地少数民族没有多大关系，并没有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成为一种“嵌入式”经济。而且，一些资源依赖型企业，由于资源掠夺性开采，反而对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费老强调，根治这种人文生态失调的顽症，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城市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扩散效应，走“城乡一体化”和“一厂两制”的道路，扩散企业的技术和资金力量，切实注重少数民族的发展；二是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7]。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生态环境脆弱，劳动者素质低，现代化进程处于较低层次，所以十分需要国家和东部等发达地区的帮助这种外源动力的输入。但这种外原动力必须聚合转换为内在动力，使西部各族人民成为发展的主体和社会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8]。如果没有西部民众的广泛参与，没有西部社会自我增长与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活力的普遍增强，西部开发将失去最基本的支撑，西部民族地区也会形成“依赖型”经济。我们建国以后之所以在开发中出现一些问题，关键就在于没有有效地实现这种动力转换。
三、文化教育落后和人才资源匮乏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
由于种种原因，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落后，劳动者素质的差距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与人力资源匮乏，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由于地理环境艰苦，生活和工作条件差，各类人才留不住和不愿意来的情况十分突出，民族地区有文化的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导致了民族地区科技人才奇缺，技术力量不足，直接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文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落后和差距，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挑战之一是资源相对优势将被削弱，而资源的相对劣势却长期存在。因为西部民族地区以农业、工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非常强，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将降低，而对知识和信息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强。这种资源贬值效应对西部民族地区极为不利。而且，发达地区的知识和信息经济将比以前的工业经济更多更强地吸引和剥夺落后地区的人才资源，使其经济社会落后雪上加霜。
四、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
(一)制度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们主要关注土地、劳动和资本(主要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制度经济学派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制度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决定人际互动结构的约束，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9]。制度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秩序，制度与技术一起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盈亏。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如宪法、法律、规章条例、契约等。非正式制度包括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10]。
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和制度变迁是关键因素。从总体上来说，西部民族地区属于中国总体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型地区”。后发型地区的发展特点以及后发展负面效应在短期内还难以克服，技术、知识及人力资本等现代化动力因素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此情况下，制度因素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就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变量。制度创新是克服后发展负面效应的关键途径。能否顺利实现制度创新，建立起既能适应现代化进程普遍的制度规范要求，同时又切合西部民族地区实际的现代制度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的命运[11]。只有建立现代性的制度体系，才能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在保护和催生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同时，逐步将它们整合成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12]。
西部民族地区是现代化的后发地区，实现制度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必然要依靠国家政权体系的力量，通过国家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激发其西部制度变迁能力来实现制度创新。但在推动西部地区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要十分注重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相容性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相互适应、相互促进，从而充分发挥制度在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促进作用[13]。
(二)非正式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社会学家对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式制度总是被有意地描绘成理性地、简单地赋予组织以合法性，而非正式制度则更加切合实际，有助于工作任务的完成；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组织的正式制度很弱，而非正式制度很强，后者就可能演化成障碍规则或所谓“反规则”，可能降低组织效率[14]。
稳定性是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认为，一般说来，文化中总是物质的部分先发生改变，然后依次是制度、风俗、民德和价值观念等部分发生变迁[15]。
在人类生活中，非正式制度数目更多，影响更为广泛，也更加根深蒂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习俗、习惯说明了人民的整个道德和智力状况，认为在美国的形成中，法律和政治制度比地理位置更重要，习俗又比法律和政治制度更重要，正是习俗的影响造就了繁荣[16]。
一种文化对待理性化制度的态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韦伯分析认为，以儒教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西方基督教伦理中的一些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华人经济不具备西方人意识中的理性化制度结构，而非正式制度却居于支配地位，表现之一是对“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视。儒家文化只追求伦理导向而不是形式上的法律，造成华人经济小企业居多、家族企业普遍，制约了经济的现代化转型[17]。
英格尔斯等人的研究所表明，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18]。现代化理论家鲍威尔也认为，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而外部联系、市场机会和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作用则是次要的[19]。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或民族的精神状态，反映着人的现代化程度，从而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进程。
现代化进程及现代性本身有它固有的价值及一系列制度、规范，比如平等、自由的观念、成就取向、世俗化、市场化，等等。这些价值及体现这些价值的规范和制度，与西部民族地区传统的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必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和谐性和冲突性，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三)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素
1.传统观念和意识及其影响
(1)计划经济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氛围中，存在许多与市场经济相悖的旧观念、旧习惯，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
(2)小农经济意识严重。西部民族地区人口中农业人口占绝大部分，受农耕文化自然经济的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的人们多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期望值不高，变革心不强，形成了保守、狭隘、封闭的小农意识。“温饱即安”、“小富即满”，缺乏现代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超越意识。一些民族社会文化心理上因循守旧，坚守传统和迷信，懒于学习，轻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子女的培养，仅仅是关注劳力的培养，而不是人才的培养，只在乎孩子能否适应基本生活，而不在乎他们对知识的拥有和长远的发展。
(3)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心理。除回族外，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的自然经济条件使得许多民族都有重农(牧)轻商的观念，甚至鄙薄商品交换行为，把做买卖看成是不光彩的事。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成员对外面的世界怀有恐惧心理，担心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吃亏上当，而且对外来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的外族人怀有民族偏见和嫉妒心理。地区本位主义和小商品、小市场的狭隘观念，使少数民族地区很难马上适应市场经济的大市场、大流通的特点和趋势，导致一些人只顾眼前小利，不做长远打算，因此难以把市场做大。
(4)依赖心理强，缺乏发展意识。由于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而且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再加上长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使民族地区对自身经济的发展信心不足，依赖思想严重。在今天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等、靠、要”的心理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5)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和生产条件下，不乏家庭、邻里之间的相互帮扶，也由此而形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价值观。一个村子里，一个人发了财，若不与其他村民们分享，可能被视为“黑心”、“缺德”，迫于习俗压力，发财人只好按习惯和道德形成的无形规则办事，通过请客送礼等各种形式与他人分享财富。这种平均主义价值取向无疑会约束人们追求更多财富的行为，导致竞争观念缺乏，经济发展缺少灵魂[20]。
(6)传统的旧风陋习。少数民族有许多传统习俗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许多消极的习俗。如有的民族的消费习俗甚至是“吃在酒上，穿在银上，用在鬼上”。许多民间迷信仍很有市场，如有的举办丧事往往要进行数日，在祭灵和哀悼期间，杀猪宰羊、喝酒，既耽误生产，又浪费财物。有些民族还有许多生产生活禁忌，落后、神秘的心理和行为方式，往往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更大困境之中。
2.民族地区的宗教及其影响
在人类社会里，宗教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原始社会到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宗教一直渗透在地球上各民族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迪尔凯姆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会出现宗教观念的理性替代物——公民道德并成为新社会整合的基础[21]。
韦伯分析了宗教伦理原则与经济活动形式之间的联系，认为新教伦理的某些方面(勤劳、禁欲、尽职等)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韦伯认为，巫术统治的道教在经济上是传统主义的，如道教相信石头和山能影响精灵和神灵，认为水渠、道路、桥梁都是危险的，所以要根据占卜绕道，采矿也会打扰土地神；儒教在许多方面与禁欲新教相差太远，它将超脱世俗、多才多艺的君子作为自己的理想，长期过和平安稳、淡泊名利的生活，儒教尊奉现有秩序，没有变革的理想；佛教也不可能产生像西方新教伦理那样能引起大范围经济变革的经济伦理，佛教追求的是死亡时的平静，而不是像基督教那样永久的救赎生活，佛教认为留恋凡尘和物质享受会像感情、欲望那样禁锢人的灵魂，所以选择的最真实的目标是逃脱尘世的痛苦，以免来生受苦[22]。
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了两个带有明显特色的民族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与儒文化一起成为我国西部诸种文化的主体。在西北民族地区，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塔尔、塔吉克、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藏、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信仰佛教中喇嘛教派；汉族的宗教信仰则十分繁杂，佛、道、基督、天主教都有汉族信徒。另外，万物有灵观念在汉族中根深蒂固，因此“神仙”众多，一些历史人物也往往成为汉族民间的偶像神或保护神。道教在一些民族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韦伯对不同宗教伦理对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作的论述，对今天西部民族地区仍然有解释力。例如，西部的藏族人虔信藏传佛教，他们的生活、行为、观念中都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在佛教的长期影响下，藏族人形成了顺从、忍耐、吃苦、善良、勤劳、诚实、怜悯、与世无争的性格特点，再加上青藏高原艰苦的环境，农、牧藏族都形成了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意识。
与儒文化、道教和佛教不同，伊斯兰教推崇商业，看重商人，因此穆斯林大多善于经商，西部回族具有悠久的经商传统和杰出的经商禀赋。不过，回族人从事商业，主要以小商小贩为主，这一方面使他们产生自立自强、竞争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能使他们产生唯利是图的观念，注重家庭小利而忽略自身文化精神上的高层次需要和民族发展大计。伊斯兰教的民族集体主义与民族优越论，培养了回族民族亲和、集体统一的精神，在“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环境下，表现出“回回齐心”的精神状态[23]。但是，将社会经济活动局限于民族内部和借助于社区网络这样一种非正式制度，结果是由其所支持的市场交易往往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和规模，限制了回族经济的壮大繁荣。
3.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的扭曲现象
西部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保持较强的传统文化心理状态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如出现了一些人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倾向，导致一些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忽视社会效益。制假售假、缺斤短两的现象屡见不鲜，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赌、黄、毒现象严重，走私贿赂猖獗，对社会风气造成极大的危害。这种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的扭曲，造成了经济虽然有所增长、生活有所改善，但社会道德退步、社会信任破坏的后果。这种失范状况使得经济增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环境，例如，在既缺乏非正式制度支持、又缺乏法律、契约等正式制度支持的社会环境中，对吸引外来投资形成巨大的制约，这样，不但内部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缺乏外力的推动。
在促使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变革方面，主要应该通过加强各种教育和先进文化的宣传与传播，促进人口素质和观念的转变，增进西部地区人口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通过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使西部民族地区摆脱因人力资本匮乏而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制约。另外，要加快民族地区城市化的进程，通过加快人口的合理流动，使西部地区走出封闭性，从而也促进观念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