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传统学术疆域的理论探险——近年消费文化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域论文,述评论文,近年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消费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理论界的热点之一。这一热点的出现，在某种意义 上显露了文学文本研究的式微——大批研究者将目光转向文学的生存环境、生产机制的 探讨，越来越远离文学文本；但从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消费文化研究所涉及的文 学生存语境的探讨，无疑将有助于开拓文学研究新的视野和空间，甚至预示着一种新的 研究趋向。对消费文化研究的现状、理论缺失进行梳理，并就其产生的内在动因及发展 趋向作出分析，将有利于探讨的深入与发展。
一、中国消费文化研究的现状
消费文化作为当代西方文论的时髦词汇，作为一个舶来的理论概念，在进入中国之后 ，首先遇到的是对概念本身的理解，以及这个概念是否适合于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适合 于描述、分析中国的文化现实。对概念本身的理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这显然与中 国学者所应用的消费文化概念，主要来自詹姆逊、布迪厄、费瑟斯通、博得里亚等人的 消费文化理论密切相关。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费瑟斯通的《消费文化 与后现代主义》、博得里亚的《消费社会》、卢瑞的《消费文化》等著作的译介与传播 ，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有关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学术理论资源。在吸收 、借鉴这些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者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他们通常从消费社会的基 本特征入手来阐述消费文化的概念与特点。宁媛、饶思中对“消费社会”作了这样的阐 释：“消费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舶来品，它在中国还有一些兄弟姐妹，比如后工业社会 、媒介社会、信息社会、电子社会、网络社会、数字化社会、复制的社会等等。(注： 宁媛、饶思中：《消费社会及其文学》，《文艺报》，2004年2月17日。)也就是说，消 费社会是相对于生产社会，或者现代社会、工业社会而言的，因而，消费社会的主要特 征，“是生产能力相对于适度与节俭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过剩，为了生产方式自身的生产 与再生产，社会就要不断地刺激消费，使大规模消费成为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注 ：陈晰：《救赎与消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另一些学者从分析 、比较前消费社会(现代社会)与消费社会(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区别入手，探讨消费社会 的特征，认为在前消费社会，“消费主要是为了生产和生活需求而去耗费物质的一种物 质行为，消费的手段性质跃居于目的性质之上而流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行为，这正是‘现 代社会’的要求，即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并不提倡为所欲为的消费行为，消费是生 存手段，而非生活方式。”而“在后现代社会，消费不再是或主要不再是一种物质行为 、纯粹的经济行为，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符号消费和象征性消费之类的文化行 为。人们的购买行为、消费行为不是为了产品的实用及使用价值而去的，看中的是其形 式与品牌，品牌因之成了一种经济和人的声望的象征”。(注：何林军：《消费文化视 野下的后现代主义》，《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
从上述学者的探讨不难看出，所谓消费社会是相对于生产社会而言的，是社会生产力 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出现的一种与传统社会以及现代社会不尽相同的社会形态。通常 ，人们将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都视作生产型社会。在传统社会中，以农业、手工业 生产为主的落后生产力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仅仅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及 有限的文化需要，这时，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多地是着眼于其使用价值。进入现代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商品的日益丰富，人们闲暇娱乐和家居设备发生了巨大变化， 富裕阶层的人们开始不再满足于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更注重商品文化价值的消费， 由此产生了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到后现代社会即消费社会，商品生产的极大丰富乃至不 同程度的过剩，使物质产品的价值构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品的使用价值日趋淡化， 文化价值日益凸显，人们对商品文化意义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商品实用性的关注。这 一变化导致消费成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形态。于是，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文化化成 为一个显著的特点。并且这种文化化不仅体现于商品本身，而且体现于商品的生产方式 和生产环境。商品文化化的结果，使商品文化价值的构成趋于复杂化——品牌、媒体操 纵、文化渊源、体制等因素均对商品的文化含量产生影响。商品的价值与吸引力，事实 上已体现为一种包括文化观念、文化意味和美学内涵在内的文化魅力，人们的消费行为 也就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形态。
在这样一种消费社会背景中，消费文化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通常意义上，所 谓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人类物质与文化生产、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 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总和。不同的历史阶段，消费文化有不同的内涵。杨魁 、董雅丽对现代前期、现代及后现代三个主要历史时期的消费文化之特征作了深入的分 析和阐发。在他们看来，前现代社会即传统社会中，消费文化的特点体现为对商品使用 价值的高度关注，商品的附加价值的消费不被重视，消费方式单一，只满足于日常生活 必需品的需要以及有限的文化需要；到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开始注重精神上的各种享受 ，商品的附加价值的消费受到重视，出现消费主义文化，但这还只是一种大众化的消费 ，只有少数人群中出现炫耀性、奢侈性消费倾向；而后现代社会中，消费不仅仅是一种 经济行为，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消费注重的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商品消费与文化 消费融为一体，以往限于富裕阶层的文化—审美消费行为，此时已普及、扩大成为广泛 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现实。(注：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29、266页。)不难看出，进入消费社会之后， 消费文化的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这些变化与当代电子传媒的迅 猛发展息息相关。在当今时代，电子媒介的异军突起，使大众传媒的功能与作用发生了 具有革命意义的变化。以往的传媒只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和载体，而当代传媒由 于传播技术和方式的变革，其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影响，使之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工具， 而且大范围地参与了一系列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不仅在文化生产系统中扮演着举足轻 重的角色，并且在商品品牌宣传和打造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传 媒本身成为一个与物质世界全然不同的独立的世界。正如潘知常所言：消费社会中，“ 大众传媒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是我们可用不可用的工具，而且是我们必须生存于其中 的世界。”(注：潘知常：《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 39页。)大众传媒异军突起，不单是信息时代的需要，也是消费社会商品形态逐渐为符 号形态所取代的需要，由此极大地推进了消费文化的发展，成为消费文化的催化剂—— 技术上的现代化、运作上的商业化，使传媒在制造欲望和消费需求方面显示出空前的能 量和作用；源源不断、日新月异的符号价值的生产，有力推动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如今 ，要探讨消费文化，就必须深入研究大众传媒。事实上，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已经具有 了本体性的地位。
另一些学者则围绕着消费文化理论研究的现实合法性问题展开探讨。产生于西方社会 的消费文化理论，是否适合于中国的现实文化语境?或者说，中国是否进入了消费社会? 消费文化在中国是否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钱中文认为，中国是个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国家。按照这一观点，传统文化( 主要是具有农业文明色彩的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都现实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社 会。颜敏则认为，“西方发达社会已告别生产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其生产方式孕育出 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因而消费主义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一种文化时尚”；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于消费社会的问题也许比人们想象 的要复杂得多。”他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当今信息社会的特征，分析了中 国历史文化语境的双重性：“一方面从经济角度讲，尽管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度的发展阶 段，但就其整体的物质与经济能力而言，依然处于生产社会；另一方面从文化角度讲， 由于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增大，社会消费心 理与生活方式出现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文化倾向。因此，中国既有生产社会的特点，又有 消费社会特点。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宿命般的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错位的困境。”不难 看出，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面对消费文化的出现和传播，是中国学者需要 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无可讳言，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使消费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7.5%，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与此相应，近年来中国的消费呈现出 多层次、个性化和审美化的特点。就现阶段中国消费文化的基本态势而言，虽然传统文 化所提倡的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思想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由于 “西方消费文化的扩张，通过各国的大众传媒传播扩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国传 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造成了剧烈的影响和冲击，这种影响和冲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 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精神内核，让诸如‘勤俭持家’这样的消费观念受到了重创。在不 断宣扬西方消费文化的优越性、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跨国公司纷纷建立，他们生 产的商品和倡导的生活方式首先以广告和文艺节目等形式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得到 广泛的传播，在现代大众媒体的不断轰炸之下，消费文化已经逐渐取代传统文化而成为 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注：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29、266页。)
尽管学者之间对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具体情形各持己见，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 对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存在状况，特别是它们之间相互冲突与融合的 具体情形进行描述与阐发，这是理论界需要面对与解决的紧迫而重要的问题。
二、消费文化与文学的关系
虽然有学者对中国存在消费文化的提法提出质疑，但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出现与兴起已 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难看出，消费文化的日趋兴盛，无疑使整个社会文化语境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的变化，势必对文学构成巨大而 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消费文化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将视线投向消费文化与文 学之间关系的探讨。
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它的出现首先导致文学与现实关系、文学自身存在格局 的变化。就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而言，消费文化语境中，由于大众传媒在商品的包装宣传 中所展开的源源不断的符号生产，使得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充斥和渗透着种种文化与审美 因素，这些文化与审美因素中既有传统文化，也有现代文化，同时还有各种融合了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混合型文化。这一商业领域的运作方式和行为，在大众传媒发达 的当代社会已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化行为，而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有着双重属性的精 神产品，在其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势必受到消费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以往文学从创作到 出版到传播所遵循的种种规则，均被新的文学生产系统与传播模式所取代。这就给文学 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论是作家的创作心态，还是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乃至审美范 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此，学者们表达了各自的见解。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 从以往单纯的精神文化建构，演化成为整个社会文化消费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往居于主 流地位的精英文学、雅文学日渐式微，而具有明显商业化倾向的大众文学则异军突起， 以其繁荣的创作和广泛的受众群而成为人们无法忽视、甚至具有主流意义的文学景观。 姜文振从考察都市消费文化与文学生存方式的关系入手，认为在当今中国，消费文化的 兴起主要在都市，而近年发展迅速的“大众文化”则是典型的都市消费文化。它“集中 产生于各大中心城市并辐射到中小城市，进而通过电视、广播、报刊辐射到广大农村， 其突出鲜明的消费特性与欲望特性，给最广大的城市低收入阶层与农民阶层等弱势文化 群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既使他们加快了对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文化观念的接受，又使 他们在新的文化观念与既有的前现代的文化精神的撞击中深深体验到了文化认同上的惶 恐和无所适从”，而这一切则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息息相关。大众传媒在改变都市文 化观念的同时，也改变着传统文化格局中所形成的文学审美范式。姜文振进而阐发了都 市消费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电子媒介、电脑网络在改变社会公里 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统，改变既有的审美/文化的存在方式与价值规范的同时，也改变 着文学艺术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特别是文学与各种媒体艺术、时尚文化的相 互渗透与结合，使得文学艺术的严肃、高雅、崇高的价值定位及其巨型叙事模式，为世 俗的感性愉悦和平面化的日常艺术消费所遮蔽，关于终极价值的追问被泛情的世俗关怀 所取代。”(注：姜文振：《都市消费文化的兴起与文学生存方式的新变》，《当代文 坛》，2004年第3期。)杨杨从城乡关系角度考察文学生存环境的变迁，认为1990年代以 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原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村供养城市的关系 ，转变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城市文明带动农村这样的新型关系”。城市景观的改变和 地位的提升，不仅为文学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和生活体验——别墅、豪华轿车、高档消 费品、酒吧、商厦等构成了新的文学场景；而作家的写作姿态也从“原来的批判状态转 为日常生活状态的描写和揭示。”(注：杨杨：《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写作的改变》，《 文艺报》，2004年5月3日。)这其中必然会体现出消费社会的种种价值标准和审美原则 。不难看出，消费文化语境中，不用说当文学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和资源被纳入符号价值 生产之中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浓厚的商品色彩；即便是试图极力摆脱市场控制的文学写作 ，也常常被无孔不入的传媒所利用而陷入消费市场的怪圈。张承志、张炜对文学神圣性 的维护之被传媒作为一种“另类”宣扬；余秋雨文化散文之被市场所利用和炒作，无不 表明商业原则对于社会文化肌体的广泛渗透及其无形而巨大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的审美范式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往那种在主流 意识形态的统摄之下的“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式的叙事，明显转向了个人化的、私人 性的小叙事；对那些悲天悯人的命运的关怀，转向了感觉、体验和想象；厚重的深度感 变成了轻薄的平面感。”(注：陈晓明：《现代性对后现代性的反拨》，《文学自由谈 》，2003年第一期。)在这一变革中，突出的现象是文学“都市性”写作的崛起。作为 消费时代都市性写作，其主体是出生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批新生代作家。这些作 家多数履行着“一个极为确切的社会功能：奢侈的、无益的、无度的消费功能”，“体 现在他们身上的娱乐道德，其中充满了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使自我兴奋、享受 、满意的一切可能性，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他们所代表的享乐主义实际上已成为我们这 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注：倪伟：《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 文学评论》，2003年第二期。)
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学者忧心忡忡、焦虑异常。对此，另一些学者则以截然不同的视 角，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陈福民看来，消费时代人们对文学命运的担忧，事实上“表 征着一种相当严重但是缺乏根据的焦虑，它暗示着应该有某种元文学、元理想的状况， 进而它表达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曾经有某种文学最理想的应然状况，非常不幸的是，在 它被市场、消费之类的‘怪物’无情地劫掠之后余下一片狼藉。”同时，面对当下种种 新的文学现象，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漫长的文明基础上所形成的文学史的传统，当然 还包括在这个传统上建构起来的评价体系，我们也只能依据这个东西来评说某部作品好 或是不好。”但问题在于作者与时代、批评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一 个严重的事实在于，依据于文学史传统积累下来的评价体系，今天面临着分崩离析乃至 失效的尴尬局面。”他进而指出：“显然，维持这类浅陋的‘理想主义’文学观丝毫无 助于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就文学观念作为一种历史产物的意义来讲，有关‘元文学’ 理想状况的任何焦虑，都只能是一种善意的形而上学姿态。”(注：《文汇报》，2004 年7月4日。)李洁非针对许多学者将文学的平庸归咎于市场化的观点，表达了他独到的 看法：他并不认为在消费时代文学的平庸、浅薄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恰恰相反，他不认 为迄今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市场文学的全部，而坚持认为还不曾看到整个市场文学的全面 释放。眼下文学存在的问题事实上是市场化不完善、不充分的结果。“当我们指出30年 代是一个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时，怎么能够装作忘掉或忽视那是一个市场文学生态环境 的样子呢?”“我以为所有试图主张市场必然‘毁灭’文学的人，都应该出言谨慎。”( 注：《文汇报》，2004年7月4日。)李洁非的观点颇具新意，亦不无道理。但他在看到 历史上市场经济环境并没有扼杀文学的情况时，也忽略了另一个事实：20世纪30年代的 市场经济与21世纪电子传媒时代的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诸多意味深长的重要区别，这个 区别就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我们眼下所面对的社会，已经具有许多不同于30年代的 特征。因而，面对当下文学的命运，我们仍然还有种种令人困扰和疑惑的问题需要深入 探讨。
陶东风从消费社会所出现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入手，探讨了文艺学科面临的一系 列挑战。日常生活审美化事实上与消费社会的重要特征密切相关，西方学者最初关注到 这一现象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博得里亚看来，当代电子传媒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使得整个社会的影象生产极度扩张、密度加强，渗透到广泛的领域，将人们带进一个 全新的世界——一个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日趋消失，导致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 出来的世界。博得里亚由此提出“超美学”的概念，即“美学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 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当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与特殊性。艺术形式已经扩散渗透到了一 切商品和客体之中，以至于从现在起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一种美学符号。所有的美学符号 共存于一个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审美判断已不再可能。”(注：(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第175页。)不难看出，日常生活审美化，事实上是消费社会无休止地符号生产所导致的 一种必然结果——文化艺术作为最丰富的美学符号矿藏，理所当然地成为消费社会时代 商业化生产与运作可资利用的理想资源，所不同的是商业化生产遵循了一套与真正的艺 术创造大相径庭的编码逻辑。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不但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发生 了巨大变化，而且文艺自身的生产、传播与阅读(消费)方式以及文艺研究的对象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传统文艺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种种文 艺现象，传统文艺学的阐释能力已日渐削弱，这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陶东风对此 作了深入分析，指出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是中国文艺学所具有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 ，二是传统文艺学是一种自律论文艺学，导致在研究对象上作茧自缚。为此，他认为， “文艺学研究如欲有效地回应90年代的艺术/审美新状态，除了扩大研究对象以外，更 重要的是调整研究方法与学术范型”，“我们应当大量吸收当代西方的社会文化理论， 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范式，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 当代文艺与文化活动的变化并对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作出分析”。(注：陶东风：《日常 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 02年第1期。)面对中国学者对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的发展前景各执一辞的情形，一些西 方学者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从西方世界文学研究的态势看，传统意义或概念中的文学 及文学研究的日渐式微和退隐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是“耶鲁学派”主将之一的美国著 名批评家米勒在一篇《跨国大学中的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论文中，极为尖锐地论及作为 学术研究重要阵地的大学，“失却了它19世纪以降德国古典哲学衍生的传统人文理念” ，随之他提出了在现代新型大学里文学研究又有什么用这一尖锐的问题。事实上，米勒 的提问自有其难以辩驳的依据。在他看来，由于信息和其他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大众传 媒特别是电子传媒的发达，使年轻一代的文化接受环境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些 在电子时代里受电视、网络多媒体、流行音乐熏陶长大的广大青年，对经典的隔膜与排 斥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同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青年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的知识构成 决定了很容易就接受并转向以影视、时尚杂志、流行音乐等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以及 妇女研究、少数人话语研究等，而将传统的文学研究弃之一旁。(注：陆扬：《我们依 然必须研究文学吗?——米勒谈今日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文艺报》，2004年6月1 日。)米勒所描述和提出的问题虽然产生于当代西方的大学校园，但这种学术趋势，在 一部分地方已然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语境的中国，不久的将来迅速蔓延的可能 性是完全存在的。因此，及时调整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以适应文化多元化和文化经济 化时代的现实，是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三、消费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景
近年西方消费文化及后现代理论的传播、中国学者的消费文化研究，无疑为阐释中国 当下种种复杂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提供了新的思想方法和研究空间。但这一来自西方发达 国家学者的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我国的现实文化境遇，它对更新乃至重建我国的 文艺学究竟有多大的理论适应性，则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这一状况不能 不使人们对消费文化研究的前景表示担忧。
姜文振在《谁的“日常生活”?怎样的“审美化”》一文中，就所谓消费社会的重要特 征之一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提出质疑。与陶东风的观点相反，姜文振首先提出了他对 “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的疑问：人们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当下社会文化状况具有许 多片面性和粉饰现实的味道。其质疑的依据在于：中国尚不具备消费文化存在的土壤， 而由西方舶来的消费文化和后现代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只能导致种种文化上的负面效应 ：“全面考察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现实，可以看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文化格局， 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落差与深刻的文化冲突，这主要表现为转型期 中国社会文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精神、现代文化精神与‘后现代’文化精神的共时态呈 现。从一个方面说，这种多元文化并置的局面促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杂语共生的多元 形态，但从另一方面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化精神的内在冲突和这个社会文化生 态系统某种程度上的失调与失衡，由此形成了多层面的文化分化与隔离，形成了继上个 世纪以来的新一轮的文化失调现象。力图消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鸿沟的‘后现代’精神，在多元文化并置的中国文化格局中非 但没有跨越鸿沟、消除界限，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分化或制造了更多新的分化 。”(注：姜文振：《谁的“日常生活”?怎样的“审美化”》，《文艺报》，2004年2 月5日。)他进而分析了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概括当下中国的文化现状将带来的负面 效应：其一，“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可能导致人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当代现实的片 面的、错误的理解；其二，“日常生活审美化”这种以“感官享受”为指归的“审美价 值观”从根本上说是“非审美”甚至“反审美”的，是以“审美”为名的消费主义、享 乐主义的理论变相；其三，“日常生活审美化”表面上是对人的感性的解放，实质上却 是工具理性对于人的更为严酷的操控。这些观点，在一部分对消费文化理论抱警惕、怀 疑乃至拒绝态度的批评家们那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笔者看来，对这一问题之所以表现出种种见解相左的情况，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消费 文化现实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并存与冲突 、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过程中可能表现出的纷繁复杂的文化境况及其规律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也表明消费文化理论本身在进入中国之后，显然还不 具备准确地阐释中国的现实文化境况，如何结合中国特殊而又复杂的文化语境、汲取西 方消费文化理论的合理内涵以形成适合于国情的消费文化理论，尚有待于人们日后的努 力。面对我国都市消费文化的存在现实及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单纯地、片面地批判乃 至拒绝消费文化理论显然是不明智的，而过度渲染消费文化的种种表现甚至制造消费文 化普遍繁荣的虚假景象也非冷静客观之举。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消费文化在中国虽然还缺 乏深厚的土壤，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处在信息化时代，一个欠发达民族对发达民族文化 的接受，虽然要有相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制度文化作基础，但在现代化的动态 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氛围里，在国际之间人员交流日益频繁的21世纪，在文化 信息和文化观念的传播迅捷畅通的当今世界，以及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然存在的情况 下，后现代消费文化在古老中华大地上的传播乃至发展可谓势在必然。明智的态度是， 细致地分析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实际状况，有限度、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消费文化与后现代 理论，力图客观、准确地描述与概括中国消费文化的特征，进而探究其不同于以往的文 化逻辑与艺术逻辑。从这样的态度出发，消费文化的研究不但本身将成为新的理论热点 ，而且有可能成为一种把握消费社会文学的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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