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走向与世界秩序的变迁
〔日〕 川岛真
本文作者： 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教授
一 、中日双方的考量
2018年，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10月实现了访华。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中日政府就在第三国共同开拓市场，达成了五十多项协议。中日双边互动，给海内外各方都留下了中日关系得到改善的印象。然而，从日本政府角度来看却并非如此。2012年9月以野田佳彦为首相的民主党当局执行所谓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国有化”，造成此后中日关系长期恶化，安倍晋三此次访华的目的，只不过是将恶化的两国关系重新带回正常轨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倍访华恰逢中美关系恶化，日本有必要向美国解释清楚日本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理由。因此，日本一方面要逐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必须维护日美关系。但日本面临的这一形势不能简单概括为“安保向美，经济向华”。特别是从近期的华为风波来看，美国目前正在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不断对中国发难，而高新技术既影响到安全保障，也影响到经济领域。作为日本外交法宝的“政经分离”策略，如今却在执行上面临着左右为难的窘境。
同时，从中国角度来看，中美对立必将走向长期化。中美对立若仅限于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的发难尚可，但实际却如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说那样，华盛顿方面提出了复杂多样的课题，这些课题涉及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经贸、金融、知识产权、宗教、人权、海洋扩张、台湾问题等诸多领域。中国因领土问题和历史问题将日本列为敏感对象，若将中美对立长期化考虑进去，日本则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最大的同盟国，是与美国一道围堵中国，还是变得稍微倾向中国，将会导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因此可以推断，中国重视与日本的关系，或者在经济上重视日本，可能是一种基于对美关系大局观的考量。
二 、中日双方的挑战
如前文所述，中日关系改善的时机恰与中美关系恶化重叠。并且，由于美国在高新技术研发上发难，美国或难以接受日本对华政经分离的策略。至于对待中国企业的态度，美国有可能会采用一种与对加拿大外交相似的策略，进一步要求日本同美国保持一定程度上一致的步调。尽管日本无法对美国的要求置若罔闻，但也实难全盘接受。因为不管是从日本对伊朗外交还是对柬埔寨外交的情况来看(尽管这些例子或许与日本对华外交的状况相异)，日本的亚洲外交本身就有不少自主外交的成分。从更大的格局来看，中美之间的问题关系到现有国际秩序是否会改变，或者说中美间问题本身就是围绕着世界历史转折的课题。
4) 数据记录和查询。能自动定时或手动对所有显示的数据进行保存和报警、消警记录保存；既可查询某一时刻所有测点的数据、控制状态信息及指令、安保状态信息，又可查询当天和某一时段的报警、消警记录。
回顾历史，18世纪的清朝创造了世界上30%以上的财富，如果加上当时的印度，中印两国创造了世界过半的财富，这基本与当时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相称。但是，18世纪发生在西欧的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局面。19世纪蒸汽机的运用普及后，包括世界经济在内，世界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世纪中叶起，财富的创造开始集中到欧美国家。至此，财富的创造不再与人口比重直接挂钩，而科技革命相应地与世界霸权相结合。从工业革命到如今的智能手机时代，科技革命基本上由欧美国家引领。下一次科技革命究竟是由中国发起，还是依旧由欧美国家领衔，将极大地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拈花湾集聚了当地的山水资源、灵山景区的佛教文化资源等，塑造了禅意景观和表演等新的旅游吸引物。而当地政府部门，无论是在土地配给，还是资金扶持方面，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在各类旅游风情小镇开发中，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开发旅游风情小镇，便应该发挥政府在区域中的协调功能，有效地统筹区域内的各类旅游资源，合理规划，整体布局，为旅游者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服务。
审美层面，虽然置身于客观之中，但是缺乏对客观物象进行归纳和提炼，不能体现挖掘体现物象内在的精神和作者自我心灵的部分。在技法层面，往往是呈现千篇一律的表现手法，不注重在客观现实当中确立自己的造型并探索与此造型精神气息相通的技法，对于技法本身的精神性探索往往流于表面，甚至没有思索。
在这种形势下，安倍政权的应对是比较明确的。安倍政权将在任期结束前促使对华关系改善，达到实现两国首脑交流的程度，并且在“一带一路”问题上，日方选择在一定条件下接受“一带一路”，为日本经济界创造机会。
三 、安倍政权的应对
历史上，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对既有的世界霸权发起过挑战，最终都铩羽而归，而英美之间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霸权转移。在这层意义上，中国当下必然要与美国展开长期的对抗。21世纪的日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世界的变化，是美利坚治下的延续，还是中国时代的到来？把握历史的脉络，对于日本而言亦是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本研究结果和其他有关研究结果有些不一致[2]，这可能和本研究样本所在地区有关系,在江西,男女教师的角色职责差异较小,男女教师有着相同的自我发展的社会需求,也同样承受着来自于家庭、职业的压力,因而健康水平相当。但由于男女间不同的身心特点和承担不同社会分工所致：女性在个性方面则相对比较敏感、细腻，承担家庭更多繁杂的琐事。男特级教师更具有自信和果断的性格,若走向极端,便有可能使其变得偏执,更具有敌意。
可以说，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正是在这种“虽然不喜欢中国，但是中日关系很重要”的日本国内舆论基础之上展开的。回顾安倍政权成立之初，对华展现出严厉的外交姿态。但自2014年年初起，安倍政权就开始尝试改善中日关系。2014年底，中日双方实现了首脑会谈。2015年，安倍首相在“安倍谈话”中对历史认识问题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表态。而2017年和2018年则成为安倍改善对华关系的契机之年。
从内阁府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结果可明显看到，日本人有80%以上对中国不抱有好感，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NPO”的舆论调查结果也与之相近，日本国内的对华舆论依然不容乐观。因此，对支持率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对华也基本上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言论NPO”的舆论调查加入了“中日关系是否重要”的问题，而针对该问题的回答中，有七成以上的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重要，这意味着认识到中日关系重要性的日本人占压倒性多数。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多数日本人都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归因于中日双边经济关系。上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尚存在担忧中国经济的崛起会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中国威胁论”，如今这样的声音几乎消失殆尽。日本经济界尽管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新技术研发动向，其中或有政治因素的介入抱有忧虑，但经济界依然对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有着很大的兴趣。
另外，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依然处于尚未着手解决的状态。尽管中日海上联络机制和东海共同开发的对话已经开启，但日本的新防卫大纲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弹，中方也在太平洋上的冲之鸟礁周边开展海洋考察活动，双方之间的紧张状态仍在持续。同时，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对抗也尚未结束。尽管2019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访日备受期待，但如何处理前述中日合作四项条件，以及围绕历史认识和领土纠纷的问题如何解决，仍是待解难题。不过，这些只着眼于2019年或是2020年初的短暂时段，仅仅是一些短期视角下的观点。
但是对于安倍政权而言，中美关系的恶化是出乎意料的。安倍为了缓和对美关系，开启中日知识产权对话。日方还在对华合作中提出了“开放性、透明性、经济性、财政健全性”四项合作条件。这四项条件不仅仅是日本对华合作的条件，也是对美方解释的内容，更是“一带一路”和“自由开放的印太”之间的结合点和缓冲空间。然而，中方是否能接受这些条件尚不明朗。同时，安倍政权将以何种形式检验上述四项条件在中日双方52个合作项目中的实践情况，亦没有明确。
四 、世界秩序的转变与霸权转移理论
从长期的视角来看，中日关系最终可能仍将直面严峻的态势，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的趋势来判断。要看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彼时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沼，其霸权摇摇欲坠，而中国与苏联对立激烈，日本则取代越战失利的美国，参与到东南亚的经济建设中。
当时，中国特别强调了“反霸权”的观点。众所周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时并无分歧的“反霸权”条款，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之际却成为了中日双方交涉的阻碍因素。中国当时将“反霸权”作为外交主张，邓小平在1974年4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称，“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如今，中美围绕世界霸权的“争斗”已拉开帷幕，中国已成长为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中美之争将走向何方？对于日本来说，如果将世界和东亚区分，模拟世界秩序的变化，则会出现以下四种可能：(1)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都由美国主导。(2)世界秩序由美国主导，东亚秩序由中国主导。(3)世界秩序由中国主导，东亚秩序由美国主导。(4)世界秩序和东亚秩序都由中国主导。上述四种可能性中，排除在地缘政治学上可能性极低的(3)后，(1)(2)(4)三种可能性都应当加以考虑。对于日本而言，在(1)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在东亚地区展开行动也较为容易。诚然，对于中国而言或许(1)并非一个上佳的选项，而在(2)的情况下，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国，与中国对峙将会使外交摩擦升级，日本将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国际形势。与此同时，从中国角度来看，作为美国同盟国的日本是一个时而需要敌对，时而又要接近安抚的对象，或许可以说当下的形势就是如此。在(4)的情况下，鉴于维持《日美安保条约》带来的巨大风险，日本必定要做出重大战略决策。
因此，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2018年，中日关系的改善可谓意义重大。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很有可能迎来世界历史的大转折。为此，中日双方都要明确我们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同时，双方需要基于地缘政治学和历史观点，明晰各自的国家利益之所在，确认东亚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形势。并且，中日双方还需要思考两国存在怎样的共同利益点，并思考如何去追求双方共同的利益。
本文译者： 徐信伟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 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王晓博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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