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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6年首次在国际组织的文件中使用“知识经济”这个名词。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 是“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 对知识企业（knowledge-
basedcompany）而言， 其最重要的资本将不再是传统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而是知识资本。知识经济强调知识是资本的重要构成，对知识的有效管理能够促成企业组织知识的增殖，进而促进企业知识资本的增殖，保证企业持续的利润增长。据测算，到2001，全球以知识为载体的产业产值将高达3.5万亿—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知识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有关理论的形成是知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对知识及知识经济活动不断深化的认识。
（一）知识资本理论的主要研究线索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资本（physical capital）作用的强调由来已久，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理论就曾认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关键。从经济史的发展过程看，凡是起飞阶段的工业国家所面临的都是资本的筹集问题，斯密、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是这一规律的折射。这一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在哈罗德—多马模式中（G＝S／C），资本—产出比率C（代表投资效率）被假定为常数，因而储蓄率S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 因为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率就是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由此可见，在哈罗德—多马模式中，资本积累的作用被提高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在本世纪50—6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式，认为资本形式（capital formation ）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而出现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这种观点在刘易斯（W·A·Lewis ）的著作中反映得最为明显。早在1954年，刘易斯就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这个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如果不能说明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也就不能说明任何‘工业’革命。”（刘易斯，1954）。1961年，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在进一步论证刘易斯模式时，也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农业生产率提高并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农民将剩余的农产品出售给工业部门，得到相应的收入，再将这些收入存入银行形成储蓄，将它转化为工业投资，这就促进了资本形成，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即工业化）创造了条件。 ”（费景汉和拉尼斯， 1961）
在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唯资本论”的同时，另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批评。6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研究结果证明：在大多数国家，资本形成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希克斯（J·Hicks）认为，在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技术进步，而资本积累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这一由丹尼森（E·F·Denison）等人验证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纳迪里（M·Nadird）的研究也证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 资本投入增加所做的贡献要小于劳动投入增加所做的贡献，因而资本形成虽重要， 但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金德伯格（C ·Kindleberger）明确指出：“资本形成虽然必要，却不能说明经济发展。第一，发展过程不同于经济增长的观念模式，也不总是平稳的或连续的。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超出简单的增长模式。第二，所发生的增长率要高于仅仅根据资本形成所能说明的增长率。第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非伴随有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此外，资本形成还受到贫困、贷款禁忌、投资偏好、哄抬地价、商品囤积、通货膨胀、挥霍浪费、资本输出、政府政策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因而不能单靠资本形成来促进经济增长。”由此他得出结论：“经济增长要求并部分地依靠资本投入”，但“资本形成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唯一组成部分”（金德尔伯格，1986）。
总的来说，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学不再坚持“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的观点，而是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或约束条件之一，并且强调，人力资本的增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于是，经济学界由对物质资本的偏爱转向对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重视。
人力资本理论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Schultz ）提出来的。他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切入，探讨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所在。但是，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知识、教育因素等密切相关，人力资本的质量是靠知识积累来逐步提高的。近几十年的世界经济发展现实也表明，要获得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持。说到底，人们拥有的知识成了决定一国经济发展增长的首要因素。这样，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考察逐渐转到了对知识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的关注上面，在世界上，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nth）第一个提出了知识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知识资本是一种知识性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资本，而不是固定的资本形式。
（二）知识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西方的知识资本理论可以从概念、构成、管理、评估、分配等几个方面去考察。
1.知识资本的概念。知识资本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学者的看法不尽统一。有的认为知识资本是知识企业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的合成（埃德文森，1996）；有的指出员工的技能和知识、顾客的忠诚以及公司的组织文化、制度和运作中所包含的集体知识，都体现着知识资本（斯图尔特，1997）；还有一些研究者将知识资本定义为企业或组织的无形资产而不包括企业的有形资产部分（斯维比，1997）。
虽然存在上述看法上的不一致，但知识资本概念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有效扩充这一点是共同的，这一概念可将企业的经济活动整合在知识资本的运动中。在知识资本理论中，企业的目标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增殖和实现，是知识资本的营运过程和机制。知识资本概念的提出将企业信誉、商标、员工知识和忠诚、顾客满意、经营关系等这些被传统管理理论所忽视，但却日益成为企业重要资源和企业核心能力的组成因素整合在一起，并与企业的组织结构、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以及企业的财务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企业核心能力和经营资产。这样，企业的组织知识、顾客满意、产品质量水平、员工道德水平、专利和商标这些非直接资产就被揭示出来，它们互相作用、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企业的知识资本。因此知识资本概念拓展了物质资本与非物质资本概念，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整合在一起。就知识资本这一概念本身来说是革命性的，它揭示了企业和其他组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种以员工和组织的技能和知识为基础的资产，从而为企业的经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2.知识资本的构成。知识资本是人力资本和结构性资本的耦合，这里的结构性资本是指领导能力、公司文化和社会认可程度等因素的综合，知识资本的核心主要是指特定人才和技术的组合所拥有的创新能力和这种能力的持久性。知识资本的构成可表示如下（埃德文森和沙利文，1996）。
知识资本＝人力资本（未编码知识）+结构性资本（已编码的知识资产和经营性资产）
斯图尔特（1997）提出， 知识资本的价值体现在人力资本（humancapital ）、 结构性资本（Structuralcapital ）和顾客资本（Customer capital）三者之中。他称之为知识资本的H—S—C结构。 人力资本是指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与知识，它们是企业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这种人力资本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的，往往容易被忽视。结构性资本是指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组织文化等等，而顾客资本则主要指市场营销渠道、顾客忠诚、企业信誉等经营性资产。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顾客资本三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企业知识资本的增殖性资产。
而斯维比（1996）则将知识资本的构成分为三个方面：雇员能力（employee capability）、内部结构（inter structure）和外部结构（extra structure），这就是知识资本的E—I—E结构。
3.知识资本的管理。研究知识资本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对知识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对知识的创造、传递、利用和保护已成为知识企业获得并保持竞争能力的战略手段。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利润不是靠生产规模和产量，而是靠不断找出需要以及解决办法之间的联系。成功企业所提供的价值多来自劳务，即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研究、工程和设计服务，专门销售和咨询服务，以及把上述两方面连接起来的专门化战略、金融和管理服务。实际上只有这种价值才不易在世界范围内被模仿”（赖克，1994）。所以，创新和服务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知识经济使技术创新的思想可以源于多处，技术创新变得日益网络化，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新的企业类型应运而生——网络型企业，金字塔型的管理是大生产时代的产物，而网络型是多样化、分量生产的知识企业的主要形式。这样的企业结构看起来更像一个蜘蛛网，而不是金字塔，网络上的每一个结点，都是创新的源泉。这样的网络结构一方面极大地刺激每一结点的创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中层管理，降低了管理成本，消弱了官僚体制的。如下图所示，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型企业存在四类参与者：从事专门生产的生产者（蓝领阶层）、进行经营管理的管理者（白领阶层）、决定生产方向的创新者（金领阶层）、进行宏观调控的企业家。品行不端的金领附层和企业家将成为高科技犯罪者。
O：只有生产能力的蓝领阶层
A：有生产能力、 品德高尚而没有经营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蓝领阶层
B：品行不端有经营管理能力而没有创新能力的白领阶层
C：品行端正有经营管理能力而没有创新能力的白领阶层
D：品行不端没有经营管理能力而有创新能力的白领阶层
E：品行端正没有经营管理能力而有创新能力的白领阶层
F：品行不端有经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的专家型企业家
G：品行端正有经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的专家型企业家
4.知识资本的评估。在知识资本作为企业价值的主要源泉时，如何衡量知识资本的价值是知识企业管理者和资产评估机构面临的严重挑战。传统的会计制度不能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约翰逊（Johnson ）和卡普兰（Kaplan）两位著名的专家在他们的著作《相关损失》中，对美国微型集成电路行业因传统会计制度造成的失误作了描述：美国的生产厂家曾经不仅生产高密集成电路板，也生产低密集成电路板，高密集成电路板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知识投入，而低密集成电路板通过传统的会计计算似乎无利可图，付出的成本与费用都与高密集成电路板相差无几。由于会计在直接劳动的基础上分配费用，许多美国集成电路生产厂家将看似无利可图的生产线让给了外国的竞争者，这些外国的竞争者却使低密集成电路板的生产获得了发展，并且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利润。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世界著名的金融服务机构，瑞典Skandia公司在1995 年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份知识资本年报，埃德文森作为该公司的知识资本经理在知识资本的度量方法和知识资本的管理模式的建立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知识资本的评估和管理模型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将引起现行会计、企业财务模式的变革，而且也会引起股票市场评价方法和运作模式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衡量企业经营状况的方法将不再仅仅是企业的资产平衡表，而要考虑知识资本，知识资本报告将是未来衡量企业业绩的最主要的方式。
5.知识资本的利益分配。在《福布斯》杂志1992年列出的当年美国25个最富有的个人和家族中，70年代后白手起家、以知识获得财富的已占将近一半。1995年，这些人中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等人和他们的家族不但占据了最富有者名单的前3名， 而且他们的财产总和已大大超过了杜邦、洛克菲勒等老牌资本家家族，这些正是产生于新型知识经济环境中的知识资本所有者。
知识资本的出现将改写传统的分配理论。由于知识资本成为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的价值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得到充分的发挥，高附加值向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将更多地以知识为标准，传统的要素工资、职务工资将转变为典型的能力工资。古老的“知识就是财富”的格言将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最完整的证明。这种分配模式将具备下列特点：一是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将决定就业起点、方向和收入。二是保持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型雇员与其他人员的报酬将有显著的差距，知识水平的差异成为报酬差异的直接原因。三是按个人能力而不是按职务付酬，即付酬于人，而非付酬于职务，管理学家称此种方式为“能力工资”，以别于以前的职务工资。四是雇员分享公司剩余价值，将是知识资本所有权的一个发展方向。个人将按照知识占有的多少，直接占有企业盈利中更大的比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生产过程中“简单劳动成分”逐渐减少，公司财富的增值将不仅取决于主管的领导才能，而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个人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取决于雇员的智慧。同时，知识也将主宰社会财富的分配，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以追求知识取代直接追求财富作为主要目标，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将从追求有形的物质要素优势，转变成主要追求占有更多的无形的信息、科学技术要素以及创造知识、占有知识的人。知识占有的多少将主宰国家的兴衰，有形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占有较多无形的知识资本，崛起于世界的速度将更快，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就是证明。同样，有形资源丰富，但却依然极度贫困的非洲从另一方面进行了反证明。
（三）知识资本理论评析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将对经济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新知识、新技术、新思维和新概念将冲击传统的一切，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知识资本理论的提出为理解现代企业，尤其是知识企业的知识创新、传递、利用和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人力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桥梁。知识资本理论的创新在于其有效地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结构性资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企业战略知识管理中，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结构性资本有效互动，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进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这样，企业人力资本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将日益明晰，从而将人们的眼光引向了非直接性资产，引向了企业真正的价值所在——组织知识和技能，使企业真正找到成功经营的有效方法。通过知识资本评估，人们可以及时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人力资源、顾客忠诚等方面的收益，了解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发展情况，从而通过改善知识资本管理来有效促进知识资本的增殖。
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和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国家，将具备发展知识经济的巨大潜力，一个缺少科学储备和创新能力的国家，将失去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知识资本理论对中国知识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的管理实践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国的一些科技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优势，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结构性资本的支持，从而其人力资本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虽然一些企业用高工资、高福利、高报酬网罗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知识人才，但是整个企业却难以为他们个人知识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组织制度、组织设施和组织文化方面的支持与保证，难以有较为强大的经济资产为知识的商品化提供条件。因此，在结构性资本与人力资本不相匹配的情形下，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收益将是难以避免的结果。企业在评估有关人才的绩效及人力资源投资收益时，往往会因此怀疑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和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改革经济系统产出的主要变量，企业应将有关知识创新、产品创新放在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上，将人力资本与企业的其他组织资源相整合，建立对组织知识有效的战略管理。
我国的知识资本积累尚处于起步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比如对教育、科技的投入，自80年代以来，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在2%下下徘徊，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1 %。从1995年颁布《教育法》以来，我国教育投入连续三年没有达到规定的“三个增长”的标准。同时，科技投入占GDP 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下降，1990年我国研究与发展支出占GDP的0.91%，1994年下降为0.56%， 四年间下降1／3 以上， 而同期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发展经费占GDP的2.3%。从科技体制上看，我国的制度安排也不利于知识资本成长，科研机构规模臃肿庞大，重复建设和研究课题雷同，造成知识资本的分散，有限的科技投入被瓜分切片。象海洋研究领域，仅山东沿海就集中了从中央到省市的研究所27个，在人员结构上更是弊端突出，我国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工程师仅占全部在职职工的一半左右，科技投入的大部分被用在了“养人”上，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知识资本的积累，根据西方知识资本理论的有关论点，目前我国在知识资本的构成上，尤其缺乏人力资本的数量与质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可喜的中央已充分认识到了这个方面，朱镕基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多次提到“科教兴国”的战略，江泽民总书记也十分重视，这无疑对我国知识资本的成长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西方知识资本理论提供的新思想、新方法，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知识资本的积累将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