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南亚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亚地区的民族问题与宗教、种姓、语言、历史传统和领土纠纷等纠缠不清，并与区外势力的渗透和争夺相互加强。本文将从民族主义视角来分析冷战后南亚国家之间及其与区外大国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南亚民族问题的共性。
概念界定
民族是一种“对他而自觉为我”的社会分群形式，也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是被想象成范围有限、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注：参见〔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语言、地域、经济、血缘、宗教等因素可能是但并不总是一个民族的标志，而真正具有指标意义的应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称的“共同体被想象的方式”。
作为民族的信条，民族主义的内涵包括：一种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建立民族国家；在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某种将历史进程和政治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政治行动；意味着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超越其他任何对象（注：Carlton J.Hayes， Essays on Nationalism，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28.转引自王联主编：《世界民族主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8页。）。简言之，它是一种建国进程、一种理论信念、一种政治运动、一种共同体认同。
南亚八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运动既有差异，又存共性。地理上的相互依存和民族的跨境分布，使得一国的民族问题很难局限在边界内。经济发展、反恐斗争无疑是南亚各国在冷战后的燃眉之急，但传统的权力政治仍然主导该地区国家间关系；以宗教冲突、分裂叛乱、地方与中央的分庭抗礼、国家意识的刻意强调等面貌出现的南亚民族问题，往往成为国内权力冲突、国家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也深刻地影响着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分析层次
冷战后的南亚民族主义思潮有两大动力：(1)冷战两级体系瓦解。原来受体系束缚的国家获得重建国家认同或“国族认同”的机会，以期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此过程催生了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或“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2)国内的弱势民族和地方势力集中精力追求自身利益。这导致国内种种“次民族主义”(sub-nationalisms)的勃兴（注：“官方民族主义”和“次民族主义”均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用语，前者最初指民族和王朝制帝国的刻意融合，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第103页。本文将使用“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显然，两种动力一个在整合，一个在消解。
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是国家利益(存亡、兴衰、荣辱)至上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实践，着眼于国家统一和民心凝聚。就印度而言，它主要表现为“印度人意识”和大国梦想；而对尼泊尔、不丹等小国而言，则更多意味着对本国主权和独立地位的敏感。
在南亚语境下，国内层面的民族主义大致包括：一是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其主要依据是血缘和语言，指向地方自治或分裂叛乱，如印度东北部的分离主义和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独立运动。二是宗教民族主义(religious nationalism)。主要是指某种宗教或教派格外强调本教或本派的优势、排斥和打击其他教派的狂热信念和行为。其“希望建立一个宗教性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框架内，所谓的异教徒要么改变信仰，要么就被消灭掉。”（注：阿夫塞·卡利姆：《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载杨恕译：《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三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其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比如“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法律政治共同体，成员们在法律政治方面的平等以及共同的公民文化与意识形态”（注：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41页。），而较少考虑种族、语言、血缘等先天因素。具体到南亚，它主要体现为中央与地方在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中的争夺、独立建省(邦)的要求等。
当然，上述三种“次民族主义”在南亚现实政治中并非截然分开。比如，印度的民族、宗教、种姓与多党政治、选票政治纠缠不清。同时，“国家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中实际上一般是以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为核心的，但同时又以代表国家整体的面貌出现，在很多时候难免以忽视其内部的少数民族为代价”（注：朱毓朝、茹东燕：《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民族问题》，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第5页。）；各种“次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有这么快乐的一天，它们将要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第2页。）。
案例分析
由于南亚国家差异性较大，本文只能从中抽取四个国家、三类案例来进行分析：印度(大国)、巴基斯坦(中等国家)、尼泊尔与不丹(小国)。行文中有时也涉及四国之外的国家，因为南亚各国在地理、历史上本来就是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
(一)印度
1.冷战后印度的民族主义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的民族构成相当复杂。10.3亿的印度人分成100多个民族和400多个部族，其中最大的是印度斯坦族(约占总人口46％，其余民族均在10％以下)；从宗教信仰来看，印度教徒(8.27亿)占80.5％，穆斯林(1.38亿)占13.4％，其余分别是基督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等（注：2001年全印人口普查数据。See Malini Goyal， " Numbers Game" ， India Today， Sept.20， 2004， p.15.）。
印度的现代民族主义在反对英国的殖民剥削和种族歧视中诞生，其最初目的是独立建国和“经济与技术的自主”（注：Arun Swamy， " Nationalist Ideologies and Mis perceptions in India-US Relations" ， Special Report， May 12， 2000.http： //www.fpif.org/papers/india/index＿body.html）。根据上文提供的分析层次，冷战后的印度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主要包括：
(1)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是一种强调印度教至尊的理论体系和政治运动，声称要把印度建成“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门语言”的“罗摩(印度教主神)盛世”。印度教文化本身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所要振兴的并非印度教传统的‘忍’，更非甘地提倡的‘非暴力’，而是一种阳性、尚武精神”（注：黄绮淑：《印度原教旨主义怪圈》，载《天涯》2003年5月号，第186页。）。1984年锡克教金庙被捣毁、1992年阿约提亚寺庙流血冲突、2002年古吉拉特邦流血冲突，都证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暴力倾向。泰戈尔曾斥之为“严重的威胁”和“印度麻烦的根源”（注：Praful Bidwai， " Nationalism Gone Berserk" ， Frontline， Volume 19， Issue 03， Feb.02-15， 2002.http： //www.frontlineonnet.com）。
(2)印度官方语言的确定过程往往伴随着民族冲突。比如，印度政府曾试图把印地语定为联邦的官方语言，但遭到印度南部诸邦尤其是泰米尔族人的谴责和抵制、甚至威胁退出印度联邦。非印地语地区宁愿把英语当作官方语言，也要抵制“印地语帝国主义”（注：参见马加力：《印度民族宗教概况》，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5期。）。在确立各邦的官方语言时，不同民族也展开激烈的争斗。2000年11月印度成立了三个新邦，“主要理由不是为了行政管理和社会进步，而是因为民族、语言、种姓、党争等问题”（注：薛克翘：《印度民族凝聚力问题浅说》，载《南亚研究》2002年第2期，第71页。）。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缩小地区差异，印度政府曾立法保障低种姓和弱势部族的政治权利和就业机会，但这又引发了主体民族的不满和骚乱。
(3)一些地方邦出现分裂叛乱和恐怖活动等。比如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旁遮普邦锡克族的“卡利斯坦国”独立运动、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ULFA)的“自由阿萨姆国家”运动等，其产生均可溯源至当地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缺乏保障。
(4)从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来看，印度国内虽有宗教、语言、政党利益和地方利益本位的多种民族主义思潮，但它们在追求印度“大国梦”上却毫无二致。如，“90年代后期开始的印度人民党的宗教民族主义政策、印度教极端组织的宣传鼓动和行动，都与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注：参阅邱永辉：《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巴关系》，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5期，第18页。）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具体外化为印度人国家认同感的上升。2005年1月，印度政府宣布将承认所有在1950年1月26日以后离开印度的印裔的双重国籍。此举无疑是为了争取海外印度人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但也反映了印度建构“印度人意识”(idea of Indianness)的良苦用心（注：Arunkumar Bhatt， " Dual Citizenship for NRIs Who Left after January 26， 1950" ， The Hindu， Jan.8， 2005.）。
2.民族主义视角中的印邻关系
国土的辽阔和综合国力的雄厚使得“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邻国(除中国外)看成不配与印度比较的侏儒和非政治实体。印度是独一无二的、例外的、无可比拟的、永恒的”；“成百万的印度人被训练和引导去相信印度是‘天然的’伟大”（注：Praful Bidwai， " Nationalism Gone Berserk" .）。对本国的自豪往往建立在对“他者”的轻蔑或憎恶之上，而巴基斯坦和穆斯林长期以来就扮演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眼中“他者”的角色。印度的穆斯林常被指责为巴基斯坦派来的“第五纵队”，这常引起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谴责和反对。2002年古吉拉特教派冲突后，印度国防部长指责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参与其中，巴方则愤怒地予以反驳；2005年7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长期争夺的宗教圣地阿约提亚寺庙遭遇恐怖袭击，一些印度教团体要求政府中止印巴和谈，并指责巴涉嫌策划袭击。显然，“恶性发展的宗教民族主义扮演了促使印巴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角色”（注：邱永辉：《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巴关系》，第16页。）。
“印度的战略精英们对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印度感到既气愤又窘迫。巴基斯坦怎么能够和印度相提并论呢？孟加拉、尼泊尔和斯里兰卡那些小国更不值得一提。”（注：〔美国〕斯蒂芬·科亨：《大象和孔雀——解读印度大战略》，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这种印度沙文主义导致印度很难平等对待其南亚邻国。直至今日，印度仍坚持英国殖民时代的部分做法，比如要求尼泊尔和不丹在防卫和外交上接受印度的指导和“保护”。
3.民族主义与中印美三边关系
冷战后，区外大国逐渐发现印度的战略价值，印度战略家的宿愿也逐步实现：周边邻国的敬畏、亚洲强国的身份、世界舞台的玩家。其结果是印度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一些印度人敢于做超级大国梦，正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新情绪（注：See Liz Sly， " Buoyant India Aims to Become Global Power" ， Chicago Tribune， Jan.16， 2004.）。
对华关系是印度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改善中印关系已成为印度大多数政治势力的共识，但一些身居要职的强硬派坚信：只有在国力大致相当、“印度出现在中国的大国屏幕上”时，两国才有改善关系的可能。在其看来，印度周遭似乎遍布着阴谋颠覆、包围或遏制印度的敌人，中国无疑首当其冲（注：See Vijai K.Nair， " The Chinese Threat： An Indian Perspective" ，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Vol.1， Nov.8， 2001.http： //www.jamestown.org）。历史经验表明，印度的种种大国战略或信条，如“尼赫鲁主义”、“英迪拉主义”、“古杰拉尔主义”、“核武器复兴”等，都渗透着印度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情结”。
当前在印度的西藏流亡者是印度民族主义者(世俗的和宗教的)的历史遗产。在2003年、2005年的两份联合声明中，印度都向中方承诺，“不允许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反华的政治活动”，但在实际运作中印方并未放弃流亡分子这张牌，因为“一旦中国像夺走了班禅一样而获得达赖的机制，对印度就等于三个师兵力的损失。”（注：《印度鹰派对小活佛欲迎还拒》，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1月20日。）有时印度人甚至怂恿西藏流亡者出来打头阵闹事，政府再出面收拾残局以向中国示“诚意”。控制并利用西藏流亡者的做法或许是尼赫鲁时代“大印度联邦计划”的隔代遗传。
基于牵制中国和亚洲势力均衡，美国承诺帮助印度变成“21世纪的世界主要强国”，并加速“印美关系的战略性转型”。美国的示好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印度的自信和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也不能夸大美国对印度的影响力，因为雄心勃勃的印度人自己就想做大，而在大国之间游移只是其在冷战期间做法的延续。
(二)巴基斯坦
与印度相比，巴基斯坦的民族构成相对简单。整体而言，2004年1.49亿的总人口由四大民族组成：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政府曾以“两个民族理论”来构建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试图简化国家的民族构成：巴基斯坦只有一个民族，即“穆斯林民族”，其余是“少数教派”。但是，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最终还是认可“四大民族”理论。
旁遮普族(约占总人口的63％)是巴基斯坦的最大民族和主体民族，主要分布在最富庶的旁遮普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政策明显向该族倾斜，因此巴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旁遮普族的大民族主义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注：参见傅小强：《巴基斯坦民族宗教概况》，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2期。）。信德族(约占18％)是巴基斯坦第二大民族，在国家政权中处于无权地位，在经济领域也多受排挤，其在80年代曾提出“信德独立”的口号并得到印度的同情和支持。普什图族(约占11％)，主要分布在西北边境省，一度扬言建立一个包括阿富汗东部普什图人在内的“普什图斯坦”。俾路支省资源丰富但经济十分落后，俾族人在中央和本省政府中的政治代表稀缺，经济落后和政治无权为该省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土壤。此外，1947年从印度北部迁入的穆斯林要求在巴信德省南部新设一省，或者升级其所在行政单位的级别。可见，尽管巴民族成分较印度简单，但其民族问题的尖锐程度丝毫不比印度“逊色”。
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的国教，约97％的居民是穆斯林。其中，77％属逊尼派，20％属什叶派。20世纪80年代以前，教派冲突主要发生在逊尼派及其内部的“异端派”之间；但是，自80年代初期，教派冲突的主战场逐渐转向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显然，“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冲突不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文明冲突，而是伊斯兰内部不同观念的冲突，尤其是在巴基斯坦如何贯彻伊斯兰认同上的冲突。”（注：Stephen P.Cohen， " The Nation and the State of Pakistan"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2， p.113.）不过，尽管宗教极端势力有能力制造冲突、吸引世人目光，但其在国内的支持率并不高，伊斯兰政党在全国性选举中的得票率很少超过3％。
宗教民族主义的深层原因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经济和社会上失意的人最易成为消极民族主义者……那些生计面临风险的人在失望情绪有了发泄目标以后才会感到舒服。”（注：Robert B.Reich， " The Nationalism We Need" ， The American Prospect， Volume 11， Issue 2， December 6， 1999.）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肇始于旁遮普省中南部的小城镇，因为“那里人口过剩和工业不发达造成了大批的失业人口”（注：维·别洛克列尼茨基：《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演进与地区作用》，载杨恕译：《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和南亚的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46页。）。当经济无法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以及外来投资没有流入时，就会有几十万人受雇于“圣战工业”（注：A Conversation Between Husain Haqqani and Ashley J.Tellis， " India and Pakistan： Is Peace Real this Time? " "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 //www.ceip.org）。另外，由于受良好教育的什叶派随时成为袭击的目标而往往无奈逃离祖国，专业人才的流失反过来加剧了社会的贫困化和教育程度下降；教育资源的稀缺又促使“愈来愈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入免费的宗教学校，那里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和不宽容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各地未来的宗教战争培养弹药”（注：Ben Barber， " Pakistan' s Jihad Factories" ， The World and I Online， December 2001.http： //www.worldandi.com/public/2001/december/jihad.html）。这样，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令人绝望的恶性循环。在美国的反恐压力下，巴基斯坦领导人短期内必须在美国与国内宗教极端势力间走钢丝。从长远看，美国的南亚政策会不可避免地以印度为主，但美国不会抛弃巴基斯坦，因为陷入“失败”的巴基斯坦会带来多层面的地缘战略灾难，也给渴望秩序和可预见性的世界带来无数的不确定性（注：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2， p.118.）。
如果从国家民族主义层面看，就不难理解印巴关系为何难以突破：各项指标占尽优势的印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巴基斯坦生存和发展的致命威胁，印度也确实一直在压制巴基斯坦任何试图平起平坐的声音。
作为近邻，中国无疑非常希望巴基斯坦保持稳定。九一一事件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划清界限、并加入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阵营，但其边疆地区对伊斯兰极端势力仍然很有吸引力。2004年初巴军方在西北边境省部落地区击毙“东突”恐怖组织头目，证明那一带有“东突”分子在活动。另外，巴基斯坦国内的民族问题已波及中巴经贸合作。比如，由于在资源分配上俾路支省和中央政府矛盾不断，数个俾省民族主义组织反对中巴在该省合作修建瓜达尔港，声称该工程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其收益会被毗邻的旁遮普省占去。2004年接连发生的中国工程师遇害事件表明，中巴合作项目已不幸成为巴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要挟政府、提高要价的牺牲品。
(三)尼泊尔与不丹
巴基斯坦能与印度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分庭抗礼，尼泊尔和不丹则基本受制于印度。尼泊尔尚能保留一定的自主性；而根据1949年《印度不丹友好条约》，不丹实际上已沦为印度的被保护国，最终甚至可能变成印度的另一个“锡金邦”。
尼泊尔的民族划分既有种姓标准，亦有语言、宗教、历史因素。从来源地看，其民族可分三部分：一是土著民族，属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二是中国西藏的移民，保持藏族语言和文化；三是来自印度的移民。作为世界上惟一以印度教为国教的国家(印度教徒占85％)，尼泊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受印度教观念的影响，其民族问题夹杂着高种姓与低种姓、佛教与印度教、土著与移民、中央与地方、印度与尼泊尔的矛盾等。整体而言，尼泊尔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有两方面：
(1)社会经济停滞背景下的反政府武装叛乱。从国内民族主义层面来看，1990年尼泊尔实行多党民主制后，腐败的严重程度和规模都有所扩大，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民众对选举过程的公正性失去信心（注：See Anthony Davis， " The Rumbles Grow Louder： A Maoist Revolt Gets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 Asiaweek， Vol.26， No.9， March 10， 2000.）。结果，反政府武装毛派运动(Maoist Movement)所倡导的土地改革、民族平等、国家独立等主张给贫苦大众提供了新的选择，短短几年内该武装的活动和影响范围已渗透全国2/3的领土。
(2)印度与尼泊尔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1950年印度利用尼泊尔国内危机，强行与尼泊尔政府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条约规定尼泊尔只有通过印度才可以进口武器，同时需得到印度同意，并不得损害印度安全。尼方多次掀起修约运动，但基本无果而终。为了长期控制尼泊尔，印度投入大量的精力以笼络尼泊尔政客和代理人，而尼泊尔国内的叛乱活动也为印度操纵其政局提供了良机。对印度控制的警惕使得加德满都多次发生反印示威游行和骚乱。
从国家民族主义层面看，为维护独立地位，尼泊尔致力于外交的多元化，发展中尼全面友好关系是其关键组成部分。比如，尼泊尔有专家主张利用中国的铁路网以开拓新的贸易通道，从而摆脱过分依赖印度出海口的局面。另外，在尼泊尔属于藏文化的民族几乎占了尼泊尔总人口的一半，这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亲和力。2005年1月，尼泊尔正式关闭“达赖驻尼办事处”及其下属“西藏难民接待中心”，扫清了发展中尼关系的一个障碍。
与尼泊尔一样，不丹也夹在印度和中国西藏之间。由于印度的反对，中不两国迄今未能建交，但两国关系一直友好。不丹同中国、特别是同中国西藏地区有着悠久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历史关系，两国边境地区总体保持和平与安宁。
不丹人包括四部分（注：U.S.Library of Congress.http： //countrystudies.us/bhutan/19.htm）：阿洛族(Ngalops，亦称不丹族)，系9世纪前到不丹的西藏移民的后裔，是现代不丹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力量，正是他们将藏传佛教引入不丹；沙绰族(Sharchops)，族源可溯至北缅甸和印度东北部的部族；散居在小村落里的土著居民，其在文化和语言上与印度的阿萨姆邦、西孟邦相似。上述三部分人约占总人口的70％，剩下的30％是尼泊尔族(Lhotsampas)，信奉印度教，讲尼泊尔语，长期被排除在不丹政治核心之外。
从国内民族主义层面分析，不丹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的阿洛人和尼泊尔族人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夹杂藏传佛教(噶举派)和印度教的地位之争（注：参见张四齐：《不丹民族宗教概况》，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6期。）。1988年，不丹发起种族净化运动，引起尼泊尔族人的反抗。这又引发了不丹统治者的恐惧，担心这一抗争会使不丹重蹈锡金的命运(当时从印度移入锡金的尼泊尔人越来越多，并最终公决加入印度)。1990年9月尼泊尔族人推翻不丹君主政权的计划失败后，很多人逃入尼泊尔和印度。尼泊尔因收留了近14万尼泊尔族不丹人而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不丹难民也成为影响尼不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
不丹的国家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对主权的高度敏感，这尤其体现在印不两国对1949年《印度不丹友好条约》第二款的解读上：印度理解为不丹的外交受印度的“指导”，而不丹则认为它只是“寻求和考虑”印度的意见（注：John W.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 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 2001， p.176.）。此外，不丹顶住印度的压力，积极要求加入联合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边界谈判、邀请中方代表参加吉格梅·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国王的加冕典礼，都体现不丹对其国家主权的重视。尽管不丹曾多次表示不受1949年条约的约束，认为不必在所有外交政策上与印度商量，但终究因国力有限面临被吞并的危险。印度不仅向不丹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占该国财政的1/3)，还援建公路、机场、水电厂、水泥厂等，掌控着不丹经济。出于对主权的敏感，不丹制定了三大国家任务：一是在政治上保持强烈忠诚的民族感情，保证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的完整；二是经济上的自力更生；三是丰富和充实古代宗教和文化遗产（注：不丹皇家政府：《不丹——喜马拉雅山的王国》，中译本，载西藏网/藏学文库。）。1985年5月，不丹在南盟外长会议上提出把“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干涉内政和互利”作为今后指导南亚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足见不丹人对主权与独立的敏感。
结论
由前文分析，可大致总结出南亚民族主义思潮的共同特征：
(一)宗教问题与民族独立、自治、叛乱等现象纠缠不清。宗教深刻地影响着南亚人民的方方面面，一些民族的划分依据就是宗教信仰。上述案例说明，宗教往往是一些民族自治、独立、恐怖叛乱的主要借口。政治选举的狂热则强化了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利用。除上述案例外，2005年2月，孟加拉国取缔了以孟北为基地的两个伊斯兰组织，它们正是利用人民的宗教情绪来诱导年轻人制造混乱并制造炸弹袭击及谋杀事件（注：" Bangladesh Gov' t Bans Two Religious Groups" ， Dhaka， Feb.23， 2005.http： //www.chinaview.cn）。
(二)民族问题的根源是经济落后和社会不公，政令不达、政策失误则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经济停滞、官员腐败和民众绝望等问题长期得不到疏导，为教派冲突、分离叛乱、外国干涉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而一旦贫困、失业、政治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逐步改善，民族问题也会得到缓解。比如，巴基斯坦境内的普什图族曾一度掀起建立“普什图斯坦”的分离运动，但由于其经济情况好于阿富汗境内的同胞，也好于本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因此该运动逐渐淡化（注：参见傅小强：《巴基斯坦民族宗教概况》。）。
少数民族一般居住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与世隔绝导致当地的经济落后和排外情绪，宗教狂热和历史恩怨则进一步加深这种敌对情绪。比如，印度东北部诸邦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偏离印度社会主流，联邦政府的政令很难落实；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基本是“国中之国”，国家的法律条文在那里基本上不起作用；阿富汗从未形成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部族势力和部族认同强大；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则在全国2/3的领土内武装割据。这种全国政令不统一的状况既是民族自治要求或叛乱的诱因，也是自治或叛乱得以持续的条件。
国家权力被主体民族控制，导致国家政策和资源分配过于偏向主体民族。在经济发展方面，许多国家在资金调拨、资源分配、产业结构、贸易管理上存在排挤或偏袒某些民族的倾向，致使不同民族聚集的各地区经济发展上不平衡而引起民族矛盾的增多和加剧（注：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版，第56页。）。选票政治则导致弱势民族的不利境地的长期化和合法化。久之，弱势群体往往会萌生出脱离主体、自谋出路的念头。
(三)跨国民族往往是国家关系恶化的导火线，也是外力挑起代理人冲突的重要载体。南亚地区的克什米尔人、普什图人、俾路支人、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尼泊尔人等，都是跨国而居的民族，而南亚的火药桶也往往位于这些民族的聚居地。比如，斯里兰卡约18％的人口是泰米尔族(Tamils)，而印度的泰米尔纳杜邦则居住着数量更多的泰米尔人。斯里兰卡泰米尔族争取权利或地位的运动，往往得到印度南部泰米尔人的支持，这经常导致印斯的外交纠纷。又如，印度为了牵制巴基斯坦，曾经同情并支持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分裂运动，成为支持信德地方主义的主要外力。阿富汗的普什图人长期得到巴基斯坦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并与俄罗斯支持的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人矛盾不断。这种外部势力在背后推动的民族矛盾，加上宗教狂热和部落割据，使得阿富汗成为混乱之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活动基地。社会经济导致的民族问题成为国家间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而国家间对立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又进一步导致经济环境恶化和社会绝望，这是南亚地区很难摆脱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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